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因“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而再度风靡。当前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往往简化了从和平到战争的过程，尤其是缺乏足够的古典史依据。从和平到战争的过程通常是危机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危机视角下的过程机制研究是有关“修昔底德陷阱”讨论的主要薄弱环节，现有强调“恐惧”和“同盟”的主流解释机制都存在着一些无法回避的逻辑或史实问题。在危机研究的视角下，对于从希波战争后的雅典复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间的“五十年危机”时期，大致可以区分为危机背景性因素形成、偶然性危机、派生性危机、敌意合理化危机和边缘政策危机五个阶段。雅典在希波战争中的崛起催生了雅典和斯巴达城邦内部强硬派的先后形成。伊庇丹努事件作为偶然性危机重新激活了被《三十年和约》暂时冻结的两国国内强硬派与温和派的角力，以致危机一再升级导致大战爆发。在危机的各个阶段，雅典和斯巴达内部强硬派与温和派在城邦内外政治互动过程中的势力消长是影响各个时期两强关系走向的主要因素。危机下的国内政治动能是“修昔底德陷阱”过程机制研究的理论增长点。
关键词：“修昔底德陷阱” 伯罗奔尼撒战争 国际危机 国内政治动能 “五十年危机”
一、引言
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伯罗奔尼撒战争曾在冷战时期产生较大影响，当下它因“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概念的提出再度风靡。①中国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和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成功的自我营销使得“修昔底德陷阱”自2012年以来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话题，以至于有人认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更确切来说应是“艾利森陷阱”。②艾利森紧紧抓住修昔底德所谓“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实力的增长和因此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慌”③这一论断，发现历史上16个大国崛起案例有多达12个以战争收场，并以此佐证当今中美关系的危局。④艾利森无疑提出了一个好的研究方向，有学者承认，“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颇具改进潜力的理论机制。⑤
值得注意的是，艾利森的研究仅仅是在重复强调一种具有一定共变性的因果效应，却没能为之提供可信的因果机制解释。因果效应只是指出了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从本质上讲并没有解释现象而只是对现象的抽象和概括，⑥理论并非只是规律的集合，而是对规律的解释。⑦简言之，艾利森提出了一个类似“X导致了Y”的说法，却没有回答“X如何导致了Y”。因此，对于雅典和斯巴达究竟如何走向战争历史过程的因果机制追问，在方法论上有助于降低因果关系的分析层次，缩短各个环节之间的时滞，挖掘出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实体和链条，从而打开黑箱以增强解释力；在理论上有助于把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从浅层的“统计世界观(statistical worldview)”导向深层的“机制世界观(mechanic worldview)”。⑧
“修昔底德陷阱”的主要缺陷是忽略或者简化了从和平到战争的过程，⑨正如时殷弘所言，目前国内外许多对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缺乏足够的古典史依据。⑩艾利森也被指责枉顾古典学研究，导演了一出“研究伊利亚特却没有提及荷马”的荒诞闹剧。(11)兵者国之大事，战争不会无端轻启。在大多数情况下，两个国家不会第一次出现严重纠纷就诉诸战争，战争多是危机甚至是连续性危机的结果。(12)危机是国际关系的独立变量，也是国际冲突的转折点。(13)要理解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过程机制和回答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的“时间点命题”，(14)结合史实研究并解释战前危机的形成和发展显然是题中之义。
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对于国际危机的类型学区分也为危机视角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15)下文将充分借鉴勒博的危机分类理论，在考察既有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过程机制研究的基础上，将战前的“五十年危机”区分为作为连续性危机起始的背景性因素阶段(公元前481年—公元前436年)、偶然性危机(公元前436年—公元前435)、派生性危机(公元前435年—公元前433年)、敌意合理化危机(公元前433年—公元前432年)和边缘政策危机(公元前432年—公元前431年)五个阶段。本文从危机转型和升级的角度考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过程，探讨战前的危机管理失败及其中真正起作用的过程机制问题。
二、“恐惧”抑或“被牵连”：既有解释及其问题
修昔底德开创性地将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区分为深层原因(underlying causes)和直接原因(immediate causes)，这种做法深刻影响了后世学者，同时也把相关研究的注意力引向了对所谓“真正原因”的片面关注，强化了普遍存在于史学界的一种后见式的宿命论倾向。(16)在某个时间点之前，人是可以发挥能动性的。(17)至少在技术上，直接原因决定战争爆发的时机是此时而不是彼时。(18)姑且不论古典学家从翻译和文献的视角对这句必然性命题提出的质疑，(19)即便在现代社会科学的视角下，结构现实主义并不能自动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提供理论依据，(20)所谓“深层原因”“真正原因”的表述不过是“持续性变量”的另一种说法，(21)修昔底德本人对直接原因概括的缺失导致后世理解上的分歧。因此，要真正理解“修昔底德陷阱”就必须打开结构黑箱去探讨过程机制。
第一个被讨论的过程机制是对“实力—恐惧—战争”的政治心理学链条的提炼。这一机制紧紧抓住修昔底德有关战争根本原因陈述中的两个关键词，在它们之间建立了简洁明晰的因果联系，即雅典的崛起引发了斯巴达的恐惧招致了最后的战争。(22)不过，修昔底德的论断与他对战争的描述并不一致，(23)其论断本身也遭到了熟悉那段历史的古典学家们近乎一致的反对。雅典的崛起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始于公元前5世纪初的希波战争。对此修昔底德用一章篇幅来解释雅典人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的发言，并以倒叙方式带出了“五十年危机”。(24)在“五十年危机”期间的绝大多数时刻，斯巴达对雅典崛起的态度与其说是“恐惧”毋宁说是“默许”，它“非常不现实主义地”选择按兵不动，几乎坐等雅典帝国成型。(25)到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雅典权势的高峰事实上早就过去，转而变成了一个满足现状的国家，并已执行了十余年保守克制的对外政策。(26)如果一定要说是雅典实力的增长引起斯巴达的恐慌从而导致了战争，那么发生在公元前461年到公元前446年的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要比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更加符合这一解释。(27)持此论者似乎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因此把恐惧定义为能否确保生存的一种不确定性。(28)
但即便如此，在公元前432年召开的决定双边关系命运的斯巴达公民大会上，斯巴达做出战争决策的原因也不是对生存的恐惧，而是荣誉、憎恨和必胜自信的混杂。(29)恐惧、荣誉和利得是修昔底德笔下古希腊世界城邦及其公民行为的三大动因。(30)斯巴达强硬派对雅典的力量缺乏恐惧甚至表现出一种不屑一顾，反倒是温和反战的阿基达马斯国王苦口婆心地劝说斯巴达人要对雅典保持必要的敬畏。(31)主张斯巴达应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负主要责任的研究者也多是从斯巴达政权的好战本性而非恐惧的角度来论证的。(32)总之，有关实力引起恐惧进而导致战争的解释机制尽管具有极高的简约性，但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具体进程并不相符，因而不被多数研究者接受。
第二个被频繁提及和广为接受的过程机制是同盟机制。作为一种古老的安全机制，结盟在古希腊时代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的希腊世界已经形成了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the Peloponnesian league)和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the Delian league)两大阵营。(33)修昔底德关于“错综复杂的结盟关系”的讨论构成了其解释战争起源的核心内容。(34)伯罗奔尼撒战争并不只是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之间的战争，而是以这两个城邦为首的同盟之间的战争，因此忽视同盟这个因素就不能对战争爆发的原因做出全面准确的回答。(35)
如同任何时代的结盟一样，结盟政治的核心难题在于盟友间对于“被抛弃(abandonment)”和“被牵连(entrapment)”的担忧。(36)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斯巴达担心被盟友科林斯(Corinth)抛弃，进而导致伯罗奔尼撒同盟受到削弱。与此同时，雅典被科西拉所牵连而卷入冲突，最终使原本发生在希腊世界边陲的伊庇丹努(Epidamnus)民主派与贵族派间的国内政治斗争演变成了一场席卷整个希腊世界的“世界大战”。也就是说，尽管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不存在直接冲突，但因为各自盟友的关系而卷入一场意料之外的大战。(37)这种解释与科林斯、科西拉(Corcyra)围绕伊庇丹努爆发的冲突最后演变成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大战的历史进程几乎完美契合，也因此被诸多研究者所接受。尽管学界在主要战争责任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对科林斯这一伯罗奔尼撒同盟关键成员的战争作用认定却是高度一致的，卡根更是形象地比喻说是“科林斯这条尾巴摇动了斯巴达这只狗”。(38)
同盟机制解释存在一定的问题：科林斯作为盟友的作用固然重要，但做出战争决定的却是斯巴达人自己。在第一种机制的讨论中，也可以发现斯巴达人并非因为担心被抛弃或其他方面的恐惧才加入战争。事实上，至少在公元前432年，科林斯脱离联盟的威胁完全是一句空话，因为如果不能迫使斯巴达人参战，科林斯人将陷入绝境。(39)例如，在战前派往雅典的第二个斯巴达使团提出的和平条件里，科林斯的诉求被完全忽略了。战事开启十年后，当斯巴达人决意与雅典媾和时，科林斯等盟友的反对也没有产生太大作用。(40)鉴于以上两种过程机制解释存在的明显缺陷，找寻“修昔底德陷阱”过程机制的“第三条道路”是很有必要的。
三、危机爆发前的雅典与斯巴达：国内政治动能的形成
危机是一种紧急而非长期的现象。(41)所谓“五十年危机”的提法既不能在理论上自洽，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从公元前481年到公元前435年这段时期，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直接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国际危机，而应作为理解危机的重要背景。将危机本身和产生危机的政治军事背景进行区分是必要的，因为管理危机的技巧固然重要，但再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政治领袖也应在一国政治文化制约下决策并行动，这些制约并影响决策的背景因素在危机生成以前就已存在了。(42)这一时期两大城邦的关系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如果说前期不管是雅典还是斯巴达都表现出强烈的战争和对抗倾向，那么以公元前446年《三十年和约》签订为界，两国大体都成了“现状国家(status quo powers)”。以上构成了在伊庇丹努事件这一偶然危机之前希腊世界两大霸主间关系的起点状态，也是后来在连锁危机中一直起作用的国内政治动能生成的重要时期。
在艾利森的“陷阱”语境下，斯巴达可视为既有强国(established power)，雅典则属于新兴的崛起强国(rising power)。尽管这一说法受到不少质疑，(43)但大体是准确的。尽管雅典较斯巴达更富有，但古代有太多国家富庶却缺乏军事力量的案例，事实上，直到17世纪财富才开始与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产生密切联系。(44)斯巴达是希腊世界的陆上军事强权，在波斯入侵前的一个世纪(至晚于公元前6世纪40年代)就已逐步建立起一个以自身为中心的轴辐式同盟体系。斯巴达在公元前6世纪最后十年里至少四次出兵雅典，推翻了该国亲波斯的庇西特拉代(Pisistratus)僭主政权，并企图阻止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政府与波斯的结盟谈判。(45)这时的雅典既没有组织提洛同盟，也还没建立起支撑其帝国霸业的庞大海上舰队，只有零星的成功反抗。在公元前481年波斯入侵时，雅典还一度被迫毁弃家园逃到海岛上。与此同时，斯巴达则因其军事威名被授予了领导希腊世界反抗波斯入侵的军事指挥权，从而由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变成了名义上的“希腊同盟(the Hellenic league)”盟主。对于斯巴达人在反抗波斯战争中的领导权，雅典尽管有过异议，但也一直是服从的。(46)因此，将斯巴达视为彼时希腊世界的既有强权也无不妥。
(一)从雅典崛起到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国内强硬派的崛起
希波战争开启了雅典城邦的伟大复兴。在斯巴达失守温泉关后，雅典海上霸业的缔造者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带领雅典人离开家园逃到萨拉米斯(Salamis)岛上背水一战，最后取得了对波斯舰队的决定性胜利。(47)连同次年斯巴达率希腊联军在普拉提亚(Plataes)取得的陆上大捷，两次大捷共同奠定了希腊的胜局。随着希腊本土威胁的解除，以保守著称的斯巴达的战斗意志出现了动摇，不愿意将解放事业扩展到爱琴海和亚洲的爱奥尼亚人(Ionian)中去，反而主张海外的希腊人迁居希腊本土，由此导致了雅典和斯巴达的公开分歧。(48)希腊联军主帅、斯巴达国王列奥提西达斯(Leotychidas)解散了联军，带领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回撤。不愿放弃的爱奥尼亚与赫勒斯滂(Hellespont)的希腊城邦军队在雅典的领导下围攻塞斯托斯(Sestus)，攻陷塞斯托斯标志着雅典帝国的肇始，(49)同时也是修昔底德“五十年危机”的叙事起点。可见，正是斯巴达不愿将自己的影响力和责任扩展到爱琴海及其沿岸导致了雅典崛起。(50)
雅典人不顾斯巴达反对，故意拖延时间以便重筑城墙，并在城墙竣工之时由地米斯托克利发表了要求与斯巴达地位平等的“独立宣言”，此事标志着雅典强硬派的正式登场。(51)修昔底德曾表示他的著作旨在揭示一些能够垂诸永远的道理，因为他相信只要人之为人，未来必将是过去之重演。(52)无论从人性还是现世类比的角度，都不难想象地米斯托克利的强硬言行会在斯巴达内部触发反弹。正是地米斯托克利的大胆言论逆转了斯巴达国内温和派与强硬派间的力量对比，导致斯巴达摄政王波桑尼阿斯(Pausanias)率军重返爱琴海，夺回先前放弃的领导地位。此时强硬派在雅典内部还不是主流，不仅没能抵制斯巴达的盟主归来，还在本国拥有30艘舰队的情况下服从了斯巴达20艘舰队的指挥，参与了斯巴达领导进攻塞浦路斯和拜占庭的军事行动。(53)然而时隔不久，波桑尼阿斯就因专横、暴虐、通敌、受贿等指控被召回国内，改由多尔西斯(Dorcis)率一支更小规模的军队替代。(54)斯巴达新统帅的领导遭到其他盟邦的抵制，多尔西斯旋即率军回国，斯巴达对爱奥尼亚解放事业的兴趣及其海上霸业也就此而终。(55)卡根相信这一切背后起作用的是斯巴达国内两股势力的较量和消长。(56)在斯巴达退出后，雅典在爱奥尼亚盟邦的请求下建立了以自身为中心的提洛同盟，从而使希腊世界正式形成“双雄并立(dual hegemony)”的局面。
斯巴达国内对于自身国力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的政策立场。温和派既担心希洛人(Helots)反叛和邻近敌国亚哥斯(Agos)的虎视眈眈，更担心军队和将帅会受到与斯巴达清贫、单调而又纪律严明的军事社会不同的外部世界的诱惑腐蚀，从而伤及斯巴达政治制度的根本，因此对雅典崛起有着更温和的态度。(57)强硬派则对斯巴达的军事威名有着更强的信心，也对斯巴达在希腊世界的荣誉和地位有着更敏感的执着。强硬派认为雅典的崛起即便没有直接威胁斯巴达的利益，也影响了斯巴达作为唯一霸主的荣耀。(58)受制于自身实力和国内、周边困局的羁绊，强硬派要求与雅典全面争夺爱琴海解放事业领导权的策略在斯巴达国内不被接受；但若按照温和派的策略选择全面弃守，斯巴达国内多数人又心有不甘。于是斯巴达的对外政策在两派间摇摆，由此产生了“进攻性锁国”的矛盾现象。(59)公元前475年，斯巴达国内两派一度达成妥协：在海上，彻底放任雅典力量的增长；在陆上，保持自身在希腊本土的优势地位，试图以陆军力量维系其作为希腊同盟盟主的威望。(60)
为落实妥协后的政策，斯巴达以色萨利(Thessaly)统治者阿鲁德(Aleuadae)家族勾结波斯为借口，由列奥提西达斯率军讨伐并大获全胜。正当斯巴达有望趁势收服整个色萨利时，列奥提西达斯因收受阿鲁德家族贿赂被召回受审，使得刚由胜利得来的声望化为乌有。不甘心的斯巴达强硬派又计划将没有参加过抗击波斯战争的城邦从希腊重要宗教组织中驱逐以显示自身权威，但地米斯托克利代表雅典进行的干涉挫败了斯巴达的计划，也加剧了斯巴达强硬派对雅典的仇恨。(61)斯巴达开始支持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敌塞蒙(Cimon)等雅典温和派，(62)地米斯托克利于公元前473年遭陶片放逐。随着塞蒙权力的巩固，斯巴达与雅典的矛盾得到极大的缓和。(63)
然而，斯巴达的麻烦并未结束。地米斯托克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城邦间游走，帮助亚哥斯和伊利斯(Elis)的新生民主政权巩固和扩张，严重打击了斯巴达在其势力范围的威望。(64)泰耶阿(Tegea)和位于阿卡迪亚(Arcadia)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开始造反，斯巴达不得不依靠战场上的胜利才稳住了局面。事后，斯巴达以希腊同盟盟主的身份要求审判地米斯托克利。雅典的塞蒙政权没有利用斯巴达四面楚歌的形势，反而同意交出地米斯托克利，还派出官员与斯巴达人一同前往抓捕，最终迫使地米斯托克利远遁波斯。雅典的合作态度与斯巴达的军事胜利使后者得以恢复霸主地位，(65)双方的关系也因此重归于好。不难看出，如果地米斯托克利继续主政，那么斯巴达与雅典的战争可能将大大提前。(66)
公元前464年，斯巴达遭遇空前大地震，人口损失惨重，希洛人借机造反。直到公元前462年斯巴达仍没有完全剿灭希洛人的叛乱，斯巴达不得不向希腊同盟求援，并希望借助雅典人擅长的包围战术。主政的塞蒙说服了不愿施以援手的雅典强硬派后，亲自带领四千重装步兵驰援。然而，斯巴达人在各路援兵抵达后单独要求雅典军队离开，这种侮辱性的举动直接导致亲斯巴达的塞蒙政权垮台和对斯巴达强硬势力的上台。塞蒙本希望通过雪中送炭的出征促进雅典和斯巴达间的友谊，结果却被两国各自的强硬派利用而导致两个城邦的断交。(67)实际上，早在大地震发生前，斯巴达的强硬派就已在国内政治中占据上风，还对因反叛提洛同盟而遭雅典围城的萨索斯(Thasos)做了出兵承诺。大地震的发生似乎给了温和派翻转形势的机会，即通过展示雅典善意来影响斯巴达国内的政治形势，却未曾想雅典士兵的到来反而给了斯巴达强硬派反制的口实。
斯巴达和雅典在关系融洽时尽可如愿处置各自盟邦，盟邦即便不满也别无出路；而在两个盟主关系恶化时，心怀怨望的盟邦就可寻求另一同盟的盟主支持。(68)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科林斯和麦加拉(Megarian)因边界纠纷爆发战争，面临败局的麦加拉自知无法匹敌科林斯在同盟中的地位，也难以获得斯巴达的帮助和公正对待，径自转投雅典。之前遭遇斯巴达羞辱的雅典迅速接纳了麦加拉，并派兵驻防科林斯湾港口培加(Pegae)，在麦加拉和尼萨亚(Nisaea)之间修起了城墙，直接把势力投射到了科林斯湾，截断了斯巴达入侵雅典所在的阿提卡(Attica)半岛的陆上通道。同时，雅典与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宿敌亚哥斯加强了联系并取得了据点，还将遭斯巴达驱逐的希洛人接收安置在科林斯湾口新近夺取的要地诺帕克都(Naupactus)。随着科林斯、厄基那和埃彼道鲁斯(Epidaurus)三个盟国相继与雅典发生冲突，斯巴达如再不应战，其霸主地位将岌岌可危。(69)于是，斯巴达带领盟邦攻打麦加拉，雅典随即出兵协防，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此爆发。
(二)休战：强硬派受挫与两个现状国家的形成
从公元前461年到公元前446年，雅典和斯巴达在希腊中部拉锯了15年。斯巴达引以为傲的重装步兵非但没能在战场上取得速胜，反而陷入了长达4年的拉锯，也导致强硬派在国内政局中失势。在公元前457年代价高昂的塔纳格拉(Tanagra)战役后，斯巴达和雅典一度签订了为期四个月的停战协议，斯巴达寄望于塞蒙回到雅典重建友好的温和派政府。然而两个月后，雅典在希腊中部恩诺斐塔(Oenophyta)和福基斯(Phocis)等地的接连胜利助长了国内强硬派的胃口。雅典不仅转瞬成了希腊中部的新霸主，其海上力量也开始不断袭扰斯巴达本土，战场上的无力使得斯巴达的强硬派愈加尴尬。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雅典则开启了远征埃及的海陆两线作战，直到公元前454年远征军在埃及全军覆没，斯巴达才终于等到形势的反转。远征埃及失败的消息传来后，提洛同盟盟邦和希腊中部新征服地区接连反叛，甚至雅典的后院粮仓优比亚(Euboea)也动荡起来。随着麦加拉重投伯罗奔尼撒同盟，斯巴达军队得以再度兵临阿提卡。残酷的战争现实打掉了斯巴达强硬派自视霸主而无法容纳雅典兴盛的傲慢，也迫使雅典正式放弃已经失去的希腊中部。两国缔结了《三十年和约》，从而恢复了战前的陆海二元分治格局。由于在进逼阿提卡后，温和派国王未充分利用雅典困境就轻易罢战议和，这使斯巴达强硬派得以利用民众的惋惜心理迅速再起。(70)
在触碰到力量的极限后，雅典的领导人伯里克利(Pericles)从一个对斯巴达的强硬派变成了谨守分际的温和派。他扬弃了地米斯托克利海洋路线中与斯巴达对抗的政策，而专注于雅典帝国的巩固。(71)提洛同盟成员主要分布在爱琴海沿岸，位于雅典城的东方和北方。根据《三十年和约》，雅典退出了一度获得的位于希腊中部的势力范围，在西向扩张上采取了高度的自我约束。当然这并不代表雅典没有过西向的野心，除了陆上毗邻的希腊本土，雅典甚至对于意大利南部富庶的西西里岛也心存觊觎。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还与西西里的一些城邦签立过盟约，这些雄心壮志在其后筹划的西西里远征中再次得以印证。
《三十年和约》签订后，雅典、斯巴达乃至一再生事的科林斯似乎都开始学会自我克制，两大同盟之间一度形成良性互动。这种互动始于雅典在意大利南部图利(Thurii)建城过程中显示出的高度自制。公元前444年—公元前443年，西西里岛上的锡巴里斯(Sybaris)人遣使到斯巴达和雅典请求帮助建图利城，斯巴达一如既往地不愿在边远地区招惹事端而予以拒绝，但雅典却接受了。不知是因雅典政策惯性导致的国内压力，还是伯里克利有意释放信号，雅典既接受了锡巴里斯人的请求，又着意将此事塑造成一项欢迎斯巴达参与的泛希腊事业。在建城两年后，图利与邻近的斯巴达殖民地发生战争，雅典始终没有插手，坐视图利战败。雅典是图利建城的支持者，后者的战败沉重打击了前者在意大利南部的影响力，并且一直未能恢复。与日后在东部势力范围内建立安菲波里(Amphipolis)城的独断行为相比，雅典在图利的克制就更加明显了。重要的是，斯巴达和科林斯也读懂了伯里克利的信号。
雅典人很快收获了回报。公元前440年，同为提洛同盟成员的萨摩斯(Samos)和米利都(Miletus)因争夺城镇爆发了战争。与希腊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不同，提洛同盟禁止成员间相互开战，两个盟邦间无视盟约的行为使盟主雅典的威望受到挑战。萨摩斯是同盟中保有独立海军的三个城邦之一，力量较为强大。作为完全自治的城邦，萨摩斯不向雅典纳贡。而米利都因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两次反叛，被雅典剥夺了独立海上力量而沦为纳贡城邦，其政权被改造成与雅典一致的民主政体，这与萨摩斯的寡头政体形成鲜明对比。如果雅典不能捍卫战败后前来控诉的米利都人，必将影响同盟里绝大多数自愿或被迫解除了武装的纳贡城邦的信心，进而动摇整个同盟的安定。于是，当萨摩斯拒绝仲裁后，伯里克利迅速击败了萨摩斯，变更了当地政权，并在克以罚金、留驻军队和扣押人质后撤军。恼羞成怒的萨摩斯人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抗，并在波斯支援下火速救回了人质，推翻了雅典扶植的民主政府。拜占庭地区多个盟邦闻风反叛，另一个拥有独立海军的强大盟邦米蒂利尼(Mytilene)也寻求斯巴达的支持准备起事。只要斯巴达及其同盟公开介入，这将成为30多年后摧毁雅典帝国的三股力量(盟邦叛乱、波斯介入和斯巴达同盟来袭)的提前上演。稍有不慎雅典的海上霸业就将岌岌可危，(72)此时各方都在观望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抉择。
自《三十年和约》缔结以来最重大和最具诱惑力的考验显然动摇了斯巴达政坛的力量平衡，强硬派为促成出兵决定甚至特意征询了科林斯的意见。坐拥希腊世界第三大海上力量、在同盟中举足轻重的科林斯曾因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对雅典产生仇恨，但却在此次同盟大会上反对破坏和约和发起趁火打劫的战争。缺乏内外支持的斯巴达强硬派被迫接受了有利于雅典的决定，使雅典得以放手应对与萨摩斯的战争，从而化解最严峻的帝国危机。(73)尽管斯巴达的强硬派依然蠢蠢欲动，但事件的发展加深了当事各方和整个希腊世界对和平的信心，而没有人预料到经历了考验和再确认的和平会在后来不堪一击。
四、危机的来临与转型：国内政治动能推动下的对抗升级
公元前436年的伊庇丹努事件是修昔底德战争史叙事的起点，从这一年到公元前431年战端开启的五年是处在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危机地带”。如果仔细考察雅典和斯巴达互动进程中的国内动力机制，会发现这五年并非单一完整的危机过程。随着危机本身的升级，危机的性质不断发生变化，先后经历了勒博标准下的偶然性危机(公元前436年—公元前435年)→派生性危机(公元前435年—公元前433年)→敌意合理化危机(公元前433年—公元前432年)→边缘政策危机(公元前432年—公元前431年)四个阶段。准确地说，“危机地带”是一个紧密衔接的连续过程，国内政治动能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推动危机加速升级，最终冲破阈值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一)偶然性危机阶段(公元前436年—公元前435年)
在“三十年和平”的前十年，雅典和斯巴达都由温和派执政，对抗并非两国主政者的政策目标，也不是各自国内政治的主流。偶然性危机纯粹是一个不起眼事件所导致的，其根本特征在于引发危机的挑衅行为既不是双方核心决策者所欢迎的，也不是他们所批准的。(74)伊庇丹努事件正是一个偶然性危机，正当希腊世界对和平的信心日益提升时，来自遥远边缘的伊庇丹努的内部争吵产生了出乎了所有人意料的蝴蝶效应。
伊庇丹努是一个由科西拉建立的城邦，位于希腊半岛西北部，濒临亚得里亚海。伊庇丹努与希腊世界的核心地带远隔崇山，普通希腊人对这个边远城邦知之甚少。科西拉由科林斯人建立，属于科林斯的殖民地，(75)但科西拉与母邦的关系一直不佳。科西拉与科林斯为争夺殖民地数次交战，双方于公元前664年爆发了希腊历史上的第一次海战。因此尽管渊源深厚，但科西拉与科林斯却是希腊世界里的百年世仇。
公元前436年，伊庇丹努内部民主派与贵族派发生武装冲突。政变上位的民主派在向母邦科西拉求援未果后，为求自保径自转向科林斯。捕捉到机会的科林斯热情接受并派出一支军队，援军放弃易被科西拉发现的海路，而经由艰难的陆路前往增援。科林斯的出手使得科西拉人马上终止了作壁上观。据修昔底德的记述，科西拉使者带着军队向伊庇丹努民主派下通牒，要求驱逐科林斯驻军和恢复流亡贵族的职位。(76)这样的通牒不仅当政民主派无法接受，科林斯人也不愿承受如此羞辱。显而易见，科西拉并无和平解决冲突的意愿，也不认为科林斯有实力在军事上取胜。在通牒遭拒后，科西拉立即出动军队对伊庇丹努完成海陆合围。科林斯效法雅典在图利的做法宣布在伊庇丹努建立新城，号召全希腊人前往定居，还允许无法立即成行的人以50德拉克马(drachmas)下聘预约。科林斯还发动了强大的外交和军事攻势，组织联军护送移民前往。(77)除了科林斯的殖民地琉卡斯(Leucas)和安布累喜阿(Ambracia)有出兵义务外，其他参与联军的国家完全是科林斯外交动员的结果，不少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甚至在没有盟主斯巴达首肯的情形下就站到了科林斯一边。
科西拉这才发现自己错估了形势，于是向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斯巴达和科林斯的近邻西息温(Sicyon)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在阻止科林斯驻军和移民的行动失败后，科西拉表示在伊庇丹努归属问题上愿意接受伯罗奔尼撒城邦出面仲裁或诉诸德尔菲神庙的神谶。尽管德尔菲神庙的祭司因仇恨雅典支持福基斯人而偏向斯巴达，伯罗奔尼撒城邦的仲裁人亦倾向科林斯，但科林斯并不打算寻求外交解决，不仅声称在科西拉军队和船只撤离前不考虑任何建议与谈判，而且只字未提科林斯在当地的军队和移民。科西拉为争取谈判和仲裁，表示接受同时撤军或维持现状，但科林斯仍然选择了宣战。公元前435年，科林斯的75艘战舰和2000重装步兵在亚克兴(Actium)遭遇了科西拉前来阻截的80艘战舰。科林斯再次拒绝了科西拉的和平建议，结果却意外惨败，损失了15艘战舰。同日，失去了外援的伊庇丹努向围城的科西拉投降。
(二)派生性危机阶段(公元前435年—公元前433年)
派生性危机是指一方在准备或实施一场主要冲突过程中所引发的次生性对抗，即一方在推进自身利益时引发与第三方的对抗，属非意图结果。在派生性危机中，没有一方真正寻求对抗乃至战争。(78)在偶然性危机阶段，雅典和斯巴达均无利益所在。然而，随着科林斯与科西拉对抗的升级以及科西拉投靠雅典，雅典和斯巴达的国内政治动能再次被激活，使两国逐步卷入一场派生性危机。
在恢复对伊庇丹努的控制后，科西拉与科林斯因偶然性危机强化的矛盾继续升级，并迅速形成新的危机。科西拉虽然获胜但对科林斯的实力有所忌惮，他们杀光了除科林斯人以外的所有战俘，将伊庇丹努城内除了科林斯公民以外的所有移民全部贩卖为奴，试图通过善待这些留下的科林斯人保留谈判的余地，不过科林斯当局却只想复仇。科西拉遂对其他参与了科林斯联军的城邦予以打击报复，以期形成震慑从而尽可能地孤立科林斯。琉卡斯和伊利斯相继遭到蹂躏，其他科林斯殖民地也不断遭受侵扰。科林斯人愈加感到脸面无光，于是在公元前435年夏天再次派出舰队保护这些城邦。双方在留金姆尼(Leucimne)附近隔海驻扎对峙，直到冬天各自撤去。一心雪耻的科林斯斗志昂扬，大规模扩军备战。在两年时间里，科林斯大造战船，建造了城邦有史以来最大的舰队，还重金招募经验丰富的外国水手。科林斯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二号成员，在希腊世界双雄并立的格局下，斯巴达斡旋未果使科西拉的恐惧在孤立无援中不断累积，最后只能求助雅典。科西拉请求与雅典结盟，危机由此升级到了派生性危机阶段。
公元前433年夏天，科西拉和科林斯的使者同时来到雅典公民大会上。科西拉使者自知本国与雅典素无往来，于是直接诉诸利益和恐惧，挑明两国结盟将使海上霸主雅典拥有希腊世界的第二大海军力量；否则，一旦科西拉败于科林斯，雅典就要面对希腊世界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海军合二为一归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局面。科西拉使者还提醒雅典，《三十年和约》并不禁止雅典与中立国结盟。由于在争端中并不占理，科林斯使者则把陈述的重点放在本国与科西拉的世仇上，并着重强调雅典与科西拉结盟将带来两大同盟的战争风险。科林斯使者还特别提及之前的萨摩斯事件，科林斯在雅典帝国命悬一线的情况下推动伯罗奔尼撒同盟做出了有利于雅典的决定。雅典公民大会为此争论了两天，国内针对斯巴达的强硬派与温和派之争再次被激活。(79)第一天，雅典公民大会更看重《三十年和约》所带来的和平，拒绝了科西拉的结盟请求；但到了第二天，经伯利克里的劝说和干预，情况发生了反转。
伯里克利对斯巴达素无好感，他对斯巴达的尊重是基于雅典国力和希腊均势而产生的谨慎克制。作为雅典的执政官，伯里克利无意重开与斯巴达的战端，但他无法坐视伯罗奔尼撒同盟获得第二、第三大海上力量，进而打破原有的希腊均势。(80)于是在伯里克利授意下，雅典与科西拉缔结了希腊世界的第一个防御性同盟，即雅典不对科西拉主动挑起的冲突负责，但将对科西拉遭遇的侵略提供帮助。这是一个明显的防御性举动，目标是在威慑科林斯的同时，避免直接刺激斯巴达。这也是一个明显的折中政策，它既没能取悦城邦内部以梅勒西亚斯(Melesias)家的修昔底德为代表的对斯巴达温和一派，也没能满足以克里昂(Cleon)为代表的对斯巴达强硬一派。(81)
缔约后，雅典向科西拉派出了一支由10艘战舰组成的舰队，统领这支舰队的三位指挥官中有亲斯巴达的塞蒙之子拉柯代蒙尼斯(Lacedaemonius)。伯里克利还命令舰队，除非科林斯舰队企图登陆科西拉领土，否则不得参加战斗。(82)卡根认为此次行动与其说是军事行动还不如说是外交行为，这种精心设计的外交信号类似于当前国际关系中的“最低威慑”政策，即希望以自身的实力与克制让对手领会善意并知难而退。(83)不过愤怒的科林斯人无心去解读雅典的信号，在完成了备战工作后，科林斯派出了由150艘战舰组成的联合舰队再次攻向科西拉。(84)此次派出战舰助战的城邦基本都是科林斯的殖民地，麦加拉是唯一的例外，卡根认为这是斯巴达主政的温和派为避免冲突升级的外交结果。(85)
抵达希波塔(Sybota)的10艘雅典战舰在战争伊始并没有采取擅长的进攻战术，直到科西拉人败局已定时才决定出手。雅典在战斗中又增派了20艘战舰，最终得以阻止科林斯的攻势。(86)由于担心后面还有雅典舰队赶来增援，科林斯不得不与雅典人谈判。科林斯使者没有带上象征休战的信使杖，因为这样将坐实其与雅典之间的战争状态。科林斯担心如果己方被认为主动撕毁了《三十年和约》，那么将可能遭到斯巴达同盟的抛弃。雅典指挥官按照伯里克利的指示告知科林斯，只要不攻打科西拉，雅典海军不会阻止科林斯舰队的自由。科林斯人撤离前宣布，他们已经认定雅典先违背了《三十年和约》。在撤军途中，科林斯人顺路攻占了位于安布累喜阿湾口以及原先与科西拉共有的阿纳克托里姆(Anactorium)，随后将自己的移民安放于此。
伯里克利在希波塔战役的胜利是冒着触发大战的危险下取得的。(87)面对科林斯的不妥协，他迅速着手准备与科林斯的战争。早在希波塔战役前，伯里克利就终止了他一贯力推的大型公共工程建设，以节省开支以便应对可能的战争风险。(88)为了回击科林斯撤军过程中的军事占领和部署，雅典在希腊西部地区的克制也在希波塔战役后结束。雅典应阿卡纳尼亚(Acarnania)人和亚哥斯人的邀请出兵赶走了来自科林斯殖民地的安布累喜阿人，阿卡纳尼亚人于是成了雅典人忠实的盟友，雅典由此在希腊西部和科林斯人的势力范围内打入了一个可靠的楔子。雅典还派出舰队再次介入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间政治，并接受了当地一些城邦的结盟请求，这些意味着图利事件以来的克制政策开始逆转。
如同勒博发现的那样，派生性危机是最难处理的一种危机。在这一阶段的危机里，不论是科林斯还是伯里克利都决心坚定地维护本国利益，也都尝试通过外交来避免战争。但纵使伯里克利做出了如此富有想象力的创举来弥合分歧，最后仍没能逃脱危机管理失败的结局。
(三)敌意合理化危机阶段(公元前433年—公元前432年)
如果伯里克利止步于此，或许他将科林斯与斯巴达区别对待的政策还有望维系，毕竟多数斯巴达人对于伯罗奔尼撒同盟以外地方的事历来不大关心。然而，伯里克利颁布的《麦加拉法令》(the Megarian Decree)(89)和“波提迪亚通牒(Potidaea Ultimatum)”使得事态开始溢出预想范围，危机进入敌意合理化阶段。所谓敌意合理化危机是指当真正寻求和解的努力失败以后，一方或双方可能制造危机，试图让另一方看起来应负有战争责任。战争在危机出现之前就已经做出决定，此时制造危机的目的不是为了和解，而是为开战寻找借口。(90)对于伯里克利是否已经下定了与科林斯战争的决心以及有意制造敌意合理化危机，古代文献记述不一，后来的古典学家同样存有争议：卡尔·贝洛赫(Karl Beloch)、爱德华·梅耶(Edward Meyer)等认定雅典是战争发动者；卡根等人认为雅典与科西拉的结盟是防御性的，《麦加拉法令》并非影响重大，伯里克利的行为也不是求战。(91)但无论如何，斯巴达国内蛰伏已久的强硬派确实是等到了天赐良机，他们与科林斯人一道借着伯里克利制造的危机完成了对雅典的敌意合理化，从而使斯巴达和整个伯罗奔尼撒同盟走向战争。
波提迪亚是雅典通往赫勒斯滂和拜占庭地区的重要航路。在雅典越来越依赖拜占庭地区的粮食输入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伯里克利曾多次亲征来巩固雅典在这一地区的据点。波提迪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是雅典的纳贡同盟者，又是科林斯的殖民地。不同于科西拉，它与母邦科林斯的关系相当融洽，每年的行政官还由科林斯派驻。由于雅典与马其顿、科林斯已是敌人，波提迪亚若倒戈将会对色雷斯地区的其他盟友产生连带影响，因此有必要做出先发制人的预防性部署。于是，在波提迪亚并没有任何挑衅举动的情况下，雅典勒令它拆毁面向大海的城墙、驱逐来自科林斯的行政官并交出一定数量的人质。站在雅典立场来看，这一举动仍是克制的，因为如果采取突袭攻下波提迪亚的策略，必将刺激斯巴达。相反，选择通牒至少在形式上属于对盟邦的管理，在名义上可以规避《三十年和约》。
波提迪亚并不愿意接受强制的“选边站”，仍希望像过去一样同时与两边维持友好。在局势推动下，斯巴达国内温和派和强硬派的力量对比正在起变化，强硬派继公元前440年之后再次进入了监察官行列。波提迪亚一面去雅典游说，一面在科林斯的怂恿下遣使到斯巴达求援以备万一。公元前432年，斯巴达的监察官擅自允诺会在雅典入侵时以兵相援。监察官的承诺既没有经过公民大会的批准，也不是掌权的国王阿基达马斯的态度。雅典认为波提迪亚会像过去抗议提高贡赋一样，抗议一段时间后就接受了。但当雅典舰队前来强制执行通牒时却发现，波提迪亚已经暴动，并且科林斯人以志愿军名义介入了。雅典不得不手忙脚乱地与马其顿妥协，以便腾出手来完成对波提迪亚的合围。两年后，围城大军才攻陷波提迪亚，这场战斗耗费了雅典大量的财政储备。
几乎在同一时间，雅典还发出禁止麦加拉人使用雅典港口和进入雅典市场的贸易禁令。这一现代世界广为熟知的经济制裁在当时希腊世界的非战争年代尚不多见。很多学者认为《麦加拉法令》是避免战争的威慑行为，甚至其经济伤害性也有待商榷。(92)麦加拉是唯一一个两次参加科林斯挑起的战争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卡根认为，伯里克利担心如不惩罚麦加拉无异于鼓励更多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参加科林斯的战争冒险。(93)但如果直接对斯巴达的盟邦麦加拉采取军事措施，则无疑是对《三十年和约》的公然违反。伯里克利再次采取了中间路线，实施技术上并不违约的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以期能对麦加拉和其他斯巴达盟邦的未来决策产生影响。“波提迪亚通牒”与《麦加拉法令》都是对科林斯的挑衅，旨在不让科林斯获得盟邦支持，同时避免斯巴达卷入区域冲突。《麦加拉法令》是对那些与科林斯为伍城邦的警告，而“波提迪亚通牒”则用来警示对雅典怀有二心的盟邦。
然而，《麦加拉法令》和“波提迪亚通牒”最终将斯巴达强硬派推上了前台。(94)在斯巴达强硬派眼里，上述行为都成了其向国内展示雅典敌意的绝佳证据。公元前432年7月，强硬派占多数的监察官邀请了对雅典强烈不满的城邦参加斯巴达公民大会，这是唯一一次外邦受邀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发言。尽管强硬派在5名监察官中占据了多数，但要彻底改变多头混合政体下的斯巴达的对外政策，仍需利用议程设置权和借助外力来扭转形势。科林斯在所有控诉雅典的外邦中最后一个发言，发言的矛头直指斯巴达国内的温和派和广大摇摆不定的中间派。(95)科林斯的发言首先把雅典长期以来的行为进行选择性嫁接串联，从而勾勒了一个蓄意扩展、野心勃勃的雅典形象，全然忽略了自身在近期事件中的强硬和冒险。科林斯为斯巴达框定了一个因雅典扩张而日益加剧的损失前景，斥责斯巴达行动迟缓、贻误战机，打击斯巴达人的荣誉感并试图激起其对失去盟友的恐惧。这些言论对于占斯巴达政治多数的中间派尤其是没有经历过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年轻人来说是有力的触动。
雅典也派出非官方使团来到大会现场，之所以选择非官方形式是为了防止让斯巴达公民大会来裁决两个平等盟主间的纠纷，从而在声势上自居其下。雅典人和温和派领袖阿基达马斯国王试图劝说斯巴达公民保持镇定，先按照《三十年和约》诉诸仲裁和谈判而不要急于选择战争。他们都试图告诉情绪已被煽动起来的斯巴达公民，雅典是一个不一样的海上力量，传统战略和斯巴达陆上力量未必起作用，因此不要被别人的利益牵引，而应给和谈一个机会。投票前，监察官斯提尼拉伊达(Sthenelaidas)总结发言，他撇开国王的劝告，宣称雅典人威胁斯巴达的荣誉和盟友安全，要求就雅典是否是侵略者和是否违反《三十年和约》进行表决。当群情激奋的公民大会以传统的呼喊方式进行了表决后，斯提尼拉伊达又声称自己不能辨明哪一方声势更大，要求以更明确的方式再次表决。于是，在激情被点燃的公民大会上，强硬派以明确无误的优势获得了想要的结果。在一个月后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上，科林斯与斯巴达强硬派的合作再次获胜，敌意合理化危机阶段以法理上的宣战告终。
(四)边缘政策危机阶段(公元前432年—公元前431年)
公元前432年宣战后，9-10月原本是作战的最佳季节，斯巴达军队却并无动静。相反，从公元前432年8月到公元前431年3月的半年里，斯巴达陆续派出三批外交使团前往雅典。修昔底德认为斯巴达使团的目的在于继续为战争寻找借口，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设想遣使和谈是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的决定。(96)卡根则判断派遣使团是斯巴达国内温和派与强硬派争取后的结果。(97)但无论是谁的决定，斯巴达强硬派的目的都是利用和谈失败逃避主动挑起战端的指控，同时彻底切断国内温和派以及反战盟邦的和平念想。三批使团在雅典和斯巴达间的互动开启了最后的边缘政策危机阶段。边缘政策危机是一方蓄意挑战并试图迫使对手放弃曾经做出的重要承诺，其典型特征是希望对手能够退却而非应战。(98)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边缘政策危机的主体对象一边是伯里克利，一边是以阿基达马斯国王代表的在国内已摇摇欲坠但仍试图为和平做最后一搏的斯巴达温和派。随着斯巴达公民大会和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相继做出裁决，斯巴达温和派已没有退路，只有雅典做出适当让步才能够帮助其在国内斗争中立足。如果外交努力失败，则会进一步证明强硬派政策主张的合理性。
三批使团带去的矛盾信息似乎反映了斯巴达国内斗争的瞬息万变。第一批使者利用百年前亵渎神明的宗教事件，试图将强硬不肯退让的伯里克利拉下马。该策略与之前斯巴达驱赶地米斯托克利并支持塞蒙的方式如出一辙，但对于地位稳固的伯利克里来说毫无作用，因此这更像是斯巴达强硬派有意搞砸和谈的手法。第二批使者一开始要求解除波提迪亚之围和尊重厄基那的独立，随后很快把诉求化约为“公开取消《麦加拉法令》以避免战争”。这一条件相比斯巴达公民大会和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的决策已是一个明显让步，对于雅典也更具操作性，符合斯巴达温和派迫切需要对方让步来稳固国内地位的诉求。第二批使者果断地抛弃了利用斯巴达及其同盟来谋取私利的科林斯，只要求保护无辜遭殃的盟国麦加拉以挽回盟主颜面，这显然并不过分。第三批到来的使者却不再寻求妥协，他们空洞地要求雅典“给希腊人以自由”，这一几乎要将雅典帝国解散的条件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
雅典人仍在为斯巴达第二批使者提出的条件怦然心动。尽管斯巴达依然拒绝仲裁，但如果撤销针对麦加拉的制裁就可以避免大战，在雅典多数公民也无意与斯巴达开战的情形下，这一让步已极大地动摇了雅典内部的政治团结。雅典公民大会为此分裂，伯里克利不得不发表演说进行规劝。他花了很大力气向雅典公民证明《麦加拉法令》是雅典决心的证明，撤销法令绝非无谓小事，一旦让步将招来对方更多、更大的要求。(99)伯里克利还呈现了自己的取胜战略规划，他指出斯巴达人的资源和国力支撑不起与依托城墙和海军的雅典进行长期较量，最终会率先妥协。当伯里克利借口雅典法律禁止撤销已刻在石板上的法令时，第二批斯巴达使者甚至都为他想好了解套的方式——“把石碑倒过来即可”。然而，此时的伯里克利坚持他在这场边缘政策危机中的诉求，即等待斯巴达强硬派无奈接受第三方仲裁。按照伯里克利的话说：“在试图以法律形式解决以前，一个平等者以命令的形式向其邻邦提出的任何要求，不论这些要求是大是小，其意图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我们接受他们的奴役。”(100)
讽刺的是，公元前431年3月，正当伯里克利与斯巴达温和派相互考验意志和决心时，战争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开始了。数百名底比斯人在一个乌云笼罩的夜晚趁黑偷偷溜进了小城普拉提亚，以这样不光彩的方式开启了长达27年、毁灭了古希腊“黄金时代”的大战。(101)这一公然违背了《三十年和约》的行径使得仍在为和平做最后努力的斯巴达温和派意识到留给斯巴达的选项只能是要么派出步兵，要么为其盟邦底比斯的鲁莽行动赔礼道歉。(102)在注重荣誉的古希腊社会，紧张的国际和国内压力使斯巴达仍在台面上的温和派主动为盟友行为道歉的政治空间几乎不存在。在国内压力和荣誉感等因素的驱使下，阿基达马斯国王不得不在公元前431年5月领兵进攻阿提卡。
五、结论
外交政策始于国内，任何过程研究都必须打开国家的黑箱。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外交史上的一大难题，脱离(城邦)国家内部历史的外交研究不可能不造成严重的曲解。(103)通过聚焦雅典和斯巴达内部形成的对外政策派系，不难看到，两强内部各自强硬派总是在客观上彼此互送弹药，以便战胜各自的温和派；而温和派的暂时成功往往最终引起失望，从而进一步增强强硬派的势力，成为战争爆发深刻的国内政治动能。(104)修昔底德尽管没有提出“双层博弈理论(two-level game theory)”，却在2400多年前的著作中深入刻画了这种决策图景。打开(城邦)国家黑箱有助于补足现有强调恐惧或同盟等过程机制解释的不足。由于国内决策群体不是理性的单一个体，有些人会感到恐惧，有些人会担心被盟友抛弃，有些人则不以为意。在确认因果机制时，需要用国内政治动能的视角去确证、揭示究竟是持哪一种政策主张的群体在国内竞争中获得了决策权。套用修昔底德对于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的区分法，强调恐惧或是同盟的过程机制只是一种表象机制，国内政治动能机制才是根本的过程机制。
尽管对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责任认定持有不同立场，但卡根等古典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根据对外政策立场的强硬与温和对城邦内部派系进行区分。国内政治解释是对外决策分析的一个重要层次，这一层次涵盖了诸如政体、文化、阶级和领导人等因素。修昔底德描绘了不少惨烈的城邦内派系斗争，例如伊庇丹努、科西拉、普拉提亚以及战争后期的雅典等。这些斗争与城邦的对外政策紧密交织，以至于城邦内部的“背面战场”成为修昔底德战争叙事的第二条主线。(105)然而，本文并非追溯到经济基础的结构机制，(106)而是特定群体的认知和偏好导致对外政策的因果机制。沿着这条国内政治动能的解释路径，还应该追问这些认知和经验从何而来以及如何塑造了参与决策群体的不同认知和偏好。比如，斯巴达温和派之所以倾向和平，是因为他们对于雅典的实力特别是海军实力有着更准确的理解，对于战争的代价和毁灭性有着更深的认识：而强硬派相信短期内取得决定性胜利是可能的，其对于双边和各自同盟相对实力的理解是错误的。(107)这种认知分歧与经验有关，阿基达马斯国王和伯里克利的审慎立场明显受到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影响。(108)显然，对于决策群体认知和偏好的由来和分化，还需要继续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深化研究，以建构起一套完整的国内政治动能解释理论。
不管是古希腊世界还是今天，任何社会里能够操控且持续关心对外政策的永远是少数精英，长期接触对外政策的精英往往有着较为固定的立场和观点。居于对外政策立场光谱中间的群体尽管占据多数，但往往因缺乏兴趣、信息、知识、时间或平日不太关心对外政策问题。一旦出现外交危机和国际结构压力收紧，占据多数的中间派将是温和派与强硬派争取的对象，国内政治结构上的变化因此成为危机走向的最后决定因素。雅典和科林斯之间的危机既是斯巴达温和派和多数公民眼中的派生性危机，也是斯巴达强硬派期盼已久的敌意合理化危机。当温和派和强硬派争夺激化时，中间派出于理性判断、个性使然或情绪冲动必然产生分化，而中间派分化后的流向决定了最终胜出的派系。勒博关于危机类型的划分依然是一种国家黑箱化视角。对于危机研究来说，国际危机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内危机，有必要聚焦国家内部针对特定问题的强硬/温和派系的形成及其消长。在走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五十年危机”时期，可以发现雅典与斯巴达的和平取决于两国温和派是否能够执政。危机则往往导致双方国内强硬派的抬头，甚至有时危机就是强硬派蓄意制造的，而当两国强硬派同时掌握各自国内政局时，战争就变得很难避免。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距今将近2500年之遥的历史事件，遗留下来的史料非常有限。古典学家所做的研究本质上都是在史料允许的范围内以各自的时代问题重构历史，如卡根所言，每一代人都需要为自己著史，因为每一代人都带着不同的时代问题在审视历史。(109)在有限史料和古典学家研究成果许可的范围内，本文以国内政治动能的视角重组了那段历史。如果在现有的条件下把这段历史发展成建立在可能性猜测基础上的普遍解释理论，再回过头来回答“陷阱论”所指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成因问题，这只会导致研究方法上的循环论证，反而损害理论的科学性。本文通过国内政治动能框架来完成微观机制的抽象提炼和理论构建，有助于“修昔底德陷阱”作为一个有古典学依据的理论解释机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注释：
①唐纳德·卡根著，陆大鹏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引言”，第IV页。
②Jonathan Kirshner,"Offensive Realism,Thucydides Traps,and the Tragedy of Unforced Errors: Classical Realism and US-China Relations,"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Vol.1,No.1,2019,pp.52-55; Jonathan Kirshner,"Handle Him with Care:The Implication of Getting Thucydides Right," Security Studies,Vol.28,No.3,2018,pp.18-21；张晓通、郝念东：《“修昔底德陷阱”还是“艾利森陷阱”？——兼论中国的应对之策》，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17-19页；陈村富：《古希腊有过“修昔底德陷阱”吗？——艾利森教授造假背后之“圈套”》，载《南国学术》，2020年第3期，第356-363页。
③Thuc.I.23.6.根据西方古典学的学术规范和惯例，本文对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引注直接标注原文编码。比如在“Thuc.I.23.6”中，“Thuc.”为“Thucydides”的缩写，指其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数字“I”指第一卷，第一个数字“23”指第23自然段，如有第二个数字如“6”指该段的第6句话。章节位置参考的是徐松岩依据克劳利版本所译的中文版。在文句翻译上，更多参考的是谢德风根据华尔纳英译本的翻译。“Diod.”指代狄奥多罗斯的《历史丛书》，“Hdt.”指代希罗多德的《历史》，“Plut.”指代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后续第一个数字代表卷次，第二个数字代表节次。参见修昔底德著，徐松岩译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注修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狄奥多罗斯著，席代岳译：《希腊史纲》(全五卷)，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2019年版；希罗多德著，徐松岩译注：《历史：新译本》，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普鲁塔克著，席代岳译：《普鲁塔克全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版。
④Graham Allison,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7.
⑤潘蓉、肖河：《尚未触发的“修昔底德陷阱”与美国对华政策》，载《国际论坛》，2020年第2期，第93页。
⑥蒋建忠：《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因果机制：内涵、作用与挖掘》，载《前沿》，2016年第7期，第19页。
⑦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⑧刘骥：《社会科学为什么要找因果机制——一种打开黑箱、强调能动的方法论尝试》，载《公共行政评论》，2011年第4期，第51页。
⑨潘蓉、肖河：《尚未触发的“修昔底德陷阱”与美国对华政策》，载《国际论坛》，2020年第2期，第95页。
⑩时殷弘：《巨变与审慎：论对外战略问题》，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61页。
(11)Arthur Waldron,"There Is No Thucydides Trap," http://supchina.com/2017/06/12/no-thucydides-trap/，访问时间：2020年6月16日。
(12)Arthur Stein,"Respites or Resolutions? Recurring Crises and the Origins of War," in Richard Rosecrance and Steven Miller,eds.,The Next Great War: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S.-China Conflict,Cambridge:The MIT Press,2014,p.14.
(13)理查德·内德·勒博著，赵景芳译：《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14)“时间点命题”源自卡根的一段话：“人类社会中某些看似明显的选择会因为之前发生的事件而成为不可能，有时又会因此而变得更为可能。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前，肯定有那么一个时间点，从那个时间开始，时间的进程已经没有办法改变，战争成为必然。在那个时间以前，人们是可以做出决定改变事件进程的。”参见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9,p.4。
(15)理查德·内德·勒博：《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第25-116页。
(16)理查德·内德·勒博：《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第1-4页；Richard Ned Lebow,"Play It Again Pericles:Agents,Structur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No.2,1996,p.231; Richard Ned Lebow,"Thucydides,Power Transition Theory,and the Causes of War," in Richard Ned Lebow and Barry Strauss,eds.,Hegemonic Rivalry:From Thucydides to the Nuclear Age,Boulder:Westview Press,1991,p.125;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3,p.345。
(17)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4；熊文驰：《“五十年危机”：战争何时“必然”到来？》，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5期，第2页。
(18)理查德·内德·勒博：《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第2页；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76页。
(19)Arthur M.Eckstein,"Thucydides,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and the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ory,"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25,No.1,2003,pp.757-774; James Lee,"Did Thucydides Believe in Thucydides' Trap?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and Its Relevance to U.S.-China Rela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Vol.24,No.1,2019,pp.70-75；欧文著，戴智恒译：《修昔底德笔下的人性》，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42-49页；陈玉聃：《人性、战争与正义：从国际关系思想史角度对修昔底德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78页；陈玉聃：《战争始于何处？——修昔底德的阐述与国际关系学界的解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第78页；晏绍祥：《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论“修昔底德陷阱”》，载《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111页。
(20)何元国：《“修昔底德陷阱”：一个站不住脚的概念》，载《安徽史学》，2020年第2期，第124页；任晓：《国际关系学的“去历史化”和“再历史化”——兼疑“修昔底德陷阱”》，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7期，第142-154页。
(21)Charles Maier,"Thucydides,Alliance Politics and Great Power Conflict," in Richard Rosecrance and Steven Miller,eds.,The Next Great War: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S.-China Conflict,p.95; Arthur M.Eckstein,"Thucydides,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and the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ory," pp.768-774.
(22)Graham Allison,"The Thucydides Trap," in Richard Rosecrance and Steven Miller,eds.,The Next Great War: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S.-China Conflict,p.77；伯里著，陈思伟译：《希腊史II》，长春：吉林出版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版，第476页；潘蓉、肖河：《尚未触发的“修昔底德陷阱”与美国对华政策》，载《国际论坛》，2020年第2期，第94-97页；保罗·卡特利奇著，梁建东等译：《斯巴达人：一部英雄史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33页。
(23)相关研究可参见何元国：《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论探微》，载《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135-139页。
(24)古典学家常用术语“pentekontaetia”，也可译为“五十年纪”“五十年叙事”，指始于公元前480年波斯第二次入侵到公元前432年斯巴达公民大会之间约半个世纪的时期。
(25)李隽旸：《恐惧抑或默许——斯巴达战前海洋战略再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3期，第108-123页；熊文驰：《“五十年危机”：战争何时“必然”到来？》，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5期，第4-13页。
(26)Richard Ned Lebow,"Thucydides,Power Transition Theory,and the Causes of War," pp.128-129;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345-346；乔治·格罗特著，晏绍祥、陈思伟译：《希腊史：从梭伦时代到公元前403年》(上册)，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74、785-786页。
(27)雅典与斯巴达爆发过两次大战，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461年至公元前446年，第二次爆发于公元前431年，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实际上记录的是第二次战争。因为修昔底德著作声名远扬，人们通常以“伯罗奔尼撒战争”指代第二次战争。
(28)潘蓉、肖河：《尚未触发的“修昔底德陷阱”与美国对华政策》，载《国际论坛》，2020年第2期，第97页。
(29)乔治·格罗特：《希腊史：从梭伦时代到公元前403年》(上册)，第786页；理查德·内德·勒博著，陈锴译：《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页。
(30)Thuc.I.75.2-5；乔治·格罗特：《希腊史：从梭伦时代到公元前403年》(上册)，第773页。
(31)Lawrence Freedman,Strategy:A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33；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第142页。
(32)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Wa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pp.89-210；晏绍祥：《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论“修昔底德陷阱”》，载《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114-12l页。
(33)有关两大同盟各自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的介绍参见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9-48; 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101-124；N.G.L.哈蒙德著，朱龙华译：《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53-257、300-303、395-402页；伯里：《希腊史II》，第394-396、404-410页；乔治·格罗特：《希腊史：从梭伦时代到公元前403年》(上册)，第593-607、775页；任军锋：《帝国的兴衰：修昔底德的政治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17-121页；祝宏俊：《古代斯巴达政制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145页。
(34)Charles Maier,"Thucydides,Alliance Polities and Great Power Conflict," in Richard Rosecrance and Steven Miller,eds.,The Next Great War: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S-China Conflict,pp.95-96.
(35)祝宏俊：《同盟政治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发生》。载《史林》，2019年第5期，第173页。
(36)Glenn Snyd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Vol.36,No.4,1984,pp.461-495.
(37)Lawrence Freedman,Strategy:A History,p.32; Richard Ned Lebow,"Thucydides,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Causes of War," p.129.
(38)Jonathan Kirshner,"Handle Him with Care:The Implication of Getting Thucydides Right," p.17; 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67-68,p.70,pp.100-101,p.200;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26.
(39)彼时的希腊世界呈现两极格局，在两大同盟以外的力量中，斯巴达与宿敌亚哥斯的和约离期满尚远，在两强关系融洽时，亚哥斯也没有动力主动招惹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以内，对斯巴达现行的温和雅典政策不满的只有实力弱小的厄基那和麦加拉。因此，科林斯无法像公元前421年那样使其退出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威胁具有切实的可信性。参见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292。
(40)Thuc.V.17.2.
(41)理查德·内德·勒博：《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第11页。
(42)理查德·内德·勒博：《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第270、392-393页。
(43)陈村富：《古希腊有过“修昔底德陷阱”吗？——艾利森教授造假背后之“圈套”》，载《南国学术》，2020年第3期，第356-363页；钱乘旦：《拨开“修昔底德陷阱”迷雾》，载张铁柱、陶德言主编：《强国策：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版，第224-225页。
(44)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0-131页。
(45)Hdt.5.63-76; 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167；N.G.L.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第301页。
(46)Hdt.8.42-44；伯里：《希腊史II》，第323-325、388页。
(47)Plut.Them.4,7-8,10-20；伯里：《希腊史II》，第332-338、396页。
(48)Hdt.9.106.
(49)Hdt.9.114-119；伯里：《希腊史II》，第354-355、394页。
(50)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31；伯里：《希腊史II》，第388-389页。
(51)G.E.M.de Ste.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173-178.
(52)Thuc.I.22.4; Thuc.III.82.2.
(53)Thuc.I.94.
(54)乔治·格罗特：《希腊史：从梭伦时代到公元前403年》(上册)，第561-564页；伯里：《希腊史II》，第390-392页。
(55)Diod.11.46-47.
(56)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35-38.
(57)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89-97；N.G.L.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第405页。
(58)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169-170;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52.
(59)祝宏俊：《古代斯巴达政制研究》，载《史林》，2019年第5期，第153-159页。
(60)Diod.11.50;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3；李隽旸：《恐惧抑或默许——斯巴达战前海洋战略再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3期，第108-115、121页；N.G.L.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第407页。
(61)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51；伯里：《希腊史II》，第392页。
(62)Diod.11.54; Plut.Cim.16; 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172-173;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54.
(63)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173,p.178；伯里：《希腊史II》，第411-412页。
(64)保罗·卡特利奇：《斯巴达人：一部英雄史诗》，第12l页。
(65)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52-55.
(66)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59-61；保罗·卡特利奇：《斯巴达人：一部英雄史诗》，第121页；祝宏俊：《古代斯巴达政制研究》，载《史林》，2019年第5期，第152页。
(67)有关塞蒙带领的雅典军队被单独驱逐这一事件，修昔底德本人并未提及国内政治原因，古典学家则多强调两个城邦内因对外政策分歧形成的派系政治因素。Thuc.I.102.1-4; Plut.Cim.16-17;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71-74; 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172,p.179；保罗·卡特利奇：《斯巴达人：一部英雄史诗》，第129页；N.G.L.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第457页；伯里：《希腊史II》，第414、424页。
(68)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8页。
(69)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86.
(70)从斯巴达事后对主帅的惩罚来看，普鲁塔克认为是国王和其顾问收受了伯利克里的贿赂才撤军。但圣·克鲁瓦认为贿赂是否存在并不关键，更重要的是对雅典的外交政策立场和国内政治因素。参见Plut.Per.22; 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197-200。
(71)Plut.Per.23;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83.
(72)Plut.Per.28.
(73)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205.
(74)理查德·内德·勒博：《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第26页。
(75)古希腊殖民地与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由大航海开启的殖民地并不相同，古希腊殖民者的祖国也并非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使用的“宗主国”一词，而被称为“母邦”。古希腊殖民地虽然是由母邦设立的，但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殖民者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母邦人的利益。殖民者往往沿袭家乡的政治制度，与母邦进行贸易，在母邦的节日里祭祀与母邦同样的神灵。在遇到麻烦时，一方可能会向另一方求助，但这并不属于义务。多数殖民地与母邦关系友好，科林斯与科西拉是个例外。参见唐纳德·卡根等著，袁永明等译：《西方的遗产》(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76)Thuc.I.26.3.
(77)科林斯出动了30艘战船和3000重装步兵。麦加拉出动战舰8艘、琉卡斯10艘、安布累喜阿8艘、埃彼道鲁斯5艘、赛法伦尼亚4艘、特洛森2艘、赫迈俄尼1艘。另有伊利斯、底比斯和弗里阿斯出资襄赞。
(78)理查德·内德·勒博：《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第48页。
(79)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242.
(80)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241.
(81)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242.
(82)伯里克利任命塞蒙之子拉柯代蒙尼斯统帅这支舰队既有外交信号上的价值，也被认为是对国内温和派的算计。参见Plut.Per.29;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243-245。
(83)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第40、43页。
(84)科林斯派出90艘战舰、伊利斯10艘、麦加拉12艘、琉卡斯10艘、安布累喜阿27艘、阿纳克托里姆1艘。
(85)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265-266.
(86)增派这20艘战舰是雅典内部强硬派与温和派政治斗争的结果，但科林斯人不知道后续将没有新的战舰赶来增援。参见Plut.Per.29;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248。
(87)N.G.L.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第503页。
(88)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251-252; Plut.Per.13-14.
(89)历史上存在不止一个《麦加拉法令》，与伯里克利相关的就有两个。圣·克鲁瓦考证了全部四个，卡根认为伯里克利可能颁布过两个时间相隔不远的《麦加拉法令》，这里只讨论与修昔底德著作直接相关的法令。参见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226-227。
(90)理查德·内德·勒博：《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第27、46页。
(91)Diod.12.38; Plut.Per.17,29; 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254-272; 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254-261.
(92)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256-257.
(93)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265-266.
(94)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269,p.285.
(95)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286-292.
(96)Thuc.1.126.1; Giovanni Parmeggiani,"How Sparta and Its Allies Went to War:Votes and Diplomacy in 432-1 B.C.," Historia,Vol.67,No.2,2018,pp.244-255.
(97)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307.
(98)理查德·内德·勒博：《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第69页。
(99)Thuc.I.140.4-5; Thuc.I.141.1.
(100)Thuc.I.141.1.
(101)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第1、76-77页。
(102)维克托·戴维斯·汉森著，时殷弘译：《独一无二的战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怎样打伯罗奔尼撒战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103)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reface," p.viii.
(104)时殷弘：《两强关系稳定的条件与稳定终告倾覆的趋势：三大历史范例的动能透视》，载《当代美国评论》，2020年第2期，第57页；时殷弘：《巨变与审慎：论对外战略问题》，第163页。
(105)任军锋：《帝国的兴衰：修昔底德的政治世界》，第100-106页。
(106)张广生：《伯罗奔尼撒战争与“修昔底德陷阱”问题》，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20-25页。
(107)Richard Ned Lebow,"Play It Again Pericles:Agents,Structur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p.252.
(108)Thuc.I.80-81; Thuc.I.141-142.
(109)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reface," p.vii
莫盛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