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 尽管从诞生时间上看, 和当代哲学尤其是20世纪末期以来的当代哲学在时间上有比较大的距离, 但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开放性的理论品质, 赋予了马克思意识理论与时俱进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生命力。在许多问题上, 马克思的意识理论和当代哲学多次遭遇, 比如心灵哲学的意识和心灵问题。心灵哲学是20世纪后半期自英美分析哲学内独立出来的专业性哲学分支, 并且被认为是当代哲学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分支领域之一”[1]。近年来在当代外国哲学中甚至形成了一种继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心灵哲学转向, 或者说语言学转向继续深化的情况, 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是一个颇有价值的契机。约翰·塞尔作为当代心灵哲学的代表人物, 有过为数不多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直接遭遇的机会。比如他在晩近论述制度事实概念的时候, 曾引证马克思在资本分析中的一个例子。马克思认为在一定条件下, 一个人是国王仅仅是因为其他人主动站立在下属人的地位。约翰·塞尔认为这是人作为一个群组的成员, 试图分享集体意向性的表现。[2]在20世纪末, 当约翰·塞尔的哲学引进国内的时候, 有学者就指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所揭示的意识发生学的秘密……是塞尔的生物学的自然主义决然无法打开的”。[3]还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哈贝马斯从话语与社会规范和秩序的关系的角度, 对约翰·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予以高度评价。[4]进入21世纪, 国内学界也开始重视并开展有关研究。[5]约翰·塞尔的生物自然主义心灵观是一个典型案例。笔者将比较和分析其与马克思意识理论在基本哲学立场、方法论等方面的异同, 这有助于克服当代心灵哲学中理论范式、研究路径上的局限性, 并希望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体系建设, 充分发掘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的当代价值。

一约翰·塞尔的生物自然主义心灵意识观

约翰·塞尔最初研究言语行为理论, 后来逐渐转移至心灵哲学。约翰·塞尔个人研究经历的转变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后期英美分析哲学领域内部发生的从语言哲学向心灵哲学的转向。“分析哲学家的兴趣在20世纪最后25年的显著变化是从意义和指称问题转向了人类心灵问题。”[6]约翰·塞尔也是20世纪80年代的“心灵与计算”大讨论的积极参与者, 他本人提出的“中文屋论证”与杰克逊的“超级色彩科学家玛丽”、查默斯的“怪人论证”等一起成为当代探寻意识本质的经典性思想实验。约翰·塞尔还是著作被翻译成中文最多的当代西方心灵哲学家之一, 《心、脑与科学》《心灵的再发现》《心灵导论》等代表性著作都已先后被中国国内学者翻译出版。约翰·塞尔心灵哲学理论的总体倾向是调和存在于唯物主义与二元论传统之间的冲突, 提出他称为“生物自然主义 (biological naturalism) ”的基本理论。基于“生物自然主义”的基本立场, 约翰·塞尔在有关意识的本质、意识的特性、意识的因果作用等问题上, 阐述了一系列极富洞见的观点和看法, 并表达了其尝试革新当代研究意识范式的雄心。

意识是什么?在约翰·塞尔看来, 当人们说“我有意识”时, 意思即是“当我从无梦的睡眠中醒来, 我进入意识状态, 这一状态持续的时间与我醒着的时间一样长。当我睡觉、麻醉或是死亡时, 意识就中止了”[7]。借助言语行为理论, 约翰·塞尔进一步分析说, 当人们宣称“有意识”时, 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具有意向性的“有意识”情况, 例如我意识到有人敲门, 我的意识与发生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事件有关;二是不具意向性, 但存在着感受性质 (qualia) 的“有意识”情况, 例如我意识到疼痛, 疼痛并不意向地指向某个外部事物, 此处的意识不反映超越其自身的其他东西。

在分析了日常语言学中意识概念的含义后, 约翰·塞尔强调, 对意识本质更深刻的理解应定位于科学世界观中。基于近代以来形成的以原子论和进化论为核心的科学世界观, 约翰·塞尔指出:意识是具有高度发达神经系统的有机体的进化表型特征。约翰·塞尔认为, 尽管时至今日自然科学也未完全解决意识如何从大脑产生的具体细节, 但“意识从大脑产生”这一基本事实被普遍接受。由此, 约翰·塞尔认为:“意识是人类和某些动物的大脑的生物特征。它由神经生物过程所产生, 就像光合作用、消化或细胞核分裂等生物特征一样, 都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8]表面看来, 约翰·塞尔关于意识本质的说明似乎平淡无奇, 像又倒退到18世纪唯物论者诸如“大脑产生意识, 就像肝脏分泌胆汁”的立场上。但约翰·塞尔却反对当代心灵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各种同一论、取消论以及功能主义, 坚持意识具有不可还原的主观特性。

一方面, 约翰·塞尔通过构想“中文屋”思想实验, 反对把意识等同于计算的功能主义主张。在1980年发表的《心、脑和程序》一文中, 他设想在一所密闭的房间里, 生活着一位使用英语、不懂中文的人, 这人手头拥有一本关于中英文词汇翻译和语法的百科全书, 房间外面的人通过一个小窗口把写有中文的字条塞进去, 房间里面的人通过相关百科全书把字条翻译成英语, 并把自己对字条中问题的回答翻译成中文, 然后把翻译成中文的答案塞到房间外边。在这个思想实验中, 如果我们仅仅从“输入”“输出”来考察, 就会像那些坚持计算功能主义的人一样, 认为房间中的人对中文有充分的理解, 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由此, 约翰·塞尔认为, 我们的意识绝不像计算机的程序一样可以还原为基本的计算操作, 而拥有在计算操作之外的、无法通过计算机模拟和实现的意义性内容。

另一方面, 约翰·塞尔通过对内在特性和外在特性的区分, 明确指出意识的主观特性即是那种赋予事物外在特性的东西。所谓事物的内在特性, 就是那些独立于任何观察者而存在的特性;所谓事物的外在特性, 就是那些依赖于观察者或使用者而存在的特性。例如, 一个物体有质量, 这是事物的内在特性, 它不依赖于观察者, 即使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不在了, 物体有质量这一内在特性依然存在;同时, 这一物体还是一个浴缸, 浴缸作为一种功能特性, 它依赖于使用者, 是使用者和观察者赋予它这种特性的, 这种被观察者和使用者赋予的特性即是外在特性。在约翰·塞尔看来, 意识主观性是事物具有外在特性的内在根源, 因为意识的主观性不仅为人们把握事物提供了观察者视角, 而且, 意识的主观性还生成了范围广泛的人类精神文化生活领域。约翰·塞尔说:“自然科学处理的是独立于观察者的现象, 而社会科学处理的乃是依赖于观察者的现象。依赖于观察者的事实是由具有意识的行为能动者创造的。”[9]

依笔者的理解, 在约翰·塞尔的心灵哲学中, 意识概念的解释在很多方面是符合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 但是有些地方也有二元论的倾向。我们进一步展开分析。

二对话之可能:马克思意识理论与约翰·塞尔心灵理论的联系

与约翰·塞尔等人为代表的当代心灵哲学理论相比, 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是一种真正具有现代性的意识理论, 在很多问题上不仅不过时, 反而处处显示出其时代的理论魅力与价值。正如有学者指出:“有趣的是, 他们在他们的论著中还大量地引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与语言、社会、文化关系的论述, 在论述意识与大脑的关系时, 尽管没有这样的引证, 但基本观点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10]

考察和比较约翰·塞尔的心灵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理论, 就会发现, 他们在有关意识哲学的基本立场、实践或实证哲学精神以及主要观点等方面是有联系的, 有一定的共性。

第一, 在关于意识问题的基本哲学立场上, 约翰·塞尔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属唯物主义阵营。毫无疑问, 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是一种唯物主义意识理论。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 恩格斯曾经典性地论述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种哲学立场的根本性区分。恩格斯认为, 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构成了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 哲学家们依照对该问题的回答分成了两大阵营, “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 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11]。对于这一最高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回答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2]“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 而精神本身是物质的最高产物。”[13]

与近代精神哲学中唯心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不同, 在当代心灵哲学中, 唯物主义完全处于支配地位:“当今的大多数心灵哲学家都自称是物理主义者 (或唯物主义者) , 不是这一派, 就是那一派。”[14]约翰·塞尔的生物自然主义理论, 尽管其声称是一种既克服了传统二元论弊端, 又批判了当代占主导地位唯物主义的新颖理论, 但究其理论本质, 则实为一种突现论的唯物主义版本。在意识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上, 约翰·塞尔明确地表示意识的出现, 是某些有机生物在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 因此, “心智事件和过程就像我们生物自然史中的消化、有丝分裂、成熟分裂、酶分泌一样”[15]。约翰·塞尔所谓对唯物主义的批判, 主要反对的是在当代心灵哲学中居主流的各种还原论的唯物主义版本。还原论的唯物主义, 不仅强调自然世界对意识的决定性作用, 而且坚持意识能够还原为神经生理过程, 就像水=H2O, 疼痛=C纤维被激活。约翰·塞尔认为, 虽然意识是自然进化的产物, 并且随着自然进化的持续, 意识将发生何种改变还为未可知, 但与自然世界的其他现象相比, “意识不能像其他现象的还原方式那样来还原”[16]。

第二, 在关于意识哲学的实践与实证精神上, 约翰·塞尔和马克思主义者都表现出以自然科学为前提的实证精神。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 (David Mc Lellan) 曾指出,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整体上看, 潜在地具有“在当时知识界流行的实证主义”[17]倾向。关于马克思意识理论的思想发生史考察也表明, 马克思在最初阐述其意识理论时, 受到过当时法国著名的实证主义者孔德、特拉西等人的影响。从文本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其考察意识的方法论前提时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 在现实生活面前, 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有关意识的空话将终止, 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18]在此处,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反对那种单纯以思辨来把握意识的方式, 认为其最终的结果只能获得“有关意识的空话”, 与以思辨把握意识的方式不同, 关于意识的“真正知识”将开始于“实证科学”。

包括约翰·塞尔在内的当代心灵哲学家们大多承认, 当代心灵哲学理论都统一于科学自然主义的纲领之下。所谓科学自然主义, 即在本体论上, 把自然科学作为判定自然实在的基本标准;在方法论上, 把自然科学方法判定为认识自然实在的根本方法。科学自然主义还主张, 哲学要以科学为榜样, 努力使自身成为科学。因此, 当代心灵哲学中的各种理论形式大多有明确的自然科学前提, 这主要包括:量子物理学、神经生理学、脑科学、计算机科学、系统论等。顾名思义, 约翰·塞尔有关心灵的生物自然主义理论, 就是把其意识理论建立在当代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之上。约翰·塞尔认为, 想要建立有关意识的正确哲学理论, 首先必须找到有关意识的正确科学理论, 而这就是生物进化论。约翰·塞尔说:“一旦你明白原子论和进化论是当代科学世界观的核心, 那么意识自然就是具有高度发达神经系统的有机体进化表型特征。”[19]

第三, 在关于意识的主观性、能动性以及因果作用等问题上, 约翰·塞尔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持有肯定性态度。对于心灵哲学的唯物主义来讲, 坚持意识具有主观性、能动性以及因果作用等特征, 很可能导致其在理论上面临陷入或重新倒退到二元论的危险。“这一问题的本质是这样的, 无论我们尝试通过何种方式设法绕出这个问题, 无论是在日常的语言还是在科学和哲学的思考中, 我们似乎都会最终钻入二元论的死胡同。”[20]

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既在本体论上坚持了“世界统一于物质”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 同时也主张了意识具有主观性、能动性以及因果作用等特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意识主观性、能动性以及因果作用的说明, 与马克思关于人的类特性的说明紧密相联。马克思认为, 具有主观性、能动性以及因果作用的意识, 是人与动物相区分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由此, 马克思说:“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21]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 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22], 比如“最蹩脚的建筑师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 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 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23]。

约翰·塞尔把坚持意识的主观性、能动性以及因果作用, 视为生物自然主义心灵观中最富理论特色的部分, 也是其理论与当代心灵哲学中唯物主义其他版本相区分的核心标志。考察心灵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史, 我们会发现这是一幅相当怪诞的画面。因为, 大多数心灵哲学家们以心理现象不能被公开观察和测量为由, 称心灵的诞生地为“大脑中的黑箱”, 把心灵贬斥为“机器中的幽灵”, “在心灵哲学中, 很多 (可能是大多数) 此领域的顶尖思想家一再否定关于心灵的明显事实”[24]。与当代心灵哲学中的同一论、还原论以及取消论等理论形式粗暴、武断地直接否决意识具有主观性、能动性和因果作用不同, 约翰·塞尔的生物自然主义是为数不多的主张意识具有主观性、能动性和因果作用等特征的理论之一。

三批判之指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约翰·塞尔的意识理论

尽管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与约翰·塞尔为代表的当代心灵哲学理论在诸多方面存在联系或共性, 但两者之间也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由两者之间所处时代的不同决定的, 而是由世界观、范式的不同决定的。以约翰·塞尔为代表的当代心灵哲学理论建立在20世纪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 并完全囿于自然科学这一狭隘视界之内。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尽管也重视自然科学成果的前提性作用, 但又超越了自然科学的范围。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 他们的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25], 由于把意识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理论自始至终保持强烈的社会性、历史感、现实生命力。因此, 在解决有关意识的本质、特征及其能动性等传统难题方面, 与以约翰·塞尔为代表的当代心灵哲学理论相比, 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超越了实证主义的偏见, 表现出把科学实证精神与生活性思辨结合起来的理论优势。

第一, 在建构意识理论的哲学座架方面, 马克思主义把意识问题置于生活世界的场景之中。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 超越了传统哲学中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二元对立的座架模式, 摒弃了传统哲学中人在自然世界之外、自然世界寂静无声的孤立状态。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中, 人、自然、社会融为一体, 而意识是生动活泼的生活世界中“翻滚的浪花”。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的生活世界背景, 有学者指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关于意识的基本问题, 不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 而是生活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这不仅因为马克思本人很少使用物质这一概念, 而且还因为马克思曾明确说过:“不是意识决定生活,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6]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本人关于意识的论述, 也不难发现, 他所讲的意识常常是生活世界中的、具体的意识, 像道德、宗教、神学、哲学等, 马克思也把实践唯物主义意识理论的任务规定为“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产物和形式, 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 而且追溯它们的产生过程”[27]。

以约翰·塞尔等为代表的当代心灵哲学家, 延循着奎因以来的科学自然主义路线, 在他们的视域中, 世界是一幅由力、磁场、基本粒子等物质性实在构成的物理镜像画面。自然化心灵的理论目标, 就是恰当地把意识安放在这幅物理镜像画面之中。约翰·塞尔自己也明确表示, 他的生物自然主义理论, 就是要把意识明确地安放在由物质的原子理论与生物进化学确立的科学世界之中。对此, 约翰·塞尔说:“我们的世界图像虽然很复杂, 但为意识的存在提供了简洁的说明。根据原子论, 世界由微粒构成。这些微粒组成了系统……因此意识是某些有机体的生物特征, 就像光合作用、细胞核分裂、消化和繁殖是有机体的生物特征一样。”[28]

第二, 在考察意识的哲学方法论方面, 马克思主义强调了意识的社会发生学研究。尽管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也重视从神经生理学出发考察个体意识的发生机制, 并得出了意识“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29]的结论, 但总体上看, 马克思意识理论更强调意识的社会发生学, 并且从根本上, 把意识视为一种社会性事实或现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地考察了人类社会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生命生产等社会性因素之后, 紧接着把意识也纳入到基本的社会事实和现象之内。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 我们才发现:人还有‘意识’。”[30]在分析了意识与语言、社会交往的密切关系之后, 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得出结论说:“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 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 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31]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 也曾历史地追溯和分析过意识从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产生的过程和原因。他指出:“在远古时代, 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 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 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 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 从这个时候起, 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32]由此可见, 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对传统自然哲学的批判和超越, 以及自身所固有的历史感以及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性, 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地到社会生活中去寻求意识产生的根源, 社会性与历史性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对意识的最重要的本质规定。

约翰·塞尔等当代心灵哲学家对于意识的考察, 更多是个体发生学的研究, 侧重于从大脑的神经生理组织阐述机能性意识的产生机理。总体上看, 当代心灵哲学的各种理论形式都是围绕着“意识是大脑的机能”这一核心教条建构的, 不同的是, 不同理论形式借以解释机能的科学基础不同, 以及对该机能作进一步的哲学抽象不同。以约翰·塞尔为例, 他主要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解释意识产生的大脑机能, 同时, 在哲学上把大脑产生意识的机能过程抽象为“突现”。

第三, 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蕴含了丰富的人文主义的精神。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的人文主义精神核心在于主张, 只有人的有意识的活动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反复强调意识是人所独有的类特性表征, 动物没有意识, 从而赋予了意识以人性的光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 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3]而且,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 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34], “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 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的本能”[35]。马克思对积极能动、自由等意识的强调, 充满了人文精神。另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通过联系资本主义社会现实, 揭示剩余价值生产活动过程中意识性因素的丧失, 批判了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日益深刻的人的异化生存状态危机。马克思说:“人 (工人) 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 至多还有居住、装饰等等———的时候, 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 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 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36]这是真正的人的意识与精神丧失的状态。

包括约翰·塞尔在内的当代心灵哲学理论, 总体上表现出机械主义的风格。他们认为意识只不过是神经组织的功能性特征, 不仅人有意识, 动物也有意识, 甚至意识也能通过人工模拟的方式出现在机器身上。当代心灵哲学中极端还原论的代表人物克里克曾如此表达过机械主义的意识论, 他说:“你的喜悦、悲伤、记忆和抱负, 你的本体感觉和自由意志, 实际上都只不过是一大群神经细胞及其相关分子的机体行为。”[37]约翰·塞尔尽管反对还原论, 主张意识具有主观特性, 这种主观特性是神经生理组织突现的结果, 但从根本上, 约翰·塞尔还是没有摆脱当代心灵哲学内蕴的机械主义风格。因为, 约翰·塞尔的生物自然主义坚持, 意识终究是一类自然现象, 这类自然现象是生物在进化过程中与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相对于环境的生存价值的表现。由此, 约翰·塞尔认为, 意识不仅出现在人身上, 而且“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 它也在很多动物物种中出现”[38]。进一步, 约翰·塞尔还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人工模拟的方式在实验室中产生出意识, 他说:“意识完全是由较低层次的生物现象的行为产生的, 所以原则上可能在实验环境中通过模拟大脑的因果作用来人工产生意识。”[39]

结语

长期以来, 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中, 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的重要地位和理论价值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当前国内关于马克思意识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情况是, 学界还未成功建构起一个包含了意识、意识形态等基本概念, 融合了客观实在性与主观能动性等意识基本特性, 统一了生物机体论与社会发生学等意识重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体系。无论是考察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还是与之相关的学术论文和著作, 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的具体观点和阐述, 在本体论上, 往往分属于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两种不同的本体论预设之下;在认识论中, 也常常表现出机械反映论与能动建构论并举的情形。

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情况来看, 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也是被误解最多的理论之一。例如, 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乔恩·埃尔斯特在通过分析主义的方法论考察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的论述后, 得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概念模糊不清、思想不连贯的错误结论。乔恩·埃尔斯特说:“我不知道有任何这样的段落, 其中马克思证明了关于意识的一种唯物论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任何一个可能的版本, 这些版本包括了附带现象论 (epiphenomenalism) , 即一种认为精神在本体论上独立于物质但又因果地依赖于物质的观点, 以及一种认为精神就是一种不同描述下的物质的同一性理论。”[40]其实我们的论述已经表明, 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的内容丰富而深刻。

因此, 在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与当代心灵哲学之间展开对话和批判, 一方面, 对当代心灵哲学克服一些缺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比如, “落入了技术的或具体学科的层面”[41], “停留于对日常心理词汇的各种用法的琐碎分析, 拘泥于心理词汇的繁琐意义、心理陈述的语法、逻辑结构等的分析”[42]等;另一方面, 对马克思主义借助现代自然科学最新成果, 丰富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的内容, 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体系, 充分发掘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现代价值具有积极作用和意义。

【注释】

[1][14]斯蒂克、沃菲尔德编:《心灵哲学》, 高新民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第1页;第76页。

[2]John Searle, Making the Social World, The Struct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08~109.

[3]涂纪亮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 (第1卷:语言哲学) ,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 第255页。

[4]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 曹卫东、付德根译, 译林出版社, 2012, 第53~133页。

[5]见2005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塞尔意向性理论探微——关于马克思主义意向性理论之建构》, 作者邢起龙, 导师高新民;2007年北京大学博士论文《塞尔意向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审视》, 作者李彦, 导师林娅;2015年陕西师大硕士论文《约翰·塞尔行动哲学及其与马克思实践哲学关系研究》, 作者梁苗, 导师肖士英。

[6]江怡编:《当代西方哲学演变史》, 人民出版社, 2009, 第78页。

[7][8][15][16][19][24][28][38][39]约翰·塞尔:《心灵的再发现》, 王巍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第74页;第78页;第6页;第102页;第78页;第7页;第80页;第78页;第80页。

[9]约翰·塞尔:《心灵导论》, 徐英瑾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第6页。

[10]高新民:《意向性理论的当代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第818页。

[11][13][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 2012, 第231页;第234页;第229~230页。

[12][18][21][22][25][26][27][30][31][33][34][35][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2012, 第152页;第153页;第56页;第57页;第155页;第152页;第171页;第160页;第161页;第56页;第56页;第161~162页;第54页。

[17]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 王珍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第399页。

[20]苏珊·布莱克曼:《人的意识》, 耿海燕等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8, 第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第202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2012, 第410~411页。

[37]克里克:《惊人的假说》, 汪九云等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第3页。

[40]乔恩·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 何怀远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第52页。

[41][42]高新民、沈学君:《现代西方心灵哲学》,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第29页;第29页。

（原载《哲学动态》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