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导读：现代经济学基于演绎逻辑来构建学说体系，相应的命题和定理等都依赖于逻辑前提，因而认识和发展现代经济理论的关键就在于对其所依据的逻辑前提进行审视和完善。本章通过对现代消费理论的三大基本假设——劳动负效用、稀缺性资源以及时间偏好的剖析表明，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那些“不言自明”假设实质上只是短期内所呈现出的事物假象，是静态分析的自然结果；相应地，以此为基础所推导出的其他知识和论断往往存在明显的偏误，也不利于对社会实践的合理引导。

一、引言

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形而上的演绎分析基础上，它基于规则（公理）和事件（假设和应用性假定）产生一个可供检验的声称结果，并推出可能的理论命题。相应地，演绎分析体系就具有这样三大特征：（1）演绎法所推出的结论依赖于公理假设和应用性假定，从而并没有新知识的产生；（2）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公理假定当作基本信条而致力于将研究建立在逻辑的有效性上，从而没有实际考察前提假定的合理性；（3）那些可供经验检验的结论往往会遇到太多的检验难题，从而波普尔的证伪逻辑往往发挥不了多大作用。这也意味着，基于形式逻辑的演绎分析具有很强的同义反复，大量的命题都是人为构造出来的。奈特就指出，“科学只能复制或重新排列已有的要素，而无法指导真正的创造。真正的创造属于艺术领域，包括发现新目的和用于实现目的的新手段。”[1]有数学专业人士就宣称：没有证明不了的命题，问题是你需要什么样的假设。鲍莫尔则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数学操作法所得到的东西不会多于有待于验证的前提本身所包含的那些东西。”[2]

既然如此，又如何认识和批判一个经济学命题呢？关键就在于对它所依赖的假设进行审查：只有基于合理假设所推导出的命题才是合宜的。博兰就写道：“每当你提出一项支持某一命题的经验论据时，你就是在声称，该论据的形式在逻辑上是令人信服的，并且你的假设也是真实的。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经验论据的真实性来说，逻辑上的令人信服乃是一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3]那么，在如此追求数学逻辑严密性的今天，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设定的假设合理吗？第2章的分析表明，现代经济学的假设往往来自想象和虚构而非对本质的认知，乃至基于这种假设所展开的分析往往是现象解释性的而非问题解决性的，这就严重制约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实践功能。当然，自从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对象从组织换到个人，消费就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领域为代表的；正因如此，新古典经济学往往也被称为消费经济学，其理论在被成为消费行为理论，进而扩展为选择行为理论。有鉴于此，本章集中剖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消费行为理论所依赖的几个相互关联的基本假定——劳动负效用、稀缺性资源和时间偏好，并由此来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前提，进而揭示现代主流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内在缺陷。

二、现代经济学的假设特性

现代经济学的消费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些基本假设之上：劳动负效用假设、资源稀缺性假设、时间偏好原理以及边际收益递减原理等，这些假设是经济学说史的经济学家基于直觉和经验而从大量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提炼出来的，并被视为不言自明的事实知识或公理，现代主流经济学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演出其他知识和命题。然而，这些前提假设却因明显的非现实性而招致其他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广泛批判，进而动摇了整个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有鉴于此，弗里德曼等人提出了一个“假设的现实无关性”命题来为之辩护：假设是否现实并不重要，只要能为经验所证实的假设就是合理的，以此假设为前提的逻辑推导论断也是合理的。

问题是，弗里德曼所引入的逻辑实证主义混淆了前提和推论之间的关系：正确的假设前提可以推出正确的结论，这是归真推理法说明的；但是，基于结论的正确性却推不出假设前提的真实性，这是归谬推理法所暗含的。为此，西蒙就将假设与推论之间的不对称性称为弗里德曼的“非现实原则”，而萨缪尔森则称之为“F扭曲”。很大程度上，正是囿于“假设的现实无关性”命题的计量分析，导致现代主流经济学进一步趋向“黑板化”，并得出明显偏误乃至荒唐的结论。从根本上说，经济学关注的是具体的社会经济现象，解决的是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经济学理论不应是先验抽象的，而必须是超越先验而来自真实世界。相应地，这就对经济理论的逻辑前提和逻辑关系提出了要求：前提假设必须与社会演进保持历史的逻辑统一，逻辑推理则需要充分纳入文化心理意识。

事实上，社会科学理论所根基于的假设与自然科学理论存在根本性差异：自然科学只能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猜测，然后在通过实验室试验加以检验；社会科学中的变量关系往往在经验和实践中显露出来，从而可以为人们所察觉和认知。哈耶克就强调：尽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必须运用演绎论证的方法。然而，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在自然科学中，演绎论证的过程必须从某个本身就是归纳概括之结果的假设开始；而自社会科学中，演绎论证的过程则是直接从已知的经验要素开始的，而且还必须运用它们去发现直接观察无力确立的复杂现象中的那些常规性。据此我们可以说，它们是经验演绎的科学，亦即从已知的要素中演绎出人们无力直接确立的复杂现象中的那些常规性科学。”[4]

当然，现代主流经济学也会强调，经济理论的假设来自经验。问题在于，人们往往将暂时的表象当作不变的本质，以致经验认知往往也会受到蒙蔽。例如，西尼尔明确地阐述政治经济学中的四个基本命题：（1）收入和效用最大化原理；（2）人口原理；（3）资本积累原理；（4）收益递减原理。西尼尔认为，这四个假设前提是观测或意识的结果，是不需要证明甚至不需要详细表述的，相应地，得自这些命题的推断和这些命题一样有效。果真如此吗，亨特在《经济思想史》一书中就对西尼尔这四个基本命题进行了审视和批判。[5]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消费行为理论所依赖的假设也是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正是从“经验观察”中得出，人是理性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并且不关注他人利益。那么，这种认识合理吗？马克思经济学就强调，人是社会环境的创造者，也是人类自身的创造者，人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劳动过程以及生产关系的塑造中不断变动。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接受传统智慧所给定的假设前提，而是应该基于现实和理论两大维度对习以为常的假设前提进行审视，基于知识的契合对这些假设进行修正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只有对现代经济学理论或学说体系所依据的逻辑前提进行审视，才能真正认识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才能推动这个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进而构建出更为合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劳动负效用假设剖析

现代消费经济学的核心理论首先就体现为劳动与闲暇之间的替代假说，劳动厌恶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人性假设，劳动负效用成为效用或福利函数的基本假设。这一假设可以追溯到边际革命时期。例如，杰文斯认为，劳动本身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的成本，并将劳动定义为：以获得未来物品为目的，部分或全部的身心所经历的任何痛苦的努力。[6]更早的主观价值论先驱西尼尔则将劳动视为工人放弃休息和安乐的一种牺牲，就如同节制是资本家放弃享乐的一种牺牲，两者的牺牲都与主观心理感觉相联系。承袭这种认知，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强调，劳动支出必须以相应的收入来激励，越是艰苦的劳动所需要获得的报酬就越高。舒马赫写道：“举世都公认财富的一个基本来源是人类的劳动。时下，现代经济学家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将‘劳动’或工作视为一种必要的恶。从雇主的观点而言，劳动不管如何仅仅是一项成本，如果不能完全予以删除，譬如说，通过自动化，也要将之降到最低。而从工人的观点来看，工作是以牺牲其休闲及舒适换来的，属于‘无效用’；因此，工资是对该牺牲的一种补偿。于是，雇主的理想状况是有产出就不用工人，而工人的理想状况是有收入就不用就业。”[7]问题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对劳动假设的设定合理吗？基于这种理解的制度安排有助于推进社会进步吗？

（一）劳动的本质功能与现实异化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通过自己的劳动，人们不仅改变了自然界，也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塑造了他们自己的本质；因此，劳动是人类能力提高和人性发育的根本方式，体现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也就是每个人所必需的。同样，佛教认为劳动至少有这样三大功能：（1）提供人类一个利用及开发其才能的机会；（2）使人类能借由与别人共同参加一项任务而去除自私自利；（3）为适当的存在带来所需的物品和劳务。[8]同时，基于对劳动性质的不同认知，也带来了社会实践的重大差异。例如，根据劳动负效用观，理想状态就是取消工作，或者实行自动化，或者深化劳动分工。相反，根据劳动本能观，每个人应该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工作，而不是以无所事事的休闲和炫耀性消费来取代工作。事实上，行为科学家赫茨伯格、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以及诸如麦格雷戈等管理学家都强调，人是积极主动的生产者，人们愿意投身到具有吸引力的工作中去。为此，就要区分两类工作：一是增强人类技巧和能力的劳动；二是将人类工作转化成机械式奴役的劳动。进而，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则将劳动分为内向性劳动和外向性劳动，其中，内向性劳动都可以得到一些类似副产品的结果，从而人们往往甘受这种劳动。[9]

由此，就可以理解马克思的劳动观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劳动负效用假设之间的矛盾。究其根本，马克思强调“人类第一需要”的劳动观，是基于本质层次上的劳动而言的；但是，现实中的劳动大多已经严重异化了：绝大多数人所从事劳动都并非他本身偏好或擅长的劳动，而是被现实社会的扭曲性分工体制下所强制规定的。马克思写道：“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10]这就是劳动的异化。此时，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统治了劳动者，人在劳动中无法获得创造的自由，而是充满了软弱无能和从属依赖，以致劳动就成了享乐的对立面，“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11]正是由于劳动的异化，它成为异己的东西，因而现实劳动就成为人们极力逃避的负担。马克思就说：“斯密在下面这点上是对的：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是外在的劳动强制，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12]同样，马歇尔说：“如某些社会主义者相当夸大其词地说的那样，除非有某事发生，以致完全剥夺了他们的工作，则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喜爱自己的适度工作。但不论正确与否，大多数人相信，在谋生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对他们毫无剩余乐趣而言，相反地，对他们却有所耗费。”[13]在这里，马歇尔所比较的实际上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劳动。

同时，劳动的异化不仅影响人们的劳动态度，影响生产观、消费观，而且影响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一个明显的衍生现象就是，现代社会越来越处于一种不定的状态，人变得越来越忙，愈发产生焦虑和烦的感受。为此，别尔嘉耶夫就把忙、焦虑、烦视为不自由和异化的表征。[14]进而，马克思将社会中出现的包括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等在内的各种异化都归结为劳动的异化。（1）劳动本来是人类特有的生命活动，人的根本属性就是通过劳动的自我创造，个人通过自身活动自由地创造并改变他们的本质；但是，现实中的劳动却对人性造成了严重的扭曲，使人不是成为人，而是降为动物，使得人类社会陷入欲求的枷锁。（2）劳动的本质应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作为生产创造活动的劳动应该是给自身带来财富、尊严、享受和价值的活动，劳动的手段意义和目的价值也应该是一致的、统一的；但是，现实中的劳动却成为外在于劳动者的异己的东西，是一种自我折磨、自我牺牲的活动。塞耶斯就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看来，人们虽然接受了自由主义的社会观念，但他们并非自由主义社会观念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社会生产者。他们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不仅改变了自然界，也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关系、改变了他们自己的本质。”[15]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观察到并分析的劳动恰恰就是这种异化劳动，也就是米塞斯意义上的外向性劳动。[16]

（二）费孝通对现实劳动的观察

正是由于现实劳动处于严重的异化状态，结果，就不仅大大磨灭了劳动的创造性，而且也严重窒息了劳动的效率。关于这一点，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70多年前就对此做了深刻的洞察，因而这里作较大篇幅的直接引用以为我们所鉴。

费孝通在《机器和疲乏》一文写道：尽管机器工业的发展“可以把一个复杂的动作化作许多小动作，每一个动作本身看来是单纯而简明。然后再在一定的机械原理中把许多小动作集合起来成为一整套的动作，来完成一项生产活动。这种技术的发明，大大增加了人类的生产力。可是从生产活动本身说，有机配合，靠人的神经系统的配合，以便而为机械配合，靠力学原理的配合了……（此时）主要的配合离开了人，人成了整个配合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从属部分了”；不过，“人有一个所以为人的特点，那就是在我们每一动作背后都有一个意义的存在。人并不是单单动作，而是做事。做事固然离不了动作，可是做事是有目的的，每一个动作只对这目的发生价值。要吃饭才烧饭、才举筷。没有事做，实践会成为累赘，我们会觉得无聊，坐眠不安，睡都睡不着。人可以做很多事，每一件事之间又不能是孤独的，想不想做一件事，有没有劲，要看这件事和别件事有没有关系，事事之间还要有一个综合的意义。一个人人格的健全与否就在他能不能在生活中得到一个综合的意义”。

费孝通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首先以大家都能感受到的母亲为例，“我们或者都可以看见或记得一个母亲在为孩子做事时的那股劲道。夜里会起来几趟，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会留起来，操作到不知道劳苦，可是维持着这许多动作和事务的背后显然有一股力量，这力量出自孩子。孩子给了母亲生活的一个综合的意义”；其次以自身为例，“我可以在深夜里，在旅途上，不觉得疲乏地写这本书，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心目中很明白这工作有什么意义，而且这意义就在这书的本身，而不是在从这工作所得到的报酬中间接得来生活上的满足”；再次，以每个人都会参与的运动为例，“运动一样可以使我们觉得累，可是这些动作却并不发生在动作之后的疲乏。这区别并不在动作本身的性质，而是在我们人对于这些动作所加上去的意义。现代工业在目前这种形态中是一套是参加者很容易发生疲乏的工作，不是一套使人发生愉快的生活。这是我个人不愿选择到纽约工厂里去做工的理由”。

为此，费孝通强调，“一个人决不能为生产而生产，为看戏而看戏。换一句话说，一个人不能把他的各种活动分成许多不想管的部分，在部分中秋满足。生活是整个的，动作是关联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人生活中各项活动的配合体系”；相应地，“一个劳工参加生产过程的意义似乎应当多于劳力的出售。他是在参预一个为社会创造生活的过程。若把劳工的动作看成一种商品，那是否认劳力的社会意义。劳工对于所生产的效果对于社会有什么贡献，在劳力商品化的情形下，是不必，也无置喙和顾问。所以我们并不能说劳动者的‘人’参预了生产过程，而只是他的劳力加入了生产活动而已。这成了一个破坏个人活动配合体系的力量，因而它把个人的生活在意义上分割了”；进而，“那些想在把个人动作机械化以求生产效率的人，终于会发现人性无法完全加以单纯化，硬要是这样做时，生产效率也会达到一个限度，无法再加以提高了”。[17]

最后，费孝通接着在《劳资的鸿沟》一文中继续考察了分离的劳动对整体效率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他写道：“个别的目的配合于社会目的的过程一旦不加深究，参加经济活动的人也就把社会目的搁置不问了。有利可得的还可以靠人类的本性，或社会的奖励来发现自己所做的事有什么意义，那些出卖劳力的工人就不容易维持他们的士气了。要他们做工只有让生活的需要来压迫他们，用失业来威胁他们。当然一个人迫于饥饿不能不接受工作，可是这绝不是经济活动的社会目的。这种人就是参加了经济活动也不能在高度的士气里发挥经济的能力”，“积极民主是在使个人积极的参预社会活动，要实现这积极的参预，必须要参预者觉察到他们个别获得的社会意义。在经济活动中做事的必须要觉得他一己的工作使可以提高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而）美国在过去的工业史中并没有达到这境界”，“美国工业是在消极民主的精神中发生出来的。这种精神庇护了大企业的长成，而大企业的目的是在为投资者创造利得……所以没有资本的人并不能充分的和均等的享受由工业中创造出来的幸福。这种分配方式……至少可是使一般在工业中从事工作的劳工们感觉到这些工业并不是属于自己的。他们不过是不得不做工的被雇者罢了。这样在心理上滑下了劳资的鸿沟”。[18]

（三）穆勒的发现与杰文斯的论断

上面的分析表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劳动负效用”假设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异化劳动为基础，它将人视为被动的接受者，从而需要予以货币的补偿。而且，一般地，某类劳动异化得越是严重，它对享乐的对立性就越大，从而越需要更高的工资来弥补，这就是杰文斯的基本论断。那么，杰文斯的论断合理吗？实际上，只要对周边的工资情形作一粗略考察，就不难发现，这种劳动负效用假设往往不尽确实和合理。布劳格就写道：“杰文斯的理论几乎是与现代经济中的雇佣劳动的典型方式不一致的。工人能根据报酬平衡努力的观点对计件工作是具有很大现实意义的，工人面对给定的支付比率，调整他的努力的供给以使收入最大化和使主观的牺牲最小。但是，在现代工厂条件下，劳动服务一般按团组统计，是在不容讨价还价的基础上被出售的；劳动者可能不得不在收入的边际效用等于努力的边际负效用这一点以上做更多。”[19]事实上，更早的穆勒就已经发现，最苦最脏的工作一般来说得到的是最差的报酬。穆勒写道：“真正费力和真正讨厌的劳动所能挣到的钱，不但不比其他的劳动多，而且几乎比其他任何一种劳动都少，因为只有那些没有选择余地的人，才做这种工作。”[20]那么，如何解释穆勒的发现与杰文斯论断之间出现的背反呢？一般地，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解释。

第一，前提假设不同。杰文斯考虑的是同质的人面对不同的工作环境所要求的工资，而穆勒看到的是异质的社会个体在现实世界中能够获得的工资。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中，异质性市场主体在收入分配的博弈过程中所拥有的相对权力是不同：其中，拥有相对稀缺资源的主体往往展示出更大的权力，从而不仅可以获得更为偏好和满意的工作，而且往往也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而拥有大众性资源的主体所面临的境遇则相反。穆勒写道：“不好的工人就不能选择职业。职业越是令人厌恶，其报酬必然越低，因为这类职业总是落在这样一些人的身上，他们最无依靠，最不受人尊重，他们或是由于极端贫困，或是由于缺少技能和教育，因而找不到其他任何职业。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部分是由于下面要讲到的自然的垄断和人为的垄断，所以，一般地说，工资的不均等是背离报酬平衡原理的，而报酬平衡原理则被亚当.斯密错误地说成是劳动报酬的一般法则。劳动的艰难程度与工资收入，并不像社会的一些公平安排那样恰成正比，而一般是成反比的。”[21]在某种意义上，前者的工作往往体现了劳动的本质，而后者的工作则处于异化劳动状态。所以，加尔布雷思写道：“那些从事自己最感兴趣的工作的人，尤其是那些能够全身心地投身到个人工作中的人，总是能够得到最多的收入，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那些对工作毫无兴趣的，其收入水平也最低。那些在店铺里或在生产线上不能够安心工作的工人的收入要比那些担任经理职务的人的收入少得多，而后者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他常常情不自禁地谈起他从工作中获得的乐趣，以及他为了完成工作所花费的大量时间。一般来说，在高级职员当中，职位越高，他从工作中获得的乐趣就越大，报酬也越多。”[22]

第二，分析的对象不同。杰文斯分析的是个人如何决定他的劳动支出，这是以社会工资率既定为前提条件；相反，穆勒分析的是社会工资率本身如何确定，致力于揭示不同行业出现工资率差异的原因。（1）就杰文斯的劳动支出决定而言，一个有财务自由的劳动者往往会根据报酬来决定劳动支出，从而在收入和闲暇之间实现效用最大化。但即使如此，由于现代社会中真正获得财务自由的工薪阶层是不多的，因而人们的劳动支出也不同于杰文斯以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预测。例如，Kahneman就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问出租车司机：你是在生意好的日子工作时间长还是在生意不好的日子工作时间长？司机们的普遍回答是：当然在生意不好的日子工作时间长。其原因就在于，当生意不好时，只有工作更多的时间才能赚到和生意好时同样的钱。这显然不同于杰文斯以及现代经济学的论断，因为在生意好时，花费同样的时间可以赚到更多的钱，那么，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当然应该增加劳动时间。（2）就社会工资率的决定而言，它一般源于社会制度和分配规则，而这又取决于社会传统和权力结构。权力结构决定了谁来制定分配规则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根据自己的意愿或利益来制定分配规则。显然，如果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是金字塔型的，它所决定的分配规则往往就会是锦标赛制的，从而会造成不同岗位和行业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越是底层，行业和岗位的供求数量就越大，个人的意愿和效用对工资决定的影响就越微乎其微，从而工资水平往往也越低。因此，“越是脏累的工作获得的报酬越高”这一观点最多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良好愿望或正义诉求，却远不是社会现实。哈耶克就写道：“有论者主张，地下采煤工、清洁工、屠宰场工人应当得到比那些从事较为惬意职业的人更多的报酬；但是……如果我们要把这种做法视为正义之举，那么我们就惟有以这样一种假设作为基础，而这个假设就是：这种做法对于激励足够多的人去干这些差事来说乃是必要之举，或者说，他们乃至由某个机构刻意指派去干这些差事的。”[23]

当然，在现代欧美发达国家，确实也存在“越是辛苦的工作，收入越高”的现象。譬如，相对于坐办公室的小白领阶层，建筑工人、开垃圾车、大型工程机械车、管道工、水泥工、木工等从事体力工作又需要一定技术的人群往往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显然，这与发展中国家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那么，又如何理解这一点呢？这就涉及社会权力结构以及社会锚定效应。（1）就权力结构的影响而言。一方面，在西方社会，体力性岗位和职位恰恰是工会势力较大的领域，相应的工资水平也就因集体谈判权的提升；尤其是，那些具有技术性的工作更是要经受专门的人力资本培训，能够进入此领域的人数相对就比较少，从而在劳动市场中的谈判力就大。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受新古典自由主义更严重的影响，体力性劳动领域的工会势力相对较弱，从而无法借助集体谈判权来有效提高工资水平；同时，发展中国家体力劳动者的技能普遍比西方社会还要高，且没有那些准入门槛，因而大量了技能性劳动者进入劳动市场，从而就造成工资水平的普遍较低。（2）就锚定效应的影响而言。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受传统社会等级的影响，体力劳动者往往存在着一种自卑心理，将体力劳动本身就视为一种低贱的社会工作，从而也就满足于低廉的工资，并只要有机会就会抛离体力性劳动。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职业平等观已经流行了数百年，体力劳动者并不觉得贱于其他行业，从而也就要求与其劳动付出成正比的工资，劳动市场的非壁垒性也方便他们在不同劳动市场之间转移。

总之，从本质上说，劳动是人类社会的本体，也是人类的第一需要，它塑造了人之所为人的类本质，并在劳动过程中结合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但是，现实世界中的劳动却大大异化了，成为限制个体自由的枷锁，从而也就成为人们希望摆脱的一种“负效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异化劳动的现实，斯密很早就指出，职业本身有愉快和不愉快之分；相应地，一个清洁工就应该比柜台服务员拿更高的工资，从事最令人厌恶工作的刽子手也就可以获得比任何普通行业都优的报酬。[24]相应地，基于这一理论，主流经济学教材往往认为，建筑工人赚的钱要比销售员赚得多，因为与销售员的工作相比，建筑业工人的工作包括更脏、更有害的劳动条件以及更无规律的雇佣关系。[25]问题是，现实世界果真如此吗？事实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现代社会中演员、艺术家和运动员往往可以在几年之内聚集大量财富。例如，姚明打几年篮球就可以卖下东方鲨鱼篮球俱乐部，王宝强拍几年电影就可以自己开电影公司。那么试问：他们的工作如此艰辛吗？对此，斯密提出的解释是，演员、艺术家和运动员这些人从事的都是受到 “鄙视”行业，人们一方面鄙视他们的人品，另一方面则以丰厚报酬酬谢他们的才能；相应地，如果我们停止鄙视他们，他们的收入也就会降到一个农业劳动力的水平。问题是，难道演员、艺术家和运动员这些行业在现代市场社会究竟受到“鄙视”还是“羡慕”？一方面，这些行业在古代社会确实受到鄙视而地位低下，但由此他们往往也只能获得较为低廉的收入；另一方面，这些行业在现代社会却受到众人的敬佩而获得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但由此他们的经济收入也进入了社会的顶层。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还是基于这样两点：（1）社会锚定效应的改变使得人们认可并高估了他们的社会贡献；（2）由影响力转化而来的权力在市场经济中获取了与其贡献极不成比例的收入分配。

四、资源稀缺性假设考察

资源的稀缺性可以称作现代经济学的第一假设，正是基于这一假设，现代经济学致力于稀缺性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无限需求这一技术问题，乃至被视为一门选择的科学。可以说，离开了稀缺性假设，就没有新古典经济学；进而，没有稀缺也就没有竞争，乃至也就不再需要研究经济学。同时，资源稀缺性假设也是现代消费理论的基石，正是由于资源是稀缺的，消费者才需要合理安排消费数量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才会有机会成本等术语的出现。更进一步地，资源稀缺性假设也与劳动负效用假设一脉相承：既然人类往往会逃避劳动而追求享乐，因而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的资源就是重要的。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一“不言自明”假设而进行逻辑推导，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如古典地租理论、工资基金理论、边际收益递减原理、比较优势原理、时间贴现原理以及零和博弈困境等。问题是，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将资源的稀缺当作“不言自明”的存在，但它果真认识了“稀缺”的真实内涵了吗？人类社会中究竟什么东西是稀缺的乃至根本上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解，资源的稀缺性首先针对的是指消费性资源，强调既定消费品与人类欲望满足之间的脱节；后来则逐渐拓展到生产性资源，揭示既定投资品与生产投资需求之间的脱节。由此就带来进一步的问题：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认定的消费资源和生产资源之稀缺是如何产生的？其实，既然现代主流经济学致力于探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这里所“配置”的也就意味着是那些可以为人类所利用的资源；但是，流行的观点却转而将可被人类利用的资源等同于天然资源，进而也就将自然资源视为稀缺的。显然，这一转化就暴露出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资源稀缺性假设存在着明显的逻辑和思维缺陷：它基于一个封闭的系统，并将社会现象割裂开来进行孤立而静态的研究，而没有动态地看到天然资源不断被开发利用的广度和深度，更是无视人造资源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消费性资源的数量取决于社会生产状况，生产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将提供越来越丰富的消费品；另一方面，生产性资源的数量则取决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能力以及创造新资源的能力，生产技术的提高以及社会组织的优化将有效地提供越来越多的生产性资源。因此，我们就需要思考：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根本性稀缺是否就是指消费或生产资源？这涉及资源何以成为资源这一根本性问题。因此，这里就集中从生产性资源的可变性和增长性角度来对“资源稀缺性”假设作一深刻审视。

（一）利用能力与自然资源的转化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倾向于将现有的财货视为资源，但从根本上说，资源并非天然，而是使然。究其原因，既有财货在成为资源之前，它们的物质或实体成分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长期以来这些财货脱离了与人类的关系，从而也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例如，门格尔就将具有满足人们需要的能力的事物称为财货。一般地，成为财货必须具有四个条件：（1）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对应着人们的欲望；（2）必须具有使它有能力引起与欲望满足间的因果联系的各种特性，如果不存在客观的因果关联，即使对应着我们的某些欲望也不是财货；（3）这种因果联系要为人们所认识，如果我们不能认识石油的能源价值，它就不构成财货；（4）此物必须是可支配的，人有将此事物用于满足欲望的能力，如月亮或火星上的矿产在目前就不构成我们的财货。显然，按照这四条件，财货本身就是可变的，具有时空性和不确定性。

同时，按照门格尔对财货的理解，资源或财货的稀缺不是相对于我们需求而言的，而是相对于人类的认知和利用能力而言的。例如，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还缺乏大规模使用石油的能力，因而它虽然丰富，但并不构成资源；再如，在深海沉积物或陆域的永久冻土中广泛存在着由天然气与水在高压低温条件下形成的可燃冰（天然气水合物Natural Gas Hydrate），它具有能量高和污染小的性能，但人类迄今还没有足够的技术开采和使用它；同样，现有的研究表明，月球上蕴藏了100万到500万吨氦3，而只要开发出100万吨氦3就能够保证地球能源使用一万年。相应地，美国制度主义者艾尔斯则强调，“按照物质不灭原理，并不存在‘新材料’这样的东西。在人类几千年前首次进入西半球之前的地质年代里，氦气就肯定已经存在于狭长的德克萨斯北部延伸地区的地下了……直到几年前被用于气球之后，才被当做一种资源”；但新资源则是存在的，“每种材料的历史都是一样的。它是已有发明物与材料的新奇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发明物或一种新材料，或者两者兼有。”[26]这意味着，资源并不是自然的物品、材料或原料，而是人类的一组能力，这些能力以维持生命的方式使用物质世界和非物质世界的材料。[27]也就是说，人类知识和能力的总和才是最重要的资源，并且限定着其他的资源。米契尔说，“人类最无以伦比的资源是知识，因为它是其他资源之母。”[28]那么，自然物质何以成为可以被人们利用的资源呢？根本上在于人们的利用能力以及相应的技术。

从现实意义上讲，只有与人类劳动相结合并处于人类劳动能力可支配和利用的情况下，丰富的自然物质才构成生产性资源；同时，随着人类认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生产性资源也将不断增加。德格雷戈里写道：“某些人将稀缺看作是建立在自然的原则基础之上，那么我们就回到固定的、有限的资源这种观念。作为资源创造的技术理论是动态的。它不把稀缺作为经济学探究的组织原则。没有无限的资源供我们选择和配置，尽管可能确实如此，但我们应对的也不是固定的资源。……使用‘稀缺’资源的一个经济/技术过程也在创造着资源，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配置和使用资源的历史过程，已经创造出了比用掉的多得多的资源”；[29]“简单的问题是，没有技术就没有资源，从而也就没有资源问题。但是人类存在的资源问题只能通过人类努力本身来终结。所谓的替代技术是可以节约资源，但却不能创造资源，会引起比它们解决掉的更多的问题。”[30]因此，要正确理解和区分自然物质和生产性资源，就需要将它与人们的利用能力结合起来，从而需要进一步地将资源与生产技术水平联系起来。事实上，没有技术，人类就无法用一种资源来无限地替代另一种资源；同时，当面临资源的瓶颈时，人类就开始寻求技术突破，从而出现了被应用的新资源，如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

可见，尽管现代经济学往往静态地将资源视为“天然”给定的，但实际上，我们应该将自然物质和生产性资源区分看来，自然物质在成为生产性资源过程中，既是物质过程，也是观念上的过程。因此，资源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有限的。由此，我们也可以审视土地这一的资源，随着人类使用技术和能力的提高，土地的利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展，这种趋势迄今还在持续。维塞尔就指出，“地理学家也许把土地数量视为不变，因为在历史的岁月中被自然的力量添加或者是减损的部分，与整体相比可以忽略。但经济学家由不同视角，只有那些被人们知道的土地，才需要得到人们来考虑。即使在已经发现的区域内，也只需要注意在经济上可利用的土地，实际的经济考虑只涉及这一部分。”[31]很大程度上，就资源的物质存在这一绝对意义上而言，相对于人类的需求和已有利用能力，自然世界提供的自然资源并不是稀缺的，只是大量的资源还无法为人类有效利用。也就是说，人类所缺的正是对资源的利用能力，因而资源的数量就不应看成是稀缺的而应看成是无限的。特别是，由于社会无序引发的恶性竞争还导致那些已经能够被人类利用的少数资源遭到大肆破坏和浪费，因而提高资源的利用能力和创造新的人造资源就成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忽视了资源与人类知识和技术之间的关系，现代经济学才构设了“稀缺性资源”这一充满“混淆”的假设和命题。

（二）劳动支出与人造资源的生成

生产性资源不仅是指自然资源，也包括人造资源，因为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类能力或活动的结果，即使是那些通常被视为自然资源的矿产资源以及土地资源等都是人造的。通常的观点认为，土地是天然存在的，而不是人类劳动所创造的产物；正是将土地资源看成自然赋予的，土地数量也就被视为固定性的。相应地，传统经济学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供给不变（供给曲线垂直）的情况下，土地的地租率完全由土地的需求（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决定；同时，土地的需求取决于土地的边际产品价值，土地的边际产品价值又取决于土地的边际产量和土地上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因而地租率就由土地上的农产品价格所决定。进一步地，由于农产品的价格决定于需求而非供给，而地租则决定于农产品价格而非决定农产品价格，因而斯密、李嘉图、穆勒父子等古典经济学大家都主张增加对地租的课税，甚至是没收地租。其理由是，地租税不能破坏边际土地和较好的土地之间的生产力差别，从而落在地主头上的地租税不能转嫁；同时，税收既不会使农产品价格上升，也不会阻碍人们耕种土地。果真如此吗？

其实，从微观物质意义上说，宇宙中的所有物质都不是人类创造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也不会导致既有物质资源的消失，人类劳动仅仅是改变既有物质的形态，这是物质守恒定律表明的。譬如，一块铁矿，对原始人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后来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劳动的作用，铁矿变成了一把锋利的斧头，就转变成为一个有用的生产资源；随着人类知识的继续积累和劳动的继续作用，铁矿则进一步转变成一片更锋利的钢片，就进一步转变成为作用更大的生产工具。在此过程中，铁矿的物质成分没有变化，但人们的思想和技能变化了，凝结其上的人类劳动增加了，因而就成了生产性资源，而且作为资源的量在不断增加。土地也是如此，经过人类的开发、灌溉、施肥等劳动作用，土地和人类劳动以及其他生产要素发生了结合，从而使得土地的形态改变了，土地中所包含的物质元素等发生了相应改变，土地的资源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为此，李斯特就指出，“（李嘉图）以为英国的田地和草原所产生的这样丰富的地租，是由他所假定的自然生产力而来的，而这些田地和草原的情况是一向如此的。实际上土地原有的自然生产力显然是极其微薄的，它对于使用者所能提供的剩余产量是极小的，因此单单由这一点而产生的地租简直少得不值一提”，“这种生产力并不是自然地、无意识地发生出来的，并不是造物主的恩惠，主要是直接或间接由于在这里所使用的精神的与物质的劳动和资本，是由于社会的发展。”[32]

很大程度上，一旦经过人类劳动的作用，新形态的土地就体现了自然土地和物化劳动的结合，从而就不再是以其自然状态存在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土地，而在实质上成为人造产物。[33]相应地，正是由于渗入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土地资本的数量就不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增加的，体现为向右上方倾斜的土地供给曲线。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两大方面加以说明。（1）尽管土地的面积数量（可以看成）是固定不变的，但由于单位面积的土地质量是不同的，因而，衡量土地总量时就要将不同质量的土地以一定标准折算成同质土地。显然，随着土地“质”的变化和提升，土地资本的供给量就必然是上升的。（2）土地固定的观点仅仅是指在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土地的蕴藏量是既定的，但经济学上有意义的是该资源的供应量，而这种供应量又取决于开采量。显然，随着土地被不断开发和利用，土地的供给量也必然在不断提升。当然，在这两种途径中，对土地资本供给量影响更大的是所凝结劳动的变化，这体现了土地供给的内涵式增加。很大程度上，现实世界中的土地都经历了开垦，从而都凝结了人类劳动。托马斯.潘恩在1795年给法国立法者提交的建议《土地公平》中就认为，“未改良的土地”仅相当于国民财富的1/10，或者说仅仅超过0.5年的国民收入。而且，舒尔茨还指出，世界上一些最肥沃的农业用地都曾是贫瘠的土地，而耕地生产力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人类对土地改良的投资。[34]例如，正是经过哈尼族人世世代代的耕作，哈尼梯田才从原来贫瘠的山丘成为当前誉满全球的沃土，从而从质和量两方面增加了土地资源量。

可见，尽管现代经济学往往先验地设定土地供给是固定的，并由此来推导农产品价格和地租等。但实际上，这仅仅是就外延上而言的，而从内涵的质的角度看，随着物化劳动在土地中的累积和凝结，土地的实质供给是不断增加的。速水佑次郎就指出，“借助于改善基础设施和开发种子肥料技术提高土地生产率，同借助于扩大耕作面积增加产出的效果是一样的。前者可叫做内含式扩大，后者可称为外延式扩大。”[35]同样，德格雷格里也强调，“以科学为基础的农业，或者‘扩大土地’的某些技术，或者投资创造耕地这些观念，在一种资源的功能性理论中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在假设土地为‘自然’的或者非人类、非人造的生产要素这样的理论中则没有意义。”[36]很大程度上，由外延式到内含式的转变过程也是土地供给不断扩大的过程。同时，正是由于经过开发的土地都凝结了人类劳动，投入生产的土地资源也就被赋予了新的名称：土地资本。土地资本就是凝结在自然土地上的物化劳动。相应地，生产要素从天然的土地资源到人造的土地资本的变迁，使得土地获得的支付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从原先单纯的地租变为包括地租和利息两方面。但是，现代经济学为了将土地资本和狭义的物质资本相区别，过分强调了土地资本的天然生产能力的意义；相应地，它只关注了“租”的存在，乃至把真实世界中的“租”和利息都当成了租，而忽视了土地资本中物化劳动所提供的生产力。

（三）马克思经济学的资源创造观

上面的分析表明，无论是自然资源的转化还是人造资源的生成都与人类的技术水平有关，因而艾尔斯说，现有的“稀缺”观念必须彻底修正，现在的稀缺必然是由技术而非“自然”决定。[37]在现代社会中，技术水平的提高不仅决定而且决定于社会分工水平的提升和生产迂回度的增加，而后者又有赖于资本的积累。事实上，只有以不断积累的资本为基础，人类社会才可以采取迂回度不断延长的生产方式，才可以不断拓展社会分工的广度和深度，进而才有知识生产和知识使用之间的分工，从而又促进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新技术和新发明。进一步地，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物质资本，根本上都是物化劳动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劳动创造并积累的产物。正因为包括技术水平和物质资本在内的物化劳动是社会劳动创造的，因此，资源数量实质上就不应该用它们的物理量来衡量，而应该用人类用以获取、利用资源的劳动量来衡量的。也即，只有劳动才是衡量和反映资源数量的真正尺度：随着物化劳动的不断积累以及劳动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可利用的资源量也就越来越多。

一般地，社会劳动具有两大特点：一方面它能够提高对既有资源的利用能力和创造出新的资源；另一方面它又是稀缺的，因为人口总量和生命时间是有限的。因此，如何更好地配置有限的、稀缺性的社会劳动就是经济学更为核心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到劳动的配置，也涉及到劳动的分工。正因如此，整个古典经济学都将资源（财富）创造都归咎于劳动，从而关注社会劳动的投入。这集中体现在两大内容上：意识界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并尽可能减少非生产性劳动；二是提高生产性劳动的效率，这就需要深化劳动分工，而这又集中体现在生产迂回度的延长。同样，马克思经济学也强调，人类不能无限量地生产出人类需要的各种产品，主要不是因为资源的“稀缺”，而是因为生产作为一个物质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延续；相应地，马克思经济学特别注重对社会劳动的研究，致力于通过有效配置社会劳动时间来增进价值的创造。[38]显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相反，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历史的演化中看到了资源外延的扩大，从而更深刻地研究劳动分工和资源创造等问题，乃至把在不同用途上分配社会总劳动作为资源配置的内容。这也反映出，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更广、对人类社会也更关键。事实上，不仅马克思经济学如此，研究分工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多关注资源创造问题，只是边际革命以降主流经济学才从探究资源创造问题转入到了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配置问题。

同时，马克思经济学在探究资源的创造时，不仅关注生产力等技术性问题，更关注生产关系等制度问题。究其原因，无论是劳动分工的深化还是生产迂回度的延长，都不仅仅与生产技术有关，更是与制度安排有关，因为分工和产业分化本身都离不开协调，而后者主要并越来越是（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结果。按照马克思经济学，迄今为止的资源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关键在于社会关系不健全，导致劳动时间没有有效配置。海尔布罗纳和米尔博格就写道：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关注资源的稀缺性以及资源的节省，但“这不是生产问题的核心。……生产的基本问题是，设计一些能把人类能量调向生产性用途的社会制度”，而“满足这种基本要求，并不总是如此简单的事情。例如，在1933年的美国，将近四分之一的劳动力无法进入生产过程。尽管有数百万失业男女渴望参加工作，尽管有许多闲置的工厂可供他们工作，尽管存在紧迫的需求欲望”，而且，“在最贫困的国家，生产需要高于一切，大规模失业成为一种常态。在许多亚洲城市，满街都是找不到工作的人，同样，这也不是自然界的稀缺性所强加的。毕竟可从事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比如他们可以去清扫肮脏的街道，修缮穷人的住宅，建造公路，挖沟渠。问题在于没有一种社会机制能把人力调向生产性用途”；此外，“让男人和女人参加工作，只是解决生产问题的第一步。不仅要让他们参加工作，而且这些工作必须是生产社会所需的商品和服务。因此，社会的经济制度不仅要确保足量的社会人力，而且还必须确保对其进行有效配置”。[39]

事实上，对既有“稀缺”资源如何使用，往往会决定能否创造出新的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创造出新资源以及创造什么样的新资源；而这一切又涉及了既有资源的配置问题，也涉及了社会劳动以及劳动时间的配置问题。为此，马克思经济学以及古典经济学等都致力于探索如何合理配置社会劳动，进而区分了社会劳动的性质以及深化了劳动分工的探索，这也是探索资源创造的至关重要内容。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劳动性质以及劳动分工的探索，马克思经济学以及古典经济学等将资源配置和资源创造统一起来；同时，正是通过对生产关系以及激励机制的剖析，经济学和管理学之间的联系得以架通了。之所以如此，就在于：（1）经济学原初的研究对象就是组织（小到企业组织，大到国家组织），研究组织的规范问题，从而关注组织的健康运行和财富（资源）的有效创造，进而关注组织内外的劳动投入和分工，关注组织内外的人际关系和互动，关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激励和约束机制；（2）从宏观视角上看，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从而要解决人类经济的资源配置和资源创造这两大问题。不幸的是，自边际革命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组织运行转向个人行为以来，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就舍弃了资源创造问题而仅仅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在封闭系统中依据稀缺来定义效率，从而就不再关注劳动性质、劳动分工、技术进步、生产关系以及资源创造等议题。

总之，资源并不是给定的，也不是稀缺的，因为“稀缺”资源在被使用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创造新的资源。一般地，资源的数量主要取决于这样两方面：（1）对既有自然物质的使用，这主要取决于人类的技术能力；（2）新资源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人类的劳动投入以及劳动的有效性。德格雷格里写道：“有了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体现于其中的技术，资源创造就能够持续，而适应就不再依赖偶然的生物学变化……我们使用技术把一个地区变成可居住地，制造衣物、居所、食物和材料，这些方式只能被称为资源创造，把过去无法居住的一个地区变成可居住的地区，只有通过资源创造才能做到。”[40]相反，人类社会最为稀缺的是“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制约了劳动数量的投入，并进而决定了使用既定资源的能力。李斯特很早就指出，“要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化程度和劳动力的价值，可以从它对时间重视的程度来看，再没有比这个更准确的标准了。”[41]其实，大量的社会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世界最大天然气生产国俄罗斯、世界最大橡胶生产国泰国、世界最大黄金生产国南非、世界最大铜生产国智利等国的人均收入都排在世界70名之外，世界最大石油生产国沙特阿拉伯的人均收入也只有连淡水都需要进口的新加坡的一半，没有石油的以色列的人均收入也比大多数中东石油富国高，更不要说日本、瑞士等国的人均收入是自然资源丰富的乌拉圭、委内瑞拉的数倍。所以，索维尔也指出，“能够利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自然资源比占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的发展更主要。毕竟，是知识在决定哪些东西可以成为自然资源。当人类还处于穴居时代时，人类拥有的物理资源并不少于现在——甚至会更多，但是当人们还未拥有如何使用这些资源的知识和组织文化时，这些物理资源并不是任何经济意义上的自然资源。”[42]

五、时间偏好性假设反思

现代消费经济学的第三个理论基础就是时间偏好假说，它本身就可由劳动负效用和资源稀缺性假设衍生而来：对劳动的厌恶产生了即时行乐的愿望，资源的稀缺则导致将有限资源用于眼前需求的诉求。根据时间偏好说，人们更加偏好目前的财货而不是未来的同样财货，将未来同量财货折算现在财货时需要给予一定的贴水，这就是利息。庞巴维克指出了三大原因：（1）人们一般期望未来情况会更好些，同量的财货在现在的边际价值相应地也要比在未来的长期生活中高一些，从而更偏爱现在的财货而非未来财货；（2）人们缺乏想象力和有限的意志力，存在着错误的估计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产生对未来需要的低估；（3）基于迂回生产方法，现在财货有利于取得迂回生产的好处，未来可以获取更大的利得。在这三大理由中，前两个是心理学上的，后来被费雪发展为时间偏好的利息理论，凯恩斯则进一步提出流动性偏好利率。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时间偏好理论，人们关注现在甚于将来，迟来的幸福往往比早来的幸福更少得到计算，体现为现代经济学在时间效用函数中往往会引入一个时间贴现。那么，时间偏好假说的合理性如何？这里从理论基础和实践效果两方面加以审视。

（一）理论基础审视

时间偏好假说认为，人们更为偏爱现在而非未来的财货。米塞斯就说，“我们无法想象一种行动不把近期的满足看得比远期的更重要。欲望满足这件事的本身，即意含目前的满足重于后来的满足。如果一个人不是把近期的满足看得比远期的更重要，他就永远不会满足欲望的消费。他永远在积累而不消费和享受。”[43]问题是，每个人对近期和远期欲望的权衡和取舍是不同的：理性程度越高的人，越能克制近期的欲望诱惑，而越能关注远期的满足。为此，米塞斯将储蓄区分成两类：（1）单纯的储蓄，是为未来消费而堆积的消费品；（2）资本家的储蓄，则是那些将用以改进生产储蓄的商品之积累。显然，作为单纯的储蓄，它积累的是迟早要消费掉，并且没有什么东西可留下来，目前的积累只是顾虑未来收入下降而延缓消费；相反，作为资本家的储蓄，它积累的是用于将来生产的资本品，不仅有助于生产力的改进，而且可以生产原本无法生产的商品。进而，米塞斯认为，如果没有原始利息，就不会有资本家的储蓄，资本就会完全消耗。为此，米塞斯强调指出，“人们不是因为有利息才储蓄并积累资本。利息既非储蓄的动机，也非对放弃利己消费这个行动的报酬或补偿。它是现在商品与未来商品彼此评价间的比率。”[44]

其实，极度偏重近期满足的消费倾向主要适用于两类情形。（1）适用于那些处于生存水平附近的人。这种境况使得人们首先考虑如何改进目前的生存方式，而无法为自身的未来生活未雨绸缪，因为“还没有到未来就可能已经死了”。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越是贫困的家庭，储蓄率就越低；同时，用于基本生活品的花费越高，而用于智力投资的花费则越低。维塞尔写道：“个人甚至国家在困苦中企求贷款时是易于低估未来的。人口中的最贫困阶层在劳动供给和工资处理中也同样如此。那些只能勉强度日的人将总是花尽其所有。他们有充分理由不重视明天的需要。”[45]（2）适用于社会经济处于持续发展的情势。这种情形使得未来社会的财货越来越多，导致财货的边际价值就低。正因如此，经济持续增长往往使得人们对未来持有乐观主义态度，从而就不需要担心未来生活而追求暂时的享乐，也信奉“儿孙自有儿孙福”而不愿为子孙的未来生活未雨绸缪。然而，这两种情形都不是现代社会的常态：不仅大多数人都已经摆脱了生存困境，而且社会未来发展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在目前的状况下，人们不仅能够而且也必须为未来生活或社会稳定做更为理性的规划。

同时，时间偏好假说将对现在财货的偏爱归因于缺乏想象力和有限意志力。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人们之所以低估未来商品，主要有两大原因。（1）它建立在未来有更多财货的基础上，从而导致未来财货的边际收益更低。问题是，未来何以会有更多的财货呢？一般地，这又建立在财货的积累及其生产创造之基础上。显然，这种解释就构成了循环论证。（2）人们低估未来需要，乃至愿意接受更低的未来幸福。问题是，人们的快乐追求为何不符合等边际效用原则呢？一般地，这又是建立在人们的行为是无理性的基础上。其实，按照庞巴维克的理解，正是由于我们对未来需求的低估才产生利息的要求，如果理性人没有低估未来的需求，从而就不需要利息了。也就是说，利息来源于错误的因素，它将随着错误因素的消失而消失。但显然，这种解释在方法论上无法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接受，因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是行为者是理性的。为此，奥地利学派其他学者如门格尔、维塞尔等人就对庞巴维克这一解释提出批评。例如，维塞尔就认为在所有正常发展的人中把现在和未来看作相似是一个正常的准则，他写道：“现实经济在没有干扰因素的影响时，将能够把关心和收入分派到未来各期。在预见到特殊的风险、追求更快的经济发展、计划到或预期到常规收入和支出发生变化时，有必要考虑超出当前时期的经济措施。”[46]威克斯蒂德则说：“正常和谨慎对未来以单位的重要性的评估恰好与现在一单位的重要性是一样的”。[47]在主流经济学看来，作为一个理性的行为者，他应该更全面地审视行为所带来的利益效应，防止因追求暂时利益而损害未来的整体利益，防止“非理性贴现”。如果这样的话，由时间偏好产生的利息也就消失了。

最后，时间偏好假说还与风险厌恶理论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继续做如下两方面的审视。（1）现代经济学往往假定，人们更加偏好现在的财货而不是将来的财货，因为现在的财货更加确定。但是，现代行为经济学和认知心理学却发现，大多数个体并不总是理性的和风险规避，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如“反射效应”“损失厌恶”“偏好逆转”等。例如，“反射效应”表明，面对亏损状态时，多数人会极不甘心，宁愿承受更大的风险来赌一把。“损失厌恶”理论则表明，人们具有对于自身福利水平的减少比增加更加敏感的倾向。（2）根据风险厌恶理论，每个人都希望早早得志乃至一夜暴富，甚至也可以为“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态度提供理论支持。但是，根据损失厌恶理论，人生不要过早得意，否则后面一旦出现不得意的话将造成更大的不快乐；相应地，人们开始的消费水平就不应太高，而是要逐渐改善来增加长期所获得的快乐，因而中国自古就有“渐入佳境”说辞。正是基于这一心理效用，即使在利息下降甚至为零的情况下，人们也不会将更多的财货用于当前消费，相反往往倾向于持有更多的储蓄以保障未来更好的生活，降低未来生活可能下跌的风险。为此，米塞斯就反对时间偏好说的心理学解释，而是将当前的满足优于未来的满足当作人类行动学的基本公理。[48]

（二）实践效果审视

时间贴现反映了快乐在时间维度上的替代：时间贴现率越大，说明行为者越是关注短期的快乐或需求，越是无法抗拒即期需求的诱惑。同时，时间贴现率的大小反映出了个体理性的短视性和意志的薄弱性的程度：时间贴现率越高，理性的短视性或无理性程度就越严重。正因如此，基于时间偏好理论的行为必然只是着眼于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只关注现实收益而忽视未来收益，这体现了行为的实质非理性。布鲁姆就写道：“我说一个人是轻率的，其意思是他对自己未来的幸福贴现；他对现在福利和未来福利没有赋予相同的价值”；而且，“如果人们是轻率的，那么市场价格方法作为捷径将会失败，因为市场价格不会衡量人们的幸福。市场利率不会正确表示哪种行为会产生最好的结果。”[49]一般地，个体的轻率行为表现为行为者往往容易受一时激情的驱动，从而忽视了对长远利益的损害。例如，未成年男女间因陷入一时激情而起的不洁性交，青少年因厌倦读书而行的逃学和退学，明星们因追逐猎奇心而染的吸毒，贫困者因乏味生活而致的赌博，普通人因嘴馋而求的过量饮食，等等。

正因为人类因短视理性而过度看重现状，就会忽视将来需要。譬如，理性程度不高的人往往会过度消费现有的财货，从而就必然会导致生产性财货或资本积累不足。从个人或家庭来说，会导致生活落魄和家庭败落；从国家或社会来说，又会严重制约了整个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贴现率的变动也表明，贴现值将随着时间的推延而下降，这就是“拟双曲贴现”；这种“拟双曲贴现”将导致我们看不清楚未来不同两个时期的事件差异，从而就会产生“有缺陷的预测能力”。譬如，贴现率为50%，那么，第一年的价值为1，第二年的价值为0.5，第三年的价值为0.25，第四年的价值只有0.125，第五年的价值进一步缩小为0.0625；显然，在坐标轴上，越往后的两个数字就约会拥挤在一起，从而也就无法区别开来。而且，贴现率越大，后面数字的拥挤现象越严重。1976年3月29日《纽约客》封面上刊登了一幅从纽约第九大道看世界的漫画：从第九大道向西看，第九大道与第十一大道的距离和第十一大道与芝加哥的距离以及芝加哥与日本的距离差不多，而日本、中国和俄罗斯则几乎重叠在一起。但是，如果达到日本后再看，东京到上海的距离不短于芝加哥到纽约的距离。这表现在时间偏好上就会出现动态不一致性，也就是“现状偏见”（present bias）。显然，作为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它应该更全面地审视行为所带来的利益效应，防止因追求暂时的局部利益而损害未来的整体利益，防止“非理性贴现”。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就需要一些强制性措施。

其实，人类理性是随着学习和实践而不断成长和成熟的，一个社会的整体理性也是如此。譬如，古代人的理性程度相对较低，他们考虑问题往往也就比较短视，因而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就往往比较慢。穆勒在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中就提到，被派去耕地的印第安人会杀死耕地的公牛，而吃饱之后就会让肉食留在原处任其腐烂。为此，维塞尔就写道：“一个对明天需求的评价大大低于今天的同样需求的原始人，是不可能取得经济发展的。文明人如果缺乏欲望和能力为了未来需求的满足而保持他们已经获得的一定的生产能力，就不可能达到他们今天所达到的先进地步。有效的经济要求未来的满足和需求，不应当被认为与当前强烈体验到的欲望相比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每个有力的个人和民族都应当明白持久价值的意义，不能够被一时的企求所损害。”[50]显然，正是考虑到个体行为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社会或国家就应该制定某些政策来防止和减轻这种个体非理性行为。庇古就指出，“国家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未来的利益免受我们非理性的打折扣的影响和我们对自己的偏好超过对后代的偏好的影响……政府是未出生的后代和现在公民的受托人、守卫，如果有必要，通过颁布法律保护由可能枯竭的国家自然资源以使它们免受草率和不计后果的掠夺，这是政府非常清楚的职责。”[51]不幸的是，受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个体主义以及时间偏好说的影响，现代社会中的各国经济政策恰恰也是比较轻率和短视的：一方面，它往往注重短期的经济增长，从而热衷于制定各种措施和制度来刺激人们的消费，结果却瓦解了社会经济增长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往往只是反映当前成员的个体偏好，甚至以损害未来者的利益为代价来促进现世者的现有福利，如掠夺性的资源开发、透支式的奢侈消费。[52]

最后，时间偏好也体现出人类代际之间的关系，涉及现世人对后代的关注程度。同时，人们会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后代的利益，考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往往与社会文化以及认知水平有关。一般地，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往往会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他们往往更加关注社会共同体或后世子孙的利益，更加关注长期利益和未来需求，从而倾向于追求美好未来而抑制目前的消费冲动和即时的享乐。很大程度上，这也是结果理性的体现。相反，随着个体主义文化的兴起，人们往往更加注重个体的利益，而有限理性和认知也使得个体看不到长期利益和未来利益所在，从而产生了即时享乐的冲动和需求。很大程度上，这也是过程理性的体现。正因如此，现实时间贴现率往往与社会文化有关：在集体主义文化的社会，人们愿意接受的时间贴现率往往较低，这产生了更高的储蓄率，相应地，社会经济也更有可能获得可持续发展。显然，从结果理性角度上讲，较低的意愿时间贴现率以及相应的高储蓄率往往是社会更好的发展途径。为此，布鲁姆强调，“根据实际的情况，在我们现在的平衡中，如果我们开始考虑后代的利益，我们会使用较低的利息率，和我们现在在市场上所做的相比，我们会对将来打折更少。如果公共当局考虑后代利益，他们在决策时会使用比市场利率更低的利息率。这就会产生这种结果：把资源及时向前转移以供未来人使用。”[53]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基于有限理性和行为功利主义而更加注重过程理性，从现实人的当前效用最大化来配置资源，从而就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思维困境。

可见，正是基于时间偏好说，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未来财货视为比现有财货更廉价，更关注财货带给人们的即期效用，但是，无论从这种假说的理论基础还是由此带来的实践效果来看，这种见解都不是理想的。从理论上说，未来世界往往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需要更多的财货才能保障相同的效用水平，因而高估现在财货的偏好并不是理性的；从社会发展上说，任何财货在现在和未来的用途往往都是不同的，现在的财货投资在再生产中可以产生更大的收益，因而热衷当前消费的偏好也不是理性的。为此，庞巴维克就特别重视现在财货的创造性作用，强调现在财货所具有的技术上的优越性，这种创造性和优越性体现在现有财货能够促成更为迂回的生产过程，促进社会分工的拓展和深化。正是由于资本在生产中带来更大的收益，资本使用者才愿意支付正的利息，因而利息更应该被归结为现在财货潜含的生产力而非时间偏好。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当前世界发达国家的利率非常低甚至是负数，但这些国家的人们依然会储蓄；而且，越是关注社会未来发展的国家，利率往往越低，而储蓄率则相对更高。例如，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央行一年存款利率如下：加拿大0.75%、英国0.5%、美国0到0.25%、日本0到0.1%、欧洲央行0到-0.1%、丹麦0.05%、瑞士-1.25%到-0.25%、瑞典-0.25%。[5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大结论：（1）人们之所以对现在财货的估值更高，根本原因在于它在再生产中具有创造性而非它的直接效用更大；（2）人们之所以会且必须重视储蓄，根本原因在于追求更好的未来生活而非基于两类财货的时间替代率。

当然，就个体而言，其行为往往受个体理性的影响：一般地，一个人的理性程度越低，其行为就越是短视和轻率，越是追求即期的享乐，越不会对未来负责，从而导致个体储蓄率就越低。同样，就社会而言，社会风俗也受集体理性有关：一般地，一个社会的集体理性越低，就越是只关注现世人的利益，越不关心未来和后代，意愿贴现率就越高，从而导致社会储蓄率就越低。事实上，现实储蓄率究竟有多大，这往往与人们的意愿贴现率有关，进而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关心未来、关心后代，而这又是一个社会文化的体现。这意味着，（1）意愿时间贴现率主要取决于不同个体或不同世代间的利益权衡，而非同一个体的利益最大化；（2）一个社会的储蓄率与其社会价值有很大关系，储蓄率的大小也体现了长远理性和集体理性的高低。因此，为了保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不应该基于时间偏好说默认乃至鼓励人们的草率和短视行为，而是要积极引导有助于社会发展和个人长远利益的理性选择，要积极推行缓解和避免个人非理性行为的社会政策，最终要塑造出关注社会和未来的责任文化。这正如庇古倡导的，“政府应该保护未来的利益，不仅要防止把我们自己的偏好放在后代之上，而且要防止我们的‘非理性贴现’。”[55]显然，所有这些都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个体理性并关注即期消费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提出了反思和挑战。

六、结语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社会就将知识或科学分为两种：直观的知识和推论的知识；其中，直观的知识是一切推论的原初前提，推论的知识则是以直观知识为前提进行逻辑推演获得的因果知识。这就形成了西方科学的演绎分析逻辑，这种演绎分析深植于经济学中而形成了所谓的纯理论体系。例如，西尼尔的方法论主张就是：从一些公认的前提出发，确立一些基本原则，并围绕这些原则形成一个纯科学的结构。不过，针对萨伊、西尼尔以及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基于特定假定所构建的纯经济学理论，古典主义后期的琼斯、白哲特就提出了质疑：这些假定并没有得到验证，由此得出的理论也没有使用价值。同样，本章基于批判理性主义思维对消费行为领域相互关联的三大基本假设所做本体论的考察表明，这些“不言自明”的假设实质上只是短期内所呈现出的假象，或者说对应于一种异化形态。譬如，古典经济学从组织的发展和分工的形态中揭示了异化的广泛存在，将物化和非人化的现实劳动视为远离本质的异化；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将这种异化劳动当做分析的既定前提，乃至视为劳动的本质，从而提出了“劳动的负效用假设”，并成为其他所有行为分析的基本假设前提。

显然，通过对这些假设的剖析，我们就可以更清晰地审视和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据此得出的一系列命题和定理，反思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例如，无论是李嘉图的相对优势说还是后来俄林提出的“资源要素禀赋说”，它们都存在一个明显特征：往往将一国或以地区的资源优势视为不变的，每个国家或地区的优势主要在于它所拥有的土地、原材料和劳动等外生资源，从而根本上都是外生的比较优势。但是，随着技术等可人为创造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越来越重要，各国的生产优势就逐渐不再取决于其先天资源而取决于后天资源，而后天资源主要源于技术创新，从而出现了贸易条件和贸易模式的变化。波特就强调，“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之所以能在18、19 世纪间风行一时，与当时产业还很粗糙、生产形态是劳动力密集而非技术密集有关”；但是，“今天会把生产要素列为重要考虑的产业，除了依赖天然资源的产业外，只剩下那些依靠初级劳动成本，或是技术单纯、容易取得的产业”，特别是，技术进步使得“对材料、能源以及其他资源的需求依赖已大大递减，或是由合成物所取代”。[56]正因如此，随着信息经济的发展，李嘉图注重外生相对优势的理论就越来越遭到斯密强调内生绝对优势的理论的挑战，而源自斯密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也由原先强调“干中学”的技能提高转向了专门化的技术创新。

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从虚幻的现象中抽出“不言自明”的先验假设，并以此为基础作形式逻辑的推演而得出一系列的论断和命题，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就被囿于封闭的知识框架下，从而无力从更广泛的视角来分析和解决问题。首先，基于劳动负效用假设，现代主流经济学囿于实然经验而将劳动视为产品生产的外在投入物，而不是从应然角度把劳动作为人自身发展的基本途径；进而，它倾向于依靠单纯的物质激励或者强大的劳动监督来促进劳动投入和生产效率，而很少会从生产和分工的组织优化中来解决偷懒和X低效率问题。其实，现代主流经济学想当然地把人都视为逃避工作的，因而当有人相信劳动为人们的需要或第一需要时，往往会引发主流经济学者以“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加以讽刺。其次，基于资源稀缺性假设，现代主流经济学先验地将资源设定为稀缺的，而不是探究资源何以稀缺的深层原因；进而，它热衷于从个体角度发展策略性思维而争夺尽可能多的资源，而不是从整体角度更好地优化劳动配置或者促进生产协作来创造尽可能多的资源。其实，现代主流经济学将消费而非生产作为经济学的中心议题，因而当有人强调应该更好地区分和配置劳动时，往往会引发主流经济学者以“荒唐的劳动价值论”而加以嘲笑。再次，基于时间偏好假设，现代主流经济学先验地将合理化那种只关注当下的非理性行为，而不是致力于提升关注长远利益的实质理性；进而，它倾向于诱导人们更关注眼前的及时行乐，而不是从人类进步和可持续发展角度为未来留置资源。其实，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不区别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因而当有人主张应该引导储蓄以维持可持续发展时，往往会引发主流经济学者以“不懂消费是经济发展引擎”而加以驳斥。

由此可知，正是基于这些“不言而喻”的前提假设，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的现代经济学就误导了我们对经济学的思考，也误导了人类对经济问题的探索和解决路向；相应地，审视现代经济学中的逻辑前提也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不仅有助于系统地审视现代经济学理论并推动现代经济学的实质发展，而且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社会经济现象并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譬如，本文的分析表明，我们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既定稀缺性资源的选择上，而是要探究资源何以稀缺？显然，如果将资源稀缺归咎为利用能力，那么，就要进一步思考技术能力为何受限？又何以克服？进而，如果将技术能力受限归咎为劳动时间的稀缺，那么，又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配置劳动时间？由此，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古典经济学为何致力于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市场劳动，为何强调劳动分工和迂回生产来提高生产性劳动的效率。显然，所有这些在被视为选择学科的“静态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都无从获得真正的探究。

最后，需要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存在的问题远不限于本身着重剖析的三个方面，而是几乎包括所有的假设。譬如，对与资源稀缺性假设相对应的就是欲望的无限性，这合理吗？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是先验地将人类需求设定为无限的，却没有进一步考察需求无限膨胀的原因。但根本上说，无限膨胀的不是源自内心的真实需要而是源自外来的诱导欲求。欲求之所以与需要发生背离，一个重要原因就源自消费的外部性，因为消费的外部性促生了相对效用，由此引导人们追求炫耀性消费。更进一步地，我们也就可以认识到，消费的外部性大小以及相对效用大小往往与社会文化有关，进而也与社会制度的激发有关。从这个角度上说，在一个能够有效降低消费外部性以及相对效用的良善社会中，人们的需要或需求也会有一定的限制，而不是无限的。由此，我们也就可以从理论上更深刻地审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有限的资源如何最佳地满足无限的需求；进而，也就可以在实践上提出更为全面的政策：无论需求膨胀还是资源稀缺根本上都是社会性；相应地，这也就可以诉诸社会性政策来加以克服和解决，这正是经济学关注的根本课题。

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回顾下奈特的相关分析：“经济学研究的各种主题中最基本、最普遍和最没有争议的莫过于人的需要。然而，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恰恰是对此提出疑问：是否人类的需求应该被当作研究数据？这些究竟能不能被视为科学的数据呢？人类的需求作为经济推理的出发点，是经济科学所研究的整个变量体系中最大的未知数。究竟人类的需求是否是研究数据，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作为研究数据呢？……我们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学的研究动机——作为科学意义上思维人类动机——‘需要’和‘欲望’是否可以被当作科学意义上的事实。或者具有完全不同特征的‘价值观’和‘道德水准’是否适合科学描述和进行合乎逻辑的研究。因为它的内在属性和定义是不断变化的，那么，它就无法作为科学研究的数据。一门科学必须有一个‘静态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它必须研究‘保持不变’的东西。否则的话，即使得出了结论，也将可能被随时推翻，那么便没有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了。经济学总是把需求和动机当作事实，因为在研究人类活动的一段时期之内，需求与动机易于阐释并且充分稳定。也就是说，在经济学的角度上，人类的生活被视为一个不断满足需求的过程。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生活便是一门经济学。……在经济学思想史上，把人类的需求当作科学研究数据的理论，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不止一次的质疑（如克拉克就）观察到，推动经济活动的需求与经济活动所要致力于满足的需求都是经济学活动过程自身的产物……迄今为止，我们主要强调了人的需要事实上是不稳定和容易改变的，并通过商业活动得到满足。常见的反对观点认为（如凡勃伦），人的需要的不断膨胀是不幸的，产生更多需要是有罪的……从享乐主义的观点看，即从生活的经济哲学观点看，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57]很大程度上，需求之所以不稳定，也就在于嵌入了特定的伦理，从而使得需求以及相应数据本身不再是一个稳定的事实。

注释：

[1] 奈特：《弗兰克.奈特文集》（卷一），R.B.Emmett主编，王去非、王文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2] 鲍莫尔：《福利经济学及国家理论》，郭家麟和郑孝齐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7页。

[3] 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王铁生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4]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86页。

[5] 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颜鹏飞总译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122页。

[6]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郭大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3页。

[7] 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一本把人当回事的经济学著作》，李华夏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年版，第36页。

[8] 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一本把人当回事的经济学著作》，李华夏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年版，第36页。

[9] 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606页。

[10] Marx K., 1988,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P.74.

[11] Marx K., 1988,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P.76.

[12]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15页。

[13]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00页。

[14] 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人格主义哲学的体认》，徐黎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15] 塞耶斯：《马克思主义与人性》，冯颜利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6] 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607页。

[17] 费孝通：《美国人的性格》，文化发展出版社2018年版，第98-101页。

[18] 费孝通：《美国人的性格》，文化发展出版社2018年版，第104-105页。

[19] 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0页。

[20]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33页。

[21]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34页。

[22] 加尔布雷思：《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230页。

[23]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3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24]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92页。

[25] 希尔、迈亚特：《你最应该知道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荒谬》，夏瑜译，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238页。

[26] 艾尔斯：《经济进步理论：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的基本原理研究》，徐颖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25页。

[27] 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48页。

[28] 转引自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48页。

[29] 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70-371页。

[30] 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71页。

[31] 维塞尔：《社会经济学》，张旭昆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

[32]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19页。

[33] 这种观点可以推广到煤铁矿、石油等所有自然资源上，它们在没有被开采出来之前是天然资源，而一旦被开采和利用时就结合了人类劳动而成为物质资本。

[34] 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65页。

[35] 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36] 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48页。

[37] 艾尔斯：《经济进步理论：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的基本原理研究》，徐颖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25页。

[38] 参见张俊山：《对经济学中“资源稀缺性”假设的思考：兼论资源配置问题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关系》，《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39] 海尔布罗纳和米尔博格：《经济社会的起源》，李陈华、许敏兰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5页。

[40] 德格雷戈里：《资源非天然，乃使然：一个制度理论》，载图尔主编：《进化经济学（第1卷）：制度思想的基础》，杨怡爽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50页。

[41]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5页。

[42] 索维尔：《被掩盖的经济真相：辨识最平常经济现象的真实与谬误》，丁德良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页。

[43] 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04页。

[44] 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46页。

[45] 维塞尔：《社会经济学》，张旭昆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0页。

[46] 维塞尔：《社会经济学》，张旭昆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

[47] 转引自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2页。

[48] 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06页。

[49] 布鲁姆：《伦理的经济学诠释》，王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2、93页。

[50] 维塞尔：《社会经济学》，张旭昆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

[51] 转引自布鲁姆：《伦理的经济学诠释》，王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90页。

[52] 朱富强：《“经济人”分析范式内含的理性悖论：长远利益、为己利他与行为理性的理解》，《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53] 布鲁姆：《伦理的经济学诠释》，王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54] “主要工业国家关键利率表”（更新日期：2015/05/12），http://www.cnyes.com/fc/govSpeech.asp?govtype=5&pagetype=finance.

[55] 布鲁姆：《伦理的经济学诠释》，王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56] 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5、18页。

[57] 奈特：《弗兰克.奈特文集》（卷一），R.B.Emmett主编，王去非、王文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2-43页。

本文再《现代消费理论三大基本假设缺陷：兼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前提》，《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