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欧亚地区主义（Eurasian regionalism），这一长期被学者忽视的概念似乎重新在各类文献中获得关注。[ 近期就此议题进行长篇论述的学者包括A. Libman, E. Vinokurov, Holding- Together Regionalism: Twenty Years of Post-Soviet Integr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E. Vinokurov, A. Libman, Eurasian Integration: Challenges of Transcontinental Regionalis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R. Dragneva, K. Wolczuk (eds.),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3; Yulia Vymyatina, Daria Antonova, Creating a Eurasian Union: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Dutkiewicz, R. Sakwa (eds.), Eurasian Integration: The View from Within, Abingdon: Routledge, 2015; LSE, “The Geopolitics of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LSE Ideas Report, 2014; M.A. Molchanov, Eurasian Regionalism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Farnham: Ashgate, 2015.]之所以会如此，部分是由于欧亚地域新型地区组织的出现：2010年成立的俄白哈关税同盟以及2015年成立的欧亚经济联盟。如今，研究俄罗斯外交政策[ E.W. Rowe, S. Torjesen (eds.), The Multilateral Dimension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bingdon: Routledge, 2009; C.R. Savietz, “The Ties That Bind? Russia’s Evolving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2, No.45, pp.401-412.]、经济现代化[ C.A. Hartwell, “A Eurasian (or a Soviet?) Union? Consequences of Further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Business Horizons, 2013, Vol.56, No.4, pp.411-420.]、国内政治[ N.Jackson, “Trans-Regional Security Organizations and Statist Multilateralism in Eurasia”, Europe-Asia Studies, 2014, Vol.66, No.2, pp.181-203; A. Obydenkova, A. Libman (eds.), Autocratic and Democratic External Influences in Post-Soviet Eurasia, Farnham: Ashgate, 2015.]以及政治思想[ E. Ismailov, V. Papava, Rethinking Central Eurasia, Singapore: Central Asia – Caucasus Institute, 2010; K. Moldashev, M. Hassan, Russia in the Pursuit of Eurasia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al Regionalism or Identity Project?, Mimeo, 2015.]与经济理念[ K. Darden, Economic Liberalism and Its Rivals: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mong the Post-Soviet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和变化中的全球政治格局等议题的学者经常对这些组织进行讨论。有些研究甚至将这些后苏联空间的地区组织放到更为宽泛的比较地区主义（comparative regionalism）语境之中。[ K.J. Hancock, Regional Integration: Choosing Plutocrac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K. Moldashev, M. Hassan, The Eurasian Union: Actor in the Mak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forthcoming, 2015; T.A. Börzel, V. van Hüllen(eds.), Governance Transfer by Regional Organization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S. Dosenrode(ed.), Limits to Regional Integration, Farnham: Ashgate, 2015.]欧亚地区的急速变化与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一起发生作用，促使欧亚经济联盟赢得更多的关注。同时，危机本身也对这些地区组织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这些影响需要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

本文旨在引入一些有关欧亚经济联盟发展轨迹变化（假设存在变化）和2014至2015年期间欧亚地区的危机——乌克兰政治危机以及俄罗斯经济危机——的观察变量：在本文写作完成之时（2015年4月），这些相互关联的危机仍在持续，而危机的未来很难预测。不过，我还是会就这些危机对欧亚经济联盟造成的可能影响作出一些猜测。在我看来，这些影响都是基于一个高度现实主义的假设，即两个危机本质上都是长期性的，并将塑造未来数年内欧亚地区的发展。因此，危机对于欧亚经济联盟的影响很有可能是持续性而非暂时性的。也应该承认有爆发其他危机和冲突的可能性，它们将改变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态势（譬如，改变对中国的态度或年长领袖统治的欧亚国家发生权力转移）；这些事件未来可能无法预知，却会增强本文所讨论的进程的复杂性。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欧亚地区主义的现状以及俄白哈关税同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进程。第三部分着眼于乌克兰的政治和军事危机及其对地区主义的影响。第四部分讨论俄罗斯经济危机在这一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五部分主要关注危机如何影响欧亚地区主义发展的重要一步——2014年5月欧亚经济联盟条约的签署——并尝试对欧亚经济联盟未来发展作出预测。最后是结论。

二、欧亚地区主义的现状

地区一体化在欧亚地区并非是一个新现象，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苏联解体。然而，欧亚地区的地区组织的成效直到今天仍十分有限。它们中的大多数甚至可以被视为一套“一体化仪式”，因为很多国家在签署协议之时根本就没有将其付诸实践的意愿[ E. Vinokurov, A. Libman, Eurasian Integration: Challenges of Transcontinental Regionalis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有些学者认为，欧亚地区主义的目标从来都不是促进一体化，而仅是一个工具，其作用在于和平解决苏联解体后衍生出的国际冲突。[ M.B. Olcott, Central Asia’s New States: Independence,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U.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2009.]不过也有例外：独联体国家基础设施产业之间的部门合作、俄白联盟的一些合作项目以及于2006年成立的致力于提升区域合作的欧亚发展银行（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但是，作为一项规则，欧亚地区主义并没有带来什么实际成效。

自2010年俄白哈关税同盟成立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惊人的转变。该同盟的发起者——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以及俄罗斯三国——早在1995年就组建了关税同盟。但此次成员国事实上都遵守了承诺。特别是新的关税同盟引入了三项创新：它创建了共同的关税编码和关税税率，并列入所有成员国法律；它将贸易领域的决策权授予给一个超国家机构——原关税同盟委员会，现欧亚经济委员会处理；它取消了关税同盟成员国内部的海关检查，从而消除了一个主要贸易障碍。[ A. Mktrchyan, “Tariff Changes and Non-Tariff Trade Costs: An Assessment of the Eurasian Customs Union”, EERC Working Paper No.14E, 2013.]与此同时，关税同盟的相关规定并不表示成员国之间取消进口配额制度，这仍是主要的贸易障碍。[ D. Tarr, “The Eurasian Customs Union among Russia, Belarus and Kazakhstan: Can It Succeed Where Its Predecessor Failed? ”, FREE: Forum for Research on Eastern Europe and Emerging Economies Working Paper, 2012.]随之而来的2012年签署的俄白哈统一经济空间协定，放开了资本和人力的流动，并引入了国家间宏观经济协调一些形式进行管理。

令一些后苏联空间地区主义的观察者及学者感到惊异的是，该关税同盟在有效运转，但是鲜有文献讨论其有效运转的原因。绝大部分观察该关税同盟的研究都将重点放在俄罗斯支持该组织这一原因，几乎都在讨论俄罗斯决策的根据（例如，俄存有平衡欧盟实施的睦邻政策及东部伙伴关系的考量[ L. Delcour, H. Kostanyan, “Towards a Fragmented Neighborhood: Policies of the EU and Russia and their Consequences for the Area that Lies in between”, CEPS Essay No.17, Brussels, CEPS, 2014.]）。不过，虽然这种说法可以解释为什么俄对欧亚地区主义的兴趣大增（过去俄一直对欧亚各国间的区域协议不感兴趣），却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同意加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关税同盟可以被视为一个“危机驱动”区域一体化的例子——哈萨克斯坦受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重大打击，白俄罗斯经历了本国的货币危机，因此，这两个国家都在经济危机环境下对在后苏联空间内部维持经济联系有相当的期待，因此支持关税同盟[ E. Vinokurov, A. Libman, “Do Economic Crises Impede or Advanc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2014, Vol.26, No.3, pp.341-358.]。第二，另外一个可能推动关税同盟建立的事实是自相矛盾的，即欧亚国家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弱化。这种弱化从20世纪90年代苏联遗产依旧雄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我认为，经济相互依存的中间水平——相对于非常高以及非常低的水平——对于非民主国家的区域一体化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尽管如此，关税同盟的运作以及这一区域组织形成的逻辑还需要深入研究。

关税同盟成立还不到五年，俄罗斯就要面对两个严重影响其主导地位的挑战。首先，乌克兰危机完全重塑了俄与西方之间的经济关系。此外，该危机还导致了欧盟和美国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其次，油价大跌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经济，使其经济在2014年底2015年初转入衰退期。对于其他欧亚国家，如哈萨克斯坦，低油价也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风险。在下文中，笔者将讨论这两种危机对关税同盟发展的影响以及用何种方式影响欧亚地区主义的下一步发展——欧亚经济联盟。

三、乌克兰危机

（一）内部维度：欧亚国家的风险和收益

关税同盟成员国对待乌克兰危机的态度一直是模棱两可的。没有国家公开支持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或者是赞成俄罗斯对待顿巴斯冲突的态度。相反，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两国均投入大量的精力，尽力为自身在这场冲突中争取一个中立的调解人身份。白俄罗斯确实成功地扮演了这一角色，成为了明斯克协议（到目前为止为解决这场冲突最认真的努力）的签署地。尽管面临着俄罗斯可能的经济威胁，白俄罗斯依然多次表达其欲与乌克兰保持经济联系的意愿。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a）曾数次作出象征性姿态及演讲，表示他的国家愿意与基辅新领袖保持友好关系。相对而言，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在表达其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观点时更显低调（这可能归因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风格差异），但同样反复强调需要和平解决冲突。

一般来说，就欧亚国家在欧亚地区主义框架下的政治决定而言，乌克兰冲突对其造成的可能后果主要有三种，下面将详细讨论。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后果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现在需要重新评估俄罗斯的行为。欧亚区地区主义出现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参与国相互承认领土完整。这是欧亚地区进行任何形式合作的一个必要前提：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国界线造成了数个民族的分裂，许多国家拥有数量可观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其中有些有着强烈的民族统一主义情绪（俄罗斯从未鼓励或支持过这种情绪）。在其他国家（例如白俄罗斯），大多数人均赞成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俄罗斯再次开始一体化进程（俄语在白俄罗斯独立之初就非常流行，在当今的白俄罗斯，俄语的实际使用程度比白俄罗斯语高[ S . Zaprudski, “In the Grip of Replacive Bilinguism: The Belarusian Language in Contact with Russi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09, Vol.183, pp.97-118.]。这种状况事实上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仪式上的地区主义：后苏联国家通过参加一些一体化的场面活动安抚了俄罗斯少数民族（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民族中大多数人都对一体化抱有相当的兴趣），同时又在尽力追求民族国家建设这一目标。[ A. Libman, “Russian Federalism and Post-Soviet Integration: Divergence of Development Paths”, Europe-Asia Studies, 2011, Vol.63, No.8, pp.1323-1355.]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和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都娴熟地把支持一体化的花言巧语用来作为其加强各自民族国家的关键策略[ 关于欧亚地区主义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参见R. Abdelal, National Purpose in the World Economy: Post-Soviet St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S.N. Cummings, “Eurasian Bridge or Murky Water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deas, Identity and Output in Kazakhstan’s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2003, No.19, pp.139-155; H. Hale, The Foundations of Ethnic Politics: Separatism of States and Nations in Eurasi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随着时间的推移，俄领土收复主义(irredentism)变得没有那么强烈了。一方面，后苏联国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尽量消除它的影响；另一方面，俄罗斯少数民族居民或选择离开，或被同化。正是俄民族统一主义的减弱和俄对外政策对高级安全观的强调，成为后苏联空间各国开展参与程度更高的关税同盟合作的主要原因。诚然，格鲁吉亚五日战争挑战了欧亚地区主义所依托的非正式惯例的稳定性。没有一个欧亚国家承认阿布哈兹（Abkhazia）和南奥塞梯（South Ossetia）的独立，这并不是一个巧合；尽管俄罗斯努力过，欧亚的地区机构并没有认可俄罗斯在格鲁吉亚的行动[ M.C. Spechler, D.D. Spechler, “Is Russia Winning in Central Asia?”, PFH Working Paper No.1, Göttingen: Privat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2009; A. Libman, “Russian Federalism and Post-Soviet Integration: Divergence of Development Paths”, Europe-Asia Studies, 2011, Vol.63, No.8, pp.1323-1355.]。然而，在乌克兰境内发生的战争以及俄兼并克里米亚，构成了一个更为强烈的挑战。首先，俄罗斯再次挑起了一个被视为已经消失了、或者说已经解决了的冲突——克里米亚亲俄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是相当强烈的，但是在21世纪头几年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因此，人们曾以为俄民族统一主义的风险已降低，这显然是高估了实情。第二，俄罗斯此前从未如此过多地介入外国事务。第三，俄罗斯领导人（至少在2014年春夏两季）频繁使用所谓“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等修辞，而这个“俄罗斯世界”的组成部分包括了所有散落在海外的俄罗斯同胞。[ Игорь Зевелёв. Границы русского мира//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4. Vol.12. No.2. C.34-45.]这个“俄罗斯世界”概念实际上创造了足够多的机会，使得俄罗斯可以介入任何拥有足够数量俄少数民族的国家——比方说，任何欧亚国家。

这些举动明显成了俄罗斯邻国关切的原因。他们不再那么热衷于和俄罗斯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因为与俄罗斯的合作将会使 后苏联国家更加依赖其与俄罗斯的联系。为了解除这种顾虑，他们表示，与俄罗斯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只是经济层面的，不鼓励也不接受任何政治合作。在与欧亚经济联盟进行讨论的整个过程中，哈萨克斯坦都遵循这一原则，而且在实施最终条款的时候仍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原则。

第二，仅就经济合作而言，乌克兰危机也制造了一些实质上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问题源于西方的制裁，现在欧亚国家要与俄罗斯建立经济联系或吸引外商投资都要困难得多。当前（2015年4月）的制裁程度并未对欧亚各国的经济互动造成任何直接影响，然而某些正在讨论中的部分形式的制裁（例如在国际支付体系中驱逐俄罗斯银行集团）将会影响到欧亚地区的货币清算。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欧亚地区主义就涵盖了支付联盟的概念，因为欧亚国家的货币缺乏可兑换性，这一联盟的建立十分有必要。自从大部分欧亚国家建立了有效的货币制度后，支付联盟的概念便显得有些过时了。然而，如果俄罗斯在这一领域面临着西方的重大制裁，俄将会要求欧亚各国对此作出实质性的重大调整。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正在加强欧亚地区货币联盟的讨论——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因素，这一讨论显得完全不切实际。

更为严重的风险来自俄打算单方面对后苏联国家（乌克兰或摩尔多瓦）实施制裁，或对欧盟及美国实施反制裁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正在使用非关税措施（例如卫生条例）来进行制裁。这在形式上并不违反关税同盟的原则，但显然违反了关税同盟的精神。然而，俄罗斯常常提到针对乌克兰设置关税壁垒的可能性。如果乌克兰与欧盟签署全面自由贸易协议（The Deep and Comprehensive Free Trade Agreement），这一措施就会实施。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拒绝支持建立关税壁垒——这部分是为了避免冲突的升级，部分（白俄罗斯）纯粹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 A. Libman, “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s: Russia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in: A. Obydenkova, A. Libman (eds.), Autocratic and Democratic External Influences in Post-Soviet Eurasia, Farnham: Ashgate, 2015.]俄明确表示对乌克兰实施单方关税限制，这些行为与建立欧亚地区关税同盟相抵触。

关税同盟针对欧盟的食品制裁导致双方产生严重的冲突。这些制裁，再一次严重违反了关税同盟的精神[ Кнобель А.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и возможные препятствия//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15.No.3. C.78-108.]。在制裁措施相继出台之后，大量的走私活动迅速增加。这些从欧盟走私到俄罗斯的货品是通过白俄罗斯进入俄罗斯的[ Телегина Н. Такой Хамон: Откуда Запрещенные продукты на вашем Столе?// Слон. 2015. Января 23.]，俄试图限制这些非正式和半正式的进口，再次强化了与白俄罗斯之间的边检力度。俄方称，要特别注意从白俄罗斯过境到哈萨克斯坦的货物，白俄领导人对此公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J. Dobbs,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 Brief to Nowhere? European Leadership”, Network Policy Brief, 2015, March.]，除口头抗议外，白俄推出了本国的限制性措施以示回应——事实上恢复了在共同边境的海关管控，甚至阻碍从加里宁格勒飞地到俄罗斯的货物过境。这些冲突从来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一个国际组织的主导国家，在追求一些重要的关键事务的情况下违反协议，这样的事情并不新奇。斯通（Stone）在发展地区组织的非正式治理理论时，重点关注他所认为的“操纵”：主导国家存在对现有制度滥用的风险，关键是对现有制度滥用的可能性和范围。[ R.W. Stone, Controlling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在乌克兰危机之后，首先，俄罗斯单方面行动的可能性更高，因为与西方持续不断的冲突仍然是俄罗斯领导人优先考虑的事情。第二，问题的范围，特别是最为敏感的领域，也在扩大。俄罗斯与西方的经济关系正高度政治化，并可能成为相互制裁与反制裁的主体。[ 必须承认，是西方国家以制裁的方式回应乌克兰危机，由此拉开了这场政治化行动的序幕。]此外，也是由于经济危机的关系（在下文进行讨论），俄罗斯的经济政策越来越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 A. Libman, “Außenwirtschaftlicher Protektionismus in Russland: Endgültige Abkehr von der Integration in die Weltwirtschaft?”, SWP-Aktuell 2014/A 69 , Berlin,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这种发展趋势都增加了欧亚各国对俄罗斯的不信任风险这将会危及整个欧亚地区主义以及关税同盟的构建。

最后，前两点效果似乎对欧亚地区主义的前景有着负面影响，而第三点却不一定会成为一个影响欧亚经济联盟未来的问题。在当前形势下，俄会尽可能地重视与可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维持双边关系。俄也会更加热衷于因欧亚经济联盟的象征意义而维持它——俄罗斯领导人认为欧亚经济联盟的存在是一个标志，它显示出俄罗斯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并象征着西方试图在国际上孤立俄罗斯的努力没有成功（俄罗斯出于同样考量而重视的另一个国际集团是金砖国家）。欧亚经济联盟一直被普京视为第三个总统任期内政治目标的重要一项，在目前情况下它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因此，俄罗斯很可能更加愿意向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作出让步，使得他们继续留在联盟之中（至少在正式协议以及一体化的表达上）。

到目前为止，这些让步中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俄罗斯在限制对白俄罗斯石油出口问题上的立场。在过去十年欧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中，原油出口一直是颇具争议性的问题。白俄罗斯对俄罗斯的原油十分有兴趣，因为它的炼油厂主要将产品出口到欧洲。然而俄罗斯却对原油出口征收关税以保护自己的炼油厂。结果，白俄罗斯对于进一步一体化设置了一个前提条件，即取消这些关税或者对关税的收入进行再分配。当2010年关税同盟开始启动的时候，这个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2014年，白俄罗斯再次提出类似的要求，并威胁说，如果这些条件没有实现就不会签署欧亚经济联盟的协议。谈判的结果得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即白俄罗斯也有权使用这些关税收入。至于哈萨克斯坦，在展示其不断增长的讨价还价能力方面，最重要的证据很可能是哈方阻止欧亚经济联盟条约中任何政治方面的内容，而这些部分是俄罗斯过去所支持的。即使是相对无害的以及象征性的内容，像通常情况下存在于国际组织中的机构（比方说国家议会大会，inter-parliamentary assembly）在欧亚经济联盟中都没有建立起来，这主要是由于哈萨克斯坦的坚定立场。

（二）外部维度：一场欧盟—欧亚经济联盟间的对话？

除开上述对欧亚国家的行为以及他们对待区域主义的态度带来的几个直接后果外，乌克兰危机之后还呈现出一个重要的外部维度，即欧盟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协商的可能性，这一点如今正在欧盟内部进行着严肃的讨论。

欧亚地区主义是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罕见案例，一直被欧盟所忽视。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欧盟都相当热衷地致力于促进地区主义。[ T.A. Börzel, T. Riss, “Diffusing (Inter-)Regionalism: The EU as a Model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2009, Working Paper No.7, Berlin,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KFG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Europe.]事实上，加强与东部合作伙伴（Eastern Partnership）的跨国区域合作一直是欧盟的目标之一。然而在欧亚，欧盟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与地区组织对话的兴趣。[ A. Libman, E. Furman,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in: P. Dutkiewicz, R. Sakwa (eds.), Eurasian Integration - The View from Within, Abingdon: Routledge, 2015.]对于欧盟的这种态度似乎很难提供一个清晰的解释：有可能仅仅只是与法律方面相关（欧盟没有能力与不属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或盟友进行自由贸易协商——俄罗斯是该组织成员，而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则不是）；也许是因为欧盟认为欧亚地区主义“在消失”，欧亚地区主义是苏联时代的不重要遗产或者只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工具；抑或是避免在塑造欧亚地区主义议题上与其他大国竞争。无论如何，在2014年之前，欧盟与欧亚地区组织之间任何形式的对话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尽管关税同盟尤其是欧亚经济联盟实际上在很多重要方面都模仿欧盟。[ A. Libman, E. Furman,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2015.]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改变了欧盟的这种态度。从2015年起，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协商问题成了欧洲政治中经常讨论的问题，尤其是在德国。似乎有两个原因促使欧盟严肃对待欧盟—欧亚经济联盟对话。首先，有些人认为，这是对俄罗斯领导人在乌克兰问题上态度转变的一个适当的奖励，特别是因为普京本人一直倡导一个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共同经济空间。第二，当许多其他形式的对话已经被冻结无法恢复的时候，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的互动，可以为与俄罗斯进行某种形式的经济对话提供一个新的讨论平台。这些观点是否现实还有待商榷。在我个人看来，将欧盟—欧亚经济联盟对话看成是给予俄—欧盟关系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一个“胡萝卜”，是不会产生任何结果的。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极度敏感，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俄罗斯感知到威胁。再加上俄领导人倾向于保护主义，对贸易自由化并不积极，因此欧盟-欧亚经济联盟对话提不起他们的兴趣。再者，就算双方都想要达成某种结果，但两个组织之间任何协商成果并不明显。在困难时期，欧盟—欧亚经济联盟对话作为一种讨论问题以及解决某些经济问题的论坛，可能会有成效，特别是像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它们与欧亚其他国家和欧洲保持经济联系抱有强烈的兴趣，并一直寻找有效合作的方式，并会尽力促进合作的方式。由于欧盟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上文提到的几种对话形式大部分都被搁置了。对于欧盟来说，发起此次对话也可以带来许多益处。此外，由于欧亚经济联盟——与其他后苏联组织空间不同——是一个没有任何理念指导，以及对经济问题没有坚定专注的不成熟的政治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联合既不会巩固俄政权合法性，也不会为其他对话形式带来一些可能性。虽然对话不能解决乌克兰的冲突，但从长远来看，还是有助于实现欧盟重要的经济目标；从长远来看，这么做有助于欧洲信任的构建。[ 然而，有关文献在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互动的可能性与收益的问题上有着严重的分歧。因此，上面提出的观点显然没有获得共识。参见N. Popescu, “Eurasian Union: The Real, the Imaginary, and the Likely?”, Chaillot Paper, 2014, No.132, Paris, EU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14; A. Moshes,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EU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FIIA Comment, 2014, No.20, Helsinki, FIIA; I. Krastev, M. Leonard, “The New European Disorder”, 2014, ECFR Essay, Brussels, ECFR; R. Dragneva, K. Wolczuk, “Trade and Geopolitics: Should the EU Engage with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PC Policy Brief, 2015, April.]

现在看来，有关欧盟—欧亚经济联盟对话是否会实现、将会以何种形式实现，均不明确。如果乌克兰的形势缓和到一定程度，这样的一个对话将更有可能，当然不能确定会出现。从本文的角度来看，这种对话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其暗含的欧亚地区主义自身发展的逻辑。通常情况下，当欧盟开始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地区性组织进行对话的时候，该地区的地区性组织以及其地区性特征会由于与欧盟对话的存在而得到增强。[ 例如典型的是欧盟—东盟对话在“建构”东南亚地区中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参见J. Gilson, “New Interregionalism? The EU and East Asia”,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2005, Vol.27, No.3, pp.307-326.]（在欧亚，类似的进程也有可能会发生。此外，欧盟—欧亚经济联盟对话，对于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来说，将会增加该组织的价值，尤其是对于俄罗斯而言。从这个角度来看，欧盟—欧亚经济联盟对话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强欧亚地区区域一体化的观点——但需要再次强调，在评估这样一个对话的可能性与前景的时候需要多加小心。

四、俄罗斯经济危机

（一）危机的传播

乌克兰政治危机之时恰逢俄罗斯国内发生一场经济危机。早在2013年，这场政治危机发生之前，俄罗斯经济增长就已放缓。2014年秋季，油价的不断下跌将俄罗斯经济引入衰退。国际制裁可能加剧了油价下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这显然不是俄罗斯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是，俄罗斯的经济似乎对于欧亚地区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它反过来将会影响到欧亚地区主义的未来。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认为欧亚地区主义是一个“危机驱动一体化”的案例。在2008年至2011年的经济危机之后，这种可能性大为增加。研究显示，一般来说，经济危机可以促进地区主义这一说法并不新奇[ 最近的讨论参见Z. Lefkofridi, P.C. Schmitter, “Transcending or Descending?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Times of Crisis”,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5, No.7, pp.3-22.]。在欧亚大陆，经济危机对于地区主义产生积极影响的主要原因，是从苏联时代起就持续着的各国间密切的经济联系：对于欧亚国家来说，相比保持现有的联系来说，寻找新的贸易伙伴与经济联系代价更高——因此，在经济增长时期，去一体化以及寻找替代的经济联系更有可能，而在经济动荡的时期则不太实际。然而，危机同时也加大了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需求。假如缺乏储备，国家就会被迫单方面限制贸易并展开竞争性货币贬值来吸引资金。在1998年经济危机期间，第二种影响占支配地位，使得欧亚地区主义发展更加不可能了；在2008—2011年，关键的欧亚国家（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油价的下跌时间相当短暂。因此，第一种影响（保持经济联系的意愿）占主导地位，关税同盟的建立就具备了这种可能性。[ M. Golovnin, A. Libman, D. Ushkalova, and A. Yakusheva, “Is the USSR Dead? Experience from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of 2008-2009”,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3, Vol.46, No.1, pp.109-122; E. Vinokurov, A. Libman, “Do Economic Crises Impede or Advanc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2014, Vol.26, No.3, pp.341-358.]此外，与1998年不同的是，俄罗斯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相对较早，因此卢布贬值使俄罗斯成为其他国家危机的根源，而哈萨克斯坦在俄罗斯之前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白俄罗斯的危机与在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所发生的危机都不同步。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开始思考2014至2015年间俄罗斯经济危机的发展，情况将会如何呢？此次俄罗斯再次成了其邻国经济不稳定的根源。一般来说，可以将危机的传播分为五种可能与后苏联国家相关的主要通道：[ M. Dabrowski, “It’s Not Just Russia: Currency Crises i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Bruegel Policy Contributions, No.01, 2015; A. Libman, “Wirtschaftskrise in Russland: Risiken und Kosten für andere Länder Eurasiens”, SWP Aktuell, 2015/A10, Berlin,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卢布的贬值改变了后苏联空间的国际贸易条件，增强了俄罗斯货物的竞争性。由于许多后苏联国家都与俄罗斯建立长期的经济联系，该经济联系建立在发展成熟的互补基础之上，因此难以在欧亚以外的市场上找到替代国——尤其是由于双方建立新的经济联系需要额外的投资，这在经济危机发生之时更难以实施。

•在俄罗斯就业的劳工移民的侨汇已经成为该地区许多国家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这次危机有可能减少俄罗斯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又或者至少是降低了移民的工资收入。其结果是，汇款流将会降低。

•同样，在过去起到重要作用的来自俄罗斯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在近几年中会降低。[ EDB, “Monitoring of Mutual Investments in the CIS Countries---2014”, EDB Center for Integration Studies Report, No.26, St. Petersburg, 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4.]事情会如何发展还不能确定。在2008至2009年的危机中，俄罗斯对外直接投资下降，但相比于来自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来说，幅度较小。[ M. Golovnin, A. Libman, D. Ushkalova, A. Yakusheva, “Is the USSR Dead? Experience from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of 2008-2009”, pp.109-122.]我们同样有理由期待，在2015年的经济危机中，俄罗斯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是有相当弹性的。其他因素也有可能发挥一些作用：首先，俄罗斯公司在欧亚之外的选择可能会降低至更小范围（例如，因为国际制裁）；第二，俄罗斯可能会出于政治原因尽力保持其在该地区的已有投资。不过，外国直接投资仍然可能会成为危机传播的一个渠道。

•欧亚各国的经济愿景在很大程度是由俄罗斯发展决定的。俄罗斯的危机可能会引起欧亚国家的货币恐慌或者消费转移：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在2014年末2015年初的时候经历了类似的情况。汇款流入的减少可能会加剧这种负面影响。

•许多国际投资者仍然将欧亚地区视为一个整体，他们以此制定战略。俄罗斯的危机可能会引起投资者们普遍减少对该地区的投资。2015年，这种效应比以往又弱了许多[ Ibid.]，但却不应该被忽视。它不仅影响到投资组合，外国直接投资同样可能会经历危机。除此之外，在过去很多企业借鉴俄罗斯的经验（或俄罗斯人的经验）将俄国视为进入欧亚各国市场的跳板。在未来，这种选择不再具有吸引力。

这场危机将会对俄罗斯储备以及其他后苏联国家储备的变化起到决定性作用。如果油价持续走低，盛产石油的出口国，例如哈萨克斯坦，将会面临储备减少以及公共财政收入减少等问题。这样也会使得这些国家更愿意实施对抗俄罗斯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因此，与2008至2009年危机不同的是，不管是俄罗斯还是其他欧亚国家，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需求都有可能会增加：这肯定会损害欧亚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油价的下跌、欧盟和美国的经济制裁，俄本身也可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收入锐减的问题。

（二）对于欧亚地区主义的启示

危机的压力将会给欧亚一体化带来三种主要风险。首先，国内经济问题将很有可能使得各国特别愿意通过征收跨境交易税或者通过刺激竞争性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提高收入。第二，各国可能会利用保护主义壁垒，保护他们自己的市场不因俄罗斯的货物而受到损害。第三，经济危机很有可能加剧欧亚地区组织被重要成员操控以及违规的风险——对于俄罗斯来说，比起肩负其在欧亚经济联盟的义务，其国内的挑战（例如人民的不满）会更重要。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个问题也同样重要。

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关危机对于欧亚一体化所造成的影响，一个至少可以预见的维度是，公众对于欧亚地区主义预期的改变。在此次危机之前，根据欧亚开发银行的调查[ EDB, “Integration Barometer – 2013. EDB Center for Integration Studies Report”, No.16 , St.Petersburg, 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3; EDB, “Integration Barometer---2014”, EDB Center for Integration Studies Report, No.25, St. Petersburg, 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4.]，欧亚的大部分国家都普遍支持欧亚地区主义。不过，在这个时期也有许多批评的声音，将各国所面临危机的原因归结于“俄罗斯驱动的”地区组织。在危机期间，这些批评的声音变得更加重要。公众不满的重点可能不在于欧亚地区主义本身，而在于与欧亚经济一体化相关的具体过程。比方说，在俄罗斯，可以预期的是，公众变得比以往更加排外，因此更愿意支持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而这将会损及如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或吉尔吉斯斯坦等欧亚国家的利益。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他们目前或将来参与到欧亚经济联盟之中特别有吸引力的一点，就是劳动力流动在某种程度上的自由。

对于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国家来说，面临上述状况，一个替代性的战略是积极主动地加入讨论——准确地说是在目前危机期间，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欧亚经济联盟的项目中来，这可以作为一种进入俄罗斯市场以及提升移民待遇的方式。[ K. Gröne, F. Hett (eds.), “The Russian Crisis and Its Fallout: The Impact on the Eastern Partnership States and Central Asia”,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April 2015. ]可能的情况是，这种结果将更适用于选择有限的小国家，他们没有试图要保护的国内产业或经济，也没有需要通过单边重商主义支持出口。对于大一些的国家来说（特别是哈萨克斯坦），这种做法似乎并不太可能， 而关税同盟有所进展，主要就靠两个大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的合作。

总的来说，俄罗斯的经济危机肯定给欧亚一体化带来了更多的风险。这将决定大国对一体化组织变得更具有本国保护主义倾向，他们或者不愿意接受自由贸易机制，或者不愿尽到自己在欧亚地区主义中的义务。虽然已建立的区域内各国的经济联系的重要性将会在危机中扩大，但这些联系也将俄罗斯变成了欧亚其他国家的危机传播通道，甚至会使得欧亚一体化的概念更加不受欢迎。最后，这场危机可能危及欧亚国家的政治稳定——给这片区域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

五、展望：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及其他

我们的讨论为欧亚地区主义展示的是一副相当阴郁的图景。带着些许期待，期待着可能出现的欧盟—欧亚经济联盟对话（到现在，该对话仍旧是一个遥远且不确定的远景）以及俄罗斯对其他欧亚国家在政治上更愿意作出让步。大量证据表明，欧亚各国更加不情愿也无法推动地区一体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三个问题变得重要起来。首先，我们是否应该期待欧亚地区组织正式消亡？第二，上述的发展是否意味着欧亚一体化将退回到“纸上谈兵”的阶段？第三，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在未来的几年中欧亚一体化是否还有其他发展的空间？我们逐个来看这些问题。

不管是发展程度较高的组织例如欧亚经济联盟，还是一般的联盟如独联体，消亡都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至于独联体，就算是乌克兰这样的国家也很重视一些技术协议（例如有关大学学历认证、退休金状态的认可等），这些都与独联体有关。参加这些组织所需的仅仅是象征性的付出，因此几乎没有必要去支持解体。至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在建立组织上所花费的努力以及与之相关的沉没成本（sunk cost）付出都太高了，以至于正式的消亡并不是很好的选择。此外，正式的消亡可能会被俄罗斯领导层视为一种公开的羞辱，有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回应（例如，经济压力）。最后，几乎所有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都使用后苏联空间一体化的概念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工具——由于他们已经如此行事数十年，在这件事情上想要逆转进程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深化欧亚经济联盟的范围，或者扩大其成员的数量都是不太可能的。目前，有五个国家加入了欧亚经济联盟：俄罗斯、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以及吉尔吉斯斯坦。仅剩的该组织候选者就只有土库曼斯坦了。该国在外交政策方面一直倾向于俄罗斯，而且就算在欧亚经济联盟颇受限制的人力流动性中也可以获利。难以想象乌克兰、摩尔多瓦或者格鲁吉亚会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不仅仅是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还因为他们与欧盟的联合协议单纯从法律角度就排除了他们迈出这一步的可能（欧盟与格鲁吉亚“深入全面的自由贸易区”与关税同盟的规定互不相容）。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选择了不结盟，鉴于当代欧亚范围内的争议，都不太可能会重新审视他们的决定——唯一的例外是乌兹别克斯坦，在该国新一代政治领袖上台以后，意想不到的政策变化将有可能发生。

人们可能会根据签署欧亚经济联盟条约的经验来评估深化合作的前景，而该条约签署于政治危机发生期间。该条约签署于2014年5月，基本上是对已有的关税同盟以及统一经济空间（在2012年签订了一系列关于要素流动自由化和经济政策协调的协议）条规的梳理整合。此外，该条约表明，未来的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将会放宽一些敏感领域——包括能源市场和药品、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限制，并建立一个共同的金融监管权威。这些步骤都不是自动生成的，都需要进一步的协商：他们是否能够真正实施值得怀疑。哈萨克斯坦的代表证实了欧亚经济联盟的条约中不会涵盖任何政治一体化的条款——如前文所述，哈萨克斯坦在危机发生之前就一直奉行这项政策。白俄罗斯同意签署的原因仅仅是为了获取通过俄罗斯原油出口税收收入的再分配的间接补贴。斯坎卡恩（Schenkkan）研究了欧亚经济联盟条约的早期草案和最终文本，发现三个成员国都促成了欧亚经济联盟的一些变化，削弱了欧亚经济联盟的能力以及欧亚经济一体化的范围。[ N. Schenkkan, “Central Asia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The Global Picture and Country Perspectives”, GWU Central Asia Program Central Asia Policy Brief, 2015, No.21.]

因此，欧亚国家似乎已经达到了一个一体化进程中的稳定时期——更加深入的欧亚一体化是不太可能了。然而，非常有可能出现的状况是，没有危机的发生也能达到这个稳定状态——比方说，或许是各国会因为过于小心而在政治上过于依赖俄罗斯，又或许是因为成员国之间的矛盾过大，或者是因为新承诺的可信度太低。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低估在欧亚经济联盟范围内所取得的区域一体化水准——拥有多项附加规定的关税同盟是一个复杂的一体化形式，世界上只有很少的地区能够去实施。对于观察者来说，核心问题以及讨论的焦点是这种形式能否在事实上持续下去，即欧亚各国继续使用一体化的说辞，回归到成熟的形式合作的阶段。

有两个观点可以证伪实现欧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路径只是“形式上的”这一说法——一个是经验上的，一个是理论上的。从经验上来说，欧亚经济联盟条约的协商显示各国都在事实上严肃对待该协议，因为他们试图在做出改变，限制欧亚经济联盟的力量。如果他们只是敷衍对待欧亚经济联盟，他们将会（如同他们在独联体时所做的那样）同意其他野心勃勃的一体化机制。从理论上讲，破坏正在发挥作用的合作成本太高，且各国是否会在危机期间同意这样的做法尚不明确。与此同时，也有一个赞成“敷衍说”的论点：它可以为各国提供一个既向俄罗斯表示忠诚又减少俄罗斯影响的最佳契合点，这些国家在乌克兰危机开始以后更加惧怕俄罗斯。因此，这些国家将会退而选择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所使用过的“敷衍”方式，那时候他们的统治并不稳定，且对俄罗斯的依存度相当高。

更有可能的是，人们将从这两个角度进行观察——某些程度的有效合作以及某些程度的敷衍合作。两种成分在欧亚经济联盟之中将会如何融合，这将取决于两个危机将如何发展，以及欧亚经济联盟如何影响各国所认为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比如对俄罗斯来说，俄对欧盟的反制裁措施就是这样的问题。如果俄罗斯未来决定对乌克兰实施制裁，那么违反欧亚经济联盟的规定可能又会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其他的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也有类似的问题：例如，尽管欧亚经济联盟间接规定亚美尼亚必须遵守联盟的规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y Karabak）地区边境设立海关（在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之时，各国都有此要求），亚美尼亚似乎不太可能真正做到，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关系对该国来说至关重要。

六、结论

我们还需要对这篇文章进行总结。在欧亚大陆上发展起来的两场危机——乌克兰政治危机以及俄罗斯经济危机——将会对欧亚经济联盟造成负面影响。政治危机将会使得欧亚经济联盟的小成员国更加担心俄罗斯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并加深对俄罗斯的依赖。经济危机将会使得各国愿意回避俄罗斯传播其经济危机的渠道，并同时消耗掉这些国家的储备以及预算收入，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以及重商主义政策，以此创造更多的收入。与此同时，危机的发生使得俄罗斯更加注重保有欧亚经济联盟——因此，俄罗斯可能会更加愿意妥协，接受其他成员国的要求。

欧亚经济联盟无论是崩解还是迅速扩张、深化和发展都不大可能（可能的话，即使没有两场危机，欧亚经济联盟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该地区各国存在各自的政治考量，在制度结构上想法各异。目前，欧亚经济联盟似乎有可能保持一定水平的有效合作，不过在其他的一些领域它又会变为“纸上谈兵”式的区域组织。尽管，欧亚经济联盟仍然会是一个重要且相对发达的地区性组织——虽然它在地区一体化水平方面不能与欧盟相提并论，但它已取得不少成就，所以，仅是保持它也会使欧亚经济联盟在政治上以及经济上发挥重大作用。但形式上的合作在多大程度上占主导地位，功能性合作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落实，这一点尚不明确。

最后，人们必须注意到，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以及在欧亚大陆发展其他组织的进程——仍是相当不确定的，这是由于文中所提到的两场危机未来演进的高度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对危机将会如何发展作出清晰预测。因此，对任何有关欧亚地区主义未来的预测（包括本文已尝试做的一些预测），都应谨慎对待。

（杨 茗 译）

近期就此议题进行长篇论述的学者包括A. Libman, E. Vinokurov, Holding- Together Regionalism: Twenty Years of Post-Soviet Integr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E. Vinokurov, A. Libman, Eurasian Integration: Challenges of Transcontinental Regionalis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R. Dragneva, K. Wolczuk (eds.),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3; Yulia Vymyatina, Daria Antonova, Creating a Eurasian Union: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Dutkiewicz, R. Sakwa (eds.), Eurasian Integration: The View from Within, Abingdon: Routledge, 2015; LSE, “The Geopolitics of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LSE Ideas Report, 2014; M.A. Molchanov, Eurasian Regionalism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Farnham: Ashgat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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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关文献在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互动的可能性与收益的问题上有着严重的分歧。因此，上面提出的观点显然没有获得共识。参见N. Popescu, “Eurasian Union: The Real, the Imaginary, and the Likely?”, Chaillot Paper, 2014, No.132, Paris, EU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14; A. Moshes,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EU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FIIA Comment, 2014, No.20, Helsinki, FIIA; I. Krastev, M. Leonard, “The New European Disorder”, 2014, ECFR Essay, Brussels, ECFR; R. Dragneva, K. Wolczuk, “Trade and Geopolitics: Should the EU Engage with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PC Policy Brief, 2015, April.

例如典型的是欧盟—东盟对话在“建构”东南亚地区中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参见J. Gilson, “New Interregionalism? The EU and East Asia”,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2005, Vol.27, No.3, pp.307-326.

最近的讨论参见Z. Lefkofridi, P.C. Schmitter, “Transcending or Descending?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Times of Crisis”,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5, No.7, pp.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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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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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

（亚历山大·利布曼（Alexander Libman），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所（SWP）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所高级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重大项目“联邦主义和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嵌入”（项目编号：11JJDGJW001）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