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面对「民族」与「中国」前途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
自雍正朝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之际起，面对中国土地上众多的「未开化」族群，清朝的满洲统治阶层即发现自身的利益与汉人（「民人」）的利益日趋接近；从1830年代起，满洲统治阶层更逐渐摆脱原先「博格德汗」和中华王朝统治者的「双重身分」，不再将汉人视为潜在的敌人，改将之视作维护王朝统治的同盟和基础。[1]1864年在陜、甘和新疆全面爆发的「回变」，1870年代左宗棠率领以汉人官兵为主的清军进军新疆，并推动1880年代的新疆建省，标示出清朝自我定位和汉人知识分子看待清朝立场的转变。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之中，更隐含了近代「中华民族」国族认同的萌芽。
与此同时，「汉族」的民族自我意识觉醒进程，并未因此而中断，相反，它伴随「中华民族」国族认同的出现而加快发生。19世纪中期，面临西方白人的威胁，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其中一部分人便将中国的危机，归咎于中国内部「异族」的统治。这种认知，在20世纪初发展成为汉民族主义；抱持汉民族主义思想者，多数转化为「革命派」。革命派由「大汉民族主义」论述中，得到必须发动「种族革命」的结论。孙中山和邹容率先提出了汉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即民族革命的最终目标是民主共和政体，但由于满、汉利益的根本对立和不可协调，这个民主共和体制中必须排除汉种以外的一切异种。为此，孙中山明确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2]
「维新派」的民族理论则是由梁启超建构与完善的。梁启超「中华民族」理论的前提，是承认中国境内各历史－文化群体之间原本存在的差异和多元现象，但同时也乐见其一体化的趋势。[3]换言之，梁启超的多元一体论有两个面向，其一，认定中华民族之下的各民族有天然的文化和历史关系；其二，承认这种关系之下仍存在诸多差异，尚不足以在现阶段镕铸一个无差别的大民族，但藉由建立民族国家，如美利坚之例，则足以在未来成为无差别的大民族。[4]
维新派警告说，「革命派」的「排满」种族革命主张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和列强干预的危险。[5]后来新成立的中华民族民族国家的立国理论基础「五族共和」论，就是维新派的主张。[6]
值得注意的是，立宪运动期间，留日的满蒙旗人和满洲官员，对梁启超、杨度等人消除满汉畛域的主张，做出十分正面的回应。
恒钧、乌泽声等留日满蒙旗人在东京创办《大同报》，不久，又在北京创办性质相同的《北京大同日报》，提倡「满汉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并且结合民族与立宪政治议题，认定满汉问题之所以出现，是由于满汉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上都不平等之故，而归根结底又是君主专制独裁造成的恶果。因此，要想根本解决民族问题，就必须改革政治，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开设国会。[7]
旗人菁英同样强调满、汉乃至蒙古人之间的联系与一体性。满人御史贵秀指出「时至今竞言合群保种矣，中国之利害满与汉共焉者也。夫同舟共济，吴越尚且一家，况满汉共戴一君主，共为此国民，衣服同制，文字同形，言语同声，所异者不过满人有旗分无省分，汉人有省分无旗分耳」。[8]留日旗人特别指出，中国各民族，尤其是满汉两族，具有共同的命运、利益与责任。乌泽声说：「国兴则同受其福，国亡则俱蒙其祸，利害相共，祸福相倚，断无利于此而害于彼之理。……又岂独满汉为然也。凡居于我中国之土地，为我中国之国民者，无论蒙、藏、回、苗，亦莫不然。我有同一之利害，即亦不可放弃救国之责任也」。[9]
有人更具体论证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为一体的必然性与现实可能。穆都哩为文称，「盖民族之成，国民之合，其绝大之原因，全由于外部之压迫及利害之均等，而他种之原因，则一缘于居于同一之土地，一缘于相安于一政治之下。至于言语、风俗习惯，虽为成立民族及国民之要素，然有时不以此而亦能判定其为某国之国民。若专以风俗、言语等而定民族之异同，则英人与美人之问题，必难解决矣。虽然，中国之人民皆同民族而异种族之国民也，言语、风俗间有不同之点，有时而同化也。故同化者，亦造就新民族之一要素。以满汉两方面而言，则已混同而不可复分，推之及于蒙回藏，则其大多数虽未收同化之效，而其近于内地之人民，则其言语风俗已一于内地之人民。虽欲使其不同已不可得矣。再加之以经营，施之以教育，则数年以后可用者将不遑计。不然，委之于不显，或奴隶视之，则三年之后，其地必非我有」。[10]不仅满、汉，整个「中国之人民，皆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也」，「准之历史之实例，则为同一之民族；准之列强之大势，则受同一之迫害，以此二端，则已足系定其国民的关系矣」。[11]在这样的认知下，留日旗人在其他场合更多次径称「我汉、满、蒙、回、藏四万万同胞」。[12]
留日满蒙人士在「国民」观念的启示下，对于中国族群关系「从多元到一体」的认知，深刻影响了民国建立后的族群思想与族群政治。很多迹象表明，清朝统治者与以维新派为代表的汉族士大夫之间，取得了透过「变法维新」将王朝转化为近代国民国家的共识。立宪运动的「五族共和」族群论述，被晚清政府接纳，成为朝廷的官方族群政策。
受梁启超的影响，于出洋考察时特别关注族群问题的端方，在1906年向清廷呈递〈请平满汉畛域密折〉，主张当局应面对国家在整体之下存在差异的现实，「先靖内讧」，「使诸族相忘，混成一体」[13]。 1907年7月31日，端方代奏李鸿才〈条陈化满汉畛域办法八条折〉，主张为杜绝革命党「藉辞满汉」，发动革命，「莫若令满汉大同，消弭名称，浑融畛域。明示天下无重满轻汉之心，见诸事实，而不托诸空言」。具体办法包括「切实推行满汉通婚」、「删除满汉分缺」、「满人宜姓名并列」、「驻防与征兵办法」等等。[14]
到了20世纪初，清廷显然已经开始将自身定位为合「五族」、「五地」为一体的「中央」政府。[15]清朝君主甚至在逊位诏书中表示「总期……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16]
然而，历史并未朝着维新派、满蒙旗人政、学界和晚清朝廷所期待的方向演进。主张种族革命的革命派，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创建了新国家。尽管执政后的革命派，基于保全清朝领土遗产的动机，放弃种族复仇主义的主张，转以「同化」非汉民族为条件，接受「中华民族」的观念和「五族共和」政策，但其汉人中心主义的色彩依旧鲜明，将边疆民族边缘化、异己化的倾向依旧存在。
1912年，多民族的清帝国被汉人革命所建立的新的国家政权取代，非汉人族群面临新的挑战和棘手的选择。蒙、藏及其他少数族群在民国肇建前后的抉择，拟于本系列下一篇文章中专门探究。
[1]John King Fairbank, The Cambridge Historyof China, V. 10: Late Ch’ing, 1800 –1911 (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374.
[2]孙中山修正增补，《兴中会章程》（1895年）将兴中会的目标确定为「反清」：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种族观的形成与他少年时期受到参与太平天国起事者「奉天讨胡」说的影响有关。参考姜义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近代中国形成过程〉；又见孙文，〈支那保全分割论〉，刊于《江苏》第6期，1903年。邹容仿照法国革命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设计了「中华共和国」的国体；但其所抱持的人种差别和种族复仇的观念，却又是违背「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见《革命军》。
[3]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学说〉（1903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75 – 76。
[4]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1898年），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77 – 83。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学说〉（1903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75 – 76。
[5]康有为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可立宪不可革命书〉（1902年）中，严厉警告革命派，主张将满洲人驱逐至其故地东北，其实是一种将中国置于印度式分裂小国之境，以至灭亡之道。
[6]学术界就「五族共和」口号来源的看法渐趋一致，即否定长久以来流行的「孙中山主张『五族共和』」之说，确认维新派对这一口号的「版权」。见林冠群，〈试论孙文「五族共和」思想〉，收入《中山思想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民雄吴凤技术学院主办，台北国父纪念馆协办，2004年4月出版），页107 - 118。「五族共和」一词的内涵及精神，首先系源于维新派基于推动君主立宪的考量，力主「必满汉不相排，然后蒙、回、藏、苗可内附，比六种族混为一民族的国民，然后可以立国」的主张而出现的。张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页125 - 126。
[7]见乌泽声，〈大同报序〉、恒钧〈中国之前途〉，《大同报》第1号；乌泽声，〈论开国会之利〉，《大同报》第3号。《大同报》第3号还登载64位「本社名誉赞成员姓名」，其中满蒙旗人居80%以上，另有汉、汉回、土尔扈特蒙古等（如杨度、汪康年、土尔扈特郡王等）。
[8]〈御史贵秀奏化除满汉畛域办法六条折〉，收入（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922。
[9]乌泽声，〈论开国会之利〉，刊于《大同报》，第4号，页2。
[10]见穆都哩，〈蒙回藏与国会问题〉，刊于《大同报》第5号，页15。还有人引证日人高田早苗之民族要素说，即「同一的言语；同一土地住所、生活职业及共同政治之下；同一宗教；人种之混同」，直指满汉事实上是一个民族。因为民族与种族不同，民族是「历史的产物也，随时而变化，因世而进化……故民族以文明同一而团结，而种族则以统一之血系为根据，此民族与种族又不可不分也」。因此，「满汉至今日则成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矣」。见乌泽声，〈满汉问题〉，刊于《大同报》，第1号，页10。
[11]穆都哩，〈蒙回藏与国会问题〉，刊于《大同报》第5号，页15。
[12] 〈中国宪政讲习会意见书〉，刊于《大同报》第4号附录。
[13]见端方，〈请平满汉畛域密折〉，《端忠敏公奏稿》卷一，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0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14]见（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915 - 917。此折上达后，清廷于8月10日特谕「内外各衙门妥议化除满汉畛域切实办法」。仅据《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一书所收，到1908年4月止，朝廷已收到20余件直接针对相关议题的奏折。上折者，满洲4人；蒙古1人；汉人12人。满人端方和志锐对此问题格外关注，各上二折。这些奏折，或对前述折子中的内容进行补充、将其具体化，或提出「撤旗」、立法等新建议。
[15]清末社会「五族平等」、「五族共和」、「五族大同」等语，已流行于大小报端；五族组成国家的思潮也已流行于社会之中。见马先彦，〈清末民初民族融合思潮考略〉，刊于《贵州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页96 - 98。
[16]1912年2月12日（宣统3年12月25日），隆裕皇太后颁布懿旨，宣布清室逊位。诏书中念兹在兹的是「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2辑，页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