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青：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年的夏季亚布力的第一场活动，我非常荣幸能够来主持这一场的大咖秀，大家都是为了贾康老师来这个大咖秀的，在这个话题之前我先有一个非常简短的开场。我们今年大家都知道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今年的夏季亚布力大的主题也是初心与改革的再出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40年以来像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初心，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是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在过去40年中，中国因为两个大的原因实现了比较大的成就，一大家普遍认为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积极的有所作为，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比较快的能够推进。第二个是中国以比较好的方式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在全球通过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大国。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中国在过去4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和各方面的成就，在这样的40年背景下这个世界也在发生着非常快的变化，我们都知道2008年—2009年的时候全球发生了一场经济危机，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有4万亿以及规模更大的刺激的投入，这个很多年的改变就让中国经济踏上了一个新的征途。
在这个新的40年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面临比较大的挑战，这个挑战第一个是源于我们在刺激的大背景下，我们的经济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尤其是金融推动了经济，经济和金融的关系发生了改变，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出现了非常高的杠杆。按照国际的统计，我们最高曾经到过270%的GDP，这是全球范围内非常高的杠杆。同时我刚才讲到因为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举世瞩目的成就也让全球感到了担忧，在这个背景下在全球的民粹和保护主义的背景下，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面临着更大的一个挑战是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中美的贸易摩擦甚至是贸易战，以及包括全球和中国的关系正在发生比较大的本质的改变。
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家来审视改革开放40年，审视我们未来的发展就会觉得我们的未来确实任重道远，我们从中等收入的国家到高等收入的国家，这个挑战会变的更大。同时中国和全球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改变，在未来中国如何和全球相处也变的更加重要。正是因为这样大的背景和挑战，所以中国内部的宏观政策就变的越来越重要，我们现在进入我们这个主题在改革开放40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财政政策变的特别重要？我们大家都知道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可以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改革，财政货币实际上是最主要的两块。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在7月份发生了中国政策制界和和学界非常有意思的一场论证，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音）有一篇文章，被认为是财政和央行公开的激烈辩论，说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协调是不容易的。也是在这样一场论战的背景下，我们知道7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第一次提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所以我们回到今天这个大的主题，我们今天是在讨论财政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才能更加积极来应对我刚才讲到的在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重大挑战？
如果要讲财政政策，我们觉得中国有谁能来讲？我们想来想去，中国实际上只有一位学者，一位政策制定者，一位大家可以讲，大家都知道那么就是我们的贾康老师。如果是说财政政策和政策的经济学的大背景来说，贾康老师是当仁不让的权威。我觉得在这个领域是权威没有之一，就是权威。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我想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聆听贾康老师的演讲特别重要。贾康老师是我特别尊敬的师长，我也跟贾康老师过去多年一直在请教，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关系也非常好，非常了解贾康老师。
我觉得首先贾康老师在政策制定学界是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位财政和经济政策领域都非常熟悉而且非常深刻的一位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为数不多的被大家认为宏观经济的角度也是非常好的学者，这一点非常不容易，所以他对全局的关注会非常深入，而且又是好的政策制定者。
第二，我觉得贾康老师有非常独立的学术精神，而且非常有情怀。我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贾康老师过去多年以来经常和我们有写稿的合作，但是贾康老师的稿子经常发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思想太独立了。但是我们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我们总是能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让贾康老师能够把他的思想传递出来，从而引导决策、推动决策，能够影响公众的政策讨论。我觉得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贾康老师也是一个性情非常耿直、敢说真话，这个和独立的情怀和精神是相关的。
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很多研究者，在过去好多年我们的科研制度曾经在一个时间段内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当时贾康老师在全国的科研界内有一篇非常重要的访谈发在《第一财经》，当时贾康老师历陈目前中国科研制度重大的弊端，他的这篇文章影响了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后来实际上改变了中国科研决策的一些重大问题，后来中国的科研界才有了更加大的研究空间和独立探讨的推进的更大的可能。
刚才我是大致给大家从我的角度隆重推出贾康老师，我们下面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贾康老师来给我们作主题分享，一会儿我们会有更多时间进行讨论，欢迎贾康老师。
贾康：谢谢燕青，大家好！很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各位交流。因为时间比较紧，我还要8点半去赶飞机，8点半之前我先说说自己的基本看法，然后和各位讨论互动。我争取说得尽量简洁一点，命题作文，是会议主办方希望我就如何理解“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谈一些看法，我分几个层次来说说自己的认识。
首先，说一说积极财政政策的概念。如果从经济学的解释来说，首先就是带有扩张性。我们1998年使用“积极财政政策”概念，带有中文这方面含蓄性的用意。那时候有人问，难道还有不积极的财政政策吗？它实际上说的是当时亚洲经济危机发生以后，我们需要有适度的政策刺激与扩张。我现在认为，除了扩张性以外，财政政策还有它自己不可替代的结构优化功能，要把它的功能更着力地发挥好，那么就是积极或者更加积极。总之就是这样两个基本含义。
在中央要求更加积极这方面，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背景：这个背景联系着“更加积极”的必要性。我们其实已经从2010年的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状态一路寻求软着陆，基本上形成了L形转换，尾巴拉出来这个平台状。因为大家看看，从2015年下半年到现在，已经是12个季度，就是3年之久，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是在6.7%到6.9%这个很窄的区间里面波动，就是一个平台状，大写的L形，尾巴已经拉出来。本来应该在探底完了以后乘势再企稳，我的理解企稳是在没有继续往下走的势头的同时还要凝聚一个市场上比较有共识的向好预期，我们本来上半年向好预期进一步的形成，是很有希望的，我们一季度GDP报出是6.9%，二季度稍微往下调了一点6.8%，但就在这个二季度，大家看到所谓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不知道现在媒体允不允许说“贸易战”？
杨燕青：不允许，要说贸易摩擦。
贾康：但是我们的外交部、商务部、杂志都继续用“贸易战”。讲的是一回事，就是贸易摩擦的升级带来了明显的不确定性，但是大家一般都估计由于有外部的不利因素，我们下半年的经济和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要往下走。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面临着这种已经有的冲击和不确定性的担心与焦虑之下，大家都觉得还算不准，但是都心生疑虑或者恐惧这样一个新的形势，经济已遭遇了不确定性和新的下行压力，就必须按照宏观调控所说的“相机抉择”做出政策调整。我的理解，这个政策调整已经看得很清楚，中国货币政策年初还在讲稳健、中性，现在变成了稳健概念之下“松紧适度”，关键在于这个松紧适度是怎么松的问题。要我理解紧已无所指，前一段时间大家已经注意到紧得够厉害了，按照高善文的说法，是中世纪动手术的办法，又不给你打麻药又不给你消毒，捆住了以后就给你开刀，活得了活不了看你的命如何，这个话说得比较带情绪，但已经是企业层面很多人的感受，已经很紧。那么现在讲松紧适度，主要就是怎么松的问题，货币政策已经几次出手，要定向宽松。但是把它总结在一起，既有向农这方面的宽松，又有向中小微这方面的宽松，最近还有向大企业、成规模的企业的宽松。所以货币政策的定向宽松加在一起，实际上我说已经带有全面宽松的特征了。这时候，财政政策要在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的情况下，怎么样掌握好更加积极的问题？这是我今天的主题。
新的宏观政策，应该讲是具有可行性的，货币当局存在适度“松”的操作空间，如准备金率、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如果再继续往下调也是有空间的，我们离所谓经济学家讨论的“流动性陷井”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有必要的话货币政策可以再使用一些扩张空间，公开市场操作也有它的操作空间，但今天我们不主要讨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配合货币政策来实施总量扩张，那么它的扩张度加码的操作空间，一定会涉及到燕青刚才提到的徐忠博士强调的得提高赤字率，“不提高赤字率的积极财政政策是耍流氓”，但是实际生活里面大家得注意，现在已经是马上要到9月份了，有没有可能走财政正规的程序，做预算调整方案，提高赤字率，加大债务年度发行规模？我现在看不到这方面的迹象。严肃的讲财政是必须走预算程序来提高赤字率、加大发债规模的。
我们回想1998年朱镕基同志正式出任总理以后，他跟着看，一季度数据不对头，就下决心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年度中间的预算调整方案，那时候发行了长期建设国债和抬高了赤字率。以这样一个类似措施来说更加积极，在年内，我现在看不到迹象，所以我们只能说不排除明年和后续年度有必要的话，赤字率有所提高，负债规模继续扩大。但我想强调，这还不是积极财政的全部，不能以为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在总量方面提高赤字率、提高负债率。财政政策我前面说的它的积极定义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优化结构，优化结构应该纳入当前中国所讨论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而且要特别加以强调。因为这个视角正是紧密结合中央反复强调的我们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这个结构的优化，需要区别对待，宏观政策的区别对待主要是财政政策的功能。你不能指望货币政策在这方面挑大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中间，也会出现一些中国特色的事情。
我说得比较直率一点：两个部门之间的协调有时候觉得不那么顺利、不那么愉快，货币政策当局更多愿意自己操作。所以前些年中国这两大部门始终没有形成国库券概念的公开市场业务里面那种短期国债、公债吞吐的操作，央行自己宁肯按央票的概念来做替代短期国债的那种市场操作。当然后来央行又搞了一些让人看不太懂、我也说不太清的、各种各样的英文缩写的政策工具，其实也是类似公开市场业务的一些操作。我们把央行这些操作放在一起，还是要回到一个基本认识：这些操作更多只能解决总量上的问题，即在当下更多解决适当松的问题，而适当松的同时怎么样处理好结构优化的问题，这一定是财政要唱主角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一定要在结构优化的方面，利用我们现在财政政策的内在功能，充分体现它怎样在结构优化这方面有所作为。我觉得如果在徐忠博士讨论问题的时候把这点加进去，他的框架其实跟财政部门就可以达到更多的一致了。财政政策这方面不能够否定说必要的时候我们要提高赤字率，提高发债这方面的力度，但是一定要结合着提高赤字率和更多的发债，把资金筹集起来、运用起来的时候，到底怎么样合理区别对待，怎么样补短板，怎么样通过结构优化支撑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在升级版的轨道上发展。这种从宏观视角来看的、面对全局由财政政策更积极地去推进结构优化，是财政部门无可替代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再往下，我觉得对积极财政如何更加积极，就可以具体讨论一下应体现的各个方面。
第一，赤字安排。我是觉得既然今年似乎看不到管理部门有类似的口风或者讨论这个问题的迹象，但我们现在可以接着往前看。年内不做赤字率的适当调整可以理解，因为现在如果说贸易摩擦对年度GDP的影响一般认为不会超过0.3个点，上半年已经是6.8了，下半年如果按照年度0.3个点，或许我们下降0.15个点，如果再翻倍，下半年有翻倍的影响，也就是全年下降0.6个点的话，下半年是带着下降0.3个点，我们仍然能够达到年初所说的年度经济运行是6.5%左右这样一个引导性的目标。我是这么理解的：现在没有别的迹象，今年可能最大的概率就是赤字率不必经过一个预算调整方案在年度内提高了，我们可以讨论下一年经过法定预算程序适当提高中国的赤字率。今年官方报的是2.6%，我们前两年曾经报3%，有必要的话明年我们至少可以先提高到3%。3%是一个心理关口，是当年欧盟成员国签马约的时候取的整数关口，把3%作为一个预警线，我们抬高到这3%，不会有什么大的风险。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之后，欧盟这些成员国，不光是那些压力比较大的一些小的经济体，就像带头大哥德国和法国，也没有守住3%的预警线，适当超出一些，实践证明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当然你也得谨慎，能不超过最好不超过。中国现在咱们纯粹是设想，有必要的话可以提高到3%，下一年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如果有必要的话，后续年度再提高一点，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大的风险，但是一定要审慎考虑这个事情。这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考虑的操作要点。
和赤字率提高相关的还有中国的国债和公债（包括地方债），合在一起作还本付息各个年度的通盘考虑，以掌握好各个年度的举债规模。举债规模跟赤字率提高是正相关的，如果我们适当提高赤字率，明年和后续年度弥补赤字的举债规范机制如假定在未来几年还本的压力比较均匀，那么就应该更多地考虑每年度适当多举一些债。多举些债，我们现在公共部门的债务如果按照官方说的不到40%的GDP，即相当于不到40%GDP规模这样一个量值，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安全区内相对保守的状态，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在未来年度适当地提高到40%、45%甚至50%。中国现在的GDP按人民币计已经80多万亿，如果提高1个点是多少？1个点就是8000亿元以上的举债规模，要提高5个点，就是4万亿元以上的年度增加举债规模，而且基数还会抬高，所以这方面我们举债的空间也是有的。但是也要警惕大家担心的问题：官方数据可能不包括人们议论纷纷的地方隐性债。地方隐性债到底是多少？应该讲，我现在观察来观察去没有权威数字，只是大家担心这隐性债有可能又卷土重来，前些年曾经高达接近18万亿，后来《预算法》修订之后，经过三轮的置换，把十几万亿的地方债存量消化掉了，转成了中国特色之下由政府牵头安排、银行金融机构也接受的中期债券。这样一来，财务表现上银行原来这些以贷款等等方式出去的借贷资金，它未来的收益水平是降低的，但是它的资产质量评级却提高了，所以银行系统在这方面也没有太大抵触心理，也接受了在金融防范风险情况下这样的安排。原来的存量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现在大家担心的是跟着融资平台的暗中操作，跟着所谓产业引导基金这方面操作中间可能产生过多新的负债，以及PPP概念之下地方政府卷进去产生的未来的更多负债（这从学术上来讲应该上是一种或有负债，或多或少会发生这些债），它到底是多大的压力？现在真的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判断。但我不认为，会像有人所说的整个局面已经不可收拾。某些区域现在看起来负债率比较高。我现在在网上看到的资料说，西部很多地方负债率确实比较高，但是你要看到底在西部哪个区域，这个区域负债率提高的时候它的产业集群和整个发展态势怎么样？像贵州，表现出它的负债率比较高，但是贵州新经济产业集群的形成，却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如果处理得好，它经历相对高负债的几年，又会再接着把它的产业集群潜力发挥，此过程中会转入负债率可以降低、而经济发展里面活力上升的一个更好的局面。
中部区域最典型的是武汉，那时候“满城挖”，后来BBC去做采访，开始BBC不说到底要说什么，采访后出了这个节目，是攻击武汉，说马上要垮，武汉负债率简直高得一塌糊涂。但实际上，我那时候就说过一句，你不能光看负债率高，武汉在原来产业集群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有东湖光谷等新经济的增长点、新经济的增长极区域，又把它的城市基础设施，通过满城挖铺开几万个工地，来了一个升级换代，在走到半程的时候，如果觉得公众有疑惑，最好的办法把信息披露出来，让大家形成一个基本共识，我们会忍受一些噪音和城市的扬尘，让这几万个工地尽快走完最痛苦的阶段，冲过瓶颈期以后，就是一片更光明的未来了。BBC那时候恰恰在武汉冲关的时候来泼冷水。我说最坏的情况，就是你听BBC的节目以后，觉得武汉不得了要出事了，把这个建设一把掐住，那么这是最坏的结果：形成一大堆半拉子工程，老百姓已忍受了噪音、忍受了交通不便、忍受了种种的扬尘，结果本来应该得到的，再往下会越来越好的结果却出不来了。好在还是有基本的理性，BBC说了这个以后，武汉的整个发展过程没有受到多大的干扰。现在你看看武汉及周边区域，就是乘势待腾飞，一片大好形势。东湖下面已有湖底隧道，它其他的基础设施大家去了解一下，长江上、汉江上，通盘的与产业集群配套、宜居城市的建设工程，就是升级发展。我现在非常看好武汉，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看好武汉的楼市也完全有道理。又有产业集群、又有宜居城市建设，好不容易冲过了瓶颈期，现在要在武汉一试身手的企业家和咱们的年轻创业人士，在抓机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典型。前一段的负债率在冲过瓶颈期以后，它的压力释放出来以后，一定是逐渐下降的。贵州等等地方如果是类似武汉这样的发展过程，我觉得不要把它说的一下似乎是大祸临头，过不去了，一定要理性分析。
具体的地方隐性债，还有待于加强调查研究。一方面防范风险，另外一方面也不要在这里面有意的去渲染极端化的一些过度悲观的说法。我觉得还是要争取能够说得中肯一些、全面一些。举债的安排和赤字有一定关系，是带总量扩张特征、比较鲜明的一个更加积极的要因。
但是再往下，对结构性减税，我觉得要特别强调。这也是这一阵企业家反复发出声音的，最新的一轮是蒋锡培关于大规模减税的几条建议，网上热传。中央说的“更加积极”，我觉得当然要包括减税空间的进一步运用。关键是到底怎么样减税？中国现在算全了，就18种正税。这18种税还不会让一个企业全碰上，企业碰到的税哪个还可以再减?比如说营改增以后，增值税的标准税率17%，往下降一个点，另外把中间那一档税率从11%变成10%，这个在年内以它为主的减税，就是克强总理报出来的，今年要减税负8000亿元，加上税外负担的另外3000亿元的降低，今年整个要减轻企业和纳税人负担1.1万亿元。这是在前面5年减了3万多亿负担以后，今年明显加码，一年就要减1.1万亿元以上。不能说在这方面没有安排，在这方面再加码，更多减一点，就得继续考虑还能减什么？
企业所得税方面，中小企业减半征收，已经明确说了，到2020年以前不变。减半征收，就是25%的税率变成12.5%，比特朗普减税的力度还大。小微企业也有一个类似的“起征点”，已经一抬再抬，抬得已经相当高了。你说企业所得税还能打什么主意？是不是给大型企业，中石油、中石化他们再减税，大家可以讨论了。企业所得税还有一个在积极里面可以考虑的操作点，就是企业的研发投入，原来说可以加计抵扣到150%，后来又提高到175%。我们现在能不能考虑再抬高一点，抬高到200%、250%，这是可以讨论的。但那就是针对性的了，哪个企业已经有研发投入，你可以在税基里面做这种加计抵扣，没有研发投入，对不起你就享受不到，这都是鼓励你更多做研发。对这些都可以具体讨论怎么样进一步减税。这是支持企业进一步释放潜力、释放活力和创新发展。
除了这些以外，我特别强调，要看中国的全景图，企业真实负担大量是税外的。我不太懂，国际对比方面，为什么企业界一说，都是应减税、减税，为什么不说，中国企业在国际对比里面高得特别不象话的税外负担要努力往下降？像宗庆后，那时候他说，查清了娃哈哈要交500多种各种个样的收费，但是他笼统说这都是我们税负太重，到管理部门那边就说，这些不是税，是税外负担。
要说到中国的正税，如果做国际比较中国的正税其实并不算高。但中国整个企业负担的变动和弹性空间，明显比国际水平要大，按我们的研究者的说法：它的规范性是明显不足的。邓小平说过我们还要至少几十年以后，才会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制度。
现在说到中国除了税之外其他的东西，宗庆后报出了500多种，发改委和财政部坐不住了，得跟总理报到底是怎么回事。去了以后，宗庆后把一些大项和小项分裂了，应把小项归回大项里面，归完以后也有三百多种。一个企业在十几种税之外（还不一定有十几种），还有好几百种税外各种各样的交费，这个费有高有低，每一项不一定很多，但是合在一起称得上多如牛毛。而且你要想到企业交这些费的时候，与局委办打交道的时候，有多少名堂，那叫“打点”，要耗费多少时间？时间也是金钱，也是它的成本和负担。这几百种收费，这是在中国特色之下特别过分的，你放眼看去，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很难再找出第二家。怎么改它？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企业真的要降低负担，不能光讲税，一定要把税外各种各样的企业负担都放入眼界，看全景图，这个全景图里还要看五险一金，非常明确地说，中国的五险一金合在一起，企业和企业职工一起承担的像基本养老金的负担，在全球相比是最高值水平。
怎么把它往下降？现在如果没有在基本养老制度方面的改革，说实话降不下来。因为现在基本养老最高做到省级统筹，省级统筹之下在某些省已经过不了日子了。中央不得已，千方百计救辽宁等等，才能够混过来。本来应该解决什么问题？应把全中国各个地方的这些基本养老的缴费，放在一个全社会统筹的蓄水池里，什么道理？放在全社会蓄水池里，它的互济功能、供给功能马上就提高：这边辽宁揭不开锅了，那边广东滚存结余多年（因为它的劳动力结构是平均年龄很低），滚存多年的大量资金没法处理,就委托国家级的社保基金理事会替它打理，一给就好几千亿，由上面去替它打理，但是这种钱是一分钱也不可能调到辽宁去解它的燃眉之急的。你要一起放到一个大的蓄水池里面，那就好了，这个互济功能、供给功能提高了以后，缴费标准就可以降低，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这个事情就迟迟过不来。十二五说要提高没有提高，十三五说要提高，现在看看开始有点动静了，有点动静了看看能不能真正做到位。这个事情涉及到真的触动既得利益了。我们听到有关管理部门的说法，我们五险一金的收费权（里面主要项目的收费权）是某某前任老领导在他任上千辛万苦的努力才争到我们部门的，每一代、每一茬的党组要往下交代，绝对不能丧失在你们新的领导班子手里。因为它养着几十万人，这就是最基本的中国国情。所以总理说减这些各种各样的收费，是要拆香火才能解决的问题，总理说到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拆谁的香火现在终于有动静了，比过去有进步，如国地税合并，但是在整个改革里面这还是一个小步，原来是小花步、小碎步，现在出来一个比较像样的步伐了，还要有其他部门的合并，还要继续往下推。
国际上面，国家管理综合部门，找不到像中国有一个这么大影响的发改委，另外还有一个管得很扎实的财政部，能不能设想把这两个部门改成一个“发财部”？这在新莫干山会上我们讨论过，媒体也有报道，但是所有的部门都对此不作任何表态，因为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面，这确实还提不上改革日程，这是中国的国情。但是你看人家韩国，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间，我们九十年代初去韩国的财政部，人家叫做规划与财政部，人家早已经把规划部门跟计委、财政部合在一起了。你去法国，法国是有一些特定的集中特征的，但是它那个部叫做经济产业与财政部，等于把规划、财政和我们的工信部、商务部等统统合成一个大部。中国这方面如果在上面能够大部制，下面局委办也就少了，局委办少了审批权、设费收费权，设租寻租权自然跟着拆香火就拆掉了。这是一个攻坚克难的任务，所以光讲减税不能够覆盖中国现在实际所说的减轻企业负担的全貌了，而且最主要的部分没有放在减税概念里面。盲人摸像，你光是感觉摸到一个局部以后，你就猜是全局了？中国的企业负担到底你摸到这部分怎么形容它，摸到象腿你说像柱子，摸到象耳你说像蒲扇，摸到尾巴你说像一条粗绳子，摸到身上像一堵墙，都不太对。要合在一起，把所有这些负担纳入全景图去解决。
还有一个隐性打点的负担，总理现在也说了，为官不为，他也着急，中央也专门下了文件，官场要有所作为。但是你现在如果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改造，没有配套改革，就是给你拖着，原来可能是要打点解决问题，人家企业说我好歹知道怎么打点，现在人家打点都摸不着门了，拖来拖去这个时间成本的负担更要命，市场的机会也就丧失了。这是一个整顿澄清吏治、以合理激励改变“为官不为”才能解决的问题。
还有支出结构的优化，这里面有一系列的扩大内需方面应该有所作为更积极的举措，财政这方面应该以增加有效供给来引领需求潜力的释放。比如说“有效投资”：促进投资中国可做的太多了。重点建设支出，还有PPP这方面把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新城建设运营、产业园区的开发等等支持起来。教育改革、科技创新也事关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重大作用，它对于中长期的影响十分重要的，这是财政更积极这方面可以也应当努力做到的。
但不能光讲教育投入，咱们实话实说，中国的教育现在看起来硬件一般都非常好，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边远地方，当然特殊的山区仍然有困难的地方，一般硬件都很不错了，但是软件真的是不敢恭维，钱学森之问怎么破解？不能光说学校有像样的大楼，有一些新的设备，你还必须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必须要有教育改革，财政还得花钱买机制。
科技创新刚才燕青也专门说了，科研系统现在这样按官本位、行政化的一套加强管理，实际上完全违背了科研规律，对于中国真正创新一线人才（包括和企业、政产学研结合的课题组），他们的感受是非常非常刻薄之待遇。如果讲对于这种知识分子、领头的创新团队经济上的待遇来说，我说中国历朝历代没有这么刻薄的。过去封建王朝有它政治色彩很浓的文字狱，但只要不碰它的政治，至少还有尊老、推崇读书人的这样一些表态。我们现在没有人讲知识分子政策，管理环节没有人讲科研规律。这是中国现实的问题，财政支持教育支持科技，还得争取把机制调好。
我们的社保体系还要进一步让老百姓有信心，减少这方面的“预防性”储蓄，大家开始更多注重扩大消费的内需了，那我们基本公共服务这块一定要做好涉及到的户籍改革、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社会扶贫，以及更好的政策托底、托得更精准，更能够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行政改革要攻艰克难，这就是更有难度的事情了。
企业改革、金融改革还要破解约束，一方面大家都说不能搞那么多刚性兑付，但是碰到事情了不刚性行吗？这样一个在中国来说多少年的纠结，你要在央财互怼这个层面上去讨论它，是无法解决的，央财这两个综合管理的调控部门，一定要意识到要一起来推进配套改革，去改造软预算约束——涉及到市场主体、银行和金融机构，还有很多地方基层政府，他们软预算约束的顽症。克服这个弊病才可能有新的局面，使金融像金融，财政像财政，市场像市场。
我大概说的就是这些内容，还剩一些时间，请燕青主持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