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俄罗斯怎样落实“政治转型”是我们很关注的题目。两年前我们在俄考察了他们如何处理前体制的政治迫害及其遗留问题，并与彼得堡、莫斯科和彼尔姆的俄国学者以及NGO组织成员进行了座谈，根据记录整理并结合我对类似相关书籍的阅读综合如下。
俄国学者指出：斯大林时期遭受政治迫害的人虽然大都得到了平反，但是进行迫害的主体和执行者没有人承担责任，国家没有颁布任何法律文件来认定国家恐怖是一种犯罪，在这方面历届政府都保持缄默，新俄罗斯也没有进行过任何一起针对斯大林时期恐怖参与者的审判。
民间谚语说，“冤有头，债有主”，但是在俄罗斯没有人对过去的政治迫害负责，一句“体制原因造成的”便使那些作恶的个人卸下了责任。曾经在“一个不为什么就可以抓人的时代”里遭受不白之冤的人们，最后又被轻描淡写地以“莫须有”的说法给了“说法”，以至于至今俄罗斯那些冤屈的幽灵无处归依。
古拉格中超过1500万人获刑，超过150万人不明原因死亡，他们绝大部分可以说是一种“主体性缺位的冤情”。前体制的后继者为了保护自身免受追究，有意采取了一种“回避”和“遗忘”的态度——让大大小小的斯大林们随着倒塌的金字塔一起消亡岂不是更保险吗？
其实，死者的悲剧同样也是活者的人的悲剧，犯了罪行的社会必须要有反思。每个民族都应当清算自己身上积淀下来的弱点和痼疾，这项工作只能自己去做，任何旁人都无法代替。体制的恶是人类社会集体性的默契合谋，这里面既有领袖个人的因素也有民众的社会土壤。
就像娜杰日达.雅可夫列夫娜所说的一样，“我们大家全都有罪，我们曾在20-30年代野蛮的意识形态面前缴械投降”。人类若是只会在自身之外寻找“替罪羊”，是不可能长记性地避免同样的错误，历史的轮回仍然会再一次嘲弄自以为走出了劫难的民族，我们“反复折腾和不容异见的习性将永无尽头”。人们都知道，“天使不会摔倒，魔鬼会摔得永远躺在那里，人会摔交，也会站起来”，这是人类进步的法则。制度并不能成为个人免责的借口。
在这方面毫无疑问俄罗斯做得比德国和东欧一些国家差，德国能够坦然面对自己两段不光彩的历史——纳粹统治和东德专制。在德国，媒体公开请纳粹后代谈如何寻找过去，如何面对父辈罪恶的历史。德国政府从1990年10月正式启动调查前国家领导人的犯罪行为，追究斯塔西犯罪的法律责任，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不在历史上留下空白点而彰显法律的庄严。
2013年10月俄总理梅德韦杰夫在网上发表了题为“对民族悲剧的纪念如同对胜利的纪念一样神圣”的视频博客，但是就整个俄国而言，回避这些“不光彩”的过去仍是大多数人的想法。“记忆协会”的主管叶林卡娅对我们说，“受害人的状态在电视里无人提及，在官方的历史中是没有恐怖记忆的。”
官方不记忆是一个方面，老百姓由于获取信息的手段有限记忆不了是另一个方面。在这种刻意选择回避的氛围下，年轻人对苏联过去的历史知之甚少。如果没有民间记忆，只有官方撰写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将被淹没，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方法，把真实的历史呈现出来，在这方面德国人的经验可以作为参考。
德国从80年代末就开始组织独立于官方话语之外的中学生作文比赛。我们从2008年也展开了这项活动，老师让孩子们去调研，去访谈，了解自己的祖辈父辈的生活状况，让孩子们进行自我命题写作，谈自己的感受。
从这些13-17岁的中学生寄来的调研文章，从孩子们的标题就能够感觉到他们的视角，感受到这一代人的思维模式。起初怎样让孩子们描写和记录历史？主题怎么定？我们之间也有争论。最后大家达成共识，那就是书写和记录与官样文章不同的历史。
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意识形态教育，都是政权史，都是大人物史观，“小人物”的“分子”与历史对立，民众贱如蝼蚁。而如今我们倡导民间需要有自己的记忆，我们应该让每一个人在时代中留下痕迹，倡导“芸芸众生”每个个体留下回忆录。
这是个艰巨的任务，现在人们不太提过去的事情，关于个人的历史是接触不到的。我们的这项活动不是权力的历史，而是“人”的历史。于是以此命名“个人的历史”。现在通过民间的工作，通过孩子们的努力，我们要把人的历史这一课补上，“说出真相”是我们要走的第一步。
我们俄“纪念协会”是一个民间组织，从1984年开始就有一些活动。最初是在政治松动以后，一些遭受政治迫害者的家属想要知道自己的亲人在古拉格中经历了什么？围绕这个主题有超过百万人的自发游行活动，是当时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于是1988年在罗津斯基先生的倡导下，正式成立“纪念协会”。
纪念协会的工作：首先，调查了解俄国的人权状况，收集和记录下受害者的经历。第二，针对目前破坏人权的情况提供法律援助。其次，为受害者提供必要的帮助。这是该协会从成立以来坚持至今的目的，现在纪念协会在俄国有65个分支机构，是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民间组织。
我们就是要把“罪恶”说成是“罪恶”，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大声地公开地说成是“罪恶”。让人们了解我国长时间大规模的罪行，记住每一个牺牲者。我们就是要把罪恶公布于世，让人们自由的利用这些文件，建立纪念碑，反映在教科书里，通过影视作品再现历史等等。这个活动进行过程中我们更加深了信念，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制度有绝对的关联性。
我们这样做不单单是保留一种记忆，而是体现公民的权利，人把握是命运的权利。我们公开的宣布“个人就是权利的主体”。我们把历史真相与人权结合在一起来审视苏联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应当理直气壮的大声质问，这种针对广大民众的恐怖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要告诉人们，大规模的践踏人权就是昨天的历史，不正视它就有可能重蹈覆辙。
应不应该“翻历史旧账”？
与我们座谈的俄国朋友说，俄罗斯就像是患上了一种痛苦健忘症，讳疾忌医的不愿直面过去，靠忘却来治愈伤痕。这种状况与官方的态度不无原因，直接参与了政治迫害的父辈们选择集体沉默，导致了历史叙事的“模糊性”和“断裂性”。正是那些从前主张把手铐拧紧的人物，如今大都不愿意去直面真相。
他们说，不要去翻旧帐了，“几十年的岁月在流逝，往日的伤痕和溃疡已经无影无踪了，何必再去翻那些往年旧账呢？”他们假假惺惺地以体谅受害者的口吻说，“要翻旧帐——这是哪个傻瓜想出来的，这是往我们的伤口上撒盐嘛！”他们希望在人们的脑海里，俄罗斯只有今天没有过去，好像这个国家是凭空长出来似的。
而真正遭受过政治迫害的人却不是这样想的。索尔仁尼琴就说，被枪毙了的人不会讲，失散了的人们不会讲，那些执行者，即使他们还活着，也会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对于社会上弥漫着“不应该翻老账”说法，索翁表态道：“我们应该公开谴责宣扬一部分人可以惩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
“对邪恶默不做声，把它赶到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百倍的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惩治恶人，这不单单是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等于是从下一代脚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他们之所以长成‘漠不关心的一代’，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什么‘介于工作薄弱’，现在年轻人脑子里装的是，干坏事在世上永远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定带来好处”。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作者娜杰日达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她说，我们一定要发声，“最起码受害者应该哀嚎出来，因为沉默是真正的反人类罪，可是为什么我们竟然丧失了哀嚎的能力？”她将这种普遍的失语称之为“瞌睡症”和“心理瘟疫”。
娜杰日达特别指出，我们关注黑暗面不是为了掀起复仇的浪潮，而是为了使俄罗斯不再迈入同一条河流。至于俄罗斯社会不关心过去的罪行的原因，有一种说法是“因为那么多人参与其中，苏维埃制度使其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同流合污受到牵连，搞不好会引起连锁反应。
对过去的历史不承认、不忏悔、不讨论，不反省，使得过往仍像石头一样压在后苏东国家身上，秘密档案的内容四下流传，不断扰乱着当代政治生活。失忆也给文明国家的形成和法制国家的建设造成严重后果，说白了，只要前体制的丑行没有受到惩罚，人们就不可能看到善良战胜邪恶。古拉格意识仍然部分残存在俄罗斯权贵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中”。在新俄罗斯随时有可能重演过去可怕的那一幕。
对“人”的认识仍需努力
造成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对前体制的不同态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俄罗斯人对“大国光荣”的怀念和向往，把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念相互缠绕在一起，使人们无法理出到底是那些因素导致了暴政。在苏联时期人民很容易被“历史进步”这些宏大叙事的大词汇忽悠和裹挟进去。
历史“必然性以一种似乎不可抵御的力量强迫人接受它带来的后果”。“历史决定论的布道使我们丧失了意志和自我判断能力”，对历史规律的“圣物崇拜”使人们自愿把自己依附于一个强大主体，而让渡掉个性的成长和责任意识。
由于统治者把外部世界凶险化，与内部敌人作斗争便成为被灌输的光荣职责。在这种社会建构里是需要有人来扮演魔鬼的角色的。人们从小学开始所受的教育就是，“国家利益是超越一切的”，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分不开。当时一个经典的诗句是“假如列宁的事业消亡了，我们有什么理由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当苏联与西方世界隔离的“墙”打破以后，人们发现列宁的事业消亡了，所有人都理所当然的有理由活着。当代俄罗斯政治环境虽然与苏联有所不同，但是大部分民众并没有从依赖国家的目标模式中走出来。
在苏联的政治概念里，把具体个人融化到整体的大目标中去，被看做是一件值的荣耀事情。“个人利益服从总体利益”是那个年代耳熟能详的口号。“个人”作为一种社会属性是不受欢迎的，因此一切蓝图描绘中都缺乏人性和人本位。
在那种体制下，所有的人都是螺丝钉、齿轮，都是机械部件，随时更换、弃之不用或者回炉再造都是再正常不过了，滚滚的历史车轮碾碎的、抛弃的都只不过是“分母”而已。如同波兰作家米沃什所说的：“当一个政权把人划分成‘顺民’和‘罪犯’两类时，就会对懦夫和狗腿子大加奖赏”，“他们需要制造出恐怖”，“恐怖是社会的黏合剂”，而“害怕独立的‘自由人’”。
利用人来建设但目的并不是为了人，人从来就不被视为“目标主体”，于是为崇高目标的杀人就不是犯罪。在《被开垦的处女地》小说里，作者借小说人物马卡尔·绍古尔诺夫的口吻说：纵然“在我面前站着成千上万的长辈、儿童和妇女，如果对我来说，这是革命的需要，我就会用机关枪把他们全部杀光”。在作者看来，为整体剪灭掉个体只要目标正确，个人就不承担法律责任，“历史必然性”不但可以为这种行为开脱，而且还大肆鼓励宣传。对此俄国至今仍缺乏深刻的反省而为鉴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