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政治范式之争的问题意识：“失衡的利维坦”

在社会整合或者社会团结问题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遭遇代际裂痕问题，政治观念的代际裂痕必然影响政治行动、政治选择、制度抉择和政治决策，这种政治心理机制又会进一步影响国家政治的内部一致性，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因此成为沟通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桥梁。1981 年面世的《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下文简称“《失衡的承诺》”）是塞缪尔 • 亨廷顿的第三本学术专著，(1)亨廷顿主张，在国家间竞争的丛林状态中，美国变成了一个“失衡的利维坦”，但这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而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政治现象，美国历史上的四次信念激情时代推动了周期性的政治重组，这是理解美国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之间关系乃至美国政治范式的关键。

这一问题最早是在亨廷顿的博士论文答辩现场，答辩委员会的一位教授向他提出的，虽然与其论文并无直接关联，却引发了他的极大兴趣，甚至成为其学术思考的一条主线。在《失衡的承诺》第二章起首，亨廷顿交代了这一问题意识的第二个来源。在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这两个变量中，人们倾向于将重心放在解释美国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典型性或普遍性上，人们通常认为美国没有政治思想，美国是一个相对于欧洲而言政治思想很贫乏薄弱的国家，美国的政治思想往往来自欧洲，美国拥有丰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却缺少好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亨廷顿对此的解释是，美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也许很薄，但政治理念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却很厚，远比欧洲更为强烈。为了避免这个说法被视为过于轻巧的修辞，亨廷顿写了这本《失衡的承诺》来讨论并重构美国政治范式的整体理论。垂暮之年的亨廷顿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尽管这本书在他所有学术著作中也许很不受人重视，但他本人却视为自己第二重要的书，这本书被大大低估了。个中原因，大概是因为这本书非常符合亨廷顿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者的思想路径。这个路径试图探究如何回应美国面对的思想困惑：“我们如何理解我们自身”，美国人如何理解美国的政治实践，如何解释政治实践非常丰富而政治理论却异常匮乏这个悖论。亨廷顿的对话对象是对美国政治的三种既定的整体解释：进步主义、共识主义、多元主义，它们都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解释美国政治，各有长短，但都忽略了政治理念、理想主义、道德动机和信念激情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因此都无法准确描绘美国政治的全景。

政治思想塑造政治制度，不同的思想路径指向对美国政治全景结构有不同解释。除了上述三个规范性的根源之外，亨廷顿的问题意识还有一个经验层面的现实根源。在民主化运动时期，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中（1945—1968），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如何理解这个时代人们对政府权威的挑战，美国所遭遇的不安、骚乱、动荡有没有内在的独特原因，究竟是美国的体制出了问题，还是别的方面出了问题？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首先从整体上理解美国政治范式的现实根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亨廷顿 1957 年撰写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堪称《失衡的承诺》的思想源头之一。亨廷顿的学术立场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也即他本人所说的“情境式保守主义”（positional conservatism），那么亨廷顿所理解的保守主义有何独特之处，在他看来保守主义究竟应该保守什么？亨廷顿认为，保守主义实际上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都不一样，最大的区别在于有没有自己的乌托邦。他把已知的所有保守主义划分为三类：贵族式的保守主义、自主式的保守主义和情境式的保守主义。这三种保守主义都接受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而后者已在埃德蒙 • 伯克那里获得系统而完整的阐述，伯克之后的所有保守主义思想家都只是在重复伯克的思想。此外，它们所建构起来的正当性只是在自身与历史进程的关系上看法不同，这既是其共性也是差异所在。具体来说，贵族式的保守主义指的是体现特定社会特定阶级的利益，要么是王室的利益，要么是贵族的利益，要么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抑或其他上层阶级的利益，或者确保欧洲各国的势力均衡体系的意识形态；自主式的保守主义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在思想意义上自成体系的保守主义理论；与前两者不同的是，情境式的保守主义认为，保守主义只是对当下政治体制、秩序和价值观念所遭遇挑战的一种防御性的回应，只是一种情境式的回应，是刺激与反应的产物。

因此，保守主义并不是超越任何历史阶段的，它所保守的只是当下政治体制和社会价值观念的正当性。所谓情境式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核心，就在于始终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保守主义保守的究竟是什么，就像自由主义实际上同样也要反复探寻自由是谁的自由，社会主义也要不断反思什么是好的社会一样。在亨廷顿看来，保守主义保守的实际上是当下，对于美国来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因此和自由主义建立了联系，在冷战背景下，保守主义所保守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理想应该是什么，显然是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就是当下。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判断，保守主义没有或者从不试图提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也不认为存在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保守主义所保守的只是当下，无论这个当下是什么，是贵族式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抑或是自由主义的，等等，这些只是需要保守的当下。

二、代际裂痕：“我们实践你们的原则”

亨廷顿在《失衡的承诺》中所试图解释的正是美国当下的核心构件：美国信念，他借用并进一步阐发了这个由路易斯 • 哈茨提出的概念，指出美国信念正是围绕自由主义而形成的一套政治原则，它是理解美国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间关系以及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的关键。美国的政治理想承诺了自由，美国人在现实中却始终面对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各种不平等，自由主义的承诺并没有实现，美国政体因此成为现代世界中最不和谐的失衡政体，这也是亨廷顿2004 年出版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的基本判断之一。

“我们实践你们的原则”，是《失衡的承诺》第一章第一节的标题，亨廷顿试图借此概括美国政治的代际裂痕。“我们”指的是年轻的新一代，“你们”则是指过去的老一代。对新一代来说，美国政治、美国宪法是由那些已经躺在坟墓里的老一代奠定、制定的，既然如此，活着的人为什么遵从死去的人制定的宪法、建构的政治就成了一个问题，进而，这需要理解新一代对法律与秩序、政府权威的挑战是否伤及美国政治的根基。

所谓“你们的原则”，体现在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美国政治制度之中，来自欧洲的加尔文新教、霍布斯理论、洛克的自由主义等等思想构成了美国信念的源头，美国信念就是一套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

“我们实践你们的原则”则是说“你们”已经背弃了“你们”的原则，但是“你们”所奠定的原则是“我们”这个体制正当性的根源，“我们”认为你们老一代人已经背弃了你们的原则，或者已经失去了落实政治理想的能力，“我们”要站出来挑战“你们”的权威，但是又不是挑战“我们”体制的权威，“我们”是要实现这个体制所蕴含的自由主义理想。

美国政治由此遭遇一个悖论，美国信念既是政治制度的活力根源，也是政治体制失衡的根源。这种失衡很可能是普遍存在的，任何政体都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代际冲突并引发对既有政治秩序的挑战。这种冲突和挑战内在于现代政体乃至古今所有政体之中，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进而处理这个失衡。在亨廷顿看来，对于美国政治范式的讨论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三、范式流变：“超越一、二与多”

针对美国政治结构范式的七种不同解释在这种失衡的裂痕映衬下交相辉映，它们分别是“进步主义范式”“共识主义范式”“多元主义范式”“信念政治范式”“世界政治范式”“中枢政治范式”和“身份政治范式”。它们似乎呈现出某种流变循环的趋势。“身份政治范式”是《我们是谁》关注的核心，同时内含于《失衡的承诺》。身份政治很大程度上只是表象，比如种族问题、少数族裔权利和正当性等文化权利主张和诉求只是表象，反映的当然也可能是掩盖于更深层的社会权力分配以及社会力量和政治制度间关系的变化。“身份政治”是 1965 年以来文化多元主义所开启的国族认同“去美国化”进程的产物，特朗普政府的国内政策主线围绕身份政治展开，但这条路线在亨廷顿看来由来已久。特朗普希望在身份政治框架下解决的问题，恰恰是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留给他的，也可以说是五六十年代美国信念激情时代留给他的。晚近 50 年来，身份政治范式对美国政治和美国人政治意识的影响乃至塑造愈加强烈。

“中枢政治范式”关注美国政治精英所秉持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有没有共同的政治信念。亨廷顿在《失衡的承诺》中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大家都信奉美国信念，这种意义上的“中枢政治”被吸收到了“共识主义”或者“信念政治范式”之中。

“世界政治范式”侧重于美国如何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乃至世界的中心，美国及其对外政策如何推动世界格局的变化。亨廷顿的另外两部作品主要处理这一问题。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和《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指出，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存在三种模式，分别是“世界主义的美国”“帝国主义的美国”和“孤立主义的美国”。在内外关系视野下，再来看“我们实践你们的原则”，当然也可以说是“我们美国人”实践“你们英国人”的原则，或者“我们美国人”实践“你们欧洲人”的原则。这就不再是代际问题而是内外问题。在《失衡的承诺》中，“我们实践你们的原则”是美国国内的代际问题；在《我们是谁》和《文明的冲突》中，这是“美国与世界”的内外关系问题。

亨廷顿的《失衡的承诺》着重讨论了前四种范式。“进步主义范式”认为经济利益而非理性主义目标在推动人们前进，美国历史是平民党与精英党围绕财富和权力的冲突与斗争史，冲突集团会改变，但斗争不变，他们希望平民党获胜，但没有说明凭什么获胜、如何获胜以及何时获胜。“在胜利来临之前，美国历史始终是好人与坏人的斗争。”简言之，进步主义把美国历史解释为多数穷人和少数富人的斗争。联邦党人和联邦党人之间不仅仅是思想的斗争，也是美国式的阶级斗争，亨廷顿借用路易斯 • 哈茨的话说，每个汉密尔顿都有一个杰斐逊在和他斗争，分别代表不同的思想观念、不同的建国路线、不同的政治原则。二战之后共识主义取代了进步主义，共识主义认为美国历史的关键不是两个阶级的斗争，而是一个阶级的共识，也就是作为美国政治主体的中产阶级的内部共识，美国因此成为一个各方能够妥协进而和谐共处的社会。路易斯 • 哈茨的“共识主义范式”受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影响极大，19 世纪末美国的爱国主义学者把这种共识表述为民族主义，在二战后的 20 年共识主义得到了最精确的表述，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尤其是政治学学者都由此出发去论证美国体制的正当性。

“共识主义范式”的流行反映了 1935 年开始的美国新政的成功，也反映了 二战后美国社会生活的普遍繁荣，因此成为冷战时代美国对外关系的核心特征。“共识主义范式”与现代化理论存在内在关联，“政治人”往往是指中产阶级而非抽象的公民，这种中产阶级化的政治人被视为现代民主政体稳定的决定要素。亨廷顿认为，这种共识主义是拿美国与欧洲相比，由此解释美国的政治范式。美国与欧洲的不同主要表现为：美国只有不同类型的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无主土地充裕，同时长期缺乏劳动力，纵向和横向流动机会都很多，美国因此得以较早推行普选制，洛克式的自由、平等与个人主义精神得以普及，这是因为美国既缺少贵族集团也缺少具有明确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美国社会是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美国既有让克雷夫柯尔感动的“由衷的一致性”，也有让托克维尔印象深刻的社会平等和政治平等。亨廷顿认为，“共识主义范式”其实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得出了托克维尔式的结论，由于没有竞争性意识形态的压力，美国政治的整体图景是由自由主义绘就的，但也因此变得不系统、僵化甚至自相矛盾。亨廷顿认为美国信念和洛克式的自由主义的关联并不那么密切，后者只是提供了一套抽象的自由主义政治原则，却忽略了这些政治原则的文化根源，也就是英国的新教革命。

“多元主义范式”看上去更现实主义。多元主义范式把《联邦党人文集》的第 10 篇奉为经典，经 20 世纪初阿瑟 • 本特利（Arthur F. Bentley）的系统阐述，在二战后成为政治学家解释美国政治的主流理论。美国政治由利益集团的竞争构成，不同之处在于：是大量小利益集团还是少数大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过程理论认为，美国政治是大量小利益集团在自由的政治市场上的竞争，各方寻求大致接近的公共利益，各方进入政治的路径相同，所以美国的宪法结构与政府结构区别不大。组织理论则认为，美国政治及其政治过程、政治体系事实上是由少数大利益集团主导的，民主制所承诺的政治价值名存实亡。这一分析接近阶级斗争理论。亨廷顿认为，多元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与共识主义相容，因为各利益集团在特定问题上的冲突是在广泛认同的基本政治价值框架内展开的，两种范式互相依存，区别在于：一种强调基本认同，一种强调在基本认同中还有引发斗争的特殊问题。

亨廷顿在《失衡的承诺》中着重阐发的是“信念政治范式”。美国信念意味着一整套抽象的现代政治原则，但内涵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不同群体的接受程度也不同，总体上反映的仍然是美国政治权力分配的变化，也反映了美国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之间的裂痕。亨廷顿认为正是这种裂痕导致美国历史上出现了几次重要的信念激情时代。他认为这一范式有进步主义、多元主义和共识主义所没有的优势。进步主义、共识主义与多元主义三种范式都用社会结构解释政治，认为决定美国政治的不是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实践，也不是政治变化和发展过程，而是美国社会的性质，要么是一个共识，要么是两个阶级，抑或是一个集团。这三种解释都把塑造美国政治结构范式的关键因素界定为大致不变的社会结构，这或许能解释美国特定时期的政治如何运行，但对于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判断都比较接近，难以反映不同时期的变化，因此也就不能描绘与时俱变的美国政治全景。这三种范式都强调经济利益和物质利益，忽略了政治理念、理想主义、道义事业、信念激情在美国政治中的巨大作用，这就让美国政治失去了灵魂，把美国政治的整体图景变成了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没有应许之地的《申命记》。

对于亨廷顿而言，要理解美国政治的结构范式，就必须解释美国国家认同的核心为什么变成一个悖论，即追求理想是美国政治经验的核心，理想未能实现也是美国政治经验的核心，政治理想与现实制度之间的裂痕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内在失衡，理想承诺了平等，现实却是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美国政体成了现代失衡政体的典型”。一个好的理论便应该能对这种失衡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和有力的回应。

美国政体的失衡表现在多个方面。社会经济和政治不平等广泛存在又受到诸多限制；政治自由大为拓展，承诺平等和自由并反对等级制，但应然秩序和实然秩序差异同样巨大。所以，亨廷顿说传统印度比现代美国更不平等，现代美国又比传统印度更不平衡。亨廷顿认为，一个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平衡既有赖于社会结构，也有赖于民众信念，政治制度和政治信念共同影响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就此而言，亨廷顿主张美国信念是美国政治思想和美国文明的核心，象征着美国思想传统的连续性，美国信念的核心内容没有随历史演进而发生太大变化，只是在不同时代有一些新的补充。其核心内容就是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和基于宪法的法治，有四个源头：一是源于《独立宣言》及其背后的中世纪根本法所衍生的宪法制度；二是 17 世纪的新教教义，包括道德主义、理想主义、末日主义和个人主义；三是 18 世纪洛克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核心主张，比如自然权利、自由、社会契约、有限政府、社会和政府的二分法；四是 18 世纪末美国革命时代的民主和革命所蕴含的平等思想。对亨廷顿来说，美国信念是“通四统”而非“通三统”的结果，美国政治思想的延续性由此得以建立起来。

亨廷顿认为美国信念有三个可能的替代品：第一个是美国内部地缘政治方面，南方发展出来的一套解释奴隶制正当性的古典保守主义。这种反向启蒙的核心在于论证现代奴隶制比古代奴隶制更人道，拿工资的奴隶比不拿工资的奴隶生活得更好，但它最终失败了，内战消除了它死灰复燃的可能性。第二个是阶级意义上的替代品即社会主义，由于美国没有封建主义传统进而也没有产生社会主义的思想传统。第三个是种族意义上，南欧和东欧移民试图复兴的欧洲传统价值观，但也并未变成美国政治思想的主流。

因此，亨廷顿主张，美国的国家认同基于美国信念，美国信念是国家认同的核心，美国人的政治理念就是美国精神，美国不仅被视作一个国家，更是一种主义、一种意识形态，美国不是由民族而是由种族构成的，美国种族之间的不平等这一现实又被自由主义的政治承诺所掩盖。亨廷顿认为，1965 年之前“美国化”是基于美国信念的，其时，成为美国人有三种路径：一是移民被盎格鲁 – 新教这一宗教文化同化，在心理上成为美国人；二是通过种族通婚和文化相互影响融入美国；三是接受并认同美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认同，这也是“美国化”的核心。美国信念是美国国家认同的根本，更是美国立国的根本。但是，美国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和欧洲不同。欧洲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三大意识形态都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超越民族国家的，而美国的种族文化与民族认同是共生共存的，后者植根于一套特定的民族认同与政治基础，也就是美国信念。

但是，大家都信仰自由主义，又都看到了现实的不平等。亨廷顿认为，正是这种共识反倒成了不稳定的根源，导致美国人形成了一种反权力的道德观，反对政府、反对权力，认为政府是最危险的权力化身。美国政治思想中似乎没有欧洲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与国家理论，美国人没有感觉到这种需求。美国政治模式存在一种独特的权力悖论，即，对于美国人来说，那些没有引起注意的权力才是最有效的权力，已经被观察到、被发现的权力反而是被贬损的权力。衍生出人民主权原则的乡镇自治恰恰是在上一级政府所设定的法律框架之下运行的，他们自然地接受了既定权威所设定的政治和法律规则。也就是说，美国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权威，制宪时代的殖民地各邦继承了英国的政治框架和政治权威，这一权威过于强大，导致似乎在所有国家中美国人民非常敌视、反感。美国之所以难以从邦联变成联邦，变成欧洲式的民族国家，恰是因为地方已经国家化。这可能是最符合现实的判断。

美国信念及其所包含的对政治权力的质疑，正是美国政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所催生的。不同社会群体理解和回应这个鸿沟的方式不同：有的希望用道德主义的改革来消除鸿沟，有的自欺欺人地否认存在鸿沟，有的采取犬儒主义忍受鸿沟之存在，有的则冷漠地忽视鸿沟。美国人所普遍存在的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对权威等级专门化的广泛质疑，对理想与制度之间鸿沟的普遍愤怒，对政治信念的认真对待，以及公共讨论对于美国价值传统的重视，导致美国的政治认同呈现出明显的不安、狂热和动荡，其烈度甚至超过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因此，美国的核心政治议题可以被概括为“自由对抗权力”，反映了人们对权力的强烈敌视。美国的政治生活由此表现为，人们在信念激情驱使之下不断努力揭露政治理想与现实制度之间的鸿沟。这推动了美国社会的进步主义改良和民权运动，比如女权主义、少数族裔权利、正当程序革命，等等。

信念激情时代还扩大了新媒体的政治影响力，催生了新形式、新渠道的政治参与。人们的政治分歧开始超越经济和阶级的边界，中产阶层和工薪阶层联合起来推动改革，按自由主义的美国信念重塑美国，尤其是从根本上重组社会力量和政治制度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政党重组。信念激情能够推动两种意义上的政治变革：一为改组，二为重组。亨廷顿认为重置美国政治体系靠的是信念激情，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革命或者是战争才是关键因素。政治体系的重组又可进一步分为两类，要么是政党重组，要么是更全面的政治重组。美国历史上有三次政党重组，分别发生在 1801 年、1860 年和 1932 年，因此政党重组的周期为五六十年到七十多年。发生在 1828 年和1896 年的两次政治重组，中间也间隔了五六十年。将政党重组和政治重组合并来看，其总的间隔规律为每 28 年到 36 年出现一次周期性循环，社会力量和政治制度的重构也在其中得以产生。第一次是自耕农战胜了代表商业利益的联邦党；第二次是北方工业党战胜了南方党；第三次是城市的工薪阶层开始取代商业基层。这一过程可以说总体上是进步的。1828 年是大众政党时代，政党政治出现。1896 年则属于进步运动时期，这与当时其他的政治进程存在关联，比如 1860 年是内战时期。1932 年是大萧条时期，工薪阶层之所以能取代旧的商业集团也是因为大萧条使后者彻底丧失了正当性，由此带来了一次影响深远的社会力量重组。1968 年的政治变革则首先是政党重组，反映的是美国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1968 年可以说是美国政治地理学开始重构的年代，原来的南北政治格局出现了颠倒，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票区开始倒置，黑人原本支持民主党，中下层白人也支持民主党，这一切都在 1968 年颠倒过来了。当多数中下层白人也开始支持共和党时，是否意味着今天的美国也会出现新的政治重组？这一问题仍然值得深入讨论。

四、 信念政治：美国政治的“再宗教化”

“信念政治范式”旨在解释美国政治经验中理想未能实现的根源。亨廷顿的方法论是文化解释路径，是政治文化或政治心理学的解释路径。他提醒人们注意美国政治背后的文化因素，他把希望寄托在政治的“再宗教化”上，他略显极端地说几乎美国所有的现代政治制度都有宗教根源。美国国会大厦穹顶上的壁画就把美国历任总统描绘成了先知和圣徒，华盛顿被放在上帝位置上，这种意象所凸显的正是美国政治的宗教根源。

信念是理想主义、道德主义的，而激情则充满了更多非理性的消极特征。用信念修饰激情，仿佛是把激情从非理性变成理性的东西。正是这种充满悖论的信念激情推动了美国政治的理性化和现代化。在其他学者那里，信念激情本身就是一个坏东西，导致人们向下的自由堕落而非向上的自由升华；但在亨廷顿这里，信念激情好像变成了一个好东西，他似乎认为信念激情对于美国的政治进步、社会和政治改革具有正面功能。信念政治不是新的，美国的国家认同也不是新的，但是信念政治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联是新的。亨廷顿把信念政治作为美国国家认同的根源，美国信念成为推动美国政治进步的动力，从而把美国信念在不同时代所激发的激情变成了完全正面的东西。一方面，自由主义被视为美国国家认同的根源，是立国之基、立国根本；另一方面，反权威方所持的价值观也内在于美国信念。

信念激情时期主要是指独立民主时期、杰克逊大众时期、民主党进步时期和民权运动时期，美国正是在信念激情时期才真正实现了重大的、历史性的政治进步。有意思的是，亨廷顿把美国新政排除在了信念激情时期之外，他认为美国新政不属于信念激情，原因在于新政的主要目的是经济繁荣而非政治改革，重心是运用政府的权力，并用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方式推动重大经济政策与社会工程，这一时代的政治分歧仍然是沿着经济阶级分界线发生的，是水平的而非垂直的，导向是政府扩张，主导原则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而非道德主义、新教主义的政府原则。同时，亨廷顿认为信念政治与利益集团政治的精神气质也是不同的：前者是间歇性的，侧重于激情、理想、改革和是非判断；而后者是持续性、实用主义的、物质性的，侧重于维持现状和成本收益权衡的。尽管信念政治与多元主义的利益集团政治参与者都有自私自利之心，但界定双方利益的语言并不相同。福山所说的“美国政治的衰败”恰是由后者所带来的。信念政治完全有可能取代利益集团政治，如果利益集团重新用美国信念来设定目标，并采取普适话语来表达诉求、追求对政治制度和实践的结构性改革，开始用道德、激情来追求政治制度的改革，某种信念激情运动便可能应运而生。

那么，信念激情究竟缘何而来？亨廷顿认为美国信念激情的一般根源是缩小政治现实和政治理想之间的差距，客观根源则有三个方面：一是对集权和滥权现象的客观变化做出理性的回应；二是社会、经济、人口、文化等外部事件引发的激烈的大众政治行动，以及循环往复的政治变化过程当中所存在的滚雪球效应，也即某事件的出现为下一事件的出现创造条件，具体到五六十年代就是经济发展并没消除反而扩大了不平衡、不平等、不对称， 1960 年代的美国和发展中国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三是特定群体相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导致其普遍关注理想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年轻一代试图用道德主义的行动推动政治改革。事实上，这些外部因素不仅引发了不同社会群体对权力滥用现象的愤怒，也推动了美国政治的周期循环，后者又和美国公众意识的循环直接相关甚至同步。

相较于这些政治、经济与社会根源，亨廷顿认为美国信念激情最深层的根源来自 1629-1640 年的英国新教革命。新教革命的行动路线不是由经济和社会问题，而是由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问题来界定的，那是一种指向主教、王室和王权的文化革命，新教徒们不接受任何现有的教条，他们在所有领域推动道德改良，他们认为自己有神圣的责任，并且狂热地承担一切责任。因此英国一切旧的东西都受到质疑和重估，乃至颠覆，旧的体制信念和价值受到拷问，甚至新的价值乃至新教伦理本身也受到拷问。但悲剧的是，新教革命被威廉二世所领导的天主教群体颠覆了，国王、王权、贵族、王室、主教、圣公再次变成了支配力量。新教革命被压制在边缘状态，新教徒成为特殊群体。

亨廷顿认为，新教革命在英国失败是因为它没有创造一个新教社会，但它反倒在美国创造出了一个新教社会。尽管美国没有延续英国式的新教革命，但一个新教社会却由之产生。英国变成了一个稳定的分裂社会，美国则成了一个不稳定的共识社会。美国变成了一个政教混合的、拥有教会灵魂的国家，新教主义成为美国信念的源头，甚至可以说美国就是一个巨大的教会。亨廷顿借用伯克的话说，美国新教是异见中的异见、新教中的新教。美国政治和新教信念具备类似的形式和社会基础，政治注重宗教，宗教则为政治添加了激情。简言之，在亨廷顿看来，信念政治最独特的根源在于宗教，政治的“再宗教化”是美国政治最独特的特征。

5国家的“再道德化”与“美国与世界”的未来

信念激情所挑战的是民主国家与政府的统治能力而非民主本身的正当性，美国人因此似乎具有强烈的反政府、反权力伦理观念，这种观念会投射到代际裂痕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同时具备正面和反面、消极和积极的双重因素，它既是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但同时政府的权威和能力又都下降了，公众也变得更为犬儒，美国政治的结构特征在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新一代和老一代之间、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反差、鸿沟，需要不断努力缩小。信念激情让人们在老一代人已经无力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用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政治目标，去推动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改革乃至重组。

在《失衡的承诺》的结尾，亨廷顿做了一个巧妙的修辞，他说美国并不是一个谎言，人们并不能因为它的理想距离现实过于遥远而说它是一个谎言，尽管现实和理想的确很遥远，但正是因为人们对它还有希望才会有失望。人们之所以产生犬儒主义或者冷漠自满，恰恰是因为人们还有道德主义的理想。美国政治制度的活力来自美国信念激情所催生的社会和政治的周期性改革，这种周期性的重组试图解决自由主义的内在危机、赋予美国政治真正的活力。亨廷顿在《第三波：20 世纪晚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对“选举式民主”的程序正当性的论述与此一脉相承。程序正当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转型国家的公民把矛头对准现任政府的统治能力，挑战现任政府的权威和能力而非民主制度的正当性。当然，这只是暂时的，从长远来看，任何政体都必须提高自己的统治能力，去回应和处理经济和社会困境这些情景性的困境、体制性的困境以及转型的困境。这考验的是统治能力。

因此，亨廷顿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他更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他看到了美国政体失衡的现实，同时希望能够重新激起美国人的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激起一种由美国信念来凝聚的超越阶级、地区、种族、宗教和身份的政治激情。亨廷顿试图提出一个理解美国政治的整体图景的新范式，能够涵盖社会力量、政治理念（或理想）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这不仅仅反映在代际裂痕上，也反映在内外关系上。亨廷顿把道德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反差界定为美国崛起之后内外政策的主要特征。美国人既要相信美国理想的普遍性，同时也要意识到它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对美国人来说，美国理想在西方文化内部是有效的，但对非西方文化而言可能是无效的。因此，如果美国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美国信念，就可能会伤害美国国内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制度，甚至会扩大二者之间的鸿沟。

冷战结束以来，“9•11”事件以来，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来和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越来越成为美国核心的政治议题。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反差在代际关系和内外关系上始终存在。亨廷顿承认，美国长期存在种族灭绝、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现象，奴隶制、经济和社会长期的不平等等，都是美国政治无法回避的东西，过去的理论往往倾注大量笔墨强调美国政治当中理想主义的部分、自由主义的部分，从而把美国政治史解释为一个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宪法法制等理想政治目标不断扩展并得以实现的过程，但这种叙事无法解释政治理想在现实中往往无法得以实现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亨廷顿所阐发的信念政治范式，试图解释美国政治中同样值得人们重视的，并尤其需要更好的理论去解释的裂痕、冲突和失衡。美国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共识，但正是这个共识所蕴含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成为美国政治冲突的根源。

这种国家的“再道德化”的思想路径，既是在追问美国体制是否就此丧失了正当性，也是在追问“美国与世界”还有没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