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国家为市场而治理”与“国家因市场而治理”既是两种相对的政治—经济观念，也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国家—市场关系模式。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各种（作为一种治理术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都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界定为自由放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表现为 “国家为市场而治理”，国家的作用是服务于市场的创建、生长、成熟。而“国家因市场而治理”则认为市场不是自生自发、渐进发展的，主张“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源于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一个政治共同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对不同的发展目标做出审慎的选择，这一目标必然会影响其国家-市场之间的关系模式。对于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和复杂社会而言，应认识到并充分重视发展目标的多样性，在自身与他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实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问题导向、脚踏实地、深思熟虑的选择，而非不假思索地奉行某种无法自持的“自生自发的市场自由”思维。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历久弥新。当今中国已经从市场转型的初级阶段步入了市场经济的深水区，国家不再主宰一切，市场也不再是辅助作用，中国已经宣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是，由于现实态势的复杂多变，在理解和处理国家与市场之间关系之际，人们往往需要反复权衡不同的政治-经济观念、关系模式和发展目标的优劣利弊及其先后次序，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需要既能抓住“牛鼻子”又善于“弹钢琴”，因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必要讨论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究竟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观念决定行动，知往方可鉴今，本文将围绕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这个核心议题，先梳理“国家为市场而治理”和“国家因市场而治理”两种政治-经济观念，再比较其中所蕴涵的两种国家-市场关系模式，最后讨论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与国家-市场关系模式之间的关系。

一  “国家为市场而治理”

“国家为市场而治理”与“国家因市场而治理”既是两种相对的政治-经济观念，也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国家-市场关系模式。“国家为市场而治理”这个说法来自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晚年的两次法兰西学院系列演讲，它们分别是1977-1978年的《安全、领土与人口》和1978-1979年的《生命政治的诞生》。[①]这两次系列演讲剖析了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思想谱系，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出现被视为现代国家诞生的标志[②]，其合理性就孕育于“国家为市场而治理”所代表的政治-经济观念和国家-市场关系模式之中。

米歇尔·福柯的思想史考察既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建构相契合，又与卡尔·波兰尼对亚当·斯密的颠覆性批判相一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③]抽象而概括地提出了一整套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④]用丰富的经济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依据予之以解构和批评。福柯的《安全、领土与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诞生》则从思想史角度厘清了作为一种“权力的技艺”的自由主义，不仅如此，自由主义所扬弃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也都被视为一种权力的技艺，或者一种统治的技艺，也就是一种“治理术”。

作为三者的共通之处，这种治理术对自由的理解是从流通这个空间概念开始的。17世纪之前的欧洲城市是封闭的，17-18世纪的欧洲城市在空间、司法、行政和经济上都是开放的，一个好的城市国家必须符合几何学原理，主权的政治功效与空间的分配高度相关，国家的要素在其空间上要能够循环流通起来，不仅农民、工匠、官僚和君主这些基本要素必须流通起来，观念、意志、命令、商业等要素也必须流通起来。由此，在政治上，确保通过首都规划的几何化、领土的首都化和国家的首都化，来组织人员、商品和空气等要素的流通，消除危险因素，区分好的流通与坏的流通，并让好的流通最大化；在经济上，确保主权范围内的商业贸易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增长，这就是重商主义的主旨[⑤]。

重商主义所回应的社会经济问题是从16世纪初开始西欧社会频繁发生的粮食短缺。为了避免粮食短缺，重商主义主张严格限制粮食的生产与流通，包括禁止囤积粮食、禁止出口、禁止涨价，限制粮食的耕作面积、价格、储存，控制粮食在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流通，从而将粮价降到最低，压低农民的利润，既让市民得以最小的成本保持温饱，也将工人的工资尽可能压低，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城市出现影响统治正当性的暴动，另一方面又可以积累金银财富，提高国家实力。[⑥]在这个时期，君主所代表的中央政府权力不断强化，逐渐在全国打破地区壁垒，统一管制专营权、专卖权、生产方式和产品质量，并限制国内商业竞争，补贴民族产业，禁止原材料外流，鼓励制成品出口，对外则推行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殖民主义。

但是，控制粮食价格却并没有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因为粮价越低，反而让丰收的农民更容易破产，进而降低种植面积，导致人们随时遭受食品短缺打击。所以，重农主义反其道而行之，把粮食的自由流通、自由贸易作为基本原则，主张取消囤积禁令，取消出口禁令，为市场松绑，甚至允许通过行政补贴保证粮食涨价，允许出现稀缺，允许出现饥饿，允许自由流通和自由出口，只要不是所有人、所有市场都短缺、都昂贵，就可以避免大规模的、普遍的饥荒灾难，放任他们各行其是，不要无事生非，要无为而治，由此必然需要一整套建立在世界市场尺度上的、以“经济人”的各种行为要素为分析单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不仅把经济学视为物理学，也把政治学视为物理学，自由就是流通，流通就是自由，权力只能通过每个人的自由才能运行，这样一来，自由不仅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也变成了一种权力的技艺，这就是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终极源头。[⑦]在重农主义影响下，从17世纪末开始，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相继确立粮食的自由贸易体系，只保障生命财产、契约自由等基本方面，只对土地所有者征税、只征收直接税，反对其他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支持国内外商业、贸易自由化。这个时候，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与国家理由对接起来，提出了一种治理模式，即市场模式，市场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公平的交换、公平的分配，也是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自然机制所支配的真理化的场所。[⑧]因此，好的治理应该按照真理来治理，也就是应该按照市场模式来治理。

18世纪70年代，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亚当·斯密以劳动分工为理论基石，以自利动机导致利他的社会效果为合理性依据，以人人在道德上平等为伦理支撑，以“完全自然的发展、完全自由的选择、自然的趋利避害驱动”为基本假设，区分了经济的自然状态与政治社会，自然分工与社会分工，野蛮社会、文明社会、退步社会、静止社会、进步社会和进步国、文明国、富裕国，比较了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有效需求与绝对需求、自然的不平等与政策的不平等、自然地租与垄断地租等内容，进而创立了一套系统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通过市场自由来建立自然的或低廉的价格，实现“共同富裕”和“上不封顶的富裕”，通称为“经济自由主义”[⑨]。现代经济学奉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为经济学正源，进而主张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包括[⑩]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教育、维护君主尊严，以及保障这些支出的必要税收。

但这种看法也许只体现了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而忽视了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同样重视生产力联合与生产关系联合、自然联合与特殊联合、自由劳动与奴隶劳动、最方便的债权人与最不方便的债务人、临时救济与永久救济、政府信用与私人信用、政府稳定与银行稳定、自然自由与法律限制、自由竞争与社会福利、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私人浪费与政府浪费，以及地主、劳动者、商人和制造业者这些文明社会的三大阶级的价值来源和不平等的阶级关系，还讨论了领主制、继承法、包税制、行政、军事等社会与政治制度[11]，这些问题都不是市场的“无形之手”自身所能解决的，必然涉及国家的作用。

不过，即便姑且接受亚当·斯密的头脑里只有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学术界通常认为，斯密的这套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过了七十年之后，即19世纪中叶的英国最终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以帝国霸权所保障的全球化自由贸易网络之后，才真正取代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变成了英国的基本国策。这个时候，市场真正全球化了。

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边际主义主张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降至最少，并出于功利自由主义的原则，主张只有在大多数情况下让自然的经济规律发挥作用，区分穷人和赤贫者，将有劳动能力的穷人排除在福利救济之外，并充分利用其劳动力来创造财富，才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19世纪8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的“国家恐惧症”更加严重，他们把国家视为市场的守夜人，只需要发挥保障市场运行的基本作用，包括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制定和实施法律，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界定产权，保护产权；监督合同的执行；维系本国货币的价值。[12]如果国家的作用超出这个范围，就是在侵害和破坏市场这个自然的机制。

20世纪7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也被称为“新兴古典主义”，则延续了古典-新古典的传统，主张“经济放任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包括摈弃凯恩斯主义，建立“有限政府”，这不仅是因为监管往往仅仅有利于监管者，还是因为国家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往往是无能无效的，后者才是大萧条的真正原因。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华盛顿共识”，认为只有彻底的市场自由、贸易自由、资本流动自由，才能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应该建立最少的政府开支，最低的税收，最少的监管，最弱的干预，最小的福利，并推动全球化。“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其具体政策主张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在财政政策上，要求加强财政纪律，政府支出的重心经济回报率高的领域，转向基本医保、基础教育、基础设施等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在货币政策上，主张利率自由化，建立竞争性的汇率制度；在贸易与资本政策上，主张贸易自由化，降低资本准入门槛，外来投资自由流动；在宏观政策上，鼓吹私有化，放松监管，消除市场进出障碍，保护产权。也许正是因为新兴古典主义极力希望建立以“完全自然的发展、完全自由的选择、自然的趋利避害驱动”为前提的非常完美却很不现实的市场经济，它虽然占领了大学校园的经济学教科书，却没有任何国家和政府敢于将其经典教义在自己的领土和人口上真正付诸实践。

总之，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还是边际主义、新古典主义经济、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货币供应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产权经济学派、竞争市场学派等各种（作为一种治理术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都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界定为自由放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表现为 “国家为市场而治理”而非“国家因市场而治理”，国家的作用是服务于市场的创建、生长、成熟，其基本观念可以简称为“国家干预越少，市场经济越好”。从经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之所以主张自由放任，主张 “国家为市场而治理”，实质是出于形形色色的“国家恐惧症”。这种“国家恐惧症” [13]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国家应该如何限制市场、防止“市场失灵”，而是什么也无法证明“市场失灵”，市场的所有缺陷和不足都是因为国家的存在。既然如此，国家就要接受市场的监督，而非市场接受国家的监督。实质上，这就等于说，市场成为国家的内在原则，市场是国家的合理性、正当性的授予者。

二  “国家因市场而治理”

与“国家为市场而治理”相反，“国家因市场而治理”主张“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源于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市场不是自生自发、渐进发展的，“自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14]，市场运行及其后果所导致的缺陷赋予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重商主义反对国内税费负担，却又希望从国家手中获得专营权、专卖权。重农主义寄望用国家权力来确保粮食、商品、货币的自由流通。古典自由主义希望国家主动收缩放权，以建立市场并扩大市场的作用。这也说明，市场往往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市场形成与运行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政府干预。

“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而计划却不是”[15]。正是看到了市场从来都不是自我调节、自生自发、渐进发展的产物，看到了市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毁灭性社会后果，看到人异化为劳动力商品之后的悲惨境遇，欧文等早期社会主义者才反对自由放任，主张要把经济生活放在社会整体之中，主张保护人的社会性从而恢复人的整体性[16]，这个主张让被剥夺了普选权和福利救济权的工人群体得以成为一个阶级，而国家应该成为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都强调国家的工具性，资本主义国家是保障资本家阶级、推行资本控制、尤其是金融资本控制的工具，市场资本主义是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工具。任由市场自由放任下去，人类社会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在市场经济这个“撒旦的磨坊”不断扩张的同时，社会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不断向国家和政府施压，要求其出面干预市场经济，这种双向运动不断地协调着政府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并让后者成为19世纪文明转向20世纪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波兰尼把两次世界大战的肇因归结为二者之间关系的失控。因此，无论是最早的乌托邦社会实验、早期社会主义，还是新马克思主义、新经济政策、指令型计划经济，种种社会主义的理念从16世纪开始就把经济生活放在社会整体之中，国家有权力、有必要介入、主导乃至支配经济生活，并不承认市场具有支配国家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事实上，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17]对于希望赶超先进国家、发达国家的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而言，对于需要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向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的国家而言，其政府也都需要在经济生活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正是贯穿德国历史学派、进步主义的制度学派、凯恩斯主义和发展经济学的经济理念主线。

19世纪40年代直至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了结束普鲁士德国的分裂、落后状态，德国历史学派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大规模的、积极的政府干预，国家培育工业、交通和经济增长，保护不成熟的本国工业，广泛干预经济事务以实现赶超战略，并维护工人健康、福利和效率，改善普通人的生活环境。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极大扩张，推动普鲁士统一了德国。

在进步时代的美国，社会中下层对不受约束的自由资本主义发起了各种反抗运动，在进步主义思想影响下，制度学派主张国家应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干预，从而实现社会进步，改善工人生活境遇，促进收入的公平分配，这些领域包括[18]：提供“公共物品”，比如国防、道路、桥梁、控制环境污染；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让经济的“外部性”内在化；限制垄断；调节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弥补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

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面对经济的严重停滞与衰退，凯恩斯主义提出政府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来积极干预经济，促进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为了应对衰退或萧条，政府应增加开支或减少税收，增加货币供给来降低利率。如果遇到总支出过度引发的通货膨胀，政府应减少自身支出，增加税收以减少私人消费支出，或减少货币供给以提高利率、抑制过度投资支出。凯恩斯主义让罗斯福新政获得极大成功，也推动了二战后至70年代初的美国和欧洲经济的复兴。但是，在三十多年的经济繁荣高度增长时期结束之后，人们迎来了通胀时代，凯恩斯主义因此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最大敌人。不过，由于成功扭转了经济衰退，凯恩斯主义深入人心，人们普遍接受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1945年以后，发展中国家竞逐国家富强，接受了发展经济学的关键主张，即国家有责任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包括政府主导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通过产业政策推动增长的转型能力，以及制定并推行相应的社会政策。这种发展理念成就了“亚洲四小龙”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因此，中国的结构主义认为，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所应发挥的作用很大。首先，国家至少要发挥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作用，包括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制定和实施法律，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界定产权、保护产权；监督合同履行；维系本国货币价值。其次，国家应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干预，包括提供公共物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使经济的外部性内在化，限制垄断，调节收入与财富分配，弥补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第三，各国政府因其结构结构需要发挥的特殊功能，包括主导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在市场发育不全时帮助克服市场缺失，发挥公共投资和利用产业政策，集中社会资源超前和强化公路、桥梁、铁路、通讯、航空灯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建立社会保障体系。[19]

简言之，“国家因市场而治理”所代表的政治-经济观念认为，无论是走在转型道路上，还是已经跻身市场经济，“市场失灵”的风险远远大于“政府失灵”，市场有内在的不足和缺陷，国家必须出面矫正。因此，总的原则应该是“国家监督市场”而非“市场监督国家”。

三  发展的目标与国家—市场关系

如果说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理想秩序是由经济增长、公平平等、民主自由、稳定安全、国家自主、环境保护等基本发展目标所构成的，那么不争的事实在于，这些美好的发展目标既不会自动实现，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实现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可能需要确立不同的发展目标，这又需要在这些不同的发展目标中间做出审慎的抉择。一旦一个国家确立了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目标，也就不可避免会影响其国家-市场之间的关系模式。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曾经指出，20世纪50年代直至80年代初，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基本上背道而驰，前者从（财富的）集中走向分散，后者从（权力的）分散走向集中[20]。首先，20世纪50年代，第三世界接受了经济学家的建议，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发展目标并且的确在此后十年实现了这个目标，但经济增长并不必然能够改善第三世界亿万人的生活状况。因此，到了70年代初，发展中国国家的核心发展目标变成了以减少绝对贫困和减少不平等为两大目标的公平。这个阶段的国家-市场关系模式先是“市场为主、国家为辅”，更侧重“国家为市场而治理”，然后又转向“国家为主、市场为辅”，更侧重“国家因市场而治理”。

在接受了市场作为国家合理性的授予者这个定位之后，不可避免地，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西方政治学关心如何按照西方民主模式来分配权力实现民主。而20世纪60年代后期直至70年代末，在意识到了市场内在的缺陷之后，在认识到政治学和经济学都不可能是物理学之后，政治学者转向研究如何为了实现政治秩序而集中权力。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重心再次发生变化，随着历史被宣告终结，政治学的焦点从权力的集中转向权力的分散，发展经济学则又从强调国家的作用走向强调市场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1世纪末的美国金融危机，又将二者的焦点再次颠倒过来。

近四十年来，在上述种种政治-经济观念的影响下，对于中国的国家-市场关系，存在几种典型的看法，比如传统计划经济派、市场失灵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中国政府则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式立场[21]。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取向也处在不断与现实调适的过程之中，这种调适的最新结果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被界定为：“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这可以说是“国家为市场而治理”与“国家因市场而治理”的某种结合。

“国家为市场而治理”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决定作用的基础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先要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包括建立公平的市场规则，建立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发挥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这些方面同时也说明市场恰恰是政府干预的产物。

“国家因市场而治理”体现为中国政府主张对市场经济的深度干预，包括宏观经济稳定，公共服务，公平竞争，市场监管，市场秩序，可持续发展，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转变政府职能[22]，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现代财政制度，城乡一体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教育改革，促进就业创业，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药卫生体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以及军队与国防改革。

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非常大，远远超出经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守夜人国家”作用，也不仅仅是弥补“市场失灵”，还发挥着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单纯“为市场而治理”，还具备更多“因市场而治理”的因素。

在实践中，“国家为市场而治理”与“国家因市场而治理”两种声音也一直在相互竞争。在国家发展、区域发展、边疆治理、内外关系、工业化、信息化与网络安全、城镇化、经济带与城市群等发展战略上，在三农政策、土地政策、国企国资、民企民资、外企外资、就业政策、创新政策等经济政策上，在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上，在城乡统筹、户籍、社会治理、社会安全、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政策上，在旨在解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政策上，在学前教育、中小学、大学、职业教育、科技政策、创新体制、激励机制、文化政策、媒体政策、公共舆论治理、公共卫生等教科文卫政策上，以及能源政策、资源政策、公用事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私合作、政府绩效评估等方方面面，都能看到两种声音在政策理念、政策方向、政策选项上的角力。

这种角力充分揭示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作为一个人多地少、资源紧张、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超级大国”，中国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一旦按照人均口径计算又与发达国家在不少方面存在明显差距，普通人在市场经济生活中面临的不公平、不安全、不平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尤其是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与发展成本的压力较大，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无法照搬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作用；而大型现代复杂社会的某些共性，也决定了中国政府既存在“不该管的地方管得太多”的问题，更存在“该管的地方还管得不够”的问题。

这主要是因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和复杂社会而言，任何单一的发展目标都过于简单化，中国兼顾经济增长、公平平等、民主自由、稳定安全、国家自主、环境保护等目标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性，远远超过当今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国家。这说明，我们不能盲目接受机械的、线性演进的、乐观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不能单纯强调单一发展目标的优先或至高无上，而应认识到并充分重视发展目标的多样性，充分重视不同目标的实现条件、实现程度及其结构、文化、行动者以及国际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不同目标及其实现程度之间的相互制约[23]。

同时，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每个文明都应该坚持发展模式的自主性。英国、西欧、北欧尤其是美国的现代化道路都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现代的中国社会、非洲社会、印度社会、伊斯兰社会不一定能走向丹麦、走向瑞典、走向德国、走向美国，而应该致力于独立自主探寻适合自己的美好社会，找到一种适合自身的能够发挥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因素积极影响的发展模式[24]。

只有更好地实现包括经济增长、公平平等、民主自由、稳定安全、国家自主、环境保护在内的全面发展目标，才有可能建立一个适合全体中国人的、更加美好的社会，也才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做出更大贡献。但是，所有美好的事情不会一起发生，所有美好的理想不会自动实现，经济增长带来的不一定是公平平等、稳定安全、民主自由、国家自主，要想同时实现两个或更多的发展目标，追求全面的发展，需要克服观念与行动层面的种种挑战。

结  语

对于意欲在国内外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形势下竞逐国富民强的当代中国而言，究竟是从“因市场而治理”转向“为市场而治理”，还是从“为市场而治理”转向“因市场而治理”；是从“国家监督市场”转向“市场监督国家”，还是从“市场监督国家”转向“国家监督市场”；是“市场配置市场资源、市场机制配置政治资源、社会资源乃至一切资源”，还是各安其位：“市场配置市场资源、政府配置政府政治资源”；以及，究竟如何合理安放政治-经济、国家-市场、国家-社会、国家-人民、内外贸易、内外秩序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内外有别还是内外一致，都仍然需要在自身与他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实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问题导向、脚踏实地、深思熟虑的选择，而不是不假思索地奉行某种无法自持的“自生自发的市场自由”思维。

参考文献

[①] [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陈晓径译：《安全、领土与人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赵伟译：《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②] [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赵伟译：《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4页。

[③]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全集第二、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④] [英]卡尔·波兰尼著，冯刚、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⑤] [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陈晓径译：《安全、领土与人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18页。

[⑥] [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陈晓径译：《安全、领土与人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38页。

[⑦] 同上。

[⑧] [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赵伟译：《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3-79页。

[⑨]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全集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359页。

[⑩]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全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63-384页。

[11]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全集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63-402页。

[12] 王绍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当代中国研究》，1994年第2期（总第41期）。

[13] [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赵伟译：《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3-79页。

[14] [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

[15] [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1页。

[16] [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0-111页。

[17] 参见张夏准著，肖炼等译：《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8] 王绍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当代中国研究》，1994年第2期（总第41期）。

[19] 王绍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当代中国研究》，1994年第2期（总第41期）。

[20]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31-357页。

[21]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22] 同上。具体包括宏观调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扩大企业自主决策权（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的除外），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发展成果的政绩偏向，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资产负债表、房产和信用基础数据平台，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把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以及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等等。

[23] 欧树军：“民主的质量比民主的形式更重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6月13日第8版。

[24]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31-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