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对现代文明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英格兰文明，如果说英格兰是第一个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在现代文明创制上对人类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法兰西文明不遑多让。在现代文明的实践上，法兰西的地位可能还领先于英格兰。
现代法兰西文明先发后至
英格兰在现代文明建构中遭遇了国教的介入，因而宗教在其身份界定上能够反映出来。同英格兰不同，法兰西文明在13、14世纪时，就有了现代文明身份的冲突，而这是中世纪晚期现代国家开始萌芽时最尖锐的问题。这种身份冲突即教士与民族成员的冲突，“我是一个法国人”，这是一个国家身份、民族身份，但如果“我是天主教的教会人员”，这两者就有了冲突。一般来讲，这两者的冲突不是剧烈的，但13、14世纪时巴黎的约翰将两者的矛盾鲜明地凸显在整个欧洲面前。所以第一个在欧洲脱离世界宗教社会而建立民族国家的就是法国。随着绝对主义君主专制国的建立，法国提供了现代世界第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态。
我做一个简单区分，现代国家一般说来至少有两层政治文明的含义，一个是在形式结构上以民族为单位，如法兰西民族、英格兰民族建立了民族国家。另一层含义强调民族国家的政体形式：立宪民主。在这一点上，法国远远落在英国的后面。法国1789年才完成任务，英国在彭慕兰大分流时期就已经彻底实现了民族国家和立宪民主国家的结构。
现代文明在结构上可以分为几种情况。如果把现代文明建构分为6种类型的话，法兰西文明在分类中属于第二类。英格兰文明属于第一类，先发先至，其现代文明的起源从1215年算起。法国是先发后至，从13、14世纪开始建立民族国家，结果到1789年才落地为共和制国家，推翻了君主制，不像英国那样是立宪君主制，而是以共和制为主。但后发有可能先至，比如日本的现代国家建构到19世纪迅速地完成，新加坡也是如此，它在1965年才建立现代国家。
法国是一个先发后至的国家，是建立现代文明的典范文明形态。只不过法国的积极成分和可能的消极成分混杂，远远超过了英格兰文明，为什么是这样？法国建立现代国家的特殊性证明了这一点。法国建立现代国家的第一个含义是建立民族国家，法兰西民族要脱离基督教社会，就民族的先发性而言，堪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典范。但相应地，法国人在建构现代国家的政治理论储备上是不够的。除了约翰在公民身份和教会成员身份，世界社会成员和民族国家成员之间有强烈的自觉感悟之外，法国人一直对公民跟国家的关系缺少关注。一直到1789年前，受英格兰文明的影响，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才把公民和国家的关系从英国引进来进行建构。
现代政治文明特别强调两重关系：世界跟民族国家的身份。在这一点上，英国是领先的，公民身份的建构在法国属于比较晚近的事情。而且法国人一向比较骄傲，百年战争以后法国人领先欧洲，打着教皇的名义以非常频繁的战争手段影响着欧洲大陆的历史进程，那时四分五裂的德国根本不是法国的对手。就对欧洲大陆的影响而言，英伦三岛远不如法国。百年战争确实也催生了英格兰人和法国人的民族身份、民族意识和建立民族国家的自觉性。
现代法兰西文明的矛盾性
但政治理论上的后发性，使得法国很矛盾。要注意先发建立现代国家，但后发规范现代国家。法国的矛盾在启蒙运动时比较突出，尤其是当现代文明骨干要建构现代国家的时候。来自日内瓦的卢梭带着非常矛盾的现代文明建构体系，跑到法国搅动了一池春水。一方面，他对理性在法国的所向披靡深有感触，所以一到法国就跟跟法国的启蒙大师们混在一起，颇受感染，早期成为法国理性运动的同路人。但另一方面，卢梭又是情感主义至上的人，对日内瓦小城的深厚情感使得他对欧洲中心巴黎的排斥感很强烈，因而对戏剧生活非常反感。卢梭是极致强调情感的人，但把所生育的五个孩子都送到保育院。这个人讲情实际上却无情，这是非常古怪的事情。于是法国启蒙运动建立现代国家理论时，断然地出现了分流状态，一方面以伏尔泰为首的启蒙大师们坚持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卢梭代表了法国情感至上型的抽象人民理念。
对法国的认识，大家通过“戴高乐主义”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例如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独立于美国路线，经常跟美国对着干等。法国的情愫之所以这么强烈，是因为它是现代文明建构里的后发国家，其现代建构是是局部性的，是不规范的。只有立宪民主国家加民族国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国家，而法国一半领先一半滞后，所以它很矛盾。因而法国带给我们的现代文明建构是个矛盾体。这跟英格兰不一样，英格兰在1215-1688年的四百多年间渐进磨合出一个典范，其现代文明中没有介入太多情感因素，而经验主义进步也是一样。而法国不仅在建立现代国家过程中是分裂结构，理论上是情感跟理性战斗的结构，而且法国人期望通过理想建构——而不是经验磨合，要通过理性的设计，搞出美轮美奂的文明体。笛卡尔就是建构理性主义的代表，他希图通过自己的设计而走出与培根经验道路完全不同的法国道路。笛卡尔理念跟卢梭理念结合，对法国政治产生了极大的推进作用。这样的矛盾结构在法兰西极为深刻，揭示出后发现代国家建立现代文明的不易。
建立现代国家之后，法国的矛盾一方面在国家体系运作上体现出来。法兰西第一共和之后有第一帝国、第二帝国的重建，又有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第五共和。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不仅在共和—帝制的架构上，而且在共和体制的行政架构上，都是一个矛盾体。法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非常古怪的，就中央政权和省级政权的关系而言，法国的省级行政区竟然有双重行政首长。一般而言，行政如果要追求效率就一定是实行单一首长制，但在法国却是双重首长制。中央派出的机构首长和本地选出行政官员共同执政。
另一方面，法国建构现代文明的矛盾模式在思想上也有所反映。在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建构上，法国既有麦斯特的极端政治保守主义，也有托克维尔宣告大众民主时代到来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这非常冲突。这样演变下来一直到19世纪、20世纪，法国最热情万丈的作家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是同学、是夫妇，但最后却变成了敌人。萨特高度同情左派的革命热情、革命愿望和革命行动，甚至亲自参加巴黎游行，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坚决地与学生站在一起，反对官方主义。而雷蒙·阿隆恰恰站在五月风暴的另一面去指责学生运动。五月风暴导致的结果是两可的，但左右两派的互搏在法国却从来没有得到解决过。
一直到今天，法国对于建构现代政治的矛盾依然存在。一方面，热情万丈，想要建立完美政权的乌托邦主义一直延绵了下来。另一方面，法国的左右互搏没有引领法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康庄大道，这种极端形态对构建现代文明的启示，是法国对后现代文明建设的贡献。法国人很热爱自己的英明人物、思想领袖、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因而不太愿意攻击自己的名人，但福柯就是第一个死于艾滋病的世界名人。法国开辟了后现代文明理念，但又致力于解构现代文明，因此说法国既是创造者，又是解构者。代表德国文明的尼采说上帝死了，而福柯竟然说人也死了。法国18世纪的先驱们特别强调现代人的精神，例如爱尔维修就特别强调人是教育的产物，但后代的福柯却说人都死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在思想上的先锋性，对思潮的冲击性，对社会的重构性。在这方面，法国在全世界一骑决尘，绝对领先，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赶得上他。作为先发后至的现代文明，法兰西的热情远远超过英格兰，不像英格兰那样让人不开胃。
（本文为任剑涛教授在闲谈系列“现代文明构建中的法兰西”活动上的发言，经嘉宾本人修订，编辑：未雪梨，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