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面临着文化认同的危机。孔子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象征，这是由其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近代以来的反孔批儒留下了许多祸患，应该进行反思。孔子作为文化象征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精神归属感，共同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关键词：孔子 文化认同 象征 民族复兴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意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文化认同包括社会价值规范认同、宗教信仰认同、风俗习惯认同、语言认同、艺术认同等，其特性比起政治、经济结构更不容易改变。这种对自身文化的认识认同在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意识”或“集体良知”。在涂尔干看来，正是共同的集体意识使特定的人们连结在一起，维系着一种社会团结，而不使社会共同体走向解体。集体意识的具体内容可以是共同的宗教信仰，也可以是一种共同认可并遵行的学说体系。
一、文化认同危机问题
在某一种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经历文化认同的危机。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大体上和西方价值观尤其是美国文化对世界其他部分的渗透同时并进。牛仔裤、可口可乐、肥皂剧、好莱坞电影差不多被带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不仅娱乐节目已经模式化,就连国际新闻也深受影响。非西方文化的基础被削弱了。许多输入西方文化的地方出现了文化的混乱，表现为目的的丧失、道德的冷漠、暴力的嗜好、传统的破裂以及认识到属于“落后”社会而产生的心理痛苦。今天经历的文化全球化道路与百年前的殖民化过程一样,正在趋于破坏各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抹杀各民族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或文化身份。对此，亨廷顿在他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建构》中也有所描述:“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等”。 一种文化，是对一群人给予身份认同的依据，从而使人知道“我是谁？”所谓文化认同危机，简单说就是不知道“我是谁”，或者“我”有了多种身份，原来以为清楚的，现在变得模糊了；以来自信的，现在惶惑了；以来相信的，现在怀疑了；……这种全球化带给人的文化认同危机，表明全球化不仅让人失去了私人空间、精神家园,而且也产生了对私人空间和精神家园的需求。这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会转而注重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复兴。
在这种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文化认同也自然会受到冲击。今天的中国人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文化认同的问题。当今中国人精神信仰空虚已经导致大量的中国人皈依各种宗教，甚至邪教。不说传统的道教、佛教，就是天主教、基督教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外来宗教。据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的统计，中国目前已有近一亿中国人信仰基督教。近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信基督教对中国文化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中国人自古生命信仰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主，道佛为辅的模式来解决，而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式微，基督教乘虚而入填补了中国人很大的信仰空间，中国人自己传统的信仰空间正在受到排挤而日愈缩小。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整个中国人的严重关切与思考。正是基于文化认同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所以近年来不少人对中华文化认同危机表示关切和忧虑。而这一危机的罪魁祸首，往往被认定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比如，新华网上曾经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在神州大地上，西洋文化正在以绵绵不绝的态势，浸染着中国人的心灵和意识，改变着中国人的社会习俗和文化结构。这种惟西洋文化马首是瞻的现象，被人噱称为是中国人的‘香蕉化’——除了皮肤是黄色的之外，内心和本质上都已经是‘白色’的了。”然后作者以洋节日在中国的成功为例，说“洋节中过”虽然未尝不可，但背后却是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的问题：“如果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失去，没有了自己的价值观念，没有了自己的文化自性和民族个性，那么中华民族就会沦落成一个单纯的生理意义上的族群。” 当代中国人确实面临着文化认同危机的问题。
其实，这样的“文化认同的危机”从近代就开始了。列文森对此曾经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表述，大意是说中国人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理智上逐渐认可了西方的“价值”，但同时他们的目光又无法从“历史”中移开，在情感上认同于历史中形成的人文传统。其悖论状态在于他们对“过去”的认同缺乏现代知性的支持，而对现实价值的认同又缺乏情感强度的支撑。 更有学者认为“文化认同危机”是同西方产生的屈辱形成的情感紧张，使中国知识人在心理上寻求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补偿，宣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可以并驾齐驱，甚或较之优越。 这种文化的认同危机持续到今天，仍然是困扰中国文化发展和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二、孔子：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象征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自然都希望在全球化的客观进程中保留自己文化的独特个性，使中华民族能以自己独特的身份融入多元化的世界文明之中。作为中华民族之文化认同、维系中国人的社会凝聚的这种“集体意识”，其基本的内容又应该是什么呢？当然是中国传统文化，新浪网曾经做了个网络调查，近两万网民接受调查，七成认同中国传统文化，这表明在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在“西化”到了一定程度，大家需要回归传统文化保护自己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之丰富、包容之博大，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血脉，应该是这一“集体意识”的主体部分，而孔子则是儒学的创始人，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中国人公认的至圣先师，因此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象征。
孔子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象征是由其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孔子的人格和思想在生前就吸引了许多人来求学，形成了很大的势力。顾颉刚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中说：“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热诚的人，所以众望所归大家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在孔子成名以前原已有过许多民众的中心人物，如宋国的子罕，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卫国的遽伯玉都是。但是他们一生做官，没有余力来教诲弟子。惟有孔子，因为他一生不曾得大志，他收的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自孔子殃后，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号为儒家。”于此可知，孔门势力之强大，除了客观环境使然外，实与孔子的个人人格有着莫大的关系。孔子去世后，他的影响还持续着、扩大着。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到山东的鲁国考察之后就发表感慨说：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意思是说，《诗经》中有这样的话：“像高山一样令人瞻仰，像大道一样让人遵循。”虽然我不能达到这种境地，但是心里却向往着他。我读孔子的著作，可以想见到他的为人。到了鲁地，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辆、服饰、礼器，目睹了读书的学生们按时到孔子旧宅中演习礼仪的情景。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徘徊留恋不愿离去。自古以来，天下的君王贤人也够多的了，他们活着的时候都显贵荣耀，可是一死什么也都没有了。孔子是一个平民，他的名声和学说已经传了十几代，读书的人仍然尊崇他为宗师。从天子王侯一直到全国谈六艺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说来作为判断衡量的最高准则，可以说孔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司马迁的这段话恰如其分地评价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北宋理学家邵雍在《皇极经世书》说：“孔子赞《易》自羲、轩而下，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轩而下，祖三皇也；自尧、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孙五伯也。”(《观物内篇》之六)这就是说，孔子整理“六经”，对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以来文化的进行综合，所谓集大成也。
现代以来有许多学者把孔子看成中国文化史上的泰山北斗，如国学大师钱穆所言：“今者痛定思痛，果欲复兴中华文化，不得不重振孔子儒学传统，而阐扬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实尤为目前当务之急。”为什么？因为“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吴宓也说：“孔子者，理想中最高之人物也。其道德智慧，卓绝千古，无人能及之，故称为圣人。圣人者模范人，乃古今人中之第一人也。”具体地说，1、孔子本身已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 2、孔子是“中国道德理想之所寓，人格标准之所托”。 柳诒徵的看法与吴宓差不多，也把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象征。 吴宓是陕西泾阳安吴堡人，是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办《学衡》杂志，与新文化运动唱反调，认为西方的苏格拉底、基督犹太、东方的印度佛陀、中国孔子为人类文化的代表。晚年正逢“文革”批林批孔，他是公开站出来反对批孔的几个著名学者之一，后来还因此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多次公开批斗，甚至在批斗中一条腿被折磨致残。
总之，孔子的人格及其思想已经融化在我们民族的生命当中，孔子在无数的阅读和诠释过程中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甚至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
三、对近代以来批孔批儒的反思
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些人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很快为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知识界所接受，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文化革命性质的社会运动，冲击最厉害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学说，并与所谓反封建、反专制纠缠在一起。陈独秀明确指出孔子不适于现代生活；胡适、吴虞、鲁迅等人尤着力于批判旧礼教。新文化运动由于是针对当时尊孔读经和孔教会的“复古逆流”，以及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的倒行逆施，使得人们不可能以谨严的学术研究形式而是以激烈的论战形式出现。今天，回头从总体上看20世纪初的这场新文化活动，便很容易发现其明显的不足之处：
（1）他们多是从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角度批判和清算传统文化的，缺乏学术和思想的探研与深思，对儒学也没有从深层学理上进行研究，他们的言论停留在物质和制度层面，几乎没有涉及儒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及内在本质；
（2）他们以“破”为主，“立”则薄弱，最主要的是所“破”所 “立”缺乏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3）他们态度激烈，太情绪化，容易矫枉过正，在批判中往往失之过度，失之公允；
（4）他们多带有西化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传统，虽不能说全面的反传统（事实上他们也承传了某些传统精神、气质、方法），但对传统缺乏同情的理解和认真的研究，往往流于形式化、表面化。
新文化运动对批孔反儒使儒学的声誉一落千丈，影响了几乎一个世纪，在中国形成了持久的反传统思潮，儒学后来的长期沉沦主要是这次运动冲击所造成的。尤其使人感到痛心的是，历来受士人尊崇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中华民族精神人格的象征孔子，经过激进人士的无情攻击之后，从道德圣哲变成了守旧人物，中华民族暂时失去了道德人格的理想，中华文化失去了前进的正确方向，而所用来替代他的或者是外来的偶像，或者是生杀战伐、暴力流血的英雄，或者是肤浅的没有多少文化蕴涵的典型，等等，其消极后果直到后来才逐渐显示出来。
到了文化大革命，孔子儒学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大批判。首先中国大陆把“五四”以来反孔反儒的思潮推向了极端，推向了全社会的口珠笔伐的境地，成为一场名符其实的反文化、反文明运动。1973年至1975年由“四人帮”发动的评法批儒运动，就其声势和规模而言，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彻底的一次儒学批判运动。这场运动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这是有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的。毛泽东年轻时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其“打倒孔家店”的情结一直延续到晚年。“文革”中“批林批孔”、“尊法批儒”即是这一激进情绪的反映。在这场运动中，毛泽东对法家无原则地拔高、赞赏、美化，他重新评价秦始皇、曹操、武则天、朱元璋等这些“刻薄寡恩”的法家人物，并且在给郭沫若的诗中写道：“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的确，“百代皆行秦政制”，法家的专制、暴力、阴谋、郡县制、文化独裁、消灭知识分子、以酷法治国的做法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而毛泽东在许多方面继承了法家的传统，他认为“治理中国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并且自称“坑儒比秦始皇还多”。确实，他一个反右运动，打倒和逼死了多少知识分子，“文革”更不用说了。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的推崇法家并不是要搞“以法治国”，他实质上搞的是法家式的“法治”——君主专制下的“人治”，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治。现代治国理论则是，人性是恶的，任何人都容易腐化堕落，所以，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律监督权力，以民主约束权力。传统中国的政治架构则是商鞅、秦始皇的郡县制，它形成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上级命令和任命下级、全国只有唯一的权力中心（即“中央”、“皇帝”）、行政权力无所不能的官僚人治体制，与现代政治制度的网络式分权，政务官由民主选举产生，省长、市长、县长只对其选区内的选民负责、不对上司负责，实行联邦制、地方自治，具有“有限政府”（行政权力受到约束）、多个权力中心（各级行政中心、立法中心、司法中心，一般没有“中央”称谓，只有“联邦政府”称谓）的法治分权体制有着根本的区别。
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一方面批儒，另一方面本身又不自觉地受到儒家思想极大的影响，如其自觉为人民服务、批评与自我批评、兴无灭资、大公无私、好领导、好干部以及运动式人治等思想皆与儒家的自觉修身、反省、克己、灭私欲、圣贤、明君、清官、排斥法治等理论如出一辙。两者都属于传统的治国理论，是建立在人性本善、道德万能、相信官员能自觉克制私欲、自觉为官清廉、自觉为民做主的假设基础上的。这些虽然都蹩脚地戴上一些现代时髦的帽子，但显然是儒家思想的变异，也充分说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之于儒家思想就犹如孙悟空与如来佛的掌心一样，是很难真正逃得出去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更深刻全面地冲击，中国社会和文化正在西化，中国文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今社会，信仰空虚，道德崩溃，价值标准混乱，是非好坏颠倒，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人们在茫然无助的时刻要么沉浸于物欲之中，浑浑噩噩地混一天是一天；要么痴迷于各种各样的宗教，甚至邪教以及沉渣泛起的封建迷信而不能自拔。价值标准混乱的一个例子是前一段网上关于章子怡和孔子对于中国文化谁更重要的争论。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日前在探讨如何“贩卖”中国文化时，语出惊人：“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张教授的新锐观点在网上引起激烈争论，众多网友不断在网易、新浪等论坛发帖表达自己愤怒的情绪：“章子怡惟一获得金球奖提名的片子《艺伎回忆录》，演的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艺伎，她何以能代表中国文化？！”记者发现，尽管网友的声讨帖子大多语言过于偏激，但对张教授的观点持否定态度的占99％。有些网友虽然觉得教授之言有些过分，但值得深思：不知道几千年优秀的文化还剩多少？更不知道现在该流行什么？许多中国人，甚至连一流大学的教授都如此地缺乏高尚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这真是有几千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应该感到悲哀的！
曾在德阳文庙从事孔子研究工作、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章泽说：“章子怡仅仅是一个电影演员而已，而孔子则是中国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圣人，将两者相提并论的做法本身就荒唐可笑。孔子是圣人，章子怡是名人，他们不在同一水平位置，两人根本不具可比性。孔子是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后被后人世代供奉的圣人，他的思想、他的儒学等等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华历史文明，直到现在这些仍被我们所用，他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文化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这贡献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中是能够被沉淀的，被后人所铭记的。那么作为名人的章子怡呢？从某方面讲，她也在推广中国文化，因为她的电影，她的名气，她为外人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认识中国并得到人们的认可。但这个推广，只是某一方面的，不能与圣人相比。”这个评价还算公正。
今天，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在海内外华人中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感召力，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通过孔子这个文化象征，可以感召、吸引和凝聚海内外华人，从而增强中华各族儿女的文化认同感、精神归属感，共同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今日南国》（理论创新版）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