（本文系贾康先生2018年9月22日在浙江兰溪召开的新莫干山会议总结阶段的发言）
感谢文炼主任，大家好！我抓紧时间尽量简短地谈一下想在这个场合特别强调的解放思想问题。因为我们这次的新莫干山会议，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大家都在围绕怎么样以改革开放继续推进现代化事业来努力贡献我们“莫干山人”应该有的一些建设性的东西。前段时间，有媒体采访我说，希望给出我心目中纪念改革开放40年应该提出的关键词，我很快写了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解放思想”，因为现实中解放思想具有改革开放大前提的意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真正贯彻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第二个我写的是“以人为本”，因为大家一直在反复探索：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只有以人为本，才能深刻理解现代化诉求的内涵和根本逻辑；第三个我写的是“创新发展”，只有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才能于攻坚克难中使“中国梦”梦想成真。在这个视角上，我注意到今年有高层非常明确的指导意见， 1月23号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深改组第二次会议上，主题就是强调“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新的突破”。按这个视角继续往下说，我想提出新一轮解放思想，在当下有至少6个方面值得我们抓住抓好的要领。
第一，再次强调思想解放，就必须进一步强调和贯彻落实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牢牢把握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与最大实际。这个“最大实际”的用语是总书记十九大报告中明确的表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摆脱屡屡兴风作浪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不良影响，抵抗噪音与干扰，才能在思想认识和实际行动中，确有把握防止“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为害甚烈的错误再次损伤和破坏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其实在这方面，草蛇灰线，大家自有联想：十九大之前、十九大之后和最近思想舆论界的轩然大波——这样局面下我们需秉持的一个应对风云变幻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就是十九大说的这个没有变。在我们实事求是这个最根本的基点上，要认清我们所处的阶段不能超越。我们党的历史上，国家现代化发展历史上，危害最烈的就是这个左，我们应该重温邓小平南巡中的警句，“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第二，再次强调解放思想，就要注意坚持和发展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我们的研究者），这是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应有作为。马克思在他有生之年形成的经典文献里，确实有“消灭私有制”的话语，但如把相关文献都看下来，你还得注意到，在后面跟着他还特别强调了共产主义者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他只是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应怎样在这方面往前探讨呢？在他揭示相关一系列规律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他认为可以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由于过去有很多思想上的框框，我们对这个重要思想的探讨是远远不够的，其实马克思这个思想是紧密结合着已经在《资本论》里明确表述的股份制对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扬弃”，而且他区分了消极扬弃和升级了的积极扬弃，再可以对接到现在中央已经认识到的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而且可以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股份制可以发展出来的混合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个积极扬弃的空间，是不是值得我们很好地进一步分析认识和结合实际来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认清这个方向，那么就不是“谁消灭谁”的问题，而是总书记早已经说得非常到位的“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推进包容性发展。我们现在的创新已经推到了共享经济的前沿，另外早已经有了核威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使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为极小概率事件。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是邓小平所说再也不可错失的这样一个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期。这里面又有中国和世界各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哲理，是直接呼应着我们要全方位理解的人类文明发展潮流。
第三，再次强调思想解放，就需要正视已经形成的利益固化藩篱而求其破解。中国改革中只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空间已经用完，业已十分坚固的部门利益、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局限性，相当广泛地表现在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与发展事项上，正日益凸显其惰性和阻碍作用。但是，“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因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改革开放以来的动力机制，初始就是“明确物质利益原则”而抓住发展硬道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而奋斗”，但正如邓小平晚年所说，当发展起来之后，问题并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比如，如何针对收入差距扩大情況下部门、地方、小团体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固化，升级改造相关体制机制、优化再分配，已成为十分得罪人、十分棘手但非解决不可的难题。新一轮思想解放，势必要求在继续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的同时，反思并直言不讳指出利益格局从原来的“平均主义”向新阶段的“过度分化”的演化，及其相关的新的不公正的弊端，借鉴收入再分配调节的基础性制度建设与政策运用的国际经验，并密切结合中国实际，设计实施攻坚克难的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行基本社保的全社会统筹、“大部制”与“扁平化”和落实省以下分税制、以及从官员开始实行财产申报制度配合反腐倡廉等改革方案。对方方面面刻意回避的“得罪人”的难题，需要捅破其窗户纸，就是新的思想解放的重要任务之一，而鼓起捅破这层窗户纸的勇气，却正是要求改革者牺牲自身利益而出以公心的同时，中国社会必须进一步强调给改革者“有所作为”空间的极端重要性。中央新近文件再次强调了“允许改革者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原则，但实际生活中还需要在审计、纪检等实力监察部门那里使之可操作，否则非常容易“攻某一点不及其余”，“什么都不做最安全”，“为官不为”，“一个人干事六个人监督挑毛病”，结果是形成“逆向淘汰”。
第四，再次强调解放思想，就需要正视已经出现的极端化思维和观点交锋中的暴戾氛围，努力对此加以矫治。一方面应该在某些贴标签式的问题上继续把握邓小平称作他一大发明的务实明智的“少争论、不争论”来引领舆论倾向。另外一方面又需要在无法回避争论，也有必要深化认识的思想领域，培育和倡导理性讨论的国民素质，充分尊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学术发展规律。过去我们党的传统里有非常好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这样一些重要的指导原则。我们的宪法、党章、改革开放基本路线中，也早已经包括观点交流、理性讨论的坚实政治基础和相关的思想空间，理应用好用足。我们应该在这种传统和现实的基础上，鼓励创新发展、容忍试错失误，抑制恶俗弱智，开阔国民心态，争取从混沌中间走出澄明激越，凝聚正气，催人奋进的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之路。我觉得这也是思想解放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第五，强调解放思想，一定要正视中国官场和社会仍然流行的一些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思维定势与不良的行为方式，力求摒弃。时间关系在此只强调一点：我们现在的公权体系的实际执行能力，为什么屡屡表现为明显滑坡？好的原则，正确的方向，执行起来却可能一塌糊涂。那些强拆，那些什么驱离低端，讲起来整治市容、防范事故隐患、促进环保、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等等，原则都十分正确，做起来却是鸡飞狗跳，完全不顾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好传统，粗暴打击了很多人的生计，打击我们经济繁荣从底层开始的现实支撑。军队不得经商，非常正确，为什么不把在北京还有其他很多城市直接关系到经济繁荣的这些军队单位沿街门面委托给地方？本是已有经验的很简单的处理，结果却是通通拆光。这些事情实在不好理解，我认为这已不是一个现在一些官员思想觉悟高低的问题，一定是我们的体制里有它深刻的毛病，这种思想解放，要对应到克服只知看领导眼色急于“火线立功”的不良思维定势和毫不反向思维群众疾苦和体恤民情而来的不当行为方式上，要落到我们的配套改革层面上，一起来解决问题。
第六，再次强调思想解放，一定要把握好中央已经明确表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针和现代化的主线，于攻坚克难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澄清思想迷雾，力求决战决胜。供给侧改革对我们的挑战是非常明显的，是要守正还要出奇，出奇还要争取制胜。各部门、各单位、各地方，都必须落实在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上，落实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力释放上。
结束之前，我也想再呼应一下前面发言者说到的莫干山精神。我记得当年参加莫干山会议，后面有一个专门安排的所有会议代表的集体活动，是海宁观潮——那边正好碰到了钱塘江大潮这样的场景。这个海宁观潮使我想到1977年，知道恢复高考时，我要赶快补习历史知识，跑到历史博物馆，看到在展台里摆放的孙中山先生也是海宁观潮之后所题写、成为墨宝的那幅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当时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国，孙中山先生想的是振兴中华我们要抓住什么只能顺应、不可违拗的世界发展潮流？做了几十年研究，我觉得概括起来应是：工业化——这是必须抓住的发展大潮，中国必须在工业革命落伍以后，改变落伍状态，从追赶到赶超；跟着的是城镇化，不能再像“上山下乡运动”式逆城镇化；还有就是“改革开放”四个大字表达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再加上现在的高科技化或者信息化，以及我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上面还要有政治文明的民主化、法治化。我觉得莫干山精神，就要让我们一代一代人在莫干山式的创新轨道上继续探讨，所有这些志同道合者，要把握住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我们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和应有的工作贡献。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