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直以来，东亚地区主义进程中的中日主导权之争被认为是阻碍东亚地区合作发展的原因之一。然而，东亚地区主义的历史表明，虽然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日的地区主导权竞争不可避免;与此同时，由于两国在推动自由贸易与对亚洲国家发展援助等经济议题上具有利益一致性,双方的竞争不但不会“撕裂”东亚，反而会刺激东亚地区主义运动，促进多边合作的深化。因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中日两国在第三国的民间合作的未来值得期待。即便如此，美国仍然是左右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重要变量，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行动随时可能会影响中日及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

进入2018年，随着中国领导人的访日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时隔两年半的再次召开，中日关系回暖。中日双方就促进在第三国的民间经济合作达成一致意见的同时，中、日、韩领导人还发表了共同声明，强调将加速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缩写为FTA)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缩写为ＲCEP)的谈判进程。由此，在朝鲜半岛局势逐渐趋于缓和的背景下，为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东亚地区合作再次被提倡。然而，日本在安全政策上将崛起的中国视做潜在的竞争对手与威胁，其推行的“价值观外交”与“印太战略”旨在牵制中国，这意味着东亚地区合作的未来绝非坦途，中日两国今后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竞争仍将不可避免。

1  问题的提出

东亚地区主义的进展一直是国际问题研究关注的焦点，这不仅缘于东亚地区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更归结于域内政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集中体现在地区内两大力量中国与日本的国家间关系之上，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持续恶化，两国在地区合作的进程中，不断争夺主导权的情势常被视为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重大阻碍因素。学者们惯于借用法国与德国的二战后和解所带来的西欧地区一体化驱动力，来批评双方关系的不安定给予东亚合作的负面影响。可是，与东亚不同，欧洲的地区主义运动至少可以追溯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构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霸权及多边安全机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缩写为NATO)的庇护下，法德和解以及西欧一体化才得以实现。与此对照，二战后美国在东亚的安全政策核心是与同盟国构建以双边关系为基础的轴辐同盟(Huband Spokes)体系来应对共产主义的扩张。为此，美国将域内多边合作视为对双边同盟体系的威胁，这也是在东亚地区一直未能形成地区主义运动的原因之一。此外，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都因冷战的影响而持续对峙，从而使东亚地区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即便是在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关系的“黄金时代”里,东亚地区主义运动也从未真正地被提上政治议事日程。直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作为政治概念的“东亚”才被正式提出,而2000年以后，中日两国的主导权之争逐渐成为讨论的焦点。

事实上，国际政治的“地区主义”概念中的“地区”并非指与政治、政策毫无关联的地理性概念。同时，它不同于由非政治力量推动的自下而上的“地区化”，是指在特定地理范围内，通过政府级别的联系，发展为拥有半恒久机构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运动。在地区主义推进过程中，因参加国对地区范围、合作目标以及基本价值规范的认知不同，产生对立与冲突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也正因此，国家间通过不断调整、交涉与协商形成安定的地区结构才显得十分重要。从这层意义上讲，在二战以前的历史中，“东亚”不过是指涉中日存在的地理空间的概念。尽管日本通过战后赔偿、发展援助等手段，引领了除中国以外的东亚的“地区化”，但是东亚各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区域合作制度化的运动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70年代末，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与中国实现建交并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为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形势，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了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缩写为PECC)，这成为涵盖中、日、美三大国的地区性机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缩写为APEC)设立的原点。

1997年以后，作为对美国与APEC在处理金融危机过程中的无作为的反抗，中国、日本及韩国联合东盟，正式明确地提出作为政治概念的“东亚”，这种合作的制度化产物被称为东盟“10+3”机制。1997年12月，首届“10+3”首脑会议召开，2005年12月，第九届“10+3”峰会通过了“吉隆坡宣言”，确定将“东亚共同体”作为长期发展目标;同年1月，首届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缩写为EAS)举行。在东亚地区主义推动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日两国的地区主导权之争逐渐成为讨论的焦点。中日两国在地区范围与价值理念等方面存在分歧，加之两国间的权力对抗要素，使得中日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权竞争成了焦点问题并遭到批判。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两国的对抗并未使得东亚地区合作冷却，相反在同一时期却得以迅猛发展。从“10+1”“10+3”到EAS，再到ＲCEP的推进过程正是东亚地区从对话机制向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深化过程。换言之，与法德和解下的欧洲一体化不同，中日两国的竞争与对抗不仅不是阻碍要素，更可能是东亚地区合作的动因之一。

为了检证这一假说，本文将通过梳理东亚地区主义的历史，集中解答以下问题:(1)中日两国竞争与博弈的背景与原因是什么;(2)中日主导权之争对地区合作模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解答的过程中，笔者还特别留意三个方面内容:第一，东亚合作的构想十分多样，特别是在以“东亚”为单元的地区合作框架发展之前，涵盖中日两国的亚太地区合作已经以APEC的形式被成功地制度化了。因此，在分析过程中，本文将着重关注东亚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合作的互补与竞争关系。第二，美国对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意义重大，特别是在探讨中日博弈问题时，更绕不开美国的存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开始积极推动亚太地区合作，对于将其排除在外的东亚地区主义，美国一直持怀疑的态度。更为重要的是，在中日进行主导权竞争时，日本会时常考虑同盟国美国的立场，以试图削弱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因此，本文特别关注中日主导权争夺中的美国要素。第三，尽管本文以东亚地区主义作为研究的重心，但并不意味着当然地将其视为最佳的合作模式。对于秩序摸索中的东亚地区，不能低估任何其他合作模式的存在意义与可能性。

2  从亚太到东亚:“客体”中国的主体化

中日两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以及东亚强国，对于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近代以来，战争与冷战所带来的两国间关系的割裂使得东亚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未真正成为一个整体。二战前，日本的亚洲主义特别是“大东亚共荣圈”构想以一种对抗西方的“地区主义”姿态出现，却因其以维持日本的霸权与侵略秩序为目标，而未脱离“帝国”的等级性本质。这种“地区主义”的探索最终在太平洋战争中彻底破产，日本帝国也不得不面对战败的局面，并最终历经美军的占领与改革，转变为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与此同时，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一方面，日本未选择与中国政府进行和谈，而是通过签署日美安保条约加入西方阵营,这使得中日对峙常态化;另一方面，为了防止东南亚各国被“赤化”，美国与日本积极地推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复兴，由日本引领的“雁行模式”，推动着东亚“地区化”的进程。这样的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到来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70年代后，美国开始认识到自身相对权力开始下降的事实，为走出越南战争的泥潭、推进对苏关系的紧张性缓和(Detente)以及处理与同盟国间的贸易摩擦等问题，美国政府重新评估了外交战略，提出了旨在调整美国的海外义务、收缩美军力量部署的“尼克松主义”。为了能“不损名誉”地结束越南战争，美国利用中苏对立的“机遇”趁势提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倡议。以中美和解为契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以及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东亚的地区主义”提供了发展的平台。在此背景下，1980年,日本政府提出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并与澳大利亚政府达成共识，共同推动该构想的发展。在日、澳两国政府的努力下，首届太平洋共同体研讨会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召开。1982年，在曼谷召开的第二届研讨会上，会议被正式命名为“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缩写为PECC);在PECC发展的基础上，1989年APEC成立，1991年中国顺利加盟APEC;1993年，在美国的倡议下，首届APEC峰会在西雅图召开。

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提出到APEC西雅图峰会召开的时期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政府全力应对经济改革与独立自主外交路线的转型,而在参与亚太地区主义的过程中只是作为“客体”存在，并未主动参与“谋划”亚太区域合作。相反，在此中日关系的蜜月期，日本在通过日元贷款等方式帮助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作为亚太地区合作的主导国，积极地促成了中国加入PECC。同一时期内，美国以对抗苏联为首要目标，与中国建交来强化中美日的大三角安全战略关系，而未将亚太地区合作作为主要议题。因此，在APEC发展的过程中，主导国是日本，而作为被“统合”对象的中国并未与其发生地区合作上的主导权之争。

对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以及中日的主导权之争来说，1997年是重要的转折点。首先，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了东亚各国，这场危机始于泰国，之后又蔓延到域内其他经济体。在危机解决的过程中，最为激烈的争论是围绕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缩写为IMF)处理危机的政策项目内容展开，亚洲各国对IMF改革金融市场的冒进政策表示不满。同时，东亚各国寄予厚望的美国与APEC都反应冷淡。IMF与APEC的功能失灵以及超级大国的消极姿态让东亚各国开始意识到构建“东亚”合作模式来解决东亚自身课题的重要性。其次，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高速增长周期。在经济成功的基础上，中国外交开始寻求更大的突破。1997年，中国领导人关于中国要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发挥在国际组织中的积极作用的宣言被视做中国开始重视多边主义与地区主义外交的标志性政策转变。在这样的政策指引下，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10+1”机制)应运而生。与此同时，“10+3”机制也被建立起来。

综上所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面对美国与APEC的不作为，中日两国均认识到了发展以“东亚”为框架的地区合作模式的必要性。“东亚地区主义”的重心也因此开始由亚太地区向东亚地区合作框架转变。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开始在地区合作的建设中作出贡献，由原来的参与“客体”向推动“主体”逐步转型。

3  从“开放性地区主义”到自由贸易区:中日主导权竞争的缘起

如果说中国的积极参与是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重要变量之一，那么2000年以后，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FTA)的兴起则是促成中日竞争的另一重要动因。在2000年以前，APEC的长远目标是亚太自由贸易圈的建设，同时采取了给予区域外国家同等待遇的“开放性地区主义”(OpenＲegionalism)的理念。开放性地区主义是东亚各国推动亚太地区合作过程中由来已久的基本原则，其原型是大平正芳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一方面，开放性地区主义理念强调对于地区外的各国而言，太平洋地区绝对不应该是一个排他的、封闭的地区主义，其与全球化的进程并无矛盾;另一方面，这一理念模糊了地区的“边界”，从理念上不排除任何区域外国家加盟的可能性。③开放性地区主义原则最终被写入1986年召开的第五届PECC温哥华会议的声明中。④此后，APEC继承了PECC的理念，将反对区域贸易集团、尊重无差别的自由贸易作为亚太地区合作的基本原则。这也是亚太地区合作常被称为“新地区主义”(NewＲegionalism)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APEC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无作为，导致了APEC关注度的下降以及东亚各国对开放性地区主义理念的怀疑。

2000年以后，东亚地区双边FTA急速增加，在东亚地区最初的双边FTA，即1999年的新西兰与新加坡FTA生效之后的十年里，东亚区域内部超过了40项双边FTA协定获得签署。作为“开放性地区主义”主导国的日本,最初对FTA一直持谨慎态度。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世界GDP前30位的国家与地区之中，尚未缔结FTA协定的只有中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与中国香港。其中，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直到2001年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缩写为WTO)，因此，WTO成员国中只有日本与韩国仍未签署任何的FTA协定。FTA协定国在WTO等多边谈判交涉过程中能够形成集团优势，而无视FTA与区域经济合作等同于放弃利益伙伴，是弱化国家影响力的行为。因此，日本政府放弃了以“无差别化”为特征的“开放性地区主义”原则，转向探讨双边FTA的可能性。2001年1月，日本与新加坡开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缩写为EPA)谈判，至2018年8月，日本已经签署了18项EPA协议。

20—21世纪之交，中国还在寻求加入WTO，被认为对“差别性”的FTA持怀疑态度。然而，日本与新加坡的EPA签署成为中国关注并推动FTA的重要契机。2000年11月，朱镕基总理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创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 and ASEAN Free Trade Area，缩写为CAFTA)的构想。与日本推动的两国间FTA不同，中国将东盟作为整体框架，直接参与到与东盟的多边FTA的交涉之中。日本推动的双边FTA刺激了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而中国政府提倡的CAFTA反过来又增加了日本的“焦虑”，加速了东亚地区“10+1”模式的扩散。

二战以后，日本经过多年的努力，与东南亚构建了紧密的经贸关系，促进了整个东亚“地区化”的进程。早在1978年，日本就与东盟召开了首次外长会议，而中国直到1990年才与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建交，1996年才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对于日本企业来说，东盟也是重要的对外投资的地区。例如，1995年起的十年间，日本企业在东盟投资额是中国的31倍、韩国的8倍多。但是，直到中国提出CAFTA，日本都未将东盟作为一个经济单元来考量，日本外务省一直将推动两国间的FTA作为主要任务。而在CAFTA的“冲击”下，2002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新加坡发表演说，提出了与东盟构建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构想。2005年，日本与东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ASEAN－Japan Comprehension Economic Partnership，缩写为AJCEP)的谈判正式启动。

总之，随着东亚地区双边及多边FTA协议的推进，地区合作的目标越来越具有“封闭性”。区域内的国家特别是中日两国，基于对FTA构想签订后的利害得失计算，积极地参与到推动东亚区域内的FTA发展的过程之中。日本率先推动的两国间FTA影响了中国对FTA的看法，而中国与东盟推动的CAFTA又反作用于日本，助推了日本与东盟的AJCEP的谈判进程。中国与日本推动的“10+1”机制不断向其他国家扩散，韩国、印度、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分别开启了与东盟FTA的谈判。而这一时期，在“9·11”恐怖袭击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将注意力聚焦于“反恐战争”，而并未将亚太地区作为战略核心区域，这成为中日主导的东亚地区合作发展的前提。

4  东亚与“扩大”东亚:中日主导权竞争的激化

如前所述，作为对中国与东盟FTA策略的反应，2002年1月，小泉纯一郎在新加坡演说中提出了与东盟缔结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目标。在同一讲话中，小泉更进一步地提出了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东亚共同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90年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East Asia Economic Group，缩写为EAEG)构想。在这一构想提出之后，美国时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就表达了对上述将亚太地区“一分为二”的EAEG构想的强烈反对，并对日韩施加压力，以确保两同盟国不会参与其中。一直以来，美国对于将其排除在外、“自律”的东亚地区合作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最终，在美国的阻挠下，当时亚洲最大经济体日本的不参加直接导致了EAEG构想的夭折，最初的东亚地区主义运动也因此而消退下去。

亚洲金融危机后的1998年，在韩国总统金大中的倡议下，东亚地区成立了东亚展望小组(East Asia Vision Group，缩写为EAVG)。在小组的报告书中，首次明确地提出在“10+3”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东亚共同体”以及东亚自由贸易区(EastAsiaFreeTradeArea，缩写为EAFTA)的构想。小泉的发言是对EAVG报告的一种呼应的同时，也是为了削弱中国在东亚影响力的战略手段。然而值得留意的是，与EAVG报告不同，小泉在发言中强调的“东亚共同体”的成员国还包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换言之，小泉提出的“东亚共同体”超越了“10+3”的框架，首次提出了包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扩大”东亚的构想。然而，中国对日本的提案并不认同。2002年4月,中国领导人在与马来西亚时任副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Abdullah Ahmad Badawi)的会谈中特别指出，强化“10+3”机制以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中方立场。此后，中国与马来西亚一直坚持“东亚共同体”应该固守“10+3”的框架发展。由此，中国与日本围绕着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意见分歧也就明朗了。

众所周知，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使中日关系不断恶化。当然，这种状态的深层原因还在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日本对此产生的危机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小泉政府一方面通过积极支援小布什发动的“反恐战争”以构建“战后最佳”日美关系;另一方面，将东亚合作当作与中国争夺地区影响力的主战场。因此，日本极力推动同为美国盟国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参加东亚合作，以削弱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此后,日本政府还推动印度也加入到“东亚共同体”之中。这样日本主张的“东亚共同体”便成了“扩大”的东亚，即“10+6”(东盟与中、日、韩、澳、新、印)的形式。此外，日本还建议美国以观察员国的身份参加，但因遭到了东亚各国的一致反对而作罢。2002年，小泉在访问澳大利亚的演讲中,强调日、澳两国有着民主、法治及市场经济的共通价值观，基于共通价值观两国可以开展合作。正是这一时期,日本开始推动“价值观外交”,在“东亚共同体”问题上,日本也从一定程度上试图通过推动澳、新、印的参加，来推动“普世价值”在东亚的扩散，以此制衡中国的崛起。

对于“东亚共同体”成员构成与组织形式，东盟内部围绕着中日两国的方案争论不休，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新加坡、泰国与印尼表示赞成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印度的加盟，而马来西亚与柬埔寨则坚决反对。最终，2005年12月，第九届“10+3”领导人会议与第一届东亚峰会(EAS，“10+6”)同时召开。在两个会议的共同宣言中，“10+3”被称作“东亚共同体”构建的“主要手段”，而东亚峰会则被强调将会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至少从宣言上看，“10+3”成了推动“东亚共同体”的主导力量。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日本所推动的“普世价值”被写入EAS的宣言中，也可算做日本在主导权竞争中的“胜果”。

与围绕着建设“东亚共同体”所产生的东亚与“扩大”东亚同步展开的，是中国所推动的EAFTA构想与日本主导的东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构想(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in East Asia，缩写为CEPEA)模式之间的竞争。中国与日本分别主导了两个构想的具体化操作，如实地反映了两国的主导权争夺的现实状况。2009年8月，EAS经济部长会议决定，EAFTA与CEPEA的讨论平行进行。而两者的统一要等到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缩写为TPP)切实出台之后才可能实现。而美国已于2017年退出TPP，显然这两者的并行不悖在短期内将难以实现。

5  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主导权竞争的变奏

2010年，中国的GDP首次超过日本，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成为近代以来中日力量对比的一次重大转折。同时，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以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右翼势力开始利用2010年9月发生在钓鱼岛附近的中日撞船事件炒作“威胁论”;而2012年9月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的举措将中日两国关系彻底地推向了对抗。同时，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安倍晋三政权，进一步煽动“威胁论”，以求实现其“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目标，提出了“积极和平主义”并与美国联手推动TPP以制衡中国。

TPP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为了重建国内经济，试图通过制定新的亚太地区多边自由贸易规则，来“打破”亚太国家的经济壁垒以扩大出口的构想。2011年，日本政府也加入到TPP的谈判之中,并主导了TPP进程。TPP将中国排除在外，发挥了“围堵”中国的潜在功能。为了与之对抗，中国与东盟联手将EAFTA与CEPEA整合为ＲCEP构想。以“10+6”为蓝本的ＲCEP，从形式上可以看做是对日本提出的CEPEA构想的胜出，而彼时的日本政府却已经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TPP谈判之中了。同时，中国政府为了化解美日的合围而采用了“西进”战略，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并创设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缩写为AIIB)，开始通过支援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区的互联互通与经济一体化。由此，以中日的主导权之争为核心的东亚地区合作也陷入低潮。

2017年，特朗普就任总统后，退出了TPP谈判，并高举“美国第一”的旗帜，开始了贸易保护政策。为此，特朗普政府打响了对华贸易战，这严重破坏了全球自由贸易的进程。在美国退出TPP谈判后，由日本主导的TPP的向心力急速衰退。此外，美国还向同盟国日本提出了应努力削减日美巨额贸易逆差的要求。在对美关系陷入困境、国内政治深陷“地价门”丑闻等因素的联合作用下，安倍晋三的首相支持率极速下降。对此，安倍政权将改善中日关系作为突破口。2017年6月，安倍首次表达了将在一定条件下，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态度。同时，日本经济界也开始表现出与中国企业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以拓展商机的强烈意愿。中国一直以来欢迎世界各国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在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战之后，与日本联手对于抵抗美国推动的贸易保护主义、助推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增长意义重大。与此同时，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客观上为中、日、韩会谈提供了“和平”的周边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时隔两年半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再次召开，三国确认了加速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与ＲCEP的谈判进程的意向。然而，面对着中国与日本在自由贸易领域谈判的艰难性、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分歧以及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等课题，两国仍将在推进合作的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展开新一轮的竞争与博弈。

6  结 论

中国与日本的主导权之争事实上促进了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而这样的发展则受到以下条件的制约。

第一，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美国东亚战略的转变影响着东亚地区主义。当美国“疏远”亚洲时，中日主导的“东亚”概念便被提倡;反之，当美国积极“插手”东亚事务时，“东亚的地区合作”呈现出“亚太化”趋势,中国的参加与否也成为重要因素。20世纪70年代，随着相对权力的下降，美国开始削减驻军并要求同盟国分担防卫职责。与此同时，以日本经济大国化为前提，纺织品、钢铁、汽车等日美经济摩擦问题成为20世纪70—90年代日美关系的“杂音”。为此，70年代末，日本政府提出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强化其政治影响力的同时，试图调整对美关系以维持美国对东亚的“关注”，结果是APEC诞生。2000年之后，中国更积极地参与东亚事务，而美国则将更多的精力置于“反恐战争”，这为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而后在中国急速崛起的背景下，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推动TPP的进程，该构想将中国排除在外，明显带有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考虑。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尝试通过减少进口、增加出口并让制造业回归美国等手段来重振国内经济，为此，美国退回到单边主义，放弃了TPP谈判，同时单方面发动对华贸易战，并对进口日本钢铁增税，这样的举动再次刺激了东亚地区主义，中日两国为应对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政策，不得不搁置政治战略的“互疑”，再次联手重启中、日、韩自贸区与ＲCEP的谈判进程。由此可见，美国变量对于东亚地区主义的刺激作用明显，并且随着东亚地区主义的再次被推进，美国的政策调整亦可能是“动摇”谈判进程的要因，毕竟日美同盟一直以来都是日本东亚安全政策的核心。

第二，中日经济地位逆转且差距逐步扩大的趋势也影响着东亚地区主义的走势。从中日经济力量对比上看，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规模约为中国的8倍，2000年中国的GDP还只是日本的25%，而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则增至日本的近3倍。2017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量超过4万亿美元，约为日本的3倍。另外，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日本市场的依赖度近20%，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却低于10%，而今天这样的状况却出现了反转。①随着中国经济占世界比重的不断增加，日本世界第三经济体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2025年日本GDP有可能降至世界第六位。由中国的崛起与日本的“衰落”所造成的中日两国经济实力逆转是中日地区合作主导权竞争的根源。在此背景下,日本政治家开始关注中国的军事实力提升与政治影响力的扩大，中国的舆论也越来越关注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修改“和平”宪法所暗含的军事大国化企图，这样的战略“互疑”与经济地位逆转联动，强化了中日两国在地区合作进程中的主导权之争。然而，中日作为出口导向型国家，两国都是各自FTA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市场。一方面，安倍晋三政府提出了增长战略,到2018年日本与FTA伙伴国间的贸易要达到其贸易总量的70%，而现在仅为22.7%;另一方面，中国的FTA战略也明确提出，在近期要使中国与自由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占比达到或超过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水平。由此可见，中日两国的贸易与FTA建设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彼此的合作。此外，在国际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中日两国在水面下的竞争毋庸置疑，然而，从市场规模上看，2010—2020年，亚洲各国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近8万亿美元的投资，而亚洲开发银行的年度融资额仅为130亿，远不能满足需求，中日间合作的空间十分巨大。因此，较之于竞争，中日两国未来在第三国的民间合作的空间更值得期待。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在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基础,中日间的主导权之争亦建立在这一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然而，从长期看，中国崛起与日本右倾化趋势明显的情况下，中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博弈又不可避免。对此，中日双方能够多大程度关注共同利益、求同存异以实现东亚地区合作的突破，对于两国领导人和人民的智慧都是重大考验。（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