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胜负两方获得的选民票均创历史新高，特朗普迟迟不认输、不出席拜登的就职典礼并怂恿支持者围攻国会，拜登上任首日就迅速下令废除特朗普的十七项政策，政治默契束之高阁，国家形象一落千丈，美国政治的乱象昭示着美国社会的大分裂。但是，这并不是晚近六七十年才有的事，两大政党、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当代角力，延续了两百余年来“两个美国”之间的历史斗争，也接续了四百年前“两个新英格兰”之间的文化分歧。
一、“两个美国”
美国社会的大分裂有一条清晰的地理界线，也就是北纬39度43’的梅森-迪克森线。梅森-迪克森线最初只是英国北美殖民地的分界线，后来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南北政治分界线。梅森-迪克森线以北、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英国人最早的六大北美殖民地：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德岛和康涅狄格，史称“新英格兰”。新英格兰是从今天的科德角到佩诺布斯科特湾，南北不到三个维度、东西不到三个经度的狭小地带，因形似英格兰，最早由英国殖民者约翰·斯密制图并命名。叛出天主教旧欧洲的北欧新教徒、法兰西新教徒和英格兰清教徒，出于宗教、经济或阶级的动机，怀揣着斯密地图，来到这块“新大陆”，希望建立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新英格兰被视为有别于旧欧洲的新大陆，是美国历史记忆的起点，也是美国文化记忆的起点，更是美国政治记忆的起点。
在清教徒看来，新英格兰是脱胎于又不同于旧英格兰的新世界，这体现在历史、文化和政治三个方面。在历史上，新英格兰是“新英格兰人”的，“新英格兰人”是征服、战争、牺牲的产物，其身份认同来自与形形色色来自旧世界和已在新世界的他者的长期斗争，他者包括“不开化的印第安人”、不遵循旧约的反律法主义者、忠于特定君主的保王党、忠于英帝国的效忠派、不说英语的法裔加拿大人，以及出身荷兰的纽约人等等，这个过程首先是政治的，而宗教则寓于政治之中。在文化上，新英格兰是清教主义的，这种文化记忆从精英视角出发，致力于从新英格兰新教领袖的神学文献或行动轨迹中，探寻“新英格兰心智”、“新英格兰道路”、“新英格兰民情”、“新英格兰例外论”和新英格兰历史。而“新英格兰人的新英格兰”和“清教主义的新英格兰”，共同造就了政治意义上“创建美国的新英格兰”。新英格兰人是清教徒，清教主义是新英格兰文化，新英格兰清教徒是摆脱英帝国缔造新国家的美国建国者。
但是，这并不是说新英格兰没有内在的张力、矛盾和冲突，相反，“两个新英格兰”：即“新旧英格兰同源论”与“新英格兰例外论”之间的分歧，贯穿整个殖民时代，构成了美国社会分裂的文化起源。二者都是新英格兰清教主义的遗产，分别以国教派与分离派为代表，前者强调新英格兰是旧英格兰的复制品，主张政教合一，教会高于并主宰国家，清教徒要在新世界重建旧英格兰国教，政治必须动用一切手段捍卫宗教的纯洁、虔诚和使命，代表人物包括马萨诸塞的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等人；后者强调新英格兰在各方面均应以崭新的姿态告别旧英格兰，主张政教分离，国家独立于教会，教会不同于国家，教会有捍卫自己的精神武器，不需要政治力量来捍卫，代表人物包括罗德岛的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等人。在清教主义统治新英格兰的殖民时代，牧师集团成为统治阶级，教徒资格是公民资格的前提，国教派长期压制分离派。这一点，很可能被1831年在天主教徒指引下考察新英格兰的托克维尔忽略了。
梅森-迪克森线见证了美国社会的大分裂。从1763-1767年勘定后不久，到美国内战前后的近百年间，此线以南为奴隶州，以北为自由州。美国内战后的百年间（1865-1964），美国的总统-副总统沿此线南北搭配，支持共和党的保守主义红州和支持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蓝州也由此分界。晚近五六十年来，美国政治地理版图又沿此线南北逆转。巴里·戈德华特（Barry M. Goldwater）代表共和党历史性地赢得民主党在南方腹地的五个铁票州，与之相应，民主党也历史性地赢得美国东北部共和党的六个铁票州，过去一百年乃至两百年的美国地缘政治版图从此乾坤倒转，美国两大政党、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例外论、两个美国之间的分裂态势，渐成水火。
“两个新英格兰”奠定了“两个美国”的基调。詹姆斯屯和普利茅斯、盎格鲁宗与公理宗、国教派与分离派、保王党与爱国者、西部南方新边疆与新英格兰新世界、乡村党与城镇党、共和主义与联邦主义、南方保守主义与加里森废奴主义、州权派与国权派、以及上层精英领导国家与人民自主自由意志之间的冲突，深深地嵌入美国社会。美国究竟是共和德性的特殊堡垒、还是个体自由和民主意愿的世界代表，美国例外论究竟是保守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变成了贯串美国古今之争的主轴。二者并非没有共通之处，它们均可在对外叙事上主张美国是上帝所选中的民族、注定成为世界各国的立法者，但其美国叙事很难调和，“两个美国”贯通了建国时代、内战前后、进步时代、大萧条、二战和冷战时代。时代不同，主角各异，但又分别自成一脉。
在革命建国时代，“两个美国”的主角分别是分离主义的美国爱国者与反分离主义的英国王权派。前者试图将新英格兰从英帝国分离出来，主张新英格兰人是新世界公民自由的共和主义捍卫者，清教徒的异端德性可以适应更文明的时代，清教主义可以成为新国家的新价值观。后者对反抗英帝国的中央集权和奢靡之风没有兴趣，坚信新国家仍要植根于旧世界。这一分歧既隐含在主张现代共和主义的联邦党人内部，也彰显于它与主张古典共和主义的反联邦党人之间的斗争。
在内战前后，主角变成了加里森废奴主义者与南方白人保守主义者。美国建国后，梅森-迪克森线成为自由州与蓄奴州的分界线。1820年后，随着美国向西部和西南部的扩张，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影响日趋扩大，作为美国发源地的新英格兰的政治经济地位受到挑战，加里森废奴主义因此接过联邦党人的现代共和主义和国家主义旗帜，主张捍卫新英格兰就是在捍卫美国，指控为奴隶制辩护的南方白人保守主义者是在分裂美国。这一分歧，很快演化成弗朗西斯·黎白（Francis Lieber）、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约翰·伯吉斯（John W. Burgess）直至林肯所代表的国权派，与亨利·克莱（Henry Clay）、约翰·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所代表的州权派之争。1825年，伊利运河将纽约变成了五大湖区的出海口。
1849年，美国海军部长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在卸任后把家从波士顿搬到纽约，回归历史学者本行，继续撰写十卷本的美国史。这两个事件，标志着美国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历史性大转移，“作为共和德性特殊堡垒的美国”开始胜过“作为个体自由民主意愿代表的美国”，“新罗马”压倒了“新英格兰”。随着内战的失利，南方白人保守主义和州权派在美国一度偃旗息鼓，但“两个美国”的斗争仍在持续，只是主角从印第安人与白人变成了黑人与白人，这是因为，伴随内战结束的，只是形式上的奴隶制，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清洗，对黑人的种族奴役、压迫、歧视和隔离，并未受到多大触动。
在进步时代，主角是地方主义的乡村党与国家主义的城镇党。新英格兰地区在率先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人口密集聚居的小城镇模式扩散至全国，走向“去工业化”和“逆城市化”之后，稀疏分布在广阔农村和市郊的现代化民居，取代奋斗的“山巅之城”，成为新英格兰生活方式的典范符号和美国梦的核心景观。然而，作为美国历史、文化和政治记忆的母体，新英格兰地区不再是一个文化实体，新英格兰文化在持续了250年之后宣告瓦解，清教徒在新英格兰成为宗教少数，新英格兰清教神父集团对新英格兰和美国的统治开始现代化转型，新英格兰成了失落的伊甸园。不过，新英格兰的政治、经济、文化、大学和教育模式的影响也正是在此时从偏安一隅到遍及全国。在思想上，新英格兰清教主义如何塑造新英格兰在美国成为显学，新英格兰新教徒走出东北走向全国；新英格兰清教主义的美国例外论推动了美国社会科学的兴起，美国社会科学开始超越英法德等欧洲老师，酝酿着世界影响力。
在内政上，内战后就已出现的阶级、收入和种族分层变得更加明显，美国第一次遭遇阶级运动的全面冲击。在外政上，现实保守主义/原则现实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理想主义的世界主义之间开始绵延至今的百年缠斗。
在大萧条至二战结束之间，主角是自由放任主义与政府干预主义。进步时代的现代国家制度构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共同造就了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但随即陷入史无前例的大萧条，美国社会百业凋零、危机四伏、人心惶惶，罗斯福政府的新政自由主义更彻底地抛弃了已被进步主义零敲碎打的自由放任主义，将政府干预主义视为扭转乾坤的关键，给美国套上了“大国家、大市场”、“大政府、大企业”的政治经济缰绳，改变了美国人的政府观念，将美国打造成为一个“军事福利国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至今未曾消散。
二、“一个共识”？
在二战结束之后的三十余年间，“两个美国”开始转向“一个美国”。美国与苏联、北约与华约、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核威慑对峙格局，促使美国直面“两个美国”的困境，着力将美国塑造成一个没有精神分裂的国家，将美国打造成一个“自由主义社会”。在这个“光荣与梦想”的时代，战后经济的持续发展，让美国各阶层走上共同繁荣的道路，美国步入真正的现代社会，美国思想界得以建构“自由主义社会”的共识。但是，这个共识是政治自由主义、市场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混合体。在建国至进步时代之间，市场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了建国至进步时代的美国道路，奠定了美国的政治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思想底色。新政自由主义的成功，为美国自由主义加入了政府干预主义，强大的总统权力也被视为自由的保障。但是，飞鸟尽、良弓藏，新政自由主义在战后三十余年中成了大萧条和二战期间的战时方案，其大政府倾向受到强烈批判。
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看来，自由主义是美国的建国思想，美国新自由主义意味着现代西方社会的治理术达到了历史的顶点，美国政治的正当性是被市场经济授予的，美国的大政府干预是为了重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在五十年代把经济人假设变成了笼罩一切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方式。在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看来，市场社会就是美国的建国思想。福柯和波兰尼所说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社会根本就是一回事儿，都是市场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体。因此，新政自由主义拉开了美国“光荣与梦想”时代的序幕，却成就了新自由主义。美国人既普遍接受新政自由主义的大政府观念，又普遍接受新自由主义的自生自发自我调节的市场乌托邦观念。自由主义的社会共识成了这个悖论的产物，它站在新政自由主义的对立面，热情拥抱新自由主义这个新公民宗教。
波兰尼道出了美国社会及其宪制的实质。美国宪法之所以没有经济条款，就是为了将经济领域完全独立出来，进而将私有财产置于最严格的保护之下，从而创造出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明确法律基础的市场社会，因此，所谓分权就是将人民从支配经济生活的政治权力中分离出去，尽管人民有普选权，但却始终无力对抗私有财产的所有者。这也正是美国政治学者谢尔登·沃林（Sheldon Wolin）所说的，美国所代表的宪制民主或发达工业国家民主制的反民主实质：通过消解人民，来保障少数人的权力。就此而言，美国社会结构中贫富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始终存在，大规模中产阶级支撑的自由主义社会共识只存在于二战后的三十年间，此后少数大利益集团就压倒大量小利益集团重新主导了美国政治，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试图用“信念政治”来超越进步主义、共识主义和多元主义，因为它们都强调经济利益而忽略政治理念，不过，与其说“信念政治”给美国政治找回了灵魂，倒不如说它只是揭示了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大分裂，美国政体是典型的现代失衡政体。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两次石油危机，让整个西方世界陷入经济滞涨，阶层分化愈加严重，美国的社会分裂不断加剧，美国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社会的共识逐渐破产，自由主义的价值多元走向了逆向种族主义，保守主义的文化寻根开始赢得更多人心。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巨大分歧，既成就了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和特朗普，也成就了克林顿、奥巴马和拜登。
当代美国的政治衰败，堪称其市场社会本质和新自由主义实质的周期性危机。正如亚当斯密在18世纪后半叶基于英国工业革命的教训所看到的，市场经济的赢家总是希望把财富转化成政治影响力。美国宪法所框定的稳定的分权体制为少数富人提供了进入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渠道，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和制定执行成了少数精英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多数民众对美国法律、政策和决策的政治影响力微不足道，利益集团游说成为合法的政治腐败，立法部门攫取了行政部门的职能，对行政部门发布自相矛盾的复杂任务，立法程序支离破碎，行政部门丧失了决策自主性，政府变得僵化、失去创造力并且朝三暮四、效率低下。司法部门也希望扩大政府职能，高度专业化、终身任职、零碎的法官也享有立法权、政策制定权、并通过司法权干预政策执行，诉讼成本大增，公共政策质量严重下滑。总之，三个部门的分权所带来的制衡往往走向相互否决，商业和政治精英借助权势操纵政治经济规则，占据政治经济支配地位的少数精英和利益集团的权力失去制约，“少数的统治”即寡头制在21世纪的美国复活了。因此，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把美国政治的衰败概括为19世纪家族制的复兴，其根源在于中产阶级的规模大幅萎缩。
美国政治学者雅各布·哈克和保罗·皮尔森（Jacob S. Hacker & Paul Pierson）则将其概括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阀统治借助平民主义在两极化的美国的复兴，其主要表征为：选举重心从参议院和选举人团向农村州倾斜，参议院阻止法案通过的作用不断强化，联邦和州政府选举极易受党派势力操纵，保守主义者控制法院，这些因素都再次昭示着美国宪法的核心特征，即，立场坚定的少数足以合法地压制多数的意愿，并更有能力统治多数人。
美国社会结构中的上层精英规模很小。美国政治学者托马斯·戴伊（Thomas R. Dye）和美国社会学者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研究发现，大约4102个美国上层人士，其中4037人来自非金融、金融和保险企业，及其所控制的媒体、政治捐款组织、律师和说客、教育、基金会、民间和文化组织，65人来自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他们控制着美国一半以上的工业资产、一半以上的银行资产、四分之三以上的保险资产，控制着美国的电视网、投资公司、有影响力的报纸、主要的媒体集团，以及超过一半的私人基金会资产和三分之二的私立大学捐赠基金，他们掌管着位于纽约和华盛顿的美国最大、最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和美国主要的民间和文化组织。他们的政治竞选捐款最多，他们在联邦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担任要职。因此，晚近四十年来，市场资本主义的高歌猛进，既是美国向其市场社会本质的回归，也是后冷战时代美国社会分裂、共识崩塌的最大病灶。洛克菲勒、摩根、杜邦、福特、沃尔顿、梅隆、杜克、哈特福特、奥林、华生与费尔菲尔德等三四十个家族化的资本集团以及高盛、雷曼、所罗门兄弟等犹太金融集团，借助法治武器，把利润来源建立在对消费者的牢固绑定上，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垄断帝国，控制着美国经济。
美国的华特迪士尼、菲利普-莫里斯国际、纽蒙特矿业、Facebook、Skyworks半导体、宝洁、万事达卡、微芯科技、亚马逊、苹果、微软、谷歌等跨国企业不仅左右着国内经济，对世界经济也有很大影响。25个私立大学垄断了美国社会上层精英的教育，美国的医保支出占GDP的比例全球最高，但美国人的健康水平却并不高，其人均寿命在医保支出超过8%的十二个国家中排名垫底，婴儿死亡率最高，还有四千万人没有医保，这是因为，美国资本集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举攻破医疗、养老等专业领域，将后者的知识权威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利润源泉，职业伦理及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关系都大大恶化。信息巨头通过颇具社会主义色彩的公司福利鼓励自由创新，借助技术权威，形成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所说的更牢不可破的“高科技封建割据”，推动着信息资本主义帝国的崛起，将监控资本主义变成美国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也让美国手握信息资本霸权，使之在“去工业化”之后，仍能凭借金融资本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继续在全球经济和价值链条中攫取高额利润。商业垄断帝国、专业领域的资本化和“高科技封建割据”，这些市场资本主义在美国的现代堡垒，让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最顶层的1%富人，普罗大众在四五十年间止步不前，社会流动性严重流失。
机理不调，行之不远。20世纪80年代至今，“一个美国”又重回“两个美国”：这次的主角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双方都试图将美国历史从两百年拉长至殖民以来的四百年，把各自版本的“美国例外论”追溯至“两个新英格兰”：自由主义的美国例外论延续了“新英格兰例外论”，将新英格兰视为不同于旧欧洲的新大陆，将美国视为个体自由和民主意愿的示范区，美国就是世界；保守主义的美国例外论延续了“新旧英格兰同源论”，将新英格兰和美国的体制、制度和道路溯源英格兰和欧洲，将美国视为共和主义的保留地，美国只是美国。双方紧紧围绕“一个少数族裔的美国与一个多数白人的美国”展开斗争，竭力绕开“一个穷人的美国与一个富人的美国”或者“一个多数穷人的美国与一个少数富人的美国”。
尽管美国社会分裂的实质在于阶级政治而非身份或文化政治，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却总是围绕种族问题展开，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种族歧视是美国的原罪、大政府干预是补偿赎罪之必需，保守主义则主张大政府才是症结所在、少数族裔获益过多、多数白人遭遇逆向种族主义。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分歧，总是被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转化成种族政策分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总是建立在对美国各种族尤其是少数族裔的细分之上，人们的注意力总是被牢牢锁定在各种“种族竞标”策略之上，两党政客也总是能依靠激发种族愤怒、文化分歧的政治路线获得更多竞选资源。政治竞争的高度市场化，既依赖又放大了“两个美国”之间的斗争。经济生活被家族化的新旧资本利益集团把持，政治生活被权贵化的垂垂老者掌控，文化生活被种种政治正确斗争撕裂，种族问题依然无解，少数族裔的下层地位日益结构化，多数白人的中产梦想摇摇欲坠。简言之，正是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和阶级分化的日益加深，让美国在晚近四十余年、尤其是21世纪第一个二十年中变成了一个“无共识社会”。
三、“无共识社会”的未来
在21世纪的第一个二十年中，9·11事件让美国各个阶层达成了短暂的反恐共识。尽管反恐共识所赖以存在的敌人既模糊又脆弱，但深刻改变了当代美国，拉开了美国政府部门延续至今的紧急状态序幕，也让美国再次寄希望于通过对外侵略战争来缓解内部困境。国内的反恐共识稍纵即逝，国外的反恐战争债台高筑，收入分配不公加剧了阶层分化，阶级问题种族化的政治路线得以延续，美国社会的大分裂变成了共识。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对美国社会的大分裂忧心忡忡，他在新作《逆势上扬》（2020）中将其概括为美国社会的倒U型发展。但是，这或许并不仅仅是美国一国的问题。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莱克纳-米兰诺维奇（Lakner-Milanovic）的大象曲线（2013），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2013）和《资本与意识形态》（2020）所揭示的，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晚近四十余年中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工人阶级停滞、中产阶级萎缩和顶层富人大增，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持续增加。不平等时代的美国与世界将何去何从，变成了时代之问。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fighi）在《漫长的20世纪》中描绘了三种可能性：美国及其欧洲联盟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支撑的世界帝国，东亚经济力量支撑的全球秩序，以及全球性的大混乱。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中，第一种可能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世界梦想，已经随着美国陷入全球反恐战争泥潭不可自拔而破产；第二种可能取决于中国能否坚持走向富裕的“自然”道路，即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让农村与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和生态之间更平衡又可持续地发展，消除经济成功背后以收入不平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矛盾，既事关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也事关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关系。第三种可能则取决于中美所代表的不同发展道路之间在21世纪的对决。
很明显，对于中国而言，美国社会的裂变所形成的“无共识社会”，并不是有益的经验，而是需要记取的教训。美国社会陷入了恶性循环，政治体制的寡头化，经济生活的“去工业化”，资本金融化的货币主义反革命，通过牺牲工人权益来换取经济复苏，巩固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又反过来强化了美国政治和经济越来越寡头化。因此，尽管身为世界上唯一的军事和金融霸权大国，美国向世界各国征收的铸币税帝国霸权收益，却并未用来降低国内的收入分配不公，这推动美国从晚近三十余年来全球化趋势的受益者转变成为受损者。今天能让美国人继续团结在一起的，是帝国结构带给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支撑这一点的又是其国家实力。由于孤悬于两洋之间的优越地理位置，地广人稀的人口-资源禀赋优势，高度分割、分离、分化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传统，如果没有外力作用，美帝国怪兽和国家机器的衰落仍然会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因此，这个“无共识社会”将会走向何方？这也许是留给整个21世纪的问题。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