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中国对外战略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世界大势和主题的根本判断。在经历1989年春夏严峻政治风潮的考验之后，邓小平提出“二十六字”对外战略方针，并通过1992年其“南巡”讲话，为此后中国和平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近20多年中国经济的强劲走势，为中国对外战略转型提供了最根本的条件。然而，20多年里一系列外部重大事件引起的世界格局调整及治理更趋复杂和艰难，不断影响和推动着中国对外战略的探索过程。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和其后持续经济衰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更为内向，对外政策的进攻性相对减弱，中国则更加关注周边安全，采取相对主动的大力进取重塑地区经济和安全秩序，中美在东亚、东南亚的影响力竞争加剧。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主动有所作为”的战略转型更加显著，其焦点之一就是在最具战略意义的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愈益增进自身的战略权利及权势影响，先是偏重“战略军事”调整和布局，而后施行“战略军事”与“战略经济”并举之策，结果是既获得重大收益，亦有重要风险。非常可取的是，2016年秋季往后，部分地是为应对“特朗普冲击”，部分地是为打造接续引领全球发展的包容性形象，再加上美国在对外合作方面的消极趋向提供的重要机遇，中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战略近乎全面地显著温和化。现今的复杂挑战特别在中美贸易对抗和朝鲜问题上。中共十九大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三个“更为大力”将构成对外战略方向的长期前景。
一 作为引言的邓小平
中国现代史就是中国现代爱国主义的历史，激进地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1949年以前的腐朽往昔越来越成为中国爱国主义的主流，而且越来越成功地与中国共产党的大众动员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最伟大的中国现代爱国主义者、天才的现代中国革命家毛泽东领导下，依凭现代爱国主义与社会大众革命的成功结合，赢得了现代中国的最大政治/军事斗争。在毛泽东领导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至上，革命被认作强国之道，从而被认作“更真切、更伟大的民族主义”。
从20世纪初到毛泽东逝世，中国激进爱国主义已经走完了它的一个全程。邓小平，中国的历经了几十年革命的共产党人之一，然而是最富有创新性地适应改变着的中国和世界的思考者和实践家，同时也是政治领导素质和大战略才能方面最佳的领袖人物。他在他的战友的支持和辅助下，以最大的魄力开启和进行了中国的历史性的伟大改革，其中包含转变中国激进爱国主义。他清晰地认识世界的变迁，力图为中国的繁荣、进步和富强顺应世界的变迁，同时也作为主要的决定性历史个人之一，参与塑造历史的变迁。
这个塑造进程当然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即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其根本背景不仅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荡，还有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的愈益凸显的问题。苏联几年前刚获得由美国正式承认的超级大国地位，亦即刚攀上其世界权势和威望的顶点，却实际上如美国著名战略史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所说，“已经变得不能履行任何有效的战略的最根本任务:有效使用可得的手段去实现经选择的目的。”其历史性结果非同小可，那就是将塑造世界趋势的舞台敞开给世界别的地方能够这么做的领导人。
“他们来了，来自意外的源头:或许这就是原因，导致他们从未经预料的观点出发质疑20世纪70年代———确实整个冷战期间———的流行俗见。”“他们除其他外，依凭他们的杰出的个性、他们面对逆境的坚韧、他们的无畏和率直，然而首先是他们突出的动员技能，即不仅能将他们的认知传达给千百万其他人，也能说服这千百万人接受这认知和跟随其引导。”由此，“他们开始了结束冷战的进程。”
美国外交史学家约翰·加迪斯由衷地赞誉邓小平是他们之中的第一人。他认为，事至如今可以肯定，邓小平是其中最伟大即造成世界最大积极变迁的一位。“很难预料毛泽东的一名长时期追随者，在他身边不易见到的五英尺高的小个子，居然会使用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给他的国度一种市场经济。邓小平喜欢说‘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他的猫论———他用猫来指意识形态———令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毛泽东发生冲突”，继而他两下两上，历经个人艰辛苦难而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到那时，他已经对他的前任扭转局面，办法是宣告毛泽东错事对事三七开……伴随这关于百分比的宣告，邓小平为自己探求一条很不同的道路赢得了空间。”
通过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实验，邓小平向世界表明一个共产党能够大大地、甚而急剧地改善它治下的人民的生活。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腾飞，到邓小平在1997年逝世时，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回到与苏联的对比，现当代史上最糟糕的战略家之一戈尔巴乔夫在1993年懊恼地承认，“毕竟中国当今能让它十亿以上人民吃饱肚子。”
这就是邓小平及其同伴塑造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变迁:由于他开启的改革开放，连同几乎令世界不断惊讶的迅速和巨大的发展，中国大大提高了占世界人口1/6的人口的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了一个巨型大国的经济社会状况，由此显著增进了世界的稳定和繁荣。反过来说，假如有十三四亿人饿肚子，缺房住，少就业，不稳定，世界肯定会比现在糟糕得多。不仅如此，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实际增添了新的巨大的国际公益提供者:中国对世界金融、世界贸易和国际安全的贡献已经大为增长，而且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世界的新认识和迅猛增长的国力，中国正在迈进作为国际公益主要提供者之一的门槛，特别是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东亚安全领域。中国在越来越多地履行毛泽东的一句至理名言:“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邓小平及其战友塑造的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变迁还在于世界力量格局:中国因改革开放而经济迅猛发展，从而可以说挫败了美帝国。如果从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算起，假如没有中国的早已成为世界最大谈论话题之一的勃然崛起，那么美国或许会在全世界不可一世，或用许多美国人一度相信的话说，叫“单极世界”或“历史终结”。然而，由于巨型独立国家中国的崛起，这一近乎实现的想象终究没有实现。美国在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之后，似乎很接近16至19世纪欧洲的一个术语———“普遍君主国”，即普遍帝国的势头，甚至在中国也有不少人相信甚或准备接受这一局面。然而，现在的情况几乎完全不同。这表明，只要有巨型国家中国的独立存在，就不可能有哪个国家成为“普遍帝国”。联系到前面一点可以说，中国搞不好世界就遭殃，中国搞好了就无人能称霸天下。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充满挑战和风险的事业，特别在改革开放初期。1989年春夏，邓小平领导的中国经历了一场迄今最急剧、最复杂和最严峻的考验。邓小平及其战友在这场风波中的艰难决定，连同紧随事变平息而宣告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决策和安排，用一位考察事变经过的美国学生的话说，“成功地保证了他的国家历经一个激烈动荡的变更时期而存续下来，这变更是解脱将中国紧紧绑在往昔的旧政策，转到较为自由但仍需某些管控的状态……他几乎独自保障了现代中国国家的生存。”
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对外战略紧随1989年春夏的事变而落定。此前，这位善于领悟世界大势和格外求实的政治和战略大师已经逐步提出他关于世界的根本哲理式论断，即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因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根本的时代条件。他还深切明了科技和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中的重大作用，提出对外开放须是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并且业已提出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去处理有关的国际争端的新思路。
与此相应，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而他倡导的中国经济改革日益引起美国的关注，中美之间以经贸为基础的交流与合作大大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全面展开。主要是为应对1989年春夏风波后中国暂时的空前困难和国际风云巨变，邓小平提出最为脍炙人口的大战略方针，那就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不扛旗、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在此基础上就中美关系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加强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促使中美关系逐步走出僵局。
1992年，邓小平做出了他的为改革而斗争的“最后的政治行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惊人形势，还有由此加剧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曲折性，促使他毅然南巡，途中反复强调坚持和加快改革开放。“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式”;“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他甚至还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即“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要反对霸权主义”。中国的经济腾飞由此而起，中国对外战略的一大根本环境自此生成。
二 急剧变化中的形势界定与战略探求(1999至2002年)
1989年之后，中国对外战略、特别是对美战略和政策制定开始了长达近15年、由“第二代领导核心”往后的代际转变。因此，考察或回顾这段时期中国对外战略探求，以江泽民总书记领导时期的政策演进作为基本对象不无道理。
总体而言，从1989到1999这十年的全球战略变迁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国际战略视野及思考维度的调整、变化。具体而言，一些直接涉及中国主权和国家安全的突发事件对中国决策者和公众的世界观有重要的刺激作用。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北约盟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等急剧事变冲击了中国领导人原先的印象和政策模式，也引发了国内知识界和公众对一些主要的对外政策前提假定的困惑和争论。争论围绕以下几方面问题:全球化对(vs．)多极化，或全球化与多极化;新兴强国对(vs．)既有超级强国;美国霸权的基本性质和功能(主要是压迫性的还是维持稳定的);中国参与各类国际体制的利弊得失;美国对华政策两大成分(战略防范/政治挤逼/外交压力与“接触”(engagement)/协调/有限合作)之间的基本比例;中国对外“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之间的应有的平衡;和平与发展是否依然是当代世界主题。这些问题大多与上面说的邓小平遗产的复杂性有关。
困惑和争论因为2001年对美国的九一一恐怖袭击而大为加剧，由此开始了这里谈论的演化过程的最能动部分，亦即中国自九一一往后颇大程度上重新界定世界形势和外交任务。以时间先后为序，它可被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紧接九一一之后的六个月，其间最有意义的是中国对那往后的三项变化的意象，即:(1)美国国家安全轻重缓急次序的变化;(2)世界权势分布的变化;(3)中国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的变化，加上中国关于美国反恐战争的意图的意象。在这些问题领域，有着非同小可的困惑、争论和摇摆，导致中国对美国多战线反恐战争的舆论、态度和政策多少有些自相矛盾。
第二阶段始于2002年3月台湾“国防部长”汤耀明对美正式访问，大致与此同时1997年往后美台军事合作的加强被披露于世。以这和其他更广阔的事态发展为背景，中国国内出现了对美国的优越权势、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行为、美台军事关系的强化和美国政府之拒绝宣布东突伊斯兰运动为恐怖主义组织的强烈不满和愤慨。中国严重怀疑美国在阿富汗暂时取得军事胜利后继续进行大规模反恐战争的真实意图。中国政府或官方媒体强烈地谴责美国政府的若干重大宣告、战略信条和决策，包括布什总统的“邪恶轴心”论、“先发制人打击”信念、美国政府发布的《核态势重新评估》报告、美国五角大楼2002年关于中国军事力量的评估报告和对美台军事关系的强化。
然而，在2002年夏末秋初，几乎戏剧性地来了第三阶段，当时被西方媒体称作“大变”(sea change)，亦即中国政府对美态度和政策的温和化变迁，连同中美关系的非常显著的改善。2002年8月22日至10月，中国政府先后颁布美国政府多年要求但长时间未达成的《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和《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办法》;美国政府则于2002年8月26日宣布东突伊斯兰运动为恐怖主义组织。这显著变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讲求实际的观念、审慎的乐观主义和优化了的战略思维，加上美国政府对华态度的积极变化。
随之而来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标志着中国战略的进一步重大澄清和优化。十六大报告坚持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虽然这坚持与上述中美关系的重大改善密切相关，但结合与此同时的中国政策行为去分析，它还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对他们相信中国应有的世界政治态势和对美政策连贯性下了某种较长期的战略决心。十六大报告对外政策部分的其他一些重要提法，尤其是扩大与发达国家(当然首先是美国)的“共同利益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也体现了这一点。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基本政策声明相比，报告没有提“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没有提“反对超级大国干涉”等等，这同样透露出更加温和、审慎乐观和求实的对外政策前景。
但另一方面，中国并非只是温和。十六大报告还有另外两个部分，都与对外政策和对美问题密切相关，那就是关于国防建设和台湾问题的。这两部分明确地宣示了至关重要的两点:(1)加速实现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2)决不容忍“台独”。这两条同样是中国领导人的重大的战略决心。因此，与过去相比，中国现有两大更清晰、内在更连贯的战略决心:坚决和尽可能坚持不懈地实行温和、审慎乐观和求实的对外战略;坚决加速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和决不容忍“台独”。这可谓“双头战略”，有“软”也有硬。
然而，在战略澄清和优化的同时，中国依然面对一些重要的两难和战略内在紧张。“双头战略”固有其潜在的问题，因为“双头”之间总是有矛盾的，在实践中有时难以达到它们彼此间的充分协调。而且，未来的某些国际形势，还有特别是台湾问题，可能发生重大的恶性变化，哪怕是暂时的或间或的，以致给坚持温和、审慎乐观的对美方针带来不易处理的困难。另外，在多变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如果要坚持温和的方针，那么怎样培育和巩固所需的足够程度的国内有关舆论共识就将是个难题，是对中国国家现当代才能的一种考验。
三 和平崛起与军力建设:后冷战时代的大战略(2002至2008年)
当代中国始于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直到晚近为止，中国的国家大战略无疑可被浓缩为“和平发展”，依据战略研究中的理论观念，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对称战略(asymmetrical strategy)，或所谓“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理论上，它意味着“扬己之长、克敌之短”和“避敌之长”。这相当于孙子式战略方式，在中国非常悠久和主流的政治文化和战略传统中有深刻的底蕴和渊源。此外，就当代中国的军力建设和军事现当代化而言，其战略形态根本上说是对称战略(symmetrical strategy)，或所谓“直接路线”(direct approach)，意味着“针锋相对”“正面攻坚”和“对阵激战”(pitched battle)。这在精神上相当于克劳塞维茨式战略方式。这两类战略方式俱非万应灵药，总的来说都利弊相兼。中国政府多年以言辞和实践反复表明，它坚信中国既要大力和平发展，又要加速增强军力和推进军事现当代化，亦即结合使用不对称与对称战略，以便尽可能兼取两者之长和规避两者之短。
中国多次重申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和平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战略裨益，特别是从一种相对较为开明(liberal)的视野去看。它依凭这么一个假定:为促进和平发展，一国将在绝大部分时间、绝大部分方面依靠广义的“软权势”，即所有非强制性的权势资源和权势行使。
经济力、外贸力、外交力(特别是“微笑外交”的柔性功能)、文化力、移民力等等，还有国家发展成功本身在国家巨大规模之外带来的格外的威望力和劝阻力(或曰“软威慑”):所有这些的特征在于非暴力伤害性、渐进累积性、广泛弥漫性和很大程度的互利性。与“硬权势”相比，这样的力量最不易阻挡，最少引发强烈阻力，最小成本发生，后果方面最可接受，因而一定意义上最为无敌。特别是，和平发展战略的最大好处是相对成本低，且其效应比较经久，虽然进程比较缓慢。中国政府直到晚近，显然相信资源不富，内部困难多，因而一定要格外地追求保持低成本。与此同时，它又显然相信中华民族传统上较有耐心，因而经得起这里说的相对缓慢。更何况，中国的抱负长远伟大，因而更应倾向于主要依靠广义的软权势可以产生的相对经久的效应。
在此所说的时期里，中国的领导人和多数政治/社会精英显然特别相信，鉴于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的变化，这样的和平发展有其坚实的基础。“战略机遇期”观念的根本大概就在于此，其次才是九一一之后美国国家安全重心或优先的转移。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迅趋衰减，国际关系的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技术问题和软权势问题，国际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和影响愈益增大，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军事表现重要。在这样的变化中，中国作为巨型“贸易国”的和平发展被认为总的来说符合世界历史的当前潮流。在这样的变化中，中国可以有成为未来世界强国的重大有利条件和可观前景。
回转到本文开头，经过邓小平和他以后20年间的中国领导人，中国激进爱国主义的势头已经转变。在革命意识形态不再对大多数中国人有先前那样的吸引力的情况下，在特别是中国和世界发生了20世纪末的种种变化之后的新环境中，新的思想观念、情感和政治需要使中国的爱国主义不同于例如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风行的:现在诉诸中国的古代传统辉煌(特别是被盛赞的儒家文化)成为完全正当和理直气壮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政府经常宣告的、也是中国公众热情接受的最流行国家口号之一。与和平发展成为国家方向和纲领相应，政府和公众都有一种愈益强烈和“返回式”的意识，即中国爱国主义不能排除构成中国悠久政治/伦理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中国领导人积极动员起儒家教义中的某些经过选择的重大成分，以服务于他们的内外政策纲领，服务于中国的软权势建设，如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和中国政府在国外设立众多孔子学院显示的。
然而，中国领导人显然没有忘记，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软权势与和平发展都有与它们的重大功能和裨益并存的局限性，从而作为对称战略的主要资源之一的军力发展势所必须，更何况还有一项历史的经验性常识，即世界一再证明它本身可以恶性地能动。因此，他们确信中国必须大力从事现当代军力建设。
就此，理论性质的谈论可从比较出发:比较持有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不同流派如何各有偏执地对待软权势。它们都喜欢软权势，但原因各不相同。现实主义流派喜欢它，大致是因为它被当作硬权势的一种值得欢迎的补充或襄助。然而，现实主义者往往不明白或不注意，为了拥有和发展软权势，通常须对硬权势及其增进打上一定的、甚或相当大的折扣。自由主义流派喜欢它，一般是将它视为硬权势的一种非常值得向往的替代。
然而，自由主义者不想承认，至少就当下或短期而言，软权势经常不如硬权势那么有效，因为软权势如前所述倾向于代价较低，但往往效率也较低。建构主义流派喜欢它，是将它当作一个了不起的建构过程，以便构造和改造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使它们不受或少受权势争斗、特别是敌对性争斗的支配。可是，建构主义者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在追求眼前利益的时候，一般那么经常地缺乏关于久远的仁善未来的眼界，缺乏逐渐实现它的耐心，以致阻碍甚或阻绝这非常耗时的建构过程去产生其仁善的建构效应，假如籍以时日这过程真能较充分地产生这类效应的话。所有这些都关系到软权势的基本局限性，都要求人们不要迷信它，就像不要迷信硬权势一样。
军事力量、军事意志和军事体制效能在某些可能的至关紧要的紧急情况下最重要。不仅如此，除了它们在和平时期防止最坏情况发生的威慑作用外，它们还可以有至关重要的威望、影响力和有时必需的强制性外交能力。特别对经济实力和贸易影响与日俱增的当代中国来说，尤需明白和牢记:经济力量恰如军事力量一样，有其在可互换性(fungibility)方面的固有限度。中国领导人记得，况且还有中国武装部队和某些现实主义学者经常提醒:军事强权仍是国际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现象，先进和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仍是在军事强权面前捍卫自己的一种必需;领土/军事安全问题仍至关重要，主权争执、领土争端和其他紧要利益的抵牾仍多发和常见，即使与先前的历史时代相比总的来说已变得不那么突出和激烈。因此，军事力量仍有重大意义。历史和理论都昭示，国家大战略在和平时期有一项重大任务，即念念不忘军事安全和备战。“带着对一场(或几场)你可能会被要求去打的战争的不断关注来操作和平至关紧要”;“有关的政治实体的真正任务，一是确保非军事方面在战时不被完全忽视，二是确保军事方面在平时不被丢诸脑后。”
当代中国军力建设和军事现当代化的开启远晚于改革开放的开启。多少有如西汉初年的社会极端凋敝和国家极端贫困实际上强制规定了西汉初期的国策方向，亦即“休息无为”，以致最终“民务稼穑，衣食滋殖”。邓小平在担任党的领导核心的整个时期里，将党和国家的政治、精神和物质资源大都集中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大发展，并且为此将军力建设和军事现当代化相对“边缘化”，或曰推迟之。此即他的“军队要忍耐”的思想或要求。在这位特别兼具求实精神与宏远抱负的伟大的领导人看来，浅显无疑的、起码的战略道理之一就是国家大局优先、构筑基础优先:“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按照本节开头的界定，邓小平时期中国的大战略形态是压倒性的不对称战略。
“军队要忍耐”原初就意在是暂时的。而且，恰恰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上述大战略导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情况就更是如此。然而，两大急剧的事态多少提早了中国军力建设和军事现当代化的开启，那就是:(1)美国依凭骤然亮相的高技术武力极为迅速利落地打赢海湾战争，这给中国带来了心理震动和思想冲击;(2)继而，“台独”威胁随李登辉1995年抛出“中华民国在台湾”论而急剧浮现和迅速加剧，从而带来进一步的强烈冲击。在这些背景下，转折到来: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后，推动军力加速度建设和军事加速度现当代化，其目标一言以蔽之，是使中国与其武装力量具备打赢高技术、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能力。
在这一目标和相应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主导下，在江泽民主持中央军委期间，中国军事的多个层面和多方状态显著变革。它们中间尤为重要的包括:(1)军事预算自1999年往后的13年里不断以两位数的年增率持续高速增长，仅有其中两年的年增率略低于两位数。(2)坚决、有效和相当迅速地制止了一度出现的部队经商活动，从而除掉了军内涣散、怠惰、违纪和腐败的一部分缘由和助因。(3)通过“军转民”等重大措施，在颇大程度上实现了军事工业和后勤体系的合理化“瘦身”。(4)新的、现当代化的军事信条或原则有力地浮现，并且得到较有力的贯彻，其中特别是:多军兵种合成体制，其建设和扩充重点被置于除传统陆军(步兵陆军)之外的所有战略和战斗性军兵种;愈益发展和依凭先进军事技术和新型武器系统;本着可谓“对称战略中的不对称战略”，赋予所谓“撒手锏”武器系统的研发、制造、装备和部署大致特别优先的地位;扩展、丰富、细化和深化战略规划工作，连同与之相关的各类战略研究;增进中高层次专业军事教育的规模和重要性，同时增进军事专业化。总之，借用《华盛顿邮报》2005年初一篇文章的话说，“从头到脚的现代化正改造着中国军队”。
2004年9月，胡锦涛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后，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在继续并加速贯彻的同时，有了重要的发展。特别具有创新意义的是，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这在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之外，主要意味着将非战争军事行动作为国家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注重遏制危机和战争，科学筹划和实施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提高维护海洋、太空、电磁空间安全和从事反恐维稳、应急救援、国际维和任务的能力，参与国际安全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军事交流，推动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可以说，由于如此结合和纳入军事与政治、军事与外交、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维度或要素，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的内涵显著丰富化，以求更加适应世界和中国的变迁。
四 格局大变与复杂性增生中的战略竞争(2008至2012年)
2008年秋天，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首先在美国爆发，继而迅速蔓延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大部分地区，美国与其为首的西方由此开始愈益显著地相对(即使并非绝对)衰退。在此背景下，快速崛起的中国开始进入它真正当代或当前的历史大阶段。自此往后，中国的基本面貌大致有如下述，尤其在中国以外的人们看来更如此:
一个巨型民族国家，具有急剧增进了和增进着的经济、金融和军事实力，在多个国力国势领域已经拥有或接近拥有世界第二强地位。
一个依然面对巨大、多样和复杂的国内挑战的国度，但现在已经更关注对外事务和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因为国内经济必需，因为对“地缘政治战略权利”和作为一大强国的民族国家光荣的更强烈的向往，因为有力地上扬着的大众民族主义和“胜利主义”(triumphalism)以及更雄心勃勃的武装部队。
一头“重新觉醒”的东亚雄狮，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之后在领袖习近平领导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习近平强有力地启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加速过程，其对外政策动能颇大程度转换，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有了许多不同于先前的话语和实践，同时也使其他国家准备不足，从而发生困惑，增加了误判的可能。
中美两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力竞争集中于中国的紧邻周边，与相关的海域洋域密切相联。这竞争一直在相当迅速地演化，而与先前若干年的图景不同，大致直到特朗普2017年1月出任美国总统为止，美国在外交/战略阵线上颇多斩获，即使某些只是短暂的。一方面，美国的斩获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奥巴马政府在东亚和东南亚不遗余力、不失机会地争取外交收益;另一方面，它们也大受益于区域内的机会性事态或便利，这不是由美国决策者造就而是由他们现成地利用的。这些事态或便利主要有:日本、韩国和缅甸等国发生的政治和心理变化;周边国家面对巨型中国快速持续崛起(包括其远程军力的大力建设和海军活动的扩大)产生的忧虑、怀疑和不满;中国与各邻国之间广泛的领土和海洋纠纷;该区域内某些政府就与中国对抗而得到美国和国内选民回报的期望等。
在中共十八大以前的数年里，在与东亚和东南亚邻国的关系中，中国公众和政府两方面的“胜利主义”显而易见，虽然在政府方面其程度较小。关于这“胜利主义”，最重要、最广泛的一个原因大概要到“G2中国版”中去找，那是关于中国对外政策方向的非传统的理念，吸引了不少中国对外政策精英，即中国作为可望的世界第二大国，其对外政策的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应是尽最大努力，与超级大国美国结成稳定和大体合作的关系，以便“共管”区域甚或世界，尽管实际上中国在战略和战略性外交方面的对外“重中之重”必须是两个，即对美关系与近邻关系，而不仅仅是一个即对美关系。
在那些年里，在对东亚东南亚周边行为中的部分“胜利主义”还有其他一些原因:首先是持续上涨的中国大众民族主义，它被某些大众传媒加强。无可否认，中国政府受到它的某些干扰和制约。还有，不同的政府部门之缺乏协调有时看来颇为明显，以致某些西方人的下述评论颇有说服力:“军方、关键的政府部委和国有公司里的新一代官员已开始定义中国如何应对其余世界”;“现在是中国政府弱的时候。结果，种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已经以一种不那么协调、不那么中央集权化的方式脱缰而出。”这甚至间或发生在最高领导最重视的对美政策领域，致使奥巴马的顶级幕僚们在2010和2011年之交断定，中国领导人虽然希望对华盛顿温和，但“往往受一个分散的执政党支配，其中将军们、部长们和大公司利益与过去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相比，更多影响，较少敬畏。”
所有这些分析提示了一点:政治领导至关重要，他们的眼界、抱负、意志力和政治/战略技能至关重要，即使有国内大众民族主义、部门协调问题和外部环境复杂挑战的增长的作用。中国领导人可以从他们的美国同行学到某些东西，后者在中共十八大以前的几年里暂时赢得了中国家门口的一轮外交竞争。
五 “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收益与风险(2013至2016年)
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战略规划和实践得到强有力的引领，并且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的绝对权威、宏伟抱负和一抓到底的顽强毅力。他大力加强中国战略性军事力量(特别是远洋海军)建设，大为扩展中国的战略活动范围，争取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特别是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的西太平洋西部)具有愈益增长的、无论是“软”是“硬”的权势影响。
服务于这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有两大类:“战略军事”(strategic military)和“战略经济”(strategic economy)。概略地说，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结束到2014年秋季为止，中国政府主要使用的是“战略军事”，它体现在中国战略军力建设加速推进，海上及空中军事活动范围显著扩展，对美、日等国表现出强劲的竞争和强硬的反制，在南海和东海争议地区从事密集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此类“战略军事”的双重效应显而易见:显著地增进了中国的“硬权势”，包括战略军力大幅增强，战略活动范围急速扩展，有力地支撑起中国在南海和东海海域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声索，为中国争取理所当然的应有战略权利;与此同时，它们也多少妨碍中国进一步获取国际软权势，使相关周边的战略/外交环境更加复杂和脆弱，增大了与日本及美国的军事冲突风险，并且作为其主要反弹，客观上促进了美国战略“再平衡”的强化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
因而，很可能伴随某种与此相关的战略审视，从2014年秋天开始，中国政府实行一种有利于“战略经济”的战略转型重大决策，它基于中国巨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和可以成就的更广泛的外交，而且契合一项紧迫的国内需要，即在国内经济增长呈缓慢但顽固的持续下行的严峻形势下，力求显著增进对中国产能的境外需求。考虑到2014年10月和11月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的两项重要的管控紧张的安全协议，即中日“四点共识”和中美防止双方军舰军机冲撞协议，事情就更是如此。
无论是习近平反复倡导并着力推进规模巨大的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中国从2014年10月起大力主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是提出亚太自由贸易区，以及创设“中巴经济走廊”和提倡“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等，都是“战略经济”方向上的重要事态。如果加上中国政府在着力推进的、面向周边乃至世界多个地区的高铁输出以及其他已经或准备大力投资的远近周边经济项目，中国显然更注重将其对外战略重点“分叉化”，“战略经济”因而成为其优先议程上的另一个重大维度。
然而，“战略军事”的某几个重大方面依然显要，显见于中国基本的战略态势、或曰战略复合态势之中。中国战略性军力的经久急剧增强仍在继续，甚至是以加速度继续。中国武装力量主要面对海洋和海陆两栖环境的军事斗争准备仍加速进行。与此紧密关联，世界已经看到关于西太平洋、至少是西太平洋西部的中美军备竞争和更广泛的战力竞争，这涉及海上、空中、网络空间、甚至外层空间。这方面的一个新的重大事态，在于美国伙同韩国执意在韩部署将严重伤害中国既有战略威慑能力的萨德反导系统，而如此必将引发中美战略武器竞争的一个新的重要方面。美韩两国政府宣布决定部署萨德系统以后，中国对韩态度和对韩关系急剧逆转，这表明习近平维护中国战略核威慑能力的决心不可动摇。
同样显著，中国继续在南海大力伸张和发展自身的海洋权利和战略权势，特别是在南沙群岛的多个岛礁同时进行急速的大规模扩岛，并且在其上构筑军事能力。这既大大加强了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实力地位，强劲地增进了中国的海洋战略能力，也显著加剧了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和对立，增加了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紧张，而且促使美国在东亚太平洋的盟国、准盟国和其他战略伙伴着手构建它们互相间的安全合作网络。由此开始，美国屡屡派遣军舰军机挑衅性地前往中国扩岛后的岛礁附近水域空域，甚至进入其12海里周围水域。中国则在南沙和西沙群岛部署导弹、战机和雷达，并且针锋相对地出动军舰军机与美对峙。
2016年7月12日，被中国斥责为“一张废纸”的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关于菲律宾诉案的裁决，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声索和主权声索的合法性。就此，中国政府随即发表声明，实质上宣告“九段线”内所有岛礁皆为中国领土，这些岛礁周围的紧邻水域皆为中国领水;“九段线”内的其余海域皆为中国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中国的这些主权声索和海洋权益声索基于历史性权利。为了表明中国的愤怒和决心，人民解放军海军三大舰队在南海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人民解放军空军在南海的某些争端岛礁和海区上空进行战斗性巡航。人民解放军最高级将领在海牙仲裁法庭发布裁决之后对外宣告:中国决不会停止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在东海，“战略军事”变得甚或比先前更显著。2016年6月初，很可能为了抵抗美国及其战略伙伴就南海问题施加的愈益增进的军事压力和外交压力，包括由两艘核动力航母为首的特混舰队操作的在南海急剧的对华军事威慑，一艘人民解放军海军护卫舰驶入东海钓鱼岛附近水域———中国就该岛采取的首次此类军事行动，伴有中国空军军用飞机几度飞临接近钓鱼岛上空的空域，被日本政府称作实属罕见。这项行动的目的很可能是要迫使对方进行某种可比喻为“两线作战”的行动。此后，很可能处于同样的战略目的，中国在东海对升级干预南海问题和急切支持海牙仲裁法庭裁决的日本施加空前的压力。与此同时，中日在东海的军事紧张和对峙进一步加剧，特别是中国40余架各类军机集群飞越冲绳与宫古海峡之间的空域，而日本航空自卫队军机紧急升空以警戒中国军机的次数几个月急剧增长。
作为“战略军事”的一项重要内涵，中俄两国间的战略/军事协作迅速地大为加强。这是两个重大事态———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大为加剧和俄罗斯与美欧强烈对抗———的一个地缘政治结果。俄罗斯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加速对华输出，还有中俄两国海军在地中海和日本海的联合军事演习。更重要的是，2016年6月下旬，中俄两国元首发表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称美国主导的导弹防御体系违背中俄两国的联合意志和战略安全。⑤是年9月，中俄两国在南海进行联合海空军演习，而南海是其时中美战略竞争特别激烈、战略对峙最为显赫的地区。尤其以这两个事态为标志，可以认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因其战略和军事内涵变得愈益突出和广泛，一度达到或至少接近达到准同盟关系。
因而可以说，中国关于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战略路径成了一种复合性的复杂路径，而改变“战略军事”为主的战略转变看起来是个战略扩展。最突出的问题在于，中国对外关系和政策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两项重中之重)，即对美国和对亚洲邻国的关系和政策，都在一定意义上被“锁在”海洋战略竞争、海洋领土争端以及海洋权益争执之中。展望未来，若没有出现可能的重大缓解或扭转，那么结构性的战略竞争和战略对立很大部分将直接是关于中国近海和西太平洋(至少是其西部)的。“修昔底德陷阱”首先会在海洋上。
六 特朗普和其他事态:中国的战略反应和初始调整(2016至2017年)
如前所述，中共十八大往后的约三年半，或较精确地说从2012年底到2016年9月杭州二十国峰会开幕，虽然有以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为首要内涵的“战略经济”，但中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战略态势仍主要以伴有种种强硬行动的“战略军事”为特征。
然而在此期间，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前，国内外局势的一些变化或改变着的种种形势，促使中国的战略态势和战略行为与先前相比趋于温和化。在这些形势中间，国内的主要有经济增长呈缓慢但顽固的下行之势，金融风险显著加剧，而必不可少和愈益紧迫的几大国内任务的资源支出需求大为增加。可是，更重要的是与日本以及美国的军事冲突风险，与海洋或近海邻国的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还有“回火”(backfired)效应，亦即美国战略力量近乎全系列的技术更新与日本追求军事权利和军力增进。不仅如此，随杜特尔特出任总统，菲律宾的对外政策急剧变化，其对华态度大幅度改善，从而必然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需要变得多少温和化。
可以认为，所有这些对中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战略行为产生了影响———促其温和化的影响。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前，显著和重要的是中国大约在杭州二十国峰会开幕前夕，开始调整在南海的态势。中国政府积极地与菲律宾改善关系，特别是在杜特尔特2016年10月访华期间，对菲许诺超过百亿美元的经贸帮助。九个月后，连一名称南海的相对平静带“欺骗性”的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过去一年一直采取了对其他声索国的利益较为和蔼的态势，同时看来不再搞军事挑衅。不仅如此，自那时以来中国政府没有正式讲过‘九段线’……它让菲律宾渔民进入他们在斯卡伯勒浅滩(黄岩岛)的传统的捕鱼区，这长期以来是一大争夺对象。”“过去12个月没有见到中国与各沿岸国的任何冲突，北京的言辞一直是和解性的。”
然而，就中国战略态势的温和化而言，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被认作是个转折点。特朗普给中国政府带来了严重的忧虑，因为他在竞选期间就中国贸易行为和惯例发出无数次烈度空前的威胁性言辞，而这些言辞如果转变成真实的美国政策，就将破坏中美经贸和金融关系，从而严重损害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不仅如此，他蓄意逼近和触碰中国的台湾问题底线，在当选后不久便与“台独”倾向根深蒂固的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
据《华盛顿邮报》经密集和较深入的调查而迅速披露，此次通话出自特朗普外交/安全核心团队的长时间精心策划和特朗普的首肯。“这次历史性的通话———美国领导人与台湾领导人之间自1979年以来的首次———是特朗普的顾问们中间关于与台湾接触的新战略的几个月悄然准备和谋划的产物”，“是一项蓄意的挑衅行动，突出显示即将上台的总统背离往昔”。随即更有甚者，特朗普公然声称“我不懂为什么我们必须受‘一个中国’政策束缚”。这至少如《纽约时报》所说，表明“他认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外交关系的中心基础———人们所称的‘一个中国’政策———已到了该被重新审视的时候。”他明确示意他要将美国自1979年以来这项传统的政策当作可以舍弃的讨价还价筹码，用来逼迫中国在朝鲜和贸易等问题上对他大大退让。这当然令中国严重不安。可以说，中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忧惧，担心他非常反华，非常冒险主义，非常马基雅维里主义(或曰玩世不恭)。
这样的忧虑几乎立即产生了政策效应:习近平在应对特朗普方面采取空前耐心和审慎的做法，仅仅在台湾和“一个中国”这核心问题上才公开表达毫无疑问的坚定，明确声明一个中国原则不可谈判，“无论是谁或出于什么目的，如果试图破坏一个中国原则，或者幻想将此作为交易筹码，必将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此外，中国政府采取和坚守一种纯反应式方略，只是在特朗普“出牌”之后才相应决定是否做反应、在什么时候做反应和做怎样的反应。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尽最大努力和最快速度，去寻找、发现和开发与特朗普团队某些显要成员的有益的联系。总之，耐心、审慎、针对最核心威胁(并且只是针对这类威胁)的非常坚决的公开抵抗、纯反应式方略、寻求和开发有益联系，这些构成中国政府应对特朗普的战略，一种几乎急速形成的、处理意外紧急状态似的战略。
这一战略很快证明颇为成功，从而成为中国多年里最精彩的对外战略决策之一。2017年2月初，特朗普差不多一夜之间就改而正式认可美国传统的“一个中国”政策。这必定显著增强了习近平对“搞定”特朗普的信心。令人印象更深刻的是，特朗普总统不久后就似乎多少不经意地给中国带来意外的非凡愉悦，特别是因为2017年4月初中美首脑海湖庄园会晤的好得令人惊讶的气氛。紧随其后，特朗普不止一次地公开盛赞习近平是强有力的、友好的世界级大国领袖，这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战略态势的温和化。
七 中国战略态势近乎全面的温和化(2017年)
因此，再加上其他一些重要原因，特别是实力已显著腾升的中国在特朗普导致美国的全球意愿和态势双收缩背景下参与引领世界的宏愿，中国以近乎全面的迹象，呈现出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新的显著温和化态势，有效和显著地广泛改善了周边关系，造就了十多年来中国周边外交的最伟大成绩。从战略上说，这温和化的性质应被认作是延宕克劳塞维茨式“胜利的顶点”(culminating point of victory)，或用通俗话说“好日子拉长着过”，因而对中国的长远总体利益来说甚为可取，甚为积极。
首先，必须密切注意与过去相比，中国政府对步步升级的朝鲜核导弹研发的态度已变得空前严厉，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施加了那么多惩罚，这是中国先前从未愿意或敢于做的。所以如此，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争取良性的中美关系和维护世界核不扩散体制。不仅如此，除了前面已讲过的中国在南海的行为的显著温和化，中国政府还更积极地力图改善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特别是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加大加快了与东盟协商出《南海行为准则》的努力，以便稳定海上局势和增进中国的外交影响。还有，在海湖庄园中美峰会以后的几个月里，显然出于对美关系考虑，中国没有像往常那样实际针对美国而公开强调中俄战略/军事合作，即使在普京2017年5月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亦如此。大致与此同时，中俄两国首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案表决时投票有异(中国投弃权票，俄罗斯投反对票)。
与此同时，中日关系出现显著改善迹象:在日本政府改变原先有关立场、做出肯定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明确表示之后，习近平于2017年5月16日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指出中日双方应在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基础上改善两国关系。不足两周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在东京附近神奈川县举行数小时会谈，提出当前中日关系既面临新的机遇，亦存在突出挑战，日方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应言而有信，按规矩办事，在南海问题上则应谨言慎行。可以认为，只要日本政府如此行事，只要中日两国各自大致保持新近确定的有关轨道，两国间多年未有的正式的最高级互访和会晤在不久的未来就很有可能实现。
中共十九大前后，中国东亚西太平洋战略态势的温和化不仅继续，而且得到加强。就中国未来的对外政策而言，这一势头的意义甚为重大。从2017年9月起，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迅速改善，回暖的原因是新加坡在中国的压力下收敛甚或取消与台湾的军训合作，同时在已经显著缓解的南海问题上不再明显地站在美国一边。几乎同时，2017年8月底，中国与印度经过复杂的谈判，从双方边境洞朗地区各自后撤部队，从而结束(或更精确地说暂停)持续了两个多月的严重军事对峙。2017年10月30日，中韩关系持续下滑之势突然开始改观:中国政府在中共十九大闭幕后几天，将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与中韩关系的其余领域互动相“脱钩”，实际意味着放弃实行大约一年半但无直接效果的“挂钩”政策。
八 现今的紧迫问题和仍需的战略探求
形势从不完美，探索永无止境。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对外战略的首要困难突出体现在朝鲜半岛问题和中美贸易对抗上。在前一个问题上，中国近15年大致一直面对困境，而近几年来尤甚。坦率地说，中国对朝鲜旨在争取稳定的和平和朝鲜无核化的影响力，被同属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成分所抵消，那就是中国愈益广泛、严厉的对朝制裁，而这反过来促使朝鲜愈益对华怀抱敌意。即使金正恩主要为与韩美两国首脑谈判交易而急剧改善对华态势，中国广泛和严厉的对朝制裁依然存在，这一要害问题将如何缓解尚无法预测。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有力证据就是特朗普政府在整个2017年不断且愈益激烈地发出对朝军事打击威胁，并且无休止地施加压力。至于中国对韩国的影响力，则在2017年10月底中韩达成协议之前也部分被抵消，由在韩部署“萨德”引发、延续一年多的中国事实上的对韩制裁。
自金正恩2018年1月1日发出朝韩会谈以讨论朝鲜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倡议以来，朝鲜半岛局势以平壤大致掌握主动权为首要特征，急剧和持续地发生重大变换。首先，朝韩关系和美朝关系大为缓解，特别是金正恩与文在寅的最高级会晤成功发表宣告结束半岛南北军事对抗状态的《板门店宣言》，而且金正恩与特朗普商议举行史上首次朝美两国元首会晤。由此，半岛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急速消减，朝鲜非核化问题发生重大的良性变化也有了几乎空前的希望;其次，金正恩突然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举行对中朝双方都卓有成效的最高级会谈。中朝关系由此骤然摆脱保持得过久的历史最低点状态，同时也有力地增进了前述中国周边关系的近乎全面的显著改善。
某种意义上说，后一项急剧变化出自前一项，而前一项则首先出自下述根本事实:朝鲜已经拥有或非常接近拥有可实战的核中程导弹，从而具备了在任何可以设想的一般情况下至少最低限度的核威慑。这一点令平壤可以从事真正的部分非核化(包括切实放弃核远程导弹及切实保证停止研发核潜射导弹之类新型核武器)，只要它从华盛顿得到所要求或可接受的“阶段性和同步”的军事、外交和经济让步。可以认为，朝鲜彻底去核的可能性甚微，但实现部分非核化和对外政策相对和平化的前景颇可期待。
在此形势下，中国头等要务第一是坚持中国的应有权利和作用，扩大和深化对朝鲜问题局势剧变的实质性参与，防止和阻止中国的正当利益和关切遭到其他方面的忽视或损害;第二是维护和增进来之不易的中朝关系改善，为此首先需要适当地调整对朝经济政策，及时和妥善地重筑现已严重受损的中朝关系经济基础。
至于可能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对抗，则不仅需要“治标”性质的综合对策，即坚决有力的贸易报复与谈判妥协意愿相结合，而且需要“治本”性质的基本认识和战略决心，后者在一定意义上远更重要和深刻。必须认识到，全球既有秩序，至少是大致自由和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已经或正在失去它在发达世界内的很大部分国内社会基础，甚或政治基础。这就表明，既有的全球化要扬长弃短、改造更新，从而获得真正的可持续性，就不仅需要像中国政府已经反复提倡的那样，在比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上变得比较公正，比较均衡，而且需要多少鉴于发达国家愈益增进的抱怨甚而愤怒做出适当的调整，以便争取它在这些国家内部恢复必不可少的那部分社会和政治基础。现今我们正在就此面临急剧的冲击和考验，首先是几乎急剧到来的中美贸易对抗。这也表明，当今头号新兴强国对头号守成强国这“经典”国际政治问题不仅是国际间的权势转移问题，也是国际间的广义的财富转移问题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国内社会政治裂变问题。中国需要做出适当的调整，否则对中国有利的全球化就不大可能持续下去。
2018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作意义重大的主旨演讲，其中宣告了中国政府在上述“治本”意义上决定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中国确实需要参照发达国家愈益增进的抱怨甚而愤怒做出适当的调整，以便争取既有的全球化在这些国家内部恢复必不可少的那部分社会和政治基础。与此同时，这样的重大举措也大有利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如此，当前的国际和国内局势还告诉我们，中国需要通过真正大力度和持久的调结构和全面深化改革，争取实质性地大大开发潜能依然巨大的中国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从而相应地降低中国对外部市场、外部资源和外部技术的依赖程度。
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新时代。可以肯定，十九大以后，考虑到此前五年已经在做的，中国对外政策方向将以较长期地说三个“更为大力”为特征:(1)更为大力地拓展和深化中国对全球政治经济和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包括在某些经选择的领域谋求中国的引领作用;(2)更为大力地争取中国在亚洲大陆甚而更多区域的经济优势和外交优势，加上与此相连的在经选择的某些地区或要点上的战略存在或影响;(3)更为大力地争取迟早确立中国在西太平洋西部(即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之间的广阔海域洋域)的战略/军事优势。
放眼全球，比较中外，可谓中国大治，美国、西方和世界某些地区大乱，世界秩序变动不定，世界形势除上面两个基本状态外大致扑朔迷离。因此，长期来看，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把握全局，澄清底线，继而守住底线，首先将中国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继续提升中国的实力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操作能力，以高质量发展为纲争取实现中国国家力量和社会健康的重大升级，从而为世界秩序的进步性转型提供一项最重要的积极条件。然而，谋远求近，如果不能恰当地应对当前的严峻挑战，将严重妨碍争取尽可能好的未来。
（本文作者：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特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