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现代化道路”，亦可表述为德国近现代历史的“独特道路”（Sonderweg，或译为“特殊道路”、“特有道路”），主要讨论19世纪以来德国历史进程是否存在含有延续性特征的独特元素，并对这些元素发挥的历史作用加以价值评判。

目前，学界流行的说法大致可分为两类四种：第一类承认存在一条“德国现代化道路”，但对其评判大相径庭。颂扬论认为这条道路符合“德意志本性”，足以同西欧北美式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并驾齐驱。批判论认为这条道路导致德国政治与经济“不平衡发展”、“非自由主义文化”盛行，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纳粹极权体制建立。第二类否认某条“德国现代化道路”曾经产生过决定性影响。普遍论认为欧洲各国的现代化道路都是相同的，德国并无特殊性可言。多样论则提出德国现代转型实际上包含多条“独特道路”。

不同观点以及彼此间的争议，有利于进一步澄清德国历史发展的条件、路径与影响。笔者认为，“德国现代化道路”是存在的，这条道路并未止于1945年，而是通向当代。它在“不确定的”地理空间内孕育发生，集中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表现出“强人期待”与“妥协实践”的双重心理，并与战争及其记忆文化息息相关，其实质是“特殊性”与“普遍性”为一体的“纠缠态”。

一、在“不确定的”地理空间内孕育发生的现代化

布罗代尔曾言，地理空间是影响一国长时段发展的关键因素，因为“一种不变的历史，符合地理学标准”，“空间的模式是至少能部分地解释社会实在的地图，他们对各种社会现象和各种时间运动都有真正的规范价值”。对于德国现代化而言，这一点曾被视作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一些“地理决定论者”反复强调，德国处于“具有地缘政治性的地理位置”的欧洲中心地带，以此论证德国既不向西也不向东的“中间道路”的必要性。然而，这种观点过于简单。

德国在历史上有过“中间之国”（Staat der Mitte）名称，且长期处于欧洲贸易路线中间地带，在族群上介于西部凯尔特人与东部斯拉夫人之间，近现代发展亦时常有“两线作战”之虞。但决定德国内政外交发展的地理因素，并不仅仅在于它的方位，更同其自身涵盖的区域范围密不可分。

如果说，具有明确地理边界的民族国家，是世界现代化发展道路中的常见要素，那么，德国的现代化道路则提供了另一种图景。德国最近两百年的领土变迁极为特殊，换言之，并非某种“确定的”地理空间决定德国现代化的形式与方向，而是地理空间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德国的现代化道路，进而使其近现代历史跌宕起伏，形成多次迂回转折，直接影响内部政治观念与外部交往关系。

就内部政治观念而言，“什么是Deutschland（德国）”的问题困扰德国人长达两百年。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文化民族主义观念盛行时，“Deutschland”不过是一种地理概念。席勒甚至表示，德意志人“希望形成自己的国家”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应“更自由地发展为人”。诗人阿恩特（Enrst Moritz Arndt ）说，德意志人的家乡就是“有德意志母语声音回荡”的地方。在拿破仑战争冲击下，“政治民族”理念逐渐盛行，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成为19世纪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然而，1871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并未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它把奥地利排斥在外，是“小德意志方案”的结果，让“大德意志主义者”愤愤不平。此后，“德奥合并”问题成为牵动中欧地缘政治的关键因素，直接影响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诸多选择，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与奥地利合并的诉求、30年代初德奥经济同盟的设想、1938年德奥合并等。一战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因《凡尔赛条约》之故，统治区域大幅缩减。在残缺的地理空间内，“恢复领土”成为这一时期最具号召力的政治标语。政学两界高度关注“境外德意志人”（Volksdeutsche），推进所谓东方学研究。希特勒上台后，不仅恢复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区域，而且东进西扩、北上南侵，占领了11个欧陆国家，建立起所谓“大德意志国”。1945年，德国因战败失去大量领土，被一分为二，东部疆界向西缩减。在两个以“德意志”为名的地理空间内，出现不同的发展道路。直到1990年两德统一后，所谓“Deutschland”的地理空间才最终稳定下来。

就外部交往关系而言，德国的欧洲观尤为复杂。在德国启动现代化进程之前，以“神圣罗马帝国”之名存在的传统国家形态，蕴含着对欧洲统治权的诉求，毕竟在近千年的历史中，唯有德意志人才能在欧洲获得名义上的“皇帝”头衔。这种帝国心理一直影响着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人，如“帝国”（Reich）一词被列入从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到纳粹德国的官方国名中。当然，“帝国”占据的地理空间始终不确定。它可以在1871年跨出德意志民族聚居区，延伸至阿尔萨斯—洛林的法兰西民族之地，也可以在19世纪末帝国首相比洛“追逐阳光下地盘”的宣言中扩展到世界各地。在纳粹德国建立“大德意志国”进而称霸世界时，“帝国”的地理空间达到历史巅峰。二战后，德国的发展受限于两大阵营的整体布局，地理空间失去继续游移缩胀的可能。由此，德国外交方向不得不从“德国中的欧洲”转变为“欧洲中的德国”。冷战期间，两个德国分别是美苏阵营里的佼佼者，尤其是联邦德国，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动者。统一后的新德国担负起欧盟“发动机”的重要责任。

简言之，德国现代化道路的地理特征，不仅体现为欧洲中部的地缘政治性，更体现在两百年间无法确定下来的实体存在空间，以至于不得不面临民族身份认同的内外建构困境。这是理解德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第一把钥匙。

二、集中体现“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的现代化

理解德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第二把钥匙，在于其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时间特性。在西欧北美的早期现代化国家，现代性是逐次展开的，它们没有可以遵循的模板，在自身历史演进中发生发展。与此相反，德国现代化进程启动时，不得不面对明显的时间错落感，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传统治理机制、统治精英、文化观念继续存在；另一方面，来自西欧北美的政治方案、时代“新人”、文明精神，伴随革命运动、工业变革以及城市化接踵而至。这就是“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Gleichzeitigkeit des Ungleichzeitigen）的德国现代化。

“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揭示了传统与现代两种时间维度在德意志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叠加状态。例如，在1750—1850年的“鞍型期”，德语世界在现代化起步初期便存在很多概念或语义不变、转化或消失情况，“Revolution”一词的传统语义“循环”与现代语义“革命”在此时共存，反映了该时期德意志人在观念上的多样性。再如，俾斯麦一方面承认1848年革命开创了新政治秩序，认为“普选是一项合理的原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却继续推崇君主制，将之视为唯一具有力量的政治体制。显然，德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人物也免不了表现出“雅努斯的面容”（即具有双面性、矛盾性），因为现代社会观念的形成绝不是线性统一的。

“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在某些方面“延缓”了某些现代性要素的出现，例如，德国资产阶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才真正掌握国家权力，以至于“不问政治”的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颇为流行。史学家斯特恩（Fritz Stern）甚至认为，德国社会长期存在所谓“非自由主义”（Illiberalism）文化，即由于缺乏革命而“从未有过成功违抗权威的经历”，表现为“一种公民未成熟状态”。但在另一些方面，传统思维则成为现代性建构的“推进”因素，例如，德国之所以成为社会保险体制的先行者，同19世纪初以来国家干预主义传统息息相关，即“自上而下的改革传统”。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眼中，社会保险立法正是国家作为“工人保护者”角色的体现。

进一步看，在陷入“经典现代性危机”（Krisen der klassischen Moderne）之际，针对“不同时代之物”的处理方案，或许还是一种“创新”之举。“经典现代性”起源于西欧北美的原初现代化之核心特征，如生产和经济组织的资本主义化、官僚化，社会与文化日益“理性化”，大众日常生活“社会纪律化”与“正常化”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典现代性”达到顶峰，但也意味着危机开始。一战爆发前，现代性的两面特征已展露无遗，如激情与悲观并存，民族崛起期待与民族排斥恐惧共在，经济增长与发展危机伴生。

魏玛初期，马克斯·韦伯参与制宪讨论时，在结合德意志传统及美、法、瑞士等国模板基础上，提出在议会权力之外设置一个“全民选举产生的总统”，以此形成二元结构，保障中央权力均衡性。当然，他更期待全权总统能够适时结束议会混乱局面。韦伯写道：“建立在革命合法性之上、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国家总统，面对拥有独特权利的国家职位，或许拥有议会选举产生的总统不可比拟的另一种权威。”但他又不赞成美国形式，因为“美国方面承认，总统职位的选举也存在糟糕一面，且耗资巨大。这一点至少部分源于分赃系统”。这就是极具争议性的魏玛宪法第48条核心观念的来源。虽然它最终因总统个人民主素养的缺失成为共和国灭亡的原因之一，然而，这一想法在当时应属首屈一指的政治现代性改革成果。

德国在经济社会政策上的现代性探索，即二战后出现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或“莱茵模式”，至今仍广受称道。一些德国经济学家并不愿意简单复制美国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而是试图结合各种世界观，因为“每一个自由秩序都需要加上保障机制，以便使它能满足当今社会的道德主张”。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继承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社会公正理念，另一方面吸收基督教社会教义和宗教伦理思想中的经济秩序观，并结合战后西方经济理论创新而生。这种经济现代性模式被视作与英美国家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并驾齐驱的现代市场经济形态，为许多国家效仿。

在面对欧美现代化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时，哈贝马斯坦言，作为现代化结果的“现代性”，至今仍是“未完成的方案”，因为“现代”（Neuzeit，在德语中，该词又可译为“新时代”）这种纪元意识会不断发展，每一个时代都把自身视作时间维度上的“现在”，并把那些能够在价值维度上更新时代精神的存在物，界定为具有新意的“现代产品”。进一步来看，当时间向前迈进，被视作具有“现代性”的一些存在物（无论物质还是精神产品），也有可能在时间维度和价值维度上成为“过去”或“传统”。换言之，作为时间概念的“现代”，并没有抵达边界；在所谓“现代时间”里出现的新事物，也不过是前后相继的实验而已，并不具有永恒正确性。事实上，“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的时间体验及应对策略，既反映相关国家的特殊性，又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构成现代性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三、“强人期待”与“妥协实践”并行的现代化

不少研究者热衷于讨论所谓“德意志人的特性”，及其同纳粹夺权和独裁体制的关系。思想家埃里希·卡勒尔（Erich Kahler）说，“德意志人民的特性是作为德意志历史的创造物而出现的”。从民族大迁徙时期开始，德意志人的特性和命运便已注定；随后在中世纪德意志社会和文化结构影响下，形成内心的不安全感以及对权力的诉求。宗教改革“造成了德意志诸政府的特殊权力主义和德意志中产阶级的特殊的谦恭驯顺”。历史传记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认为，德意志人的性格是“双重的”，“德国的统治阶级从来不能代表德国的文化，德国文化是被统治阶级创造出来的”，但前者“掌握方向盘”，以至于德国“一再走上野蛮主义的道路”。这样一些论调后来成为盟军推行“再教育”的理论根基，并不断出现在欧美学界对德国历史的述说中，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戈德哈根（Daniel J. Goldhagen）便指责德意志人拥有“灭绝性的反犹主义”思想，从而让普通德国人成为希特勒的帮凶。

然而，用“集体性格”来概括现代转型中的德意志人是非历史性的。在中世纪时，“德意志”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各邦拥有自己的统治文化以及群体特征，地区差异性至今存在。此外，社会阶层分化在19世纪变得愈加明显，传统贵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通过成立政党或利益团体，来表达政治意愿和经济诉求，导致碎裂化、紧张化、冲突化的社会政治文化影响着德意志人的生活。伴随现代化步伐不断加速的另一种现象是代际更迭急剧增速，代际冲突不断增强。原本数代才出现的隔膜，被压缩在一代人甚至更短时间内出现，如在快速城市化时出现的乡土依恋、“候鸟运动”等现象。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甚至清算了前辈的知识生产机制。最后，应该看到，在纳粹时期，既有积极迫害犹太人的德国公民，也有参与抵抗运动者。

正是在复杂局面中，德国现代化道路出现两种常见现象：一是“强人期待”，二是“妥协实践”。

呼唤“强者”构成德意志人现代转型进程中的一种心理倾向。从崇拜俾斯麦到把战斗英雄兴登堡选为共和国总统，从服从元首到称赞阿登纳为“最伟大的总理”，直至当下对“铁娘子”默克尔的怀念，体现出大部分德意志人对混乱的厌恶及对秩序的偏好。这种心理趋向或与某个危急时刻相关，或与现行制度运行失灵密不可分。俾斯麦在“宪法冲突”中登台亮相，并在普奥争夺德意志民族运动大旗的进程中被塑造为“铁血宰相”。兴登堡和希特勒的政治命运反映了共和机制的问题，特别是比例代表制造成国会内党派林立，碎裂化的政治局面让内阁缺少行动力，而大众政治的不成熟性，尤其是突如其来的经济大危机冲击，让选民们带着恐惧与失望的复杂情绪，将选票投给能够娴熟操控舆论机器，并开出“口头支票”的极右翼政治家。

与此同时，不同社会群体、政治阵营、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合作，亦是德国近现代历史上常见现象。与西欧曾出现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斗争的情况不同，在19世纪的德意志地区，资产阶级贵族化与贵族资产阶级化几乎同步发生。一方面，资产阶级通过工业革命掌握经济权，但在政治上并没有诉诸革命方式。即便在1848年革命中，资产阶级控制下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依然选举霍亨索伦家族担任未来统一国家的领袖。另一方面，贵族在这一世纪经历持续性“内涵流失”。部分贵族逐渐没落，另一部分接受现代社会治理机制“规训”，特别是普鲁士官僚阶层，很多来自贵族。一些研究者指出，19世纪德意志已不存在同质性贵族等级。

劳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现象，无法根除，但在德国现代化进程中得到极有特色的处置，即以劳资妥协、国家调解为核心特色的企业代表会体制。经历相当长一段准备期，直至1918年十一月革命，借助政治意识变革契机，企业代表会体制被冠以“经济民主”内核。在1920年颁布的《企业代表会法》中，劳方首次获得企业内的共决权。1951年，雇员监事人数从2人扩大到全体监事的1/2，并在董事会设置工人经理，形成劳资对等共决模式。1972年，雇员在社会事务中的共决权得到扩展。1976年后，对等共决模式被推广到更多企业。企业代表会体制始终延续着妥协性的文化特质，它未能终结劳资冲突，但改变了劳资矛盾的解决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战后联邦德国社会相对稳定的保障机制之一。

上述两种趋向不能完全覆盖德意志人的全部“性格”，但它们并行出现的历史却颇具特色。“新历史主义学派”代表托马斯·尼佩代曾言，德国历史上存在复数形态的“延续性”，它们的各种偶然组合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本质。在德国现代化道路上，“强人期待”与“妥协实践”的双重心理，正是众多“偶然组合”的一种，表现出德意志人面对历史转折点时的复杂心理与艰难抉择。

四、由战争不断推进的现代化

美国学者克雷格（Gordon A. Craig）在谈论“德国人”时，引用歌德一段话：“德国人事事都要引起麻烦，于人于己都是如此。”克雷格把这里的“麻烦”与“德国问题”联系起来，而最大的“德国问题”自然是德国人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密切关联。的确，从历史上来看，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一些战争直接形塑了德国现代化道路的关键路径：在拿破仑战争后，德意志出现了“政治民族”观念，追求统一的民族国家成为共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德国现代化道路的既定方向，帝制崩溃，资本主义共和体制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扭转了德国的前进方向，战后出现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并存且相互竞争的分裂状态。就此而言，战争对德国现代化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

早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现代化起步阶段，战争已被一些德意志邦国君主和军事家们视作国家发展的必要手段。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713—1740年在位）强行要求贵族子弟进入军事学校，成为军官，以便把封臣置于王权的监督和控制之下。据统计，到1739年，57名上校中的56人、46名中校中的44人、108名少校中的100人都是贵族。其子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1788年在位，旧译“腓特烈大王”）通过多次战争，实现了普鲁士挤入“欧洲强国俱乐部”的梦想，确立了军国主义在普鲁士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他甚至认为，“防御是错误的原则”。在拿破仑战争背景下，克劳塞维茨写下《战争论》这一巨著。在他看来，“战争要素就从一切传统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爆发出其全部自然的力量”后，普鲁士乃至德意志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民族精神，完成民族国家建构。

整个19世纪见证了战争以及军国主义精神在德意志大地上的肆意延展。1862年9月30日，俾斯麦在普鲁士议会发表著名的“铁与血”演说。在他看来，“要解决当前的重大问题，应当依靠的不是演说和多数决议……而是铁与血”。随后的三次王朝战争及其胜利结局，影响了整个德意志社会的精神面貌：不断集中化的政治体制、逐渐军事化的经济部门、广受追捧的军队文化、大国沙文主义的心理趋向等相继出现。到威廉二世掌权后，所谓“世界政策”把德国的战略目标从欧洲大陆转向全世界，从而进一步激化德国与老牌殖民帝国之间的矛盾。

在一战爆发前后，这种矛盾被包装为两种思想间的“战争”，即德国用“1914年思想”来对抗英法等国的“1789年思想”。前者强调德意志式的自由观和平等观等；后者指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带来的西欧北美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总结及理论概括，主要聚焦于资产阶级自由观念与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在德意志人看来，“1789年思想”追求的是“无限制的自由”和“肤浅的平等”，而“1914年思想”则是基于“秩序的自由”，信奉源于“战友关系”的“有机平等”。事实上，如列宁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所谓思想“战争”不过是德国人的某些臆想罢了。

尽管如此，一战后德国的“1914年思想”并未消失，甚至还不断为保守派的反共和话语提供历史依据。正因如此，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弥漫着强烈的复仇情绪，以至于严重阻碍了现代国家的转型与建设。例如，当时德国无法建起一座符合共同期待、基于和平理念的战争纪念碑。相反，希特勒上台后，庆祝德国在一战东线胜利的“坦能堡纪念碑”被升格为国家记忆场所。

“法西斯就是战争”。希特勒从来不掩饰自己对世界大战的渴望，他在《我的奋斗》中认为，德国的未来存在于对生存空间的征服中。他坚称“强权是公理”，“结盟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战斗”。1933年4月1日，戈培尔代表纳粹政府宣布“1789年思想从此在历史中消失了”。此后，纳粹德国扩军备战，通过“四年计划”推进战时经济体制，并最终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人类社会拖入深渊，也彻底暴露19世纪以来德国现代化进程中战争崇拜所埋下的巨大祸根。

二战后，有关战争的思考继续伴随着德意志国家的现代转型之路。一方面，经过再教育运动和非军事化改造，两个德国都出现各类反战群体及规模浩大的和平主义运动。一些战争反思甚至产生了更大意义，如1955年提到的“尚未被克服的过去”（unbew?ltige Vergangenheit），即对于二战教训的正确处置，后来成为延至今日德国政府不断提及的“克服过去”政策（Vergangenheitsbew?ltigung）的思想缘起。另一方面，作为冷战前沿地带，两个德国又不得不加入两个政治阵营，继续维系着斗争思维。特别是联邦德国于1955年实现“重新武装”，看似满足了阿登纳期待的“联邦共和国就可以争取到充分的主权”实际上固化了分裂格局，还让一大批前军国主义者返回政坛。到50年代末，纳粹武装部队中的12360名军官和300名党卫队成员在西德联邦国防军中任职，另有大约30个军营使用二战期间的各类所谓“英雄”命名。这些举动无形中为极右翼氛围的形成提供了保护伞。

即便在两德统一后，战争依然是新德国国际安全政策的重要选项。1992年，德国介入南斯拉夫内战。1999年，科索沃战争成为德国在二战后首次参加的大型战争。两年后，德国又再度跨出欧洲，参加阿富汗战争。这些举动遭到很多德国人的反对，但官方以“融入西方”为目标的外交立场并未发生根本转变。

总之，战争构成德国现代化道路的动力。一方面，一些战争推动德意志民族意识形成与民族国家建构。另一方面，它们造成一系列恶果，让德国现代化道路充满血腥与动荡，表现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对外侵略扩张的行为逻辑及悲惨结局。这一点与追求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鲜明对比。

五、“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纠缠态”

在以往讨论中，“特殊性”与“普遍性”构成两个极点。“批判论”与“普遍论”是“普遍性”的两面。它们都试图以西方现代性为模板，前者通过批判德国现代化道路“特殊性”，反证欧美现代化道路“正常性”，后者则干脆否认存在任何形式的特殊道路。“颂扬论”与“多样论”构成“特殊性”的两面。它们都试图证明德国近现代历史独具一格，前者旨在提升德国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意义，后者更在意确定多条特殊发展线的历史定位。然而，无论“特殊性”还是“普遍性”，都是有关德国现代化道路的价值评判。问题在于：为什么两种评价必须非此即彼？

实际上，19世纪以降，“特殊性”与“普遍性”在很长时间被视作德意志性的一体两面。例如，作曲家瓦格纳在1840年论述“德意志音乐”本质时称：“德意志天才有能力获得普遍性方向，使德意志艺术家可以轻易在异族的领域找回家乡。我们看到，德国人如何迅速从自己身上感受到那些邻国民族特性所产生的东西，如何由此重新创立稳固的立足点，并由此立足点出发去创造性地发展他自身所拥有的天赋，最终超越具有局限性的民族性界限。”历史学家梅尼克同样不认为世界主义与民族感情是“两种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甚至试图消灭对方的思想方式”，因为“这种结论显然不符合历史意义，无法揭示更为宏观的历史联系以及每种观念发展中的最内在的延续性”。

真实历史的发展一度让这种同一性哲学信仰面临破灭之虞，但部分德意志知识分子依然心存期待。二战中，作家托马斯·曼便一方面十分痛心地叩问“德意志性中天生的普世主义”，怎么会转变为“权力政治”；另一方面依旧写道：“世界需要德国，但德国也需要世界。德国无法将世界变成‘德意志的’，因此必须把世界纳入己怀，正如同伟大和美好的德国曾经总是满怀慈爱与怜悯所作的那样。”梅尼克也在《德国的浩劫》一书结语中指出：“既要创造出这种丰富的内容，同时又能保持它们并使之进一步互相促成一种更高级的形态——这就是历史生活的本质”；“我们的特殊道路并没有阻碍我们，反而是驱使我们渴望能超越它，而达到一种更高级的整个基督教的共同体”。与此类似，“犹太大屠杀”这一德国教训，如今也演变为欧美现代性重大问题之一，被写入各国历史教科书。

把“特殊性”与“普遍性”融为一体的辩证法，恰恰是量子思维所描绘的“纠缠性”。当代科学不仅承认量子力学在微观世界的解释力，而且还发现，“人类的发展也存在跳跃性、不连续性与不确定性”。由此产生的“量子思维”不再拘泥于古今、左右、东西等对立概念，而是关注多样元素共时性存在的“叠加态”或“纠缠态”。正因如此，真实世界人、事、物的联系互动有多种可能性。所谓“特殊性”还是“普遍性”问题，实则体现了“观察者效应”，即在量子思维下，待测事物本来具有发展的不确定性，但因观察者心境、状态以及立场不同，则会“被干扰而坍缩为一个与观察者相关联的精确状态”。

如果转化视角，尝试用量子思维去观察，便会发现，德国现代化道路表现出“普遍性”与“特殊性”为一体的“纠缠态”。一方面，它不断显示出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特点，例如告别传统国家治理观念、改变主要经济生产方式、重绘个人生活愿景、再塑民族文化精神等。另一方面，本文强调的四大“特殊性”，即频繁伸缩变迁的地理空间、挤压在一起的多重历史时间感、强制与妥协共存的矛盾心理、依赖战争手段及对战争的反思，源于超越西欧北美模式的多元现代性思考。这种特殊性是德国历史的独有现象。德国现代化道路在“普遍性”之外，体现出若干“特殊性”。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互为支撑的“纠缠态”。

（作者孟钟捷，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