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三十周年时，我为《东方》杂志的文革专刊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我从文化大革命得到了什么》。那篇文章的结论是，对我个人而言，我从文革所得抵得过我在文革所失。那期专刊没被允许问世，《东方》杂志则被勒令关闭。

一晃过去了十年，现在已经是文革四十周年。我要为这个周年写的文章，是想看一下中国能从文革得到点什么？当然，放大到中国的范围，我不会说从文革所得抵得过所失，但是我也不希望只把文革说成是“一场浩劫”就放在一边。因为如果是那样，文革的所有代价都是白付的，所有的遇难者（包括我父亲）也都是白死了。我们应该为那惨痛的代价找到一些意义。同时我也相信历史从无虚度，而智慧就是能从不管任何性质的过程得到启迪。

领袖与官僚

对今天的中国，政治改革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高度危险的关口。这和文化大革命有相似之处，1966年的毛泽东也是把政治变化当作头等大事，他面对的挑战也是如何在自己掀起的大风大浪中安全地把握航向。

所谓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即使是在压力下进行的改革，也要由执政集团认可和贯彻，因此改革应该被视为执政集团的自觉。执政集团分为领袖和官僚（专制体制的公务员由官僚控制，可视为与官僚一体）。在高度专制的结构中，领袖可以是唯一的，如皇帝或毛泽东；当今中国专制有所松弛，领袖是一个很小群体，由处于最高职位的数个当权者和有可能晋身最高职位的少数人组成。在领袖之外，政权体系的其他成员都属于官僚集团。

一般来讲，因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在于制约官僚集团，官僚集团必然反对政治改革，这基本可以被当作定论。因此指望执政集团进行政治改革，只能看其领袖有无可能。政治改革当然也要制约领袖，领袖为此进行镇压。在领袖和官僚集团一致的情况下，政治改革不会有任何希望。社会变化只能来自危机造成政权垮台或是自下而上进行革命。这种前景暂且不在这里讨论（那是另一个专题）。针对政治改革而言，如果说官僚集团的反对可以被当作定论，领袖却非绝对如此。领袖是个人，个人总会有变数，理想、高瞻远瞩、历史感、或是功利追求，乃至政治斗争的需要，都可能造成领袖与官僚集团的不一致。政治改革可以为领袖带来历史荣誉，也是一种吸引。官僚集团则不会有这种动力，因为荣誉只会属于领袖，官僚则只有损失。官僚中当然也会存超越性的人，但他们的超越只有在接近官僚阶梯顶端时才会有意义。只要还未晋升到领袖位置，官僚的超越只能是向着更高职位的超越，而不可能是超越体制，否则就会从官僚阶梯上坠落。想升迁就得接受官僚集团的法则。达到阶梯顶端后还能保持超越性，那时没有更高的权力和职位需要超越，超越才可能是针对体制的。

专制权力具有总体性和全能性，专制领袖面对的挑战、涉及的问题，配置资源的考虑也往往是总体性的，不在体制之内，而是在体制之外或不同体制之间。这为超越提供了视野和选择。官僚则是置身体制之内，只能在体制内生存、发展和竞争，离开体制内的生态圈就会消亡，因此官僚既无超越体制的需要，也无超越体制的可能。

明白了上述关系，下面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中国能否出现愿意进行政治改革的超越性领袖；第二，超越性领袖能否战胜反对政治改革的官僚集团。

领袖的超越

多数专制领袖毫无超越性，只想把持绝对权力，然而历史上的确出现过例外，较近的如蒋经国、戈尔巴乔夫。毛泽东也是其中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是毛力图实现超越的一次豪赌。

在文革吃尽苦头的官僚集团决心防止再出现类似文革那种“劫难”，形成了一整套以“党性”、“组织性”、“纪律性”进行审查的机制，保证各级升迁者不能具有超越性，尤其是不能再产生毛泽东那种领袖。中共新的领袖是经过这种机制重重过滤产生的，早应该脱胎换骨，难道还能有超越的可能吗？的确，这种逆向淘汰的机制很可能会在今后彻底杜绝超越性的领袖，但我尚心怀侥幸：文革中成长的这代中共高层，是不是还会存在异数？这代人的经历如此不寻常，曾被意识形态的颠覆觉醒，在动乱的熔炉中锤炼，造过反，下过乡，置身社会底层，再接受高等教育，接纳西方思想。经历过那种反复“淬火”的人，会像钻石一样存在复杂的多面，即使在某些条件下只能看到一个侧面的光线（因而能通过体制重重过滤），却不说明不存在其他侧面。当其居于金字塔的顶尖，只要深藏内心深处的多样性还能保持，就不排除在条件成熟时折射出另外的光芒。

废除终生制是中共杜绝毛泽东的重要措施，却恰恰埋藏下驱动领袖超越的另一种可能。任期决定了专制领袖的权力不再绝对，一旦退位就会荣耀尽失，班子被撤换，话语被顶替，阿谀逢迎者转换新主。领袖上台之始就能从下台前任看到自身结局。相对终将从顶峰一落千丈的前景，政治改革对领袖造成的制约就不那么可怕。自己不能一直专制，民主就不再一定不好。既然历史车轮不可倒转，靠反对终身制上台的领袖无法否定自己昨天的义正词严，期待其让位的后起之秀也不会让步，此时领袖可以用什么弥补失落？达到权力顶峰的人都会希望晋身伟人之列，而人人皆知下一个中国伟人将从政治改革产生，那么能够在位时享用专制，退位前再给自己博取历史盛名，这种合算的通吃难道不是一种诱惑吗？

除此而外，领袖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有启动政治改革的可能。出于利用民意或争取国际支持的目的，以政治改革作为资源和战胜对手的武器，这种所谓“推动历史进步的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出现。哪怕是军队出于野心的干政，在世界民主大潮面前，也要打出政治改革的旗号，才会让自己的干政显得名正言顺。

专制政权在当今世界屈指可数，中国作为主要代表，常常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这种与文明的背离每每令中国领袖颜面无光，有理也亏三分。而中国的很多问题，台湾、香港、西藏等都卡壳在这里。加上中国社会多重危机不断积累，哪痛医哪的修补应付一时，最终叠床架屋、顾此失彼。当旧体制内的解决手段耗尽时，即使是形势比人强的“危机推动”，也有可能迫使领袖进行超越旧体制的改革。 专制政权领袖拥有集中的权力，和民主制度下只能掌握部分权力的领袖不同，后者受各种制约，不可能按个人意志做出超越体制之举，专制领袖却可以充分使用权力体现个人意志。毛泽东能够翻云覆雨当然不是好事，但是今日中国若不想发生自下而上的暴烈革命，走和平可控的变革之途，最好的希望就在于出现决心超越旧体制、又能善用旧权力的领袖。

毛泽东如何破解难题

领袖有无变革愿望是一个方面，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有无实现变革的途径。如果没有途径，领袖甚至不会暴露变革的愿望。领袖从不会有愿望就行动，而是首先要有成功的把握。

官僚集团对任何改变专制制度的尝试，都将全力抗拒。按照通常看法，政治改革需要一个超越体制之上（如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强人来推进，才能战胜官僚集团。执政集团目前看似铁板一块，原因既可能是领袖与官僚共同抗拒改革，也不排除领袖有变革之心，却有心无力，既没有变革途径，也缺乏毛泽东的强势。今日官僚体制对领袖的制约比过去大了很多，一方面是领袖弱了，不再有打江山的光彩和意识形态的神圣；另一方面是官僚体制强了，有了更多自主性。毛后三十年中共的“党内民主建设”，实质就是官僚体制的不断规范化和程序化，以制约领袖的为所欲为。

不过在我看来，领袖的强弱对启动政治改革不构成根本障碍。过于强调政治强人的作用则是不利的。既然今日中共已不再可能产生毛泽东式的强人，认定没有强人就不能推进政治改革，也就断绝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希望，让拥有改革意愿的弱势领袖无法产生付诸实践的勇气。

其实回顾文革，仔细研究一下毛当年的超越体制，会发现并非因为他是强人就能打败官僚集团。即使那时毛强而官僚集团弱，毛仍然长期为体制所困。他掌握政权后最多考虑的就是如何突破官僚集团的罗网。他是头脑，有绝对权威，但头脑实现意志离不开手和脚──也即官僚集团的日常执行和贯彻。官僚集团由成千上万有自我意识的活人组成，每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当他们发现头脑的意志和自身利益冲突时，会不约而同或共谋地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利用贯彻执行的权力将头脑意志扭曲变形，使其议而不决、无法落实、不了了之。领袖无奈官僚是一个历史难题，无论是皇帝还是毛泽东，或是现在的“中央”，根源就在于领袖对官僚集团是“以少制多”的关系。再强的领袖又如何看管得了上百万官僚呢？虽然毛被捧在神的位置，但是连他居住的北京，他都要感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毛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因为那些方法都得通过官僚集团实行。即使是被称为“文革”前奏的“四清”，他还是想通过政权体系自身来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最终他发现，那根本就像是要拿刀的手去砍手本身那样不可能，官僚集团不可能真对自身动刀。他只有寻找另外的力量对付官僚集团。

于是有了“文化大革命”。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向民众发布号召，指挥民众行动。他不再通过组织系统传达和贯彻他的意志，而是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民众直接表达，授权民众不服从官僚集团。这不是政治强人做到了迫使官僚集团服从，反而是即使以毛的权威也无法指望官僚集团服从，他只能跨过官僚集团，和民众联手，利用民众力量打倒官僚集团。毛在发动文革过程中的举动──接见红卫兵、写大字报、支持造反、鼓动串联、发布“最高指示”等，都是为了实现跨过官僚集团指挥民众的目的。

这种史无前例的超越不仅使官僚集团不能再阻挡毛的意志，连官僚集团自身也被造反民众打得落花流水，并且为曾经“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受到惩罚。毛摧垮官僚集团靠的不是他自己，而是靠民众。毛的作用只是指挥和保护──告诉民众如何行动，授予民众合法性，其余的都让民众自己做。事实证明，一旦像文革那样“放手发动群众”，即使没有政治强人，打倒官僚集团也易如反掌。民众之所以比最强势的领袖都有效，就在于民众与官僚集团的关系是以多制少。我一直认为，领袖绕过官僚集团与民众直接联手，利用民众力量改造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也是文革提供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在今天，领袖与民众联手的方便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毛在1966年8次接见1200万红卫兵，成本之高难以估量。今天只要利用电视，领袖瞬间就能面对数亿民众。可以说，政治改革最困难的问题──如何战胜官僚集团，文革已经给出了解决之道。

毛的悲剧

毛的悲剧在于他虽然成功地实现了“破旧”，却没有成功地做到“立新”。他所表达的让民众直接掌权的愿望，始终没有在实践中找到可行方法。绕过官僚集团直接指挥民众的结果是“天下大乱”，不能长久。而只要专制体制不变，领袖最终仍然得通过官僚集团的手脚才能掌握政权。文革结果只是让原来的官僚结构“吐故纳新”，换了新人。然而新人也会变，进入政权的“工农兵”在掌权中迅速沦为新的特权者。毛能做的只有宣称文革将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他期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民众“斗私批修”，按照他的教导以多制少地看管官僚集团，从而改变领袖以少制多的劣势。然而“六亿神州”没有变成“舜尧”，无法“万寿无疆”的他刚离开人世，尸骨未寒，官僚集团的旧人就卷土重来，随后在“资本主义道路”上比原来走得更远。 要避免毛的悲剧，必须在“破旧”之前解决“立新”。毛的头脑中有他的“立新”，但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的逻辑决定了他的“新”立不起来。姑且不说他以“塑造新人”为基础的“立”是否可行，“破字当头”的顺序也摆脱不了一直困扰他的悖论。因为先破后立，相当于推倒旧房再造新房，在官僚集团被打倒的情况下，新房的设计、准备材料、施工建设等是无法进行的。人们只能露宿于废墟，组织和秩序的真空导致失控，甚至落到毛形容文革的“天下大乱”。面对无政府的危机，即使能力挽狂澜，当务之急也是重新恢复组织和秩序，而非追求立新与超越，于是被打倒的官僚集团又会应运而生，顶多是换上新人。在建造新房的过程中，掌握具体“施工”权的官僚集团一定会按照自己意志，将新房建成他们的乐园。社会无论换了多新颖的名号，也是新瓶旧酒。文革对此已充分证明。

毛在文革中的时进时退，其实也是在因应超越官僚集团和离不开官僚集团的两难困局。这时政治强人倒显出重要。如果不是毛那样强势的人物，就不可能收拾文革的乱局。没有“立新”的“破旧”有高度风险，只有政治强人能在不发生改朝换代情况下重建官僚集团。文革中保证社会不致失控的最重要筹码，就是民众对毛的“个人迷信”。因此，毛对“个人迷信”的用心培育，与其说是他的爱好，不如说是他在锻造看家的手段。

毛泽东敢于让天下大乱，在于他有把握力挽狂澜。他的强不在于他能战胜官僚集团，那靠的是民众，他的强在于当民众摧毁了官僚集团，他仍然有能力让社会保持基本服从，同时能重建新的官僚集团。这是另一条需要高度重视的文革经验：既然乱局没有强人便无法收拾，甚至可能导致社会崩溃，在缺少毛式强人、也不存在“个人迷信”的今天，就一定要避免文革的“天下大乱”。为了保证这一点，使用毛跨过官僚集团发动民众的方式，便不能采用文革“破字当头”的方式，而是要把“不破不立”变成“不立不破”。“立”意味著建立新秩序，却不是破坏旧秩序，当新秩序建立起来后，让旧秩序自然而然被顶替。那种“破旧”是随“立新”实现的。代表旧秩序的官僚集团虽然不会情愿，却没有能力对抗得到最高授权的民众。而“立字当头”的顺序，意味著民众无需和官僚集团抗争，只是不再服从，自己进行“立新”。在这样的过程中，凡是“立新”之处新秩序已经形成，而尚未“立新”之处仍然会保存旧秩序，因此哪里都不会失序。这种“立字当头”的结果，最终会是“破也就在其中”。

文革的启示

问题归结到，这种“立新”立的应该是什么“新”？或者说，什么样的“新”才能立得起来呢？

首先历史已经展示，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天翻地覆”，改变的如果不是专制体制本身，而仅仅是更换官僚集团，政治本质也不会发生变化，甚至还会后退。毛斗争了一辈子，死前发现他一生致力消灭的“资产阶级”原来就在他领导的共产党内。这种荒诞剧式的结局足以告诫后人，不终结专制体制，政治改革就不会有真正的“立新”。专制体制的根本是权力源头在上，从属关系自上而下。改变专制体制的关键在于调转权力源头，把从属关系变成自下而上。因此进行政治变革的领袖必须是旧体制的埋葬者，而非旧体制的挽救者，其采用跨过官僚集团联手民众的方式，目的不是毛对民众的一时利用，而是要对民众进行权力交接，一劳永逸地把权力源头转到民众那里，让民众变成社会主人。

只有完成了这种权力交接，才能避免毛对官僚集团一时成功、终归失败的结局。因为权力源头保留在专制者手中，对社会的统治便不能离开官僚集团。即使一时摧毁官僚集团，也不得不马上重建。在那种体制中，无论专制者如何想超越，最终还是要在不可改变的以少制多劣势中落入官僚集团的罗网。而把权力源头转给民众，整合社会不再需要以重建官僚集团为前提，而是通过自治和自组织的方式自下而上进行整合。经过逐层推举新产生的官僚，也会始终处在民众以多制少的看管之下。

可以看出，这种交接权力不能用“转换框架”的方式。因为“转换框架”如同推倒老房盖新房，面对的都是总体性问题，离不开官僚集团的行政主持和管理，因此会重新卡在毛泽东遇到的悖论上──让官僚集团把自己掌握的权力交给民众，无异指望让拿刀的手去砍手本身。这种交接应该是从社会最基层单元开始，可以比喻为“更新砖瓦”。“砖瓦”能够实现自我管理，更新也可以自我完成，不需要依靠行政系统的主持，因此可以甩开官僚集团。同时，在“砖瓦”层面又不会和官僚集团发生整体冲突，只需要以不服从、不来往与不合作的方式架空头顶的官僚就可以，从而避免社会大的震荡。

推动政治变革的领袖跨越官僚集团，直接交给民众“更新砖瓦”的方法和权力，那种方法一定不会复杂，也是不需要主持的。复杂就得有主持，而只要有主持，权力最终就会落在主持者手中，民众则会重新受摆布。这对范围提出了要求，只有在人们可以直接沟通、协商和决策的小范围，才能进行不需要主持的“立新”。这种小范围就相当于这里所说的“砖瓦”。相反，代议制的普选、公投一类活动覆盖的范围大，必须有主持才能进行，属于“转换框架”，因此是不适用的。

当然，仅仅“更新砖瓦”还不够，还需要逐步扩展，层层向上，最终自下而上地实现整个社会转型。这要求“砖瓦”的“立新”中包含自我生长的机制，除了启动环节要由领袖推动，一旦起步就能自行驱动和自我复制，并有自动调节功能，使“砖瓦”之间能实现自组织整合，不断扩展并完善。那时即使不再有外力推动（如启动改革的领袖被官僚集团罢免），“立新”也将不会停顿，不可阻挡，直到完成整个社会转型。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跨越官僚集团的途径。对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剩下的关键是找到符合上述条件的“立新”方法。这是思想超越的任务；另一个关键是产生愿意超越政权的当政者，这却是民间无法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