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常被视为“积贫积弱”的时代，其实“积贫”纯属误解，正如宋史专家漆侠所说：“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至于文化，宋代则堪称古代中国巅峰阶段，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学者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学者李约瑟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这两个结论分别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宋代文化所达到的高度。正是在文化高度发达的大背景下，宋代的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在古文、诗、词、书法、绘画、小说、戏剧等各个领域都是奇峰突起，宋文、宋诗、宋词、宋书、宋画、宋塑、宋话本、宋杂剧、宋南戏等都成为光耀中国文艺史的专有名词。宋代文艺的总体成就前迈汉唐，后启明清，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鉴古知今，宋代文艺高峰对当代文艺建设有着多方面的启迪意义，择其要者，有以下四个方面。

“文以载道”精神的高扬

北宋建立后，鉴于中唐以来藩镇强盛、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宋王朝决定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朝廷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人担任。由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文臣成为宋代官僚阶层主体。这些措施使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以国家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是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风貌。宋代的理学思想主要是士大夫阶层主体意识的理论表现，如程颐、朱熹等理学家自矜掌握了古圣相传的安身立命之道，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杨万里等文士也热衷于讲道论学。宋代的士大夫往往怀有比较自觉的卫道意识，并积极地著书以弘扬己说，摒斥异端。在北宋后期，即有王安石与司马光、二程等人的新学、旧学之争，旧学内部又有以苏轼为首的蜀学与以二程为首的洛学之争，南宋则有朱熹与叶适、陈亮之争。翻开宋人的文集，几乎总能找到论学的文章，有时这种议论还旁溢到诗歌中去。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儒家一向重视“文”与“道”的关系，唐代的韩愈首倡“文以贯道”的思想，但这种观念到宋代才真正得到高度重视。从宋初的柳开、穆修开始，宋人对文道关系反复地进行论述。他们的具体看法虽然不尽一致，例如柳开、石介等人的观点矫激偏颇，而欧阳修的观点则平正通达，但在总体倾向上，都对“文以贯道”的思想表示认同。理学家则表现出更浓厚的理论兴趣，周敦颐率先提出“文所以载道”（《周子通书·文辞》）新命题，更加强调“道”的第一性。“文以载道”思想在宋代文坛上占据统治地位，例如苏轼的蜀学被程、朱视为异端，但苏轼的文道观实质上与“文以载道”相当接近，只是他所认可的“道”内容比较宽泛而已。“文以载道”其实是一种价值观，它把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置于审美功能之上。一般来说，文学作品必然蕴含着思想意识，即使那些单纯的抒情作品，无论所抒之情是喜、乐还是怒、哀，其中必然包含着某种思想倾向，诸如对国家人民的热爱、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乃至对山水花卉的欣赏；或是对侵略者的仇恨、对悲惨生活的哀怨，乃至对毒蛇害虫的嫌恶，都是一种价值判断，包蕴着某种思想意识。“道”就是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则是用来表达思想意识的手段，如果没有“载道”目的，“文”的意义何在？“道”本是文学作品的精髓和灵魂，“文以载道”才会使作品具备充实的内容和丰富的意义，以及感动人心的丰盈力量。至于那些毫无意义的无病呻吟，或是诲淫诲盗的污秽之作，显然并不是真正的“文”。宋代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宋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被视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描写民瘼或抨击时弊成为整个文坛的创作倾向。虽然宋诗中缺少像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新乐府”那样的名篇，但此类主题在宋代诗坛的普遍程度却是超过唐代的。即使是以“浪子词人”而闻名的柳永也写过刻画盐工悲惨生活的《煮海歌》，而一向被看作专重艺术的词人周邦彦也作有讽刺宋将丧师辱国的《天赐白》。社会政治功能的加强，使宋代诗文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骨力。

忧患意识与爱国主题

儒家强调个体对社会应有责任感，应有忧患意识，正如《孟子》所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宋代士大夫发扬了这种传统，他们的国家主人公意识十分强烈，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家隐患。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正是宋代士大夫集体追求的人格风范。由于历史原因，宋代国势不如汉、唐那么强盛。北宋开国之初，北方被五代石晋割让出去的燕云十六州仍然归辽人统治，而南方曾为唐代流放罪人之地的驩州一带已属于越李朝的版图。到南宋，更是偏安于淮河、秦岭以南的半壁江山。从北宋开国到南宋灭亡，宋王朝始终处于强敌的威胁之下。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深沉的忧患意识对宋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主要的便是爱国主题的高扬。爱国主题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每逢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这类主题便会放射出异彩，从屈原到杜甫的文学史实已经昭示了这种规律。宋代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300年间外患不断。这样，宋代的作家就势必对爱国主题给予格外的重视。

北宋时期，辽和西夏经常侵扰边境，宋王朝无力制止，就以每年供给巨额财物的条件求得妥协。这种屈辱的处境成为士大夫心头的重负，也成为诗文中经常出现的题材。从王禹偁的《唐河店妪传》、苏舜钦的《庆州败》到王安石的《阴山画虎图》、黄庭坚的《送范德孺知庆州》，以爱国为主题的佳作层出不穷。即使在婉约风格尚占统治地位的词坛上，也出现了苏轼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和贺铸的“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六州歌头》）那样的雄豪之音。从北宋末年开始，更强大的金、元相继崛起，铁马胡笳不但骚扰边境，而且长驱南下，直至倾覆了宋室江山，在中国建立了非汉族统治的新朝。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抗金、抗元斗争中，爱国主题成为整个文坛的主导倾向。山河破碎的形势、和战之争的政局，是任何作家都无法回避的现实。即使是以婉约为主要词风的姜夔、吴文英，也在词中诉说了对中原沦亡的哀愁。而崇尚隐逸的“四灵”和行谒谋生的江湖诗人，也写过不少忧国的篇章。这些作品虽然情调不免低沉，但同样属于爱国之作。当然，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陆游、辛弃疾等英雄志士的激昂呼声。正是他们的作品，把爱国主题提高到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宋代文学注入英雄主义和阳刚之气。以陆诗、辛词为代表的南宋文学，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心声，而且维护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和尊严。从那以后，每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总是会从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这是宋代文学最值得称颂的历史性贡献之一。

继承遗产与推陈出新

当宋代诗人登上诗坛时，他们仰望唐诗，犹如一座巨大的山峰，宋代诗人可以从中发现无穷的宝藏作为学习的典范。但这座山峰同时也给宋人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唐诗的阴影。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从而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谚云极盛之后，难以为继，宋诗的创新具有很大的难度。以题材为例，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这样宋人就很难发现未经开发的新领域，于是宋人在唐人开采过的矿井里继续向深处挖掘。宋诗在题材方面仍有成功的开拓，主要是向日常生活倾斜。琐事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比如苏轼曾咏水车、秧马等农具，黄庭坚多咏茶之诗。有些生活内容唐人也已写过，但宋诗的选材角度趋向平民化，比如宋人的送别诗多写私人交情和自身感受，宋人的山水诗则多咏游人熙攘的金山、西湖。所以宋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多的是普通人，而不再是盖世英雄或绝俗高士，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

在艺术上，宋诗的任何创新都以唐诗为参照对象。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宋代许多诗人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新生的。比如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万里的活泼，都可视为对唐诗风格陌生化的结果。宋代诗坛还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苏、黄的诗学理想是殊途同归的。苏轼崇陶，着眼于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黄庭坚尊杜，着眼于晚期杜诗的“平淡而山高水深”。可见他们追求的“平淡”，实指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唐诗的美学风范，是以丰华情韵为特征，而宋诗以平淡为美学追求，既是对唐诗的深刻变革，也是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经过宋人的巨大努力，宋诗终于与唐诗并驾齐驱，成为古典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典范。正如缪钺所云：“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钱锺书则云：“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宋诗与唐诗既各树一帜，又互相补充，成为古典诗歌美学的两大范式，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雅俗共存与以俗为雅

从整体来看，宋代文艺有趋于世俗化、平民化的倾向，从而产生雅俗共存的时代特征。一方面，在士大夫手中，作为正统文艺样式的诗文、书画十分兴盛，而且依然保持着高雅、严正的姿态，牢牢地占据着大雅之堂的主要地位。另一方面，民间伎艺也十分发达。宋代城市繁荣，经济发达，市民阶层兴起，繁华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说话、杂剧、影剧、傀儡戏、诸宫调等艺术迅速兴起和发展。这两类文艺形式分别适合不同社会阶层对文化生活的特殊需求，也适应各个社会阶层审美情趣的不同倾向，共生共荣，互不排斥。这种雅俗共存的繁荣局面是宋代文艺的总体时代特征，是一个健康发展的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更值得称许的是，宋代文艺的雅俗共存并不是泾渭分明、严守畛域的不同板块，而是互相影响、互相交融的共生状态。话本小说本是服务于市民阶层的说唱艺术，但是其“入话”部分常以诗词“起兴”，例如《碾玉观音》这篇宋话本，开篇便引用王安石、苏轼等人的咏春诗词多达11首。无怪宋末罗烨《醉翁谈录》中评价说话人云：“小说纷纷皆有之，须凭实学是根基。开天辟地通经史，博古明今历传奇。藏蕴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这分明是通俗文学对雅文学的倾慕与靠拢。南戏本是宋代民间艺人创造的新兴艺术样式，它在形式上综合了宋代众多的伎艺，如宋杂剧、影戏、傀儡戏、歌舞大曲，以及唱赚、缠令等在表演上的优点，与诸宫调的关系则更为密切。南戏虽是典型的宋代俗文学，从曲牌来看，其实也是雅俗并存的，既有《麻婆子》《赵皮鞋》等产自市井的“下里巴人”，也有从词牌中移植来的《烛影摇红》《祝英台近》等“阳春白雪”。

更重要的是，宋代文艺的主体作者即宋代士大夫在文艺创作时具有融合雅俗的审美心态，从而实现了以俗为雅的境界提升。宋代的儒、道、释三种思想已在哲理的层面上有机融合起来，三教合一成为一种时代思潮，这使得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首先，士大夫对传统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不再是互相排挤的两极。其次，宋代文人采取了新型的态度，不像唐人那样张扬、发舒，而是倾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在现实生活中，宋代的士大夫多采取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生活中的雅俗之辨应该注重大节而不是小节，应该体现在内心而不是外表，因而信佛不必禁断酒肉，隐居也无需远离红尘。随之而来的是，宋人的审美态度也世俗化了，这就促成了宋代文学从雅俗之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宋词的兴盛便是其典型表现。宋代文人用诗文来表现有关政治、社会的严肃内容，词则用来抒写纯属个人私生活的幽约情愫。这样，诗文和词就有了明确的分工：诗文主要用来述志，词则用来娱情，成为士大夫宣泄衷肠的合适渠道。由于词被看作是用于抒写个人情愫的文体，很少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约束，因而文人可以比较自由地抒写内心款曲，词体也因此能够保持自身的特性，取得独立的地位。同时，在社会下层，由于经济发达、都市繁荣，民间娱乐场所也需要大量歌词，士大夫的词作便通过各种途径流传于民间。更有一些词人直接为歌女写词，如柳永常常出入于秦楼楚馆，北宋中后期的秦观、周邦彦也都为歌伎写了不少词作。社会对词作的广泛需求刺激了词人的创作热情，也促进了词的繁荣和发展。当然，随着词体的发展和创作环境的变化，宋词并不是一味满足尊前筵下、舞榭歌台的需要。如苏轼的词作，自抒逸怀浩气；辛弃疾的篇章，倾吐英雄豪情，便不再与歌儿舞女有关。但就其整体而言，宋词的兴盛是与宋代都市的繁荣和文化娱乐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宋词在整体上具有以俗为雅的性质。

上述4个方面不是宋代文艺的全部特征，也只是宋代文艺达到巅峰状态的部分原因，它们对宋后历代的文艺创作有着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不可能也不应该在现代消失得无影无踪。笔者认为，我们对宋代文艺的上述特征当然不能生搬硬套，但应该看到其中蕴藏着宝贵的历史经验，加以认真研究，继承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