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很多中国人正在为“西部大开发”神魂颠倒，似乎终于等来了可以实现“腾飞”梦的时机。其实西部开发不是今天才开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人简称其为“兵团”）就是五、六十年代开发新疆的典型。
上一次西部开发
那次开发也可以被冠以“大”字，所谓“力度”不亚于今天。资金投入以今天概念衡量可能不算多，但那时社会的最大资源是人力，从这种资源衡量，投入是相当巨大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最初由十几万解放军官兵就地转业组成，随后由政府组织内地劳动力迁入而不断扩大。1956年仅河南一省就有5万青年被送到兵团。从1957年到1966年，兵团职工人数由17.8万人增长到80.8万人。其中国家有组织地大批调入的有：1959-1960年，安徽、江苏、湖北三省的青壮劳动力近10万人；1963-1966年，上海、天津、北京、武汉、浙江、江苏的青年学生12万人；还有复员士兵和转业军官8万人；饥荒时期“自流”入疆的21万人；职工子女9万人；以及12万名交由兵团“劳动改造”的犯人，刑满后大部分留在兵团。到1966年，兵团的职工加上家属，人口总数已达到148.5万人。
这一百多万的移民是什么概念呢？当今举世闻名的三峡工程移民数量是114万，大部分是就地安置，需要的资金在1000亿元以上，占三峡工程经费总数近一半。移民新疆比三峡移民路途远得多，当年的交通比现在又差得多，相对而言，付出的代价不会比今天小。包括一些现在难以想象的问题，如为了给最初留在新疆成为生产建设兵团的十几万军人成家，曾组织大批内地妇女进疆。仅1954年一年，山东就在“建国立家”名义下送进兵团6531名妇女。那些妇女的故事是什么，后来的命运如何，足以让人遐想。但仅从当时政府对西部的“投入”来衡量，“力度”由此可见。
再从所谓“政策倾斜”的角度看，虽然政府对兵团从人力物力上进行了大量投入，但是并不要求回报。在兵团建成并且已经可以自给之后，政府每年仍然给兵团拨款而不要求兵团上缴利润。每年拨款的节余和兵团自己的赢利都留给兵团扩大再生产。从1958年到1966年，政府给兵团拨款9.89亿元，兵团自己赢利9.77亿元。以当时的货币价值算，兵团得到的近20亿元超过现在的200亿元。政策的“倾斜”程度未必今天能够达到。
那一次开发，经济成果十分突出。这样一些数字可以说明：今日兵团总人口240万，职工90万6千人，现有耕地、果园102万公顷，这占今日新疆百分之三十的耕地和果园，完全是兵团在沙漠戈壁上开垦出来的；1997年，兵团生产出整个新疆粮食产量的19.3%、棉花产量的41.2%、油料产量的28%、甜菜产量的43%；同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20多亿元；年出口7000多万美元；兵团有2800多个工业企业，拥有两万多辆汽车。它还在原本一无所有的戈壁滩上建起了一系列新兴城市，其中一些已进入新疆最重要的城市之列。
绿洲与水
那次西部开发集中体现在出现大片“绿洲”——即沙漠地区适于农业和人类居住之地。1949年，新疆的绿洲只有1.3万平方公里，今天则达到5.87万平方公里。增加的绿洲全是人造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出自兵团。兵团人爱夸耀自己“头顶蓝天，脚踏荒原，用一双手在大漠戈壁上开辟出绿洲”。不错，勤劳的手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比手更重要的是另一个条件——水。
新疆的大部分地区严重干旱，只是一些源远流长的大河两岸那些念珠状、条带状的绿洲内可以从事农业。不过天然绿洲一般早为土著居民占据，且人口密度相当高，不可能再有外来人插足之地，所以兵团要想开发新疆，只能靠自己从无到有造出新的绿洲。
造绿洲首先要做的是开河挖渠，把水引到适合开垦的地区，那里才能成为耕地和人的定居点。在渠道引水的过程中，一般仅沿途渗漏就得损失一半水量。引了水并不能马上种庄稼，还要改良土质。新疆的土地多为盐碱地，农作物无法生长，因此首先要去掉土壤中的盐碱。兵团用的方法称为“淹灌洗盐”，即把土地用水反复浸泡，使土壤含水量饱和后下渗，将耕种层中的盐碱带到土壤深层。这种方法的用水量可想而知，每亩地仅洗盐用水就得数千立方米。土质改好后进行种植，所有农作物生长需要的水只能靠灌溉。那时的灌溉实行所谓“大水漫灌”，即靠毛细渠道把水引进农田每一条田垄。这种灌溉方式每亩耗水至少也得上千立方米。
这样一种大量耗水的引水、洗盐和灌溉方式，造成耕作区地下水位上升，在一定时间以后，又会把洗盐时压到土壤深层的盐碱顶托上来，使其随地面蒸发回升到土壤表层，造成“次生盐渍化”。这种时间有时短到2－3年，被开垦的土地就无法再用，不得不弃耕搬迁。于是又重新找地方开渠引水、淹灌洗盐、大水灌溉，开始一个新的轮回。仅50年代，兵团由于次生盐渍化而弃耕的土地面积就累计近200万亩。那些弃耕土地开垦前本是有植被的，开垦过程把植被铲除一光，弃耕后就只能变成沙漠。不过那时的兵团人并不在乎，地有的是，水有的是，只要有勤劳的手，似乎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开垦，至于沙漠化，反正新疆就是个沙漠之地，再多一点算得了什么。
后来也想了一些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围绕着如何阻止地下水位上升，用的办法如打井抽水，挖沟排水，靠种树吸收蒸腾等，总之是把多余的水排走，仍然是耗水而不是节水。虽然那时也有通过控制用水量控制地下水位的想法，但有效的节水是需要高投资和高技术的（如喷灌、滴灌、暗管等），而那时的兵团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
兵团最大的能力就是开渠建坝。到1994年，兵团40年时间共修建水库105座，开渠8万多公里。全新疆238条年径流量3000万立方米以上的河流，兵团在其中92条河上引水蓄水，年用水95亿立方米（1994年），占新疆地表水径流量的10.75％。
开发的代价
新疆的土地面积占中国面积的六分之一，却仅占中国地表水径流量的3％。水是新疆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新疆生态最重要的砝码。表面看，水不管怎么用都不会消失，只是改变了水体的分布和循环路径。但是问题就在这里，环境是一个千万年形成的平衡系统，其中水的分布与路径被打乱，整个系统就会随之产生连锁反应，失去平衡。我们仅举北疆的艾比湖和南疆的塔里木河为例。
艾比湖是个内陆湖，流域面积5万平方公里，流入的大小河流23条。兵团的“农业五师”与“农业七师”垦区分布在其流域内。从50年代初至今，艾比湖流域人口增长近40倍，耕地增长8倍多，大片胡杨林、芦苇、梭梭林和河谷林由于开垦而被毁。其中最严重的是农业用水造成艾比湖的入水量减少7成以上（奎屯河在入湖前彻底断流），导致艾比湖出现快速干缩。50年代初期，艾比湖的面积有1200平方公里，到80年代只剩530平方公里。其中从1957年到1977年的“大开发”期间干缩程度最烈，每年平均干缩25.9平方公里。而在此之前，年平均干缩量不足其千分之三，只有0.077平方公里。
湖水干缩造成了艾比湖地区地下水位降低，围绕湖畔的植被因此而衰败死亡。一方面野生动物失去栖息繁衍的条件而数量锐减甚至绝迹；一方面原本被植被固定的沙丘活化。而艾比湖干涸在大地上暴露出一个670多平方公里的沉积泥沙湖底。这片厚达百米以上的新沙源正好处在世界著名的阿拉山风口通道上。在年平均164天的8级大风的吹蚀下，每年约有100万立方米的泥沙被搬运。较粗的沙粒形成沙垄，促进沙丘活化，带动沙漠迁移，侵吞耕地，淤塞水渠，埋没树林，中断公路交通。北疆铁路自1992年通车到1997年，有64次因沙埋线路中断行车。目前一处几十公里宽的流沙带正在以每年13-16公里的速度向铁路逼近。而细微的沙土被风带到极远的地方，浮游于大气中，形成沙尘暴和浮尘天气。那些含有盐分的浮尘除了影响人的健康，最终降落在植物叶面上，阻碍植物的光合与呼吸，影响庄稼产量和质量，还会造成食草的牲畜拉痢死亡。
塔里木河被称为中国最长的内陆河，也是世界最大的胡杨林生长区。50年代以来其两岸进行了大规模农业开发，仅兵团就有三个农业师沿其河岸进行开垦。到1996年为止，两岸共开荒300万亩，其中的60％以上是原本的胡杨林或灌木林地带，造成原始植被的大幅度减少。同时上游的大量引水造成了塔里木河水量减少，使其长度从1200公里缩短为今天的800公里。下游干涸的400公里河道两岸，原本繁茂的胡杨林带因为无水而枯死。今天塔里木河流域的胡杨林面积比50年代减少了58％。我自己多次穿越塔里木河两岸，亲眼目睹已在那里生息了万年以上的胡杨林大片枯死绝迹的悲壮景象。
我曾与一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年的老首长谈话，他非常反感兵团垦荒破坏了新疆生态的说法，对此愤怒地斥责：“我们是在一无所有沙漠戈壁上造出遍地粮棉水果的绿洲，明明是对生态最大的建设，怎么是破坏生态？！”然而生态是一个因果关系的链条，恰恰不能从局部衡量。只要大量引水，即使是最大沙漠的腹地也可以造出良田。问题就在于如果没有那么多水，上游把水用光了，下游的植物、动物和人类就会无法生存。上游出现绿洲，下游就会相应地出现沙漠，塔里木河下游的罗布泊不就是在七十年代干涸的吗？而且那绝非一比一的关系，生态系统的平衡一旦被打破，沿着因果关系的链条，蝴蝶翅膀的扇动最终可能变成大洋上的风暴。那代价是需要在今后漫长岁月里千百倍地偿付的。
可能付不起的代价
第一次西部大开发的生态代价如今刚露端倪，第二次西部大开发又带着当年一样的野心与傲慢开始启动了。
表面看，这次开发似乎和上次不同，这次不再靠人力而是靠资本，开发领域从农业转到了资源和工业，因此不会再像当年那么大规模地毁林开荒。人们已经明白水的有限，不但要节水，还要从别的地方调水，以往的错误似乎不会重复，一切万事大吉。然而在自然面前我们最好永远保持面对不可知的谦卑。以人类的局限和浅陋不可能了然自然的全部奥秘。半个世纪的距离刚刚使我们悟到上次开发的些许局部因果。上面谈的艾比湖也好，塔里木河也好，仅仅是局部中的局部。兵团是新疆的局部，新疆是西部的局部，西部是中国的局部，中国是地球的局部……在不断扩展的更大范围里，因果互动的链条最终会通向哪，还需要更长时间和进一步提高的认识才能显现。
——而我们需要汲取教训的正是这一点，人的认识总是在开端时看到近在眼前的好处，并为能捞到好处趾高气扬，然而世上事总是好坏并举，坏的一面往往潜伏长远，要等晚得多才会从幕后走出向我们索债。随着人类能力不断增长，眼前的好处可能会捞得更多更大，代价则会潜伏得更加深远，需要未来所做的偿付悄然以指数规模增长，直至有一天，将成为付不起的代价显现在我们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