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阿尔卑斯山东南方，有一个费尔奈小镇，镇上有座城堡，名为“欧洲客栈”。这是伏尔泰独具匠心的设计，将原本荒芜萧条的旷野改造成美丽的法式大庄园。1758年，伏尔泰在信里写道: “一半的居民承受贫困之苦，而另一半，在禁闭室里腐烂。我买下费尔奈这块土地，只是为了做一点好事。”
这座城堡可以称作欧洲启蒙思想的发展中枢，也可以称作促进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的策源基地。在这里，伏尔泰与各国精英人士进行思想的交流与沟通，使得他的哲学思想发展到顶峰；在这里，他创作才情喷发，历史专著、哲学名作涌现；在这里，他持续阅读有关中国哲学的书籍，成为在欧洲的中国文化赞美者。
他推崇孔子的“倡导仁义礼智信”理念，赞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为仁”“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等言辞，认为这才是人类幸福的导向。就这样，相差两千多年的两个人有了精神上的契合。伏尔泰认为世界上如果有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那就是奉行孔子哲理和律法的时代。
细致分析伏尔泰曾研究的中国儒家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有尊重基础的人人平等观念。他认为“人们本质上是平等的”，要求人人享有“自然权利”。他主张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为世间的相互“不宽容”而一直持续战斗着。
“克己复礼为仁”的意思是约束自己，使每件事都归于“礼”，就达到了仁者的境界。伏尔泰的自律赢得了伟大的盛誉，成为欧洲诸多社会名流的崇拜偶像，对他仰慕已久而来费尔奈的求见者络绎不绝，甚至需要有伏尔泰朋友的推荐信，方可避免缘悭一面，徒劳一场。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是用惩罚回报恶行，用善行回报善行。伏尔泰亲身感受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腐朽和反动，并亲眼看到它的由盛转衰。他深刻地预见到革命必然到来，他对朋友说：“我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正在撒下革命的种子，尽管我自己未必成为革命的见证人，但它是必然要到来的。”
伏尔泰认为“中国人是最有理性的”，他将中国人所推崇的“理”解释为“自然之光”。他根据元杂剧《赵氏孤儿》，写出了剧本《中国孤儿》。伏尔泰只选取了搜孤、救孤的部分加以改编，因为他希望体现一种适应当时文化的道德影响，从而推崇忠义之举。
在欧洲客栈，他先后收留过上百户难民，还多次为穷苦人打抱不平，替他们伸张正义，平反冤案。他亲自为被判车裂之刑的卡拉写了上诉书，与图卢兹的法官公然相悖，作出“我敢肯定这家人无辜”的结论，救下了卡拉一家。
诚然，伏尔泰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必然有其阶级的局限性，这是他所处那个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但伏尔泰在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功绩是显赫的，因此被公认为那个时代人民理想朝向的导师。他的学说也教育了好几代人，为反封建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做出了基础性的准备。
1778年2月，伏尔泰回到阔别28年的巴黎。1778年5月30日，伏尔泰与世长辞。反动的宿敌下令连夜将他的尸体运出巴黎，弃之荒冢。维莱特侯爵将伏尔泰的心脏保存在一只镀金的银盒子里，随后，他又让人建了一座大理石墓，专门用来安葬银盒子，并刻下墓志铭：他的心存放在此，他的思想遍布世界。
1791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伏尔泰的遗体被迁葬在刚刚建成的巴黎先贤祠，并对他补行了国葬，其墓置于法国伟大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旁边。装有他的心脏的盒子，存放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人们在他的灵柩上写上这样一句话：“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