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蜕变：国际关系学的“去历史化”

众所周知，国际关系的思想源远流长，在西方常被追溯至古希腊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中国则可回推得更为久远，至少可溯至《孙子兵法》和春秋战国的种种思想和实践，其内容极为丰富。而就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国际关系学则属相对较为晚近的学科。就现代学科的分际看，国际关系学形成于19—20世纪之交，布赖恩·施密特(BrianC．Schmidt)的学科史著作对此做了颇为详尽的叙述。本文想强调的是，这只是就狭义的现代学科分际而言，不能一般性地说成国际关系的思想理论只是到20世纪才出现，否则会产生严重的误导。

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期的代表性人物大都是历史家出身，可见二者从一开始就是不可分的。1900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保罗·芮恩施(PaulS．Ｒeinsch)发表了《19世纪末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这可能是第一本以世界政治为名的著作。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了以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命名的国际政治讲席。20世纪前半叶，欧洲是国际事务的中心，国际关系学的中心大体也在欧洲，国联设立于瑞士日内瓦。1927年，在日内瓦成立了高等国际研究院，开展研究生层次的教育及科学研究。后来，史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hbee)又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ＲIIA，Chatham House)工作的多年间主持编撰了卷帙浩繁的《国际事务概览》(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长卷。

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跃升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一时风光无限。鼎盛时，其一国的经济总量占到了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左右，苏联则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19世纪法国人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所预言的情形成为现实。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世界社会科学的重心也发生了转移，美国社会科学的影响大为上升，登上了执牛角的地位，对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复杂的。我们有必要考察美国社会科学的某些特性，以便很好地理解这些影响。

就20世纪以来美国的学术文化看，美国人深信社会科学能够为社会改造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可从进步主义的发端来考察。

进步主义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在其早期有两大潮流，即改革和重建。1893年美国经济危机后，政治和经济重建主义者成为进步派中不断壮大的中坚力量。他们谋求的是改革和重建资本主义，建立一种造福于全体人民的人道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因他们自称为进步派，后来历史学家就将20世纪初的许多改革运动并称为“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为了实现提出的目标，美国的改革者们主张广泛运用科学(或社会科学)知识，以效率和理性为价值取向。进步主义有三个特征:一是反对大工业的发展带来的唯利是图和阶级鸿沟，反对自由放任;二是其信念植根于对人类趋向进步的能力抱持乐观态度;三是相信干预主义，认为国家应发挥积极作用(the active state)。

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对进步主义的方法和目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有影响的改革者是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新学科中的专家。这些新兴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始汇集有关人类实际行为的资料，探求指导这些行为的规律。由于社会科学家们接受了环境主义和干预主义的思想预设，他们相信有关自然规律的知识可以帮助人们找到解决办法并用来改善人类的境况。这一信念加强了进步派人士的乐观主义，决定了他们所运用的方法，即通过调查确定社会事实，把社会科学知识运用于分析，委托不同领域的专家来决定如何做以及授权政府来推进改革。这是20世纪美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情境。

从美国社会科学内部的发展看，也出现了新的趋势，相对于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等早期实证主义者而言，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m)大行其道。

新实证主义在因果关系方面坚持某种规律性和决定性的观念。对于新实证主义者来说，有效的因果关系在决定性因素和规律性之间起推或拉的作用:当A(决定性因素)时，则B(规律性)。假如一个特定的结果(Y)可追溯到某个特定的原因(X)时，那么此时的推断就是，一系列的结果(Y一类的规律性)就可追溯到一系列的原因(X一类的决定性因素)。研究的目标是验证这些对象/变量之间的协变。新实证主义深层的哲学保证是，存在着既相互独立又独立于我们观察者的对象，主客二元，或如学者帕特里克·杰克逊(Patrick Jackson)称之“思想与世界的二元论”。

当这样一种新实证主义的因果思维和逻辑甚嚣尘上时，其他的东西也就都变得等而下之了,历史相应地退居次要地位，甚至被边缘化。这一发展可以称为社会科学的“去历史化”趋向。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Buzan)和乔治·劳森(GeorgeLaw-son)对此进行了评断:新实证主义的长期风行削弱了国际关系学与历史的关系。各种新实证主义者从历史中提取他们的数据资料，把过去(thepast)视为验证其事先已确定的抽象主张之所。在这方面，19世纪也不例外，其被用作一种无争议的背景叙述，服务于先已存在的理论种类。然而，这一路径的困难在于，它促进了一种选择性偏见，其中历史被化约为这样一种角色，在其中，它要完成新实证主义的理论性抽象。如此一来，新实证主义就成为非历史的(ahistorical)，运用历史去证明自己先验的结论、从中提取数据资料或作为事后解释的一个来源而非一种有效的理论建构的工具。

于是，美国社会科学日益被一套把历史边缘化的主张和方法论所左右,研究的单位落到了理性的个人，个人出于对利益的理性追求和偏好动机而做出行为。这一逻辑被认为是普遍适用、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此这般，历史要么是不见了，要么就是服务于新实证主义的先验推断。

在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后，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从社会科学中消失了，大行其道的是模型建构(formalmodeling)和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其信奉者以为这些是普遍适用的，既适用于不同国家，也适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以及不同领域。于是事情便发展成，只要运用了他们所声称的方法，一切问题都能够找到答案。这样一来，我们便看到了在美国社会科学的众多学术刊物上充斥着模型、公式，反而不去审察历史和现实了。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指出，“我们从来不能从抽象模型中得到具体处境所定义的规则。具体处境从来不会完全符合所预见的处境”。模型有其一定的作用，但西方尤其美国社会科学的演进成了迷信模型、公式的作用，甚至认为它们适用于任何时空条件，于是“橘逾淮则为枳”，免不了“走火入魔”之讥，然而这种现象又恰恰十分严重。

譬如经济学，在现当代，西方经济学沿着理性主义路径日益走上了科学主义道路。有经济学者指出，西方经济学的科学主义方法一方面实现了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精密化分析和阐释，另一方面却导致了人文价值的缺失。首先，经济学成了以物为本的经济学，而人的本质欲求逐渐消失在有关效率目标的阐释和解决之中。其次，经济学成了没有历史的经济学，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多样性消失在抽象的逻辑演进之中。最后，经济学试图阐释普遍主义的道理，由此泯灭了不同民族的利益区别和价值诉求。“科学化”(这里的“科学”是狭义的)的另一面就是“去历史化”，对历史有意无意地视而不见，而在美国式的“科学化”追求中，更多情况下是有意的。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指出，理性选择论是一种超越历史乃至反历史的理论，这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不涉及任何有史可稽的过程。其次,它的命题之中根本不包括时间范畴。最后，它没有规定其规律性本身要因历史时期而异。正好相反，理性选择论者往往陶醉于自己的反历史主义，认为其学说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均可适用。从蒂利的诊断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寻找一种脱离具体情境的永恒理论的企图，这样的企图在历史上曾经不断出现也不断失败，这方面新的企图看来也不会有太好的命运。社会科学研究毕竟是不能没有历史和人文底蕴的。

二  重兴：国际关系学的“再历史化”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是研究的对象，也是最重要的变量。除了自然界和自然现象外，任何活动都是人的活动，甚至有些自然现象也是由于人的活动造成的,比如气候变化、冰川融化就是如此。正因此，雷蒙·阿隆指出，“人，通过其思想和讨论，是真正的最后做出的决定的源头”。因此,研究和把握人在经济社会政治活动中的所作所为，寻求向善之道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工作，也恰恰是最困难的，它是通过公式、模型所难以把握的。社会科学不应忘却自己本初的任务，而要达成自己本初的任务，关键在于社会科学要经由研究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事而获得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经由对历史、对过去的理解而获得。

如果一个研究者不了解历史进程对国际关系的塑造，那么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国际关系问题能够得到理解，更不用谈如何解决了。譬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就指出，如果不了解乌克兰、克里米亚和俄罗斯的历史，那么怎么可能理解乌克兰危机，并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行为有一个客观的解释?如果不了解历史，就不会有任何线索。又譬如，不理解中国的过去,就不会懂得中国对外关系的今天和明天。不掌握朝鲜半岛的历史，怎么可能理解今天半岛上朝鲜和韩国的种种行为?

如此等等，都表明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

重视历史是英国学派国际关系学的特点,也是其高明之处。当年作为英国学派孕育和成长之枢纽的“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就有任教于剑桥大学的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这样的资深历史学家,该委员会的会议也时常在剑桥召开;还有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这样视思想史为根本并以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格劳秀斯(Grotius)、康德(Kant)为国际理论“三种传统”的学者。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推出的代表性集体著述如《外交调查》(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国际社会的扩展》(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等代表作也都具有浓郁的历史意识.这一特点经由代际传承，其影响也在后代的英国学派学者的工作中得到了反映。

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 in World History)就是这样一项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也是一部力作。该书副标题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再建构”其意不言自明，是试图探讨国际关系学理论和世界历史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互作用。他们之所以开展这项研究，是因为觉察到了存在他们称为“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现象，即签订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常被认为是欧洲国家体系的开端。这一现象严重地阻碍了国际关系学对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关系形式的认知能力，它意味着不同于欧洲和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视角基本上被排除在了国际关系学理论的建构之外。

基于这一认识，该书在时间对象上自古至今向下延伸，在地域范围上视界远远超越欧洲区域，覆盖了全世界。《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是一部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的力作，也是重视历史对于国际关系学理论建设之意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其重要性可能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宏观历史分析要求研究者具有宏大的视野和深厚的学养，这对研究者的学术素养提出了颇高的要求。

同样出于对历史的重视，出于19世纪未受到国际关系学的足够重视这一认知，布赞和乔治·劳森撰述了《全球转型》(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该书副标题为“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生成”，他们认为历史的动因对于当代世界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具有重大的作用。人类的事务是复杂而偶然(意外)的。历史的发展也常出现不可预测和随机的事件。当代的国际秩序是由19世纪发展而来的，其中工业化、理性国家和进步意识形态构成全球转型的三大动力，三种动力的互动生成了新的权力基础。于是，19世纪的现代性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差距、中心—边缘的国际秩序以及“有中心的全球体系”。

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外交革命以及现代性的成长使欧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转变，由此确立起了一套新的制度和规则。此后，随着欧洲国家的对外殖民扩张，这些制度和规则扩展到了世界各个地区，导致了全球性转型，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19—20世纪国际体系的关键要素，如工业化、主权、外交制度、国际法、跨国性行政组织等。

那么19世纪的亚洲又如何?19世纪的东亚各国是在被动地打开国门后,接受了来自外部的有关主权体系的各种规则，成为一个全球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到来并“叩关”之前，亚洲存在着一个自主运作的体系。在绵延伸展的许多个世纪中，亚洲各政治实体间经由多年的互动,形成了自身的关系构造。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称呼，有的称其为“天朝礼治体系”，有的称之为“华夷秩序”，而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名称则是“朝贡体系”。根据笔者迄今为止的查考，这一名称来自西方，后来逐渐为人们所熟悉并使用。然而，“朝贡体系”这一术语很容易产生误导。它是单向度的,把东亚的传统秩序描述和理解为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其原本丰富的内容和内涵，包括其内在的关系原理，故应该由更为准确的名称来取代。这一亚洲体系立基于自身的文化精神，有着与欧洲体系十分不同的运作原理，也在漫长的岁月中保持了基本和平的相互间关系，对此我们应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国际体系的研究。

这也是在多年间被国际关系学所忽略了的历史，直到近些年这一状况才有改变。中外国际关系学界对此加大了重视，使其进入了国际关系学的主流，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1988年，美国学者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为他自己30多年前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书撰写中文版序言时，以这样一句话结尾:“我认为，这一学科将来最有前途的领域是比较历史研究。”《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是一部行为主义鼎盛时期的著作，是一项使国际关系学“科学化”的重要努力和代表性的作品。然而，它的作者在多年后却认为，国际关系学将来最有前途的领域是比较历史研究，这是颇为意味深长的，值得我们反复掂量。总体上看，比较历史研究有望为国际关系学提供新的进路，它展示了一种充满希望的前景。

比较历史的国际关系学撰述，特点是长时段，常常纵横千年，眼观全球。史学大家汤因比就是如此。汤因比在其洋洋洒洒长达12卷的《历史研究》中，把一个由21种文明组成的综合体看作世界历史研究的基本概念。汤因比曾自述其历史观，称自己的主要论点之一是，历史研究可以令人理解的最小范围是一个社会整体，而不是像现代西方一个一个的民族国家，或希腊罗马世界的各个城邦那样的人为地加以割裂的片段。他的另一个主要论点是，一切所谓文明类型的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平行的和具有同时代性的。对汤因比而言，社会的成长乃是一系列成功的应战回应了挑战的结果。历史的动力正表现在挑战和应战的相互作用之中。在文明前进的任何一点上，都有可能发生衰落。当应战敌不过挑战时，衰落就接踵而至。衰落意味着创造力的消失，标志着分化过程和自决的终结。衰落的原因是精神的,不是物质的;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正在死亡的文明可能完全死掉，可能被另一活下来的社会所同化，也可能作为一个“母”社会而产生出一个继承的“子”社会。于是挑战和应战过程又重新开始。濒死的旧文明的摇篮将成为新社会的故乡。曾经是边疆的地区则又将变为中心，如此等等。

汤因比既然把世界历史看成是挑战—应战和文明兴衰的过程，问题便成为一种文明能否成功地应对挑战。能够成功应对挑战的文明便生存发展，不能成功应对的便衰落甚至湮灭，新的文明也可能随之产生。汤因比在全书的结论中说:“那么多一度繁荣过的文明都已消逝不见了。它们所经过的‘死亡之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问题指引作者去研究各文明的衰落和解体;从而又指引他附带去研究文明的起源和生长。而这部‘历史研究’就是这样写成的。”

以比较历史的视野写国际关系，其研究常常是粗线条的，勾勒出大的轮廓，宏观地把握大势，此外还要“粗中有细”，这对研究者的知识学养以及宏观把握能力是一大挑战，并非人人皆可为。但国际关系学不可轻忽历史,则是需要再三强调的。也就是说，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是难分难解的,然而在现代的学科分际和学科体制中，这两者毕竟又是二分的。这就时时提醒我们,要注意克服学科的分际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在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中必须重视历史，而决不可以轻视历史。对于作为社会科学一部分的国际关系学和作为人文科学一部分的历史学，应努力使二者产生互补的效应。

历史学家重视用证据说话，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社会科学家则常试图寻找历史和现实背后的“规律”，甚至“定律”。“比起社会科学的专家来，历史学家对那些人们不会见到两次的事情更有兴趣:要么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或社会)，要么是一段其进程具有唯一性的故事。”历史家的研究倾向使其比较谨慎，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趣味则使其寻求具有普遍性论述的倾向，乃至使其比较大胆。这是各自的特点，很难说孰是孰非、孰优孰劣。

有学者认为，历史学家倾向于运用复杂的无联系的分类学，常常没有统一的理论，因而难以在他们的分类基础上进行普遍化的论述。他们想把多个不同的因素和方面纳入某一个模型中，以至于使政治学家所熟知的统计分析方法(甚至包括因素分析)变得十分困难。政治学家更为复杂的统计分析若能与历史学家关于历史联系的强烈感觉相结合，有望产生出比政治学家或历史学家单独工作所能产生的更好的分类学和模型。

三  质疑“修昔底德陷阱”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对历史的误读或滥用。近些年来被人们津津乐道、传播甚广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trap)”便是一例，有必要加以仔细辨析。

古希腊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是一部公认的历史学杰作，撰述了那场战争的源起和过程等，后世的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常以其为讨论或追溯对象。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课程阅读书目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一部必读书,这很可理解。然而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于，几乎所有的、持有各种不同理论观点或理论立场的人，都试图从这部书中寻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且也都“找到”了自己所希望找到的“佐证”。有的在其中看到了权力，有的在其中看到了国内政治结构、国家性格、意识形态以及个人动机，有的则看到了激情、道义、正义、正当性、个人性格、言辞、准则、机制和机会的作用，因而他们都认为修昔底德支持了自己的立场。这就产生了问题:如果修昔底德是所有的这些，那么他不是什么?这一现象使得国际安全学者戴维·韦尔奇(David Welch)严肃发问:“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应停止阅读修昔底德?”韦尔奇如此发问，并非如这一发问的字面意义所示的那样，即国际关系理论家或研究者不应该再研读修昔底德，而指的是今天的人们不应滥用修昔底德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不应扭曲他的所指而服务于引用者的需要，不应试图将他精微的著述化约为一系列简单化、庸俗化的表述。

然而,对历史的误读还在继续。随着“修昔底德陷阱”一词的杜撰，出现了新的一波对修昔底德的误读和滥用。2016年夏秋之交，《参考消息》策划并发表了总题为“强国策·‘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系列文章，其“策划语”称:“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地区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之间的威胁与反威胁引发激烈冲突，多数时候将以战争告终。”这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滥用，表现为不是认真读史，而是以自己的想象和添油加醋、以讹传讹制造对修昔底德的滥用。究诸实际，修昔底德并没有如上这么“认为”过。

那么对“修昔底德陷阱”一语本身又该如何看?实际上，作为一位曾任雅典将军的史家，修昔底德撰写厚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写的只是这场战争，只是雅典、斯巴达、科林斯、科西拉及其他希腊城邦国家之间所发生的事，它们的所言所行以及后来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详细过程。修昔底德并没有试图得出一个一般化的论述，就如上述引文所说的那样。他甚至都不愿意，因而也极少对所发生的事情做评论。修昔底德的撰述态度可以说十分严肃而又十分谨慎。

2012年8月，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修昔底德陷阱已在太平洋上生成》该文可能是“修昔底德陷阱”一语最初的正式出现。文章称，中国已崛起为一个大国，将在未来十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将要求修改由他人制定的规则，这并不使人奇怪。未来数十年全球秩序的定义性问题将是:中国和美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认识到诸多强大的结构性因素并非说领导人是历史铁律的囚徒，而是在于帮助我们理解挑战的巨大。

这一观点后来发展为如下论述，即纵观世界历史，守成一方与崛起一方对立的结构性现实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关系紧张。崛起一方认为，自己比以前强大了、富裕了，应当得到更多的尊重与关注，并且拥有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守成一方则会感到恐惧，因为曾经言听计从的一方随着实力的增长开始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反对意见。崛起一方的自豪感逐渐变为自大，守成一方的恐惧极端点说会陷入偏执，由此就产生了误解。这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在五百年间一共出现过16次，其中12次演变为战争，4次避免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冷战以及日本、德国的崛起属于后者。

应该强调的是，“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修昔底德的本意。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一部厚重的历史著作，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该书中文版正文达641页。但修昔底德无意也没有提出一种一般性的论述。“修昔底德陷阱”是相隔两千多年之后的后世学人杜撰出来的一个术语，甚至可说是强加给修昔底德的。修昔底德并没有讲过什么陷阱。他无意通观什么，也无意做预言家，他所做的只是记述延续了27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这部战争史的一开头修昔底德就交代，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他就开始写这部著作。他说:“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

在古希腊历史上，发生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战争。第一次是公元前500年—公元前449年的希腊—波斯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包括斯巴达和雅典在内的希腊人联合起来，击败了波斯。在此后18年间，希腊人分裂为两个集团,一个集团以雅典为领袖，另一个集团以斯巴达为领袖，在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进行了一场伯罗奔尼撒战争。根据修昔底德所述，雅典和斯巴达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一个在陆地上称雄，一个在海上称霸。“在陆地上称雄”的是斯巴达，“在海上称霸”的是雅典。当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破坏了攻陷优卑亚后所订立的30年休战和约时，战争就开始了。双方各有以其为首的同盟国，它们反复争夺。若干年后，雅典于公元前415年远征西西里并遭遇失败，成为这场战争的转折点。伯罗奔尼撒战争于公元前404年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

“修昔底德陷阱”一语最初所受的思想促动当是来自中美两国。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头十余年，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力量稳步上升，因而被视为崛起大国。敏感人士如艾利森由于其所受的学术训练等影响，联想到了古代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并进行了类比。这样的比较并非绝对不可以，但简单的历史类比常常问题多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历史条件和历史情境存在很大的不同，因而研究者需要秉持谨慎和严谨的态度。然而，“雅典vs．斯巴达”被美国个别战略界人士抓住不放，其他人又加以引用从而以讹传讹。“修昔底德陷阱”一语作为一种警示也许不无意义，提醒人们和有关的大国不要掉入“陷阱”，但在学术上却可能经不起推敲。十分根本的一点是，大国力量的兴衰交替是永恒地发生着的，难道战争也是永恒地发生的吗?事实并非如此。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名著《大国的兴衰》(TheＲ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写了1500年以来五百年间的世界经济变迁和军事冲突，其间发生的战争岂止16次。时移世易，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此后70多年间，尽管各种冲突和纷争为数不少，但大国之间没有再爆发战争，在可见的未来我们也看不到这种可能性，这被有些学者称为“长和平(long peace)”。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形，其中必有缘故。核武器的出现及其巨大的破坏力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便是世界政治中的一大变化及其产生的影响，但不会是唯一的原因。历史不会简单重复自己,它是变迁着的，其中有些又可能是十分深刻的，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究其实，以古代希腊雅典和斯巴达做类比存在很多问题。历史学家钱乘旦指出，“斯巴达和雅典，谁是新崛起的大国、谁是现存大国，那是说不清楚的，因为那个时候既没有现代统计学，又没有GDP之类的数据，无法衡量谁比谁更强……也许雅典本来就比斯巴达强，因此它更加冒进，更愿意执行帝国主义政策”。如果雅典是新崛起的大国，那么类比下来，今日的中国就好比当年的雅典了。可是“在西方思维模式中,斯巴达一向是强权、专制、军国主义、蛮横无理的象征，雅典则代表着民主、自由、理性、智慧等等，是西方价值观的集中体现”。然而在西方话语中，中国又不是雅典，而好像是斯巴达。于是，这一类比便陷入了左右矛盾、进退维谷的境地，怎么都说不通了。

因此，应努力避免对历史的误读和滥用，让历史受到应有的尊重。不同的人们读史，对同一件事读出的却不同，是常有的事，这就要经由学术讨论或争鸣来达致“真理越辩越明”的功效。对今人而言，重要的是应避免笨拙的古今简单类比，而更多地让历史事件和事实来说话;不排除理论概括，但宜谨慎从事，不应削足适履。

结 论

20世纪下半叶，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中出现了某些值得重视的发展，对原本并不是问题的历史对于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性提出了质疑。甚嚣尘上的“科学主义(scientism)”来自迷信自然科学的模型、公式的普遍作用，以其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可无一例外地、普遍地适用于社会科学各学科。当科学主义大行其道之时，国际关系学也未能幸免,在美国尤甚。由于美国的国力及其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科学主义的影响作用也从美国外溢至别的国家，流风所及，导致历史对于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性遭到轻视和漠视，以至于国际关系学似乎可以“无历史”，可由公式、模型加以推论。这种“去历史化”现象并非一个福音，并非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方向。与之相颉颃，国际关系研究的“再历史化”取向是对过度的实证主义和科学化倾向的一种反拨，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富有洞见的国际关系学产品。社会科学不可“无历史”,无历史则无建设性的社会科学。历史是一座富矿，是今人取之不尽的研究材料和思想理论来源，国际关系学应不断地往返于现实和历史之间，往返于历史和理论之间。

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可能发生的对历史的误用和滥用，时下流行的“修昔底德陷阱”一说庶几近之。修昔底德原无意做普遍化的陈述而今人强以其名表达己意，虽然不无意义，但就学术上而言未必妥适。以古代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类比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终属勉强，漏洞颇多。学界类似的笨拙例子还有以19世纪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Ito Hirobumi)类比21世纪的安倍晋三(Abe Shinzo)，却不虑及时空条件的巨大差异。因此，简单化的类比并不具建设性。历史并不会机械地重复自己。今日的学人在做普遍化概括和论断时还应谨慎为宜。

（本文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