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地区主义研究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度形成热潮，产生了持续而重要的影响，然而其理论和实践前景也颇受质疑，甚至有人提出“衰落”之说。如今，随着“一带一路”研究热的兴起，重新认识“亚洲观念”已是迫切之需。本文借鉴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成果，提出重塑亚洲观念的学术命题，希望对中国视角下的新地区主义研究有所促动。概言之，新地区主义对亚洲观念的历史性塑造体现在三个方面：地区利益聚合和整合的发动机，地区权力分布和演化的平衡器，构建地区认同意识和地区共同体观念之光的灯塔。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后，亚洲观念面临新的反思和重塑。未来的亚洲将始终是一个多元和多样化的亚洲，不会形成一个“单一的亚洲”。亚洲观念并不构成任何一种理想的文化类型，而是深刻反映着亚洲地区的结构性权力变动和互动。地区共同体建设作为亚洲观念的核心，将建立在完成民族国家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上，而不是相反。亚洲观念的重塑主要是一个学术命题，应当纳入全球学或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学科领域加以深入研究。

关 键 词：新地区主义  亚洲观念  地区共同体  合作均衡  全球化  一带一路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围绕亚洲(或东亚、亚太)地区合作与一体化问题逐渐出现了一股“新地区主义研究热”。①不仅如此，关于亚洲新地区主义的学术讨论，同时渗入有关“国际关系宏理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中国国际关系学术话语权”、“中国崛起”、“国际制度”、“国际秩序”、“权力转移”、“全球治理”等中国国际关系学主流话语的话题当中，成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有学者所言，“地区主义并非一个全新的现象，但它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已成为一个重要话语。”②王逸舟在总结中国国际关系学1995-2005年的发展“故事”时曾经指出，“正是在东亚金融危机和中国政府随即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提出‘新安全观’之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有关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著述才迅猛增长，成为一支新近崛起的‘偏军’”，尽管还算不上“主力兵团”。③也就在2005年9月，笔者曾撰写过一篇名为《呼唤新地区主义研究的中国视角》的文章，当时的写作动机主要是为新地区主义研究在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煽风点火”，期待它能够尽早摆脱在国际关系学术研究中边缘化的地位，并就深入开展相关研究而“最需要做的学术工作”提出了四点倡议。④从2006年至2012年，中国的新地区主义研究明显升温，不过随着2012年有学者高声宣布“地区主义浪潮陷入低谷”，⑤对新地区主义的研究热度又明显减退，有学者提出以地缘为基础的东亚经济地区主义“正在走向失败的边缘”，⑥还有研究者探讨了东亚地区主义何以“走向衰落”和“停滞”的问题。⑦

也正是在这二十多年间，中国人强烈地感受到了地区主义浪潮的冲击，并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伴随着亚洲和中国的崛起，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疑惧，逐步转向对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地区化的科学认识。在此转向进程中，中国陆续加入或发起了各种层次和性质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和论坛，如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PECC)、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对话伙伴会议(ASEAN-PLUS)、东盟地区论坛(ARF)、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3”)、东亚峰会(EAS)、上海合作组织(SCO)、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东亚思想库网络(NEAT)、亚欧会议、博鳌亚洲论坛、朝鲜半岛六方会谈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等等。2013年之后，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重大举措的出台，学界又掀起了“一带一路”研究热。“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亚洲地区主义的发展既有反思也有创新，然而迄今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政策解释而少有观念和理论创新，对于新地区主义研究尚难有大的推动。

对于这场新地区主义研究热，主要是关于亚洲地区主义的研究，国际关系学界已有学者做过阶段性的学术述评。⑧因此，本文拟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围绕如何重塑亚洲观念、开展中国视角的新地区主义研究，提出若干更加具体的思考和建议，以引起更多相关的理论探讨。

一、亚洲观念：一个矛盾统一的复合体

鉴于当下国际关系学界对新地区主义尚未有一致认识，对亚洲观念存在广泛质疑，对亚洲地区主义的走向充满悲观情绪，笔者在此先尝试廓清一下“亚洲观念”本身的内涵。

国际研究专家、康奈尔大学教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研究“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时，按照人类学的诠释方法，把“民族”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从而将其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⑨参照他的方法，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国际关系研究中时常讨论的“地区”⑩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空间，把“欧洲”定义为一个“想象的欧洲”，把“亚洲”定义为一个“想象的亚洲”。之所以借用“想象”来定义“地区”，无非是要从观念史角度来厘清人们对地区的认识，这对于推动诸如“亚洲观念”的理论化和亚洲地区的国际关系实践都有着重要意义。

在近百年的国际关系思想史上，“地区”观念并不十分清晰，经常被“国家”、“主权”、“民族”和“全球化”等更有影响力的观念所遮蔽和改变，而在更久远的人类思想史上，“地区”的观念却根深蒂固。(11)古时中国人通常“只知有天下，不知有世界”，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文明中心地区在徐徐演化，尤其是从15世纪至18世纪，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激发的观念革命的支撑下，一个“自信”的欧洲地区早已兴起，“欧洲观念”得以成型并向全世界扩展开来。“欧洲观念”交织着两种含义，并塑造出一个双面的“欧洲”：一面是有着自己“同一性”的欧洲，另一面是由不同民族国家组成的欧洲。这样的“欧洲”就是一个“民族主义”和“欧洲主义”矛盾统一的地区。(12)这种“欧洲观念”在形成和扩散过程中，同时又切分出一个只有“欧洲”和“欧洲之外”的近代或现代世界，恰如之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中只有“中国”和“中国之外”一样。然而，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其“民族主义”，而往往忽略了“欧洲主义”。这种“欧洲主义”不是我们学界常常设法摆脱的“欧洲中心主义”，而是欧洲地区主义。诚然，一个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基础上的欧洲地区，把民族主义推向全球，塑造了一个由近200个民族国家构成的当今世界，促使世界各地的人们不论曾经持有何种信仰、何种语言、何种文化，均向往或皈依民族国家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与此同时，它也向世界呈现了“欧洲主义”或者“欧洲地区主义”，它不同于当今学界议论纷纷的新老地区主义，却正是这些新老地区主义的观念起源。且不论五百年全球史，单看一下整个20世纪这一百年间，我们分明看到，欧洲观念的全球扩张，在打碎其他文明地区人们的传统政治共同体观念的同时，塑造了两种全新的政治共同体观念——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和地区共同体观念。20世纪中后期欧洲联合的强化和加速，更进一步刺激了欧洲之外世界各个地区的地区观念，推动形成了新一波地区主义浪潮，也即当今国际研究学界所抱持的“新地区主义”。我们生活在一个“地区构成的世界”(13)上。

笔者曾对众说纷纭的“地区”概念做过梳理，指出人们大多“把地区当作一种介于个别国家和全球整体之间的中间层次或过渡层次进行研究”，“越来越多地把地区作为思维活动的另一种特定空间来看待”，“地区越来越远离作为‘地理区域’的原始含义，而更多地作为一种人类生活的次体系或者社会科学分析的次体系而存在”。(14)也就是说，“地区”多被界定为具有一定规模(大于民族国家而小于全球社会)的社会生活空间，强调其物质性的实体含义，而没有明确其精神上的观念内涵。其实，地区也是一种“文化人造物”。借鉴思想史的视角，我们可以另辟蹊径，进一步理解和认识“亚洲观念”这个更具思想内涵的地区概念。

从字面上看，“亚洲观念”并非“亚洲的观念”，而应该是“观念中的亚洲”，也就是“想象的亚洲”或“亚洲想象”。(15)在此“亚洲观念”是指在亚洲历史上逐渐形成并发展演变至今的一种地区共同体观念，它包含地理上的共同区位观念、文化上的共同价值观念、经济上的共存共荣观念和政治上的命运与共观念。与“欧洲观念”颇为相似的是，它也是一种既矛盾又统一的观念复合体，有着多样、多元和统一、同一的两张面孔。多样或多元的“亚洲观念”是指，亚洲是世界上一个拥有多个不同政治单元的文明地区，这些政治单元在今天主要就是众多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统一或同一的“亚洲观念”则是指在这种多样或多元之中，亚洲又共享某种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而有着不同内涵、但始终延续下来的同一性，这在今天则基本上表现为我们研究新地区主义时所称的“地区性”或“地区认同”。不论褒贬，“亚洲观念”多样或多元的一面世所公认，而其统一或同一的一面往往成为问题的根源，不断受到质疑和追问。

对于“亚洲观念”的质疑首先来自西方，而当前一些亚洲的(包括中国的)思想史学者也总是喜欢追问：“亚洲”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谈亚洲，如何谈亚洲？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16)何谓“东亚”？(17)如何诠释一个整体性的亚洲概念？(18)在中国有亚洲吗？(19)谁认同“亚洲”？(20)等等。这些追问及其学术探索，无疑有助于推动学界对于一个统一的“亚洲观念”的理解和共识，但也反映出目前认识上的歧义和混乱。

国际关系学者受经济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影响更大些，对于作为一个地理区域的“亚洲”(或“东亚”、“亚太”)概念本身并不持多大怀疑，也不过多追问其观念内涵，但普遍都对“亚洲”作为一个统一或同一的地区概念抱有深刻怀疑，总是认为“亚洲”的地理范围太大，内部人口、民族、宗教、文化等太复杂，其多样性远超其统一性，甚至几乎不承认其统一性。即便是作为缩小版的亚洲，“东亚”内部的差异性仍然太大，扩大版的“亚太”更是地域辽阔、过于宽泛和复杂。

的确，怎么描述“亚洲观念”的多样性都不为过：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族群复杂、宗教文化多元、经济水平不一、社会政治制度多样……这是亚洲多彩斑斓的一面。在国际政治意义上，当今亚洲是一个由众多独立的民族国家和地区构成的，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亚洲。作为民族主义的亚洲，它早已令世界刮目相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就开始惊呼“亚洲的崛起”，90年代世界进一步见证了“东亚奇迹”和“东亚复兴”。但在思想史研究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崛起于地球东方的同时，它在观念上仍然只是欧洲的映射，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欧洲在东亚地区的投影，正如有论者所言，在很大程度上，自我认定的“亚洲”是以欧洲为反题的。(21)早在亚洲崛起之前，印度总理尼赫鲁曾经在一个国际场合提到“亚洲的苦恼”，认为这是当时亚洲人的主要共同观念。而后亚洲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国家摆脱欧洲的殖民和帝国统治纷纷独立。民族主义的亚洲首先在政治上崛起，这是当代亚洲观念的起源，也是某些国际问题研究者把20世纪50—60年代的“亚洲地区主义”描述为“放大的民族主义”(22)的历史根源。

进而，如果打开亚洲观念的另一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超越于民族主义之上的亚洲，也就是地区主义的亚洲。地区主义的亚洲不只是民族主义亚洲的扩大版，而是蕴含着新的追求。这种新追求一方面源于欧洲地区主义观念的外部启发，另一方面也源于亚洲内部的自发要求。这种新追求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政治意义上的，以东盟的成立为标志，而到了80年代末，随着世界经济领域竞争的加剧，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集团化趋势的推动下，亚洲地区主义演变成了寻求地区经济自主性的新地区主义，从此，亚洲观念就具有了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两张面孔。正是这种两面性，使我们今天在描述“亚洲观念”时话语矛盾，论述亚洲地区主义问题也时常出现困惑和混淆，不经意地把亚洲地区主义看作是亚洲民族主义的放大或延伸，把各种民族主义性质的政策视为地区主义政策，于是出现了“某某国家的地区主义”这样自相矛盾的说辞。

本文主张把“亚洲观念”视为一个矛盾统一的复合体。这一点在思想史研究者那里也得到越来越明晰的确认。正如汪晖所指出，“亚洲”是一个带有“暧昧性和矛盾性”的概念，“这一概念是殖民主义的，也是反殖民主义的；是保守的，也是革命的；是民族主义的，也是国际主义的；是欧洲的，也反过来塑造了欧洲的自我理解；是和民族—国家问题密切相关的，也是与帝国视野相互重叠的；是一个相对于欧洲的文明概念，也是一个建立在地缘政治关系中的地理范畴。”(23)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有西方思想史学者指出了“欧洲观念”的矛盾复杂性，他们并不认为欧洲是一个无须定义的天然存在，比如有人在总结欧洲观念时说，“在几乎被忘却的漫长时期过后，欧洲的名字和观念在15至18世纪之间随着欧洲人重新获得自信而复兴。欧洲的分化并没有弥合(反而更加恶化了)。关于这个地区的边界究竟在何处的问题从来没有达成一致的见解。人们普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欧洲’是一个具有弹性的术语，‘一个精神建构’，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客观地理现实，没有自然疆界。”(24)这正可反证我们对“亚洲观念”的理解曾经多么模糊和武断。

显然，思想史研究对地区观念的这种清醒认识是富有启发性的，重新认识“亚洲观念”已是迫切需要。其实，在比较欧洲和亚洲的差异性时，莫劳夫奇克就曾提醒我们，理解亚洲并不比理解欧洲更复杂，“在文化、法律以及制度上，欧盟原本比大多数批评意见所认为的更‘亚洲’。”(25)可见，我们在界定亚洲观念时，往往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二、亚洲观念的塑造：新地区主义在亚洲的历史角色

新地区主义在亚洲的发展目前的确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并非从“高峰”跌入“低谷”，也谈不上什么“衰落”，因为它的高潮一直没有到来，而是处于一种缓慢上升的发展状态中，只是中间不乏曲折和反复罢了。

如果不抱偏见或短见，我们可以认真比较一下欧洲和亚洲的地区主义发展轨迹。亚洲的地区主义道路一开始就与欧洲不同，两者的发展轨迹也呈现出不同特征，“法理上的地区主义或正式的有组织的合作，是欧盟的特点；而东亚迄今只是出现了事实上的地区主义。”(26)欧洲地区主义是硬的，而亚洲是软的，“亚洲方式”成了一种时尚，但是，如果从全球视角观察，这样的欧亚地区比较似嫌狭隘，没有注意到两个地区的地区主义发展差异只在于时序上的错位和形式上的变化，而并没有内容和性质上的决然反差，准确地说，它们都是人类适应全球化新形势的方式，新一波地区化浪潮本来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反映，有人说得更直白，“全球化实际上就是地区化”。(27)历史地看，欧洲的地区主义从1957年《罗马条约》签订起算至今是60年，其间经历了70年代所谓的“衰落”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的“复兴”，这个由“衰落”到“复兴”的时间历程大约只有十几年，只是近年随着英国“脱欧”和欧洲政治右倾化，欧洲地区主义才又一次面临空前挑战。而亚洲的地区主义如果从1967年东盟《曼谷宣言》发表算起只有50年历史，从亚太经合组织成立的1989年算起还不到30年，从东亚峰会召开的2005年算起才不过十多年的时间。(28)亚洲地区主义兴起后，历经“亚太大家庭”(29)的设想，多种形式的“东亚共同体”倡议，直到东亚峰会确认“东亚共同体”为最高目标，但后来因为东亚峰会未能排除域外大国，加上TPP与RCEP之争等缘故，东亚国家特别是中日等地区大国都感到失望和疲惫，也才有论者不断发出“衰落”之叹。

其实，新地区主义在亚洲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完成了宏伟的历史任务，至今已发展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国际关系思想，继续推动着地区政治经济结构的变革，不仅不能称其“衰落”，而且应该看到其在实践中已然落地生根，充实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并成为主导本地区未来发展的思想源泉之一。最近30年乃至50年地区结构变动的亚洲已经焕然新生，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亚洲，而是一个“新亚洲”。

(一)地区利益聚合和整合的发动机

亚洲崛起复兴了古老的亚洲观念，同时，复兴的亚洲观念又成为亚洲崛起的发动机，这是一个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东亚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和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持续深入，导致了地区利益的日渐汇聚，给亚太地区带来了地区化现象，包括自下而上的“地区化”和自上而下的“地区整合”，引发了新一波地区主义思潮，也即亚洲地区主义或东亚地区主义，反过来，这一思潮又转而成为地区利益聚合和地区整合的重要发动机，为亚洲地区化推波助澜。

亚洲崛起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年间，先是日本，后是“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再是中国和“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陆续实现了高速增长，共同建构了一个梯次发展、前后相继的地区性崛起，令欧美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刮目相看。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首先提出了“东亚奇迹”之说，各国政治学者和文化学者也纷纷著书立说，阐述和争论“亚洲崛起”的相关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研究亚太新地区主义的先驱、国际经济学家罗斯·加诺特和彼得·德莱斯代尔率先注意到这个地区的贸易紧密度和依存度，从而掀起了“地区自贸区”研究热。(30)随着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的诞生，学者们正式提出了“开放的地区主义”等理论概念，从而催生了本地区的新地区主义理论。很快，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也认识到，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是“一个按新地区主义理论进行分析的最动人的地方”，(31)“东亚地区主义方兴未艾”。(32)大体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是亚洲地区主义的兴起阶段，也是亚洲观念的复兴阶段。这种亚洲观念，超脱于历史和传统，不再是欧洲人眼中的“远东”，不再是日本人眼中的“亚洲”和“大东亚”，也不再是孙中山和李大钊时代中国人眼中的“亚细亚”，而是一种新的经济政治文化“想象”，或者说是一个新的“文化人造物”。尽管“亚洲观念”的内涵和外延一直受到质疑，但它已经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观念，被不断用于解释这个地区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结构变动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国家的政、商、学各界人士越来越有意识地积极探索和推动亚洲的“地区化”或“地区合作”，并且在21世纪初正式将“地区共同体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在东南亚次地区，东盟于2015年宣布建成“东盟共同体”。自2013年以来，中国积极倡导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也同样兼具新地区主义色彩，对于推动亚洲地区主义乃至横跨欧亚非的“跨地区主义”将会产生巨大的历史作用。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积极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其题中之义也包括了“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领导人呼吁举国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时承认“中国梦”也是“亚洲梦”、“世界梦”。这些都证明，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地区主义是对民族主义的渗透和补充，更是走向全球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必经阶段。(33)总之，进入21世纪以来，新地区主义不仅被用来解释亚洲地区的历史性经济政治变革，而且被借用来推动这种变革，成为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观念和全球主义、全球化观念并行不悖的观念发动机。

(二)地区权力分布和演化的平衡器

当代亚洲或亚太地区的政治权力格局是冷战时期格局的延续，从相当大意义上说，亚洲至今还未走出“冷战”，尤其是冷战思维不时浮现，成为激化地区矛盾的导火索之一。20世纪末欧洲“铁幕”的掀起结束了全球冷战，但亚洲的“竹幕”始终没有完全被打破，围绕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斗争剑拔弩张，台湾海峡仍然处于大国博弈的漩涡之中，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有所加剧，印度洋泛起地缘争夺的新波澜，这些不仅反映了中、印崛起带来的地区权力分布失衡，更反映了中美苏“大三角”黄金时代结束后亚洲政治空间中的权力分布失衡。面对这种权力失衡，旧的联盟政治无法予以“再平衡”，唯有新地区主义能给亚洲带来以合作促和平的新思维。这种新思维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被看作是一种“新现实主义”，(34)它不同于传统上讲求“势力均衡”的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后来更重视“威胁均衡”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它强调的是“合作均衡”。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合作”概念在新地区主义研究当中被突出和放大，成为各个民族国家和其他权力主体超越分歧、达成一致的最强音。“合作均衡”至今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尚待进一步系统论证和检验。(35)简单回顾冷战结束以来亚洲地区的国际形势变化和地区结构变动，我们就可以知道，地区秩序的建构得益于合作观念的流行，建立在大国均势基础上的“冷和平”是不可靠的，各种形式的“威胁均衡”也不断遇到阻力而被摒弃，最为合法正当的维系和平方式可能还是合作。虽然各行为体对“合作”的理解有很大分歧，但通过合作求和平，特别是通过地区性合作实现地区利益和地区和平，已基本成为学界主流的共识。受新地区主义思潮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已经敏锐地认识到，要想在亚太地区减少冲突，建立稳定的地区秩序，必须超越现有的联盟体系，“寻求一种基于地区主义的替代途径，也就是塑造一种多边框架内的权力制衡”，这种新的权力制衡是建立在“复合地区主义”和“大国协调”相结合基础上的。(36)有学者甚至据此提出了“亚洲协调”的新概念，认为“如果自觉、主动设计和建立适应亚洲和太平洋目前现实(格局)和能够引领未来的亚洲协调，为可能趋于混乱、失控的多极亚洲提供新型的地区治理”。(37)当然，这种所谓“亚洲协调”概念难免带有强烈的现实政治色彩，难保不让人回想起19世纪欧洲“大国协调”的不光彩历史，所以，更有必要充分发掘强调“合作均衡”的亚洲观念，从地区合作的角度来看待亚洲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真正超越历史，找到地区问题的解决之道。

(三)地区认同意识和地区共同体观念之光的灯塔

人们普遍认为，与欧洲观念不同，亚洲观念所催生的地区认同意识更模糊、更不确定。伴随着亚洲崛起而觉醒的“亚洲意识”，其想象力来源于亚洲现代历史上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所留下的“碎片”，(38)在20世纪末期“亚洲价值观”的提倡者那里，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新型的地区“文化自信”。1996年在北京“21世纪论坛”会议上，新加坡前总理、“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李光耀就曾表示：“21世纪的亚洲将恢复她在世界上的地位……如果东亚在今后10—20年里继续集中发展经济与合作，亚洲将会全面改观……随着东亚的发展，东亚人民将掌握大众传媒和亚洲的纪实文献，评论员将从亚洲人的角度向我们解释国际大事。亚洲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将重新得到认可。亚洲从西方学到了东西，它再不会总是追随西方，这种自信的回归将在具有多元文化的整个亚洲大陆出现。”(39)如今20年过去了，亚洲地区认同意识已经成为亚洲观念的核心组成部分。正如阿米塔·阿查亚所言，“尽管亚洲的多样性非常明显，但亚洲内部在次区域以及区域层次上仍然存在着一种对集体认同的共识。忽视这些规则以及认同建构的努力，关于亚洲的国际政治的研究就是不全面的。”(40)新地区主义在亚洲最突出的影响也是表现在观念和文化上。国际关系学者在解释亚洲地区主义时，往往借助更强调文化和观念作用的建构主义理论。比如卡赞斯坦认为，“欧洲非常清楚地显示了地区主义中物质的、正式的和政治的侧面；而亚洲则显示了地区主义中理念的、非正式的和经济的侧面。”(41)阿查亚在其《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一书的导论中表示，其写作目的就是“系统地分析东盟的规则在管理地区秩序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对集体利益和认同发展的影响”，明确了其研究的建构主义视角。(42)秦亚青曾在一篇短论中指出：“东亚合作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在于进程。东亚一体化代表了一种社会建构的进程模式，以进程为主的地区多边主义通过规范的扩展和主要国家的社会化，起到了保持地区稳定、促进经济合作的作用。”(43)笔者也曾从“知识结构变动”的角度，讨论过亚太地区结构变动的信仰、知识和观念维度，指出了新地区主义与这种知识结构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尽管更主要的是出于斯特兰奇所阐述的所谓“新现实”主义立场，但也表达了对“文化和价值观认同”的格外重视。(44)

不管持何种理论立场，认识新的“亚洲观念”，必然要考虑其中所蕴含的“地区认同”意识，同时也要充分理解“地区共同体建设”这个新概念。认同是前提，没有亚洲认同就没有亚洲观念。但与此同时，有了亚洲观念，人们就可以不断生产新的观念，其实质就是进行“地区共同体建设”，“在一个地区的相关国家、人民、机构和其他实体之间打造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最终目的是强化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一致性。”(45)亚洲地区的这种“一致性”或“内聚力”还很弱，但它已经成为亚洲观念的至高目标，引导着地区发展的方向。笔者曾经提出，“地区共同体是新地区主义的天然抱负”，在东亚地区践行新地区主义，就是要“把东亚共同体作为最高目标”，这是新地区主义的核心价值要求。(46)可以形象地讲，一如大海航行的灯塔，“亚洲观念”的“地区认同意识”和“地区共同体观念”之光，可以连续不断、时强时弱地照射着亚洲走向未来的航路。

综上，我们可以说，新地区主义浪潮中复兴的“亚洲观念”，已经给亚洲各国和人民带来了新的气象和生机，从地区利益、权力和观念等层面塑造了新的地区结构，也给地区国际关系格局和秩序变动带来了新的促发因素和选择机会。

三、重塑亚洲观念：全球化新阶段的亚洲想象

近年来，随着西方世界民粹主义的抬头，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思潮空前汹涌。正如秦亚青指出，国际关系思想领域出现了三股思潮逆袭或“回潮”，即“权力政治回潮、国家中心主义回潮和民族主义回潮”，其中，“权力政治回潮使得权力迷思再度成为国际政治的时髦话题”，“国家中心主义回潮使得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再次排他性彰显”，“民族主义回潮则使得全球性受到质疑，使得全球治理遭遇重大阻碍”。(47)蔡拓也满怀忧虑：“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或甚嚣尘上的全球化终结论、死亡论，是2016年评判全球化的主旋律，几乎遍及国内外政治界和学术界，更充塞于大众传媒。”(48)不过，国内对全球化时代的主流看法还是，目前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并不是全球化本身带来的，而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出了问题，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会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全球化时代已经进入“新阶段”。(49)

在全球化时代的新阶段，有必要提出“重塑亚洲观念”的新议题，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提供新的研究内容和解决思路。

1.亚洲将始终是一个多元和多样化的亚洲。新地区主义并不主张未来形成一个“单一的亚洲”，亚洲共同体的未来并不意味着一个“集体行为体”(50)的诞生。

想象一个单一的地区实体或“地区国家”的观点是十分虚幻的，为新地区主义理论所不取。的确，亚洲观念不能不追求亚洲作为一个地区的内在一致性或“内聚力”，这是它区别于“他者”或其他地区的唯一身份，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要走向一个单一主权、共同立宪的类似于今天主权国家的“主权亚洲”。这种“愿景”其实是旧地区主义思想中的糟粕，是人们对欧洲地区主义的传统误解，早已为新地区主义所抛弃，也为东盟的实践所证伪。安德鲁·莫劳夫奇克1998年出版《欧洲的选择》一书，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提出了影响广泛的解释，其“自由政府间主义”成为欧洲新地区主义的代表性学说。(51)2008年1月，他到上海访问，写下了《〈欧洲的选择〉对亚洲地区一体化的启示》一文，明确指出，“欧盟是以不同国家利益和文化的博弈，而不是所谓文化同质的‘欧罗巴合众国’理想为基础的”，认为这一理想是亚洲人对欧洲的误解，“从一开始，欧盟就主要是受国家物质利益的驱动，这是各国政府领导人的主要关心对象。它的主要动机是功能性的，而非出自联邦主义理想，其政策主要集中在解决由于相互依赖各国无法单独解决的实用问题。各国政府从未停止追求其国家利益，它们进行艰苦的博弈，在各项政策问题上互有得失。在最近的《宪法条约草案》问题上，欧洲人着重强调以‘多样性中的统一’来代替过去的口号‘日益紧密的联盟’”，“欧盟是一个高度分散的国际制度，比通常的看法即认为它是一个正式的法律主权差远了”，“欧盟并未打算，现在也没有向‘超级国家’或者‘政治联盟’的方向演变，它甚至没有超越一定的功能范畴，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法律实体，其对主权的侵犯甚至没有超过通常的国际组织(比如世界贸易组织)”。(52)欧洲新地区主义与亚洲新地区主义并不相互矛盾，不存在新地区主义的欧洲模式和亚洲模式的两分法。莫劳夫奇克在2011年又撰文表示：对亚洲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与欧洲的比较，“往往夸大了欧盟对意识形态和文化同质的‘欧盟超级国家’的承诺”，夸大了欧盟机制在决策方面和争端解决机制上的正式程度和法律性质以及相应的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即使是欧盟——世界上最成功、最雄心勃勃的国际组织——也不是一个‘超国家’……欧洲毫无创建一个‘超国家’的意图。”(53)如果赞同此番观点，那么国内有些学者对东亚经济地区主义走向“终结”的疑问就显得有点多虑，比如认为东亚地区存在的众多区域治理机制——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东盟、东盟—中日韩(“10+3”)峰会、“10+1”峰会和中日韩峰会等，形成了一种“制度过剩”的局面，这些区域机制所展开的制度竞争，阻碍了在东亚地区发展出“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制度架构”，从而导致东亚经济地区主义长期难以获得实质性进展，因此就以“终结”来质疑。(54)笔者以为，或许这一质疑的迷失之处在于，它内在地包含着对于东亚地区主义未来发展目标是一个“单一行为体”的期待。当然，上述质疑对亚洲地区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批判是富有意义的，毕竟，亚洲观念的未来发展绝不是线性向上的，总是有起有伏，有曲折和反复。

2.“亚洲观念”虽然是文化意义上的，但它并不构成任何一种理想的“文化类型”，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个特定地区的政治经济结构性权力的变动和互动。

如果把亚洲想象为一种理想的“文化类型”，就像对待“日本文化”、“新教伦理”、“美国民主”、“天下主义”等文化类型一样，那将会离题很远，误导更深。如果作为“文化类型”的话，就会像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所提出的那样，每一种文化都以其类型为特征，即“以一定的形态、一定的风格、一定的模式为特征”，那就意味着“亚洲观念”是一个“同质且一致”的文化整体，会引导我们去想象一个与“欧洲观念”、“美洲观念”、“非洲观念”俨然不同的文化形象，很容易导致“亚洲例外主义”，导致更多对于“地区堡垒”的疑虑、抵制甚至反制。通过追溯历史的办法去探究“亚洲观念”的起源，比如“何以东亚”、“何以亚洲”，其固然不乏思想史意义，但如果不引入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也可能会导向僵化和排外的思想。总之，新地区主义对“亚洲观念”的想象虽然也是对“亚洲”文化身份认同的确认，但是认为这种文化身份认同是在社会交换和地区结构变动过程中持续地被“建构和重构”的，而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特殊文化类型。因此，我们倡议“重塑亚洲观念”，首先意味着重塑亚洲的政治经济结构，当然这种重塑往往就是对实践中发生的政治经济结构变动和互动加以文化上的确认。在全球化时代的新阶段，亚洲地区政治经济的四大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安全结构和知识结构——仍然发生着不断的变动和互动，所有这些变动和互动，将构建起物质意义上的“亚洲共同体”，毕竟离开物质意义上的“亚洲共同体”，任何“亚洲观念”都将是虚无缥缈的。

3.作为亚洲观念的核心，地区共同体建设将建立在完成民族国家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上，而不是相反，亚洲观念的两面不可偏废。

地区共同体建设虽然不是民族国家建设的简单相加，但却是民族国家建设“相加”与民族国家“之上”的复杂结合。最近十多年来，推动地区主义向前发展的力量很强大，基本上都是在国家层面之上设计规划各种形式的“民族国家相加”的地区共同体样式，如“10+1”、“10+3”、“10+6”、“10+8”等。亚洲国家的政府不仅起到了某种“市场增进”的作用，也起到了“一体化增进”的功能，但是，国家本身的共同体建设往往被忽视，或者说没有与地区层面的共同体建设结合起来。如前文所述，亚洲观念是一个矛盾统一的复合体，既有地区层面的含义，也有民族国家的含义。莫劳夫奇克批评亚洲地区主义进展缓慢，其原因之一是“亚洲不太积极建设其国内的‘法治’制度”。(55)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亚洲地区主义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地区层面的合作。近来有学者注意到，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创新了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概念，使它成为亚洲地区合作的“代名词”，因此，“互联互通作为亚洲区域合作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应成为亚洲区域合作理论的核心概念。”(56)这个想法尽管过分强调地区合作路径的“求异”，但本身却非常可贵，因为抓住“互联互通”这个概念及其实践，可能正好抓住了当前亚洲地区共同体建设的“牛鼻子”。如果在亚洲地区能够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的话，亚洲地区共同体的“大厦”就有了实实在在的支撑。

4.重塑亚洲观念主要是一个学术命题，它可以是新地区主义理论探讨的一个焦点，但同时应被纳入新兴的全球学或全球国际关系学当中加以深入研究。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学中，新地区主义研究是被边缘化的，“国家中心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为了破除这种“国家中心主义”，笔者曾在亚太新地区主义研究中借助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析工具，即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分析法，着重分析亚太地区的四大结构变动。如今看来，这一研究路径在学科上可以归属到“全球学”之下。实际上，新地区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一开始就不是全球主义的对立面，它“试图融合全球主义的宏观整合优势和新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能动作用的高度重视，而为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新变革提供一种新的解决之道”。(57)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介于民族国家和全球整体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虽然它们超越于民族国家“之上”和“之外”，甚至“之下”，但也始终处于全球化现象“之内”，它所扮演的始终是“桥梁”和“中介”的角色。(58)而且，新地区主义所要解决的地区问题属于全球性问题的一部分，其所努力开展的地区治理其实也是“地区层次上的全球治理”。(59)鉴于“全球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60)国际政治经济学也已发展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学”，(61)甚至国际关系学也在向全球政治学或全球国际关系学(62)转向，将新地区主义理论研究纳入全球学或全球国际关系学旗帜之下将更加科学，更有利于相关研究的开展。特别是在“地区主义浪潮陷入低谷”之后，对新地区主义的研究热也明显降温，更需要将相关研究纳入学科研究之中，为未来地区主义的新高潮打好基础。

“新的政治观念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变化中的世界，而且也提供一种方向感，帮助我们看清变化正朝什么方向进行。然而，它们不能为我们展示未来的真正面貌，这需要我们通过日复一日的建设来实现。”(63)的确，本文倡导的“亚洲观念”也是这样一种政治观念，要展示它的真正面貌，也需要我们日复一日的学术建设和实践推动。

本文所提出的“亚洲观念”实际上是亚洲地区主义的精神层面的写照，是对物质层面的“亚洲崛起”的文化确认。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亚洲观念”始终具有两面性，既多元又统一，我们通常只注意到“民族国家相加”意义上多元的亚洲，却不太重视超越民族国家“之上”、“之外”和“之下”的统一亚洲。当然，统一的亚洲观念仍在形成过程中，但毕竟已进入人们的想象，是可见的或可预期的“意象”。近些年中国所发起和参与的地区合作进程，就代表着这样一种想象建构的努力，虽然经历曲折，但成效彰显。地区主义“衰落”之说大体出于某种不切实际的期待和幻觉，事实上，“亚洲观念”润物无声，已渗入到我们对世界的想象建构当中，今后需要的只是细细栽培、小心呵护。在全球化新阶段，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很大程度上兼具新地区主义的色彩，其互联互通思维或许将是新地区主义焕发生机的催化剂。总之，“亚洲观念”需要与时俱进，我们无法预知它最终会成什么样子，但它必然是全球整体观念和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的复合，对它的想象建构意义非凡。

①通过“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检索1998年至2017年这20年间公开出版的学术文献，以“新地区主义”为主题词，可以检索到4077条中文文献，其中包含学位论文2883篇、期刊论文1131篇。按年度分布看，峰值出现在2008、2009和2011年，这三年每年发文都接近400篇，超过300篇的年份有7个(从2006年连续到2012年)。可见，至少在2006年到2012年间，中国学界出现过一股“新地区主义研究热”，这与笔者的观感相一致。

②Christopher M.Dent,East Asian Regionalism,2nd edition,Routledge,2016.

③王逸舟主编、袁正清副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④耿协峰：《呼唤新地区主义研究的中国视角》，《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1期。此文提出的四点研究倡议是：第一，回归中国本位、确立中国视角；第二，树立大战略观念，立足东亚、放眼全球，构建具有东亚特点的地区主义理论框架；第三，深入开展地区共同体建设的研究，提出“中国倡议”；第四，加强对地区治理问题的研究，探讨东亚地区治理与善治的新机制。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四点倡议对于后来的新地区主义研究有一定的预见性，至今仍然不算过时。

⑤庞中英：《地区主义浪潮陷入低谷》，《人民论坛》，2012年2月(上)。

⑥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

⑦王学玉、李阳：《东亚地区主义的停滞——以地区性国际社会缺失为视角的分析》，《国际观察》，2013年第5期；韩爱勇：《东亚地区主义何以走向衰落？》，《外交评论》，2015年第5期。

⑧黄大慧、韩爱勇：《东亚地区主义研究述评》，《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吴泽林：《近年中国学界关于东亚一体化的研究述评》，《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0期。

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⑩作为一个国际关系术语，在早期的研究者特别是约瑟夫·奈等人看来，“地区”的完整说法实际上是“international region”，意指“国际性地区”，有别于主要从国内层面的经济学和地理学定义的“区域”。不少国际关系学者坚持使用“区域”一词，其所指与本文所用的“地区”是一致的。

(11)参见彼得·沃森：《人类思想史》，姜倩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12)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275页。

(13)Peter J.Katzenstein,A World of Regions: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

(14)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15)在历史上和现实中，还有一类“亚洲主义”概念，诸如“亚细亚主义”、“大亚细亚主义”、“新亚细亚主义”，但因其意识形态色彩太过强烈，姑且看作是“亚洲观念”的变称或变种。

(16)参见孙歌：《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状况中的政治与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17)杨念群：《何谓“东亚”？——近代以来中日韩对亚洲想象的差异及其后果》，《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8)参见汪晖：《亚洲想象的政治》，载周方银、高程主编：《东亚秩序：观念、制度与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汪晖：《亚洲想象的谱系》，载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附录二。

(19)参见白永瑞：《在中国有亚洲吗？——韩国人的视角》，《东方文化》，2000年第4期；《思想东亚：朝鲜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20)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

(21)参见宋念申：《何为“东亚”？为何“东亚”？》，澎湃新闻网，2015年9月1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70734。其“发现东亚”系列文章自2015年9月连载于澎湃新闻网。

(22)塞利格·哈里逊：《扩大中的鸿沟——亚洲民族主义和美国政策》，徐孝骞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07页。

(23)汪晖：《亚洲想象的政治》，第41页。

(24)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改变世界的观念》，陈永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6—267页。

(25)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选择〉对亚洲地区一体化的启示》，赵晨译，《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

(26)Mark Beeson,Regionalism & Globalization in East Asia:Politics,Security & Economic Development,2nd edition,Palgrave Macmillan,2014,p.6.

(27)Mark Beeson and Richard Stubbs.eds.,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n Regionalism,Routledge,2012,p.1.

(28)按照莫劳夫奇克的说法，“东亚和欧洲之间至少有三十年的差距”。参见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选择〉对亚洲地区一体化的启示》。

(29)在1993年APEC西雅图会议上提出，用的是小写的“community”字眼，其实就是“共同体”。

(30)Ross Garnaut and Peter Drysdale,eds.,Asia and Pacific Regionalism:Reading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Harper Educational Publishers,1994,p.1.

(31)Norm Palmer,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Lexington Books,1991.

(32)耿协峰：《方兴未艾的东亚地区主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1998年。

(33)关于“世界主义”，参见蔡拓：《世界主义的新视角：从个体主义走向全球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9期；蔡拓：《世界主义的理路与谱系》，《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34)Susan Strange,The Retreat of State: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xv.也可参见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第150—152页。

(35)笔者曾经特别论证过“合作”作为亚太新地区主义一项功能性特征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参见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第161页。围绕“合作均衡”的探讨，或许可以提炼出一种新的“地区合作论”也未可知。

(36)何包钢：《亚洲的大国协调与复合地区主义》，张建译，《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2期。

(37)庞中英：《地区安全治理的未来：走向亚洲协调》，《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5期。

(38)“碎片”之说出自汪晖的《亚洲想象的谱系》一文。汪晖认为，“如果说二十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终结，那么它们的碎片仍然是激发新的亚洲想象的重要源泉。”

(39)参见《人民日报》1996年9月12日的有关报道。

(40)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王正毅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前言，第30页。

(41)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页。另参见彼得·卡赞斯坦：《区域主义与亚洲》，李少军、陈洪桥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0期。

(42)参见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第11页。

(43)参见秦亚青：《东亚共同体建设进程和美国的作用》，《外交评论》，2005年第6期；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

(44)参见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第130—146页。

(45)Christopher M.Dent,East Asian Regionalism,Chapter 1.

(46)参见耿协峰：《新地区主义的核心价值》，《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第2期。国内最早倡议“东亚共同体”理论概念的是张蕴岭先生。相关讨论可参见张蕴岭：《探求东亚的区域主义》，《当代亚太》，2004年第12期。

(47)秦亚青：《全球学与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4期。

(48)蔡拓：《被误解的全球化与异军突起的民粹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

(49)郑必坚：《“一带一路”和经济全球化新阶段》，《全球化》，2017年第7期。

(50)Mark Beeson,Regionalism & Globalization in East Asia:Politics,Security & Economic Development,p.1.

(51)参见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选择——社会目标与政府权力：从墨西拿到马斯特里赫特》，赵晨、陈志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也可参见耿协峰：《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地区主义的不同理论解释述评》，《欧洲》，2001年第2期。

(52)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选择〉对亚洲地区一体化的启示》。

(53)安德鲁·莫劳夫奇克：《东亚一体化到底有多特殊？》，师小芹译，于铁军校，《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

(54)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

(55)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选择〉对亚洲地区一体化的启示》。

(56)吴泽林：《亚洲区域合作的互联互通：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2期。

(57)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第153页。

(58)Norman D.Palmer,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p.39.

(59)庞中英：《从“国家的后退”到“全球化的后退”》，《华夏时报》，2017年1月2日，第22版。

(60)蔡拓等：《全球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9页。另参见蔡拓：《全球学的时代价值》，《人民日报》，2018年2月26日。

(61)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62)阿米塔夫·阿查亚：《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者是否兼容？》，董贺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另参见秦亚青：《全球学与全球国际关系学》。

(63)唐纳德·坦嫩鲍姆、戴维·舒尔茨：《观念的发明者：西方政治哲学导论》，叶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