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地区主义浪潮的推动下，中国学术界对新地区主义的研究也已广泛地开展起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们在研究新地区主义现象时，通常形成了这样两种问题视角：

第一种问题视角是：如何用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者说在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语境中来解释新地区主义现象？

从这种问题视角出发，首先所做的工作就是对国际学术界各种已有的地区主义理论解释进行总结和回顾。笔者曾根据西方几位学者的综述，主要是沃尔特·迈特利（Walter Mattli）的《地区一体化的逻辑》（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Europe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路易斯·福西特与安德鲁·赫里尔(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合编的《世界政治中的地区主义》(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1997)一书和爱德华·曼斯菲尔德与海伦·米尔纳(Edward Mansfield and Helen Milner)两人合写的著名文章《地区主义的新浪潮》（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3, Summer 1999），对此作过系统的梳理。我认为，从理论上看，出现过国际经济学学者们提出的关税同盟理论、最佳货币区理论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以及国际政治学者们提出的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理论、政府间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从方法上看，则主要有历史的、规范的和比较的三种类型。通过梳理这些理论和方法，还注意到，在国际学术界正在出现一种综合政治与经济等多学科视角的研究思路，笔者把它总结为“结构分析的国际政治经济学”。[1] 但总体而言，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来缺乏任何真正的地区主义宏理论，有关地区一体化现象的解释只存在于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宏理论的框架之下，因而只有地区主义中层理论而没有宏理论，这也导致了地区主义理论的边缘化。当然，对现有的各种理论和方法进行总结和评介，对于刚刚兴起新地区主义研究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而言还是必不可少的，这正是王逸舟教授认为陈玉刚博士的《国家与超国家》、肖欢容博士的《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和笔者的《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三部著作“代表着中国学术界研究地区主义的兴起”的缘由。[2]

用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新地区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新地区主义现象及其本质，但也容易出现误解甚至歪曲，当然通常情况下的结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不休。这是理论的长处，也是其片面性所在。所幸的是，中国的新地区主义研究者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没有陷入这些理论之争，而把更大的精力放在探讨新地区主义指导下地区一体化的方式与途径上。因此，下面的第二种问题视角才是中国学者们的关注重心。

第二种问题视角就是：如何用新地区主义理论来推动现实中的地区一体化？

从这种视角出发，学者们很容易产生创造理论的冲动和以理论指导实践的宏愿。尽管这项工作是最困难的，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努力于此。总结起来，他们现阶段所取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观”，提出了多样性乃是地区主义本质特征的观点。较早些时候，人们认为地区主义在东亚或亚太地区是不可能的，当西方学者敏锐地看到“新地区主义”在亚太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兴起之时，中国仍有多数学者，特别过去长期研究欧洲地区一体化问题的学者认为，在亚太或东亚搞地区一体化是不可能的，是妄想。亚太合作的持续及东亚合作的突飞猛进，令这种论调很快销声匿迹。人们开始普遍认为，新地区主义在本质上是多样性的，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前途不可限量。当然，不乐观者仍有之，主要还是坚持以欧洲一体化的成就为评判标准，认为东亚实现不了欧洲那种程度的地区一体化。

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开放的地区主义”思想，为新地区主义在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开放的地区主义”概念的引入是APEC经年不断的努力所树立的丰碑。它与“亚洲方式”或“东盟方式”相辉映，成为两个推动东亚和亚太地区合作进展的思想“车轮”。

三是坚持了新地区主义乃是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桥梁”和“踏脚石”的观点。地区主义新浪潮的涌起恰逢全球化浪潮高涨之时，人们在全面思考全球化和全球主义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给新地区主义以各种评价，争论是经常的。悲观论者认为地区化是全球化的断裂，地区主义是对全球主义的抗拒和反叛；而实践的发展令乐观论者越来越多，他们认为地区化是全球化的“踏脚石”而非“绊脚石”，地区主义可以成为全球主义的补充，可以成为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桥梁”或“中介”。

四是逐渐地接受了地区价值或地区认同的重要性，特别是接受了“东亚共同体”这个无法回避的概念。APEC成立之初，我们曾特别忌讳提“共同体”这个词，而以“大家庭”取而代之。后来在张蕴岭等学者的推动下，“东亚共同体”概念才逐渐为人们公开承认为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3] 对地区共同体目标的确认，是东亚地区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的最好证明，也使新地区主义研究在整个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性大大提升。

当然，他们对新地区主义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谈不上有什么系统的理论建构，但是目前所达成的这些共识已属来之不易，其对实践的指导和推动有目共睹。

新地区主义研究发展到今天，我们最需要做的学术工作是什么？笔者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供有关学者参考和争论。

一是回归中国本位、确立中国视角。

新地区主义研究的兴起与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加速相伴随，同时也与中国的崛起进程相伴随。中国崛起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给我国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带来了创新的机遇，学术界开始感到回归中国本位、确立中国视角的必要性。不管是谈论创立有中国特色的学派，还是谈论找回中国的话语权，都多少反映了这种要求。因此，我们认为，新地区主义的学术研究归根结底也要回归中国本位，围绕中国的国家利益、国际需求、国际战略等展开研究，旨在解决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对外战略困局，提出中国人自己的概念和分析思路。借助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概念工具和方法途径来分析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体化问题，是学术界的一贯做法，但正是这种做法导致我们总是跟在西方国际关系学者身后，即难有创新，也往往缺乏预见性，最终使得我们所做的理论分析空洞乏味，解释有余而解决乏力，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就更差强人意。王逸舟教授提出的在讨论新地区主义这一话题时“中国话语权的缺位”问题仍然十分严重。据笔者理解，所谓的“中国话语权的缺位”不仅是指我们很少参与这种讨论，更主要的是指我们没有提出富有学术讨论意义的关键范畴，加上我们对地区主义相关概念的界定混乱，所以对国际学术界也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为此，我们值得去做的是，反思我们的传统智慧，破除对西方学术传统的迷信，立足中国参与地区政治经济合作的实际需要，提出中国人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论。

二是树立大战略观念，立足东亚、放眼全球，构建具有东亚特点的地区主义理论框架。

近来关于大战略的研究升温，这与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密不可分，与中国崛起的国际反应密不可分。中国历来不缺少大战略观念，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在关键的历史时期总是能够举重若轻，提出影响世界的对外战略思想，比如“一边倒”思想、“三个世界划分”思想、“东西南北”思想、“多极化”思想等。但这些思想的提出很少是根据学术界的理论成果，而往往是出自于英明领导人的深谋远虑。因此，大战略研究在学术界的升温有助于改善这种状况。新地区主义研究者有必要注意到这种学术动向，调整自己的研究重心，把对地区合作进程的微观考察与对地区主义发展方向的宏观把握结合起来，立足东亚、放眼全球，构建符合东亚特点的地区主义理论框架。这一点不论是对于重点研究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学者，还是对于重点研究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学者而言，都同样具有警示意义。研究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学者较早意识到东亚地区主义的兴起，但他们囿于对东亚地区政治安全状况的担忧，很少不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者。而研究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学者，经常为一些安全两难所困扰，根本谈不上理论创新。比如在如何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上，多数人承认这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要搞东亚地区主义就绕不过首先解决好中日关系，似乎非要像欧洲一样不搞好法德和解就建立不了欧洲共同体一样，其实，中日关系并非真的就像法德关系，引入一点大战略的思维，再去进行欧亚比较，也许可以看到，日本更像当年的英国，当年欧共体的建立和发展一度并没有英国的参与，后来英国是求着加入的。因此，我们所构建的理论框架必须引入大战略观念，避免被任何狭隘的逻辑所束缚。

三是深入开展地区共同体建设的研究，提出“中国倡议”。

与前述两点相联系，今天的新地区主义研究可以就如何建设一个“东亚共同体”展开讨论。欧盟道路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参照，“APEC方式”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摸索，“东盟方式”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地区主义极具多样性，这是其本质特征，具体表现为五大基本形式，即“自发的地区化”、“地区意识或地区认同”、“地区国家间合作”、“国家推动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地区聚合一体”。这五大形式在东亚和亚太均有深刻的表现。[4]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这种多样性的现实中清理出一条道路，从而推动对于地区共同体的研究？可不可以设想一条“中国道路”，提出“中国倡议”？欧盟的历史上，但凡有大的推动，总是出自某个成员国的主动努力或主动倡议。对于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中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主动提出倡议。当然，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在制定具体的对外政策或行动方针时，会出于周全考虑的需要而有这样那样的顾忌，不能时时处处主动行事，不能时时处处“当头”。但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为什么就不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开展对于“中国道路”或“中国倡议”的研究呢？提出“中国倡议”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成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发动机”。欧洲共同体的建设有德国这台“发动机”，东亚共同体建设也需要一台“发动机”，它必须是中国。近两年的学术动态表明，以上提议并非妄议，请看这样两则学术会议的简讯：2003年9月29日至30日，受中国外交部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主办了东亚合作暨东亚思想库网络成立大会，召集了来自文莱、柬埔寨、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以及东盟秘书处的近百名学者参加，会议明确：东亚思想库网络将由中国牵头，作为总协调人负责协调整个网络的工作；[5] 2004年4月21-22日，由中国外交部主办、外交学院东亚研究中心承办了“东亚共同体：前景与问题”全国学术研讨会，来自外交部、商务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三十余位知名学者和官员围绕“东亚共同体”的理论概念、共同体的机制化建设以及中国发挥的作用等五个议题展开了为期两天的深入讨论，与会学者认为，推进区域一体化是东亚各国的必要选择，我国应该从战略性高度看待东亚区域合作，抓住“东亚共同体”建设提供的有利机遇，在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6]

四是加强对地区治理问题的研究，探讨东亚地区治理与善治的新机制。

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对新地区主义的研究会把重点放在对地区治理或区域治理问题的研究上。加强对地区治理问题的研究，其目的在于为建立东亚地区治理与善治的新机制提供学术和政策建议。治理问题的研究，肯定要涉及到地区合作的制度化问题，这将为“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途径。同时，也可以提示我们换一种思路来看待“欧洲模式”即“欧盟道路”，充分吸取其成功的经验教训。

我们呼唤新地区主义研究的中国视角，同时呼唤亚洲的“让·莫内”诞生于中国。

注释：

[1] 参见耿协峰：《“新地区主义”研究——不同视角评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期；《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地区主义的不同理论解释述评》，载《欧洲》2001年第2期；《当代国际研究中新地区主义理论整合方向初探——结构分析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载《国际论坛》2001年第1期。

[2] 参见王逸舟教授为肖欢容博士论著《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写的序文。

[3] 参见张蕴岭：《为什么要推进东亚区域合作》，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9/10期。

[4] 参见耿协峰：《地区主义的本质特征——多样性及其在亚太的表现》，载《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第1期。

[5] 参见《当代亚太》2003年第11期，第64页。

[6] 参见《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6月，总第64期，第40-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