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年多的铺陈和实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在沿线各国和地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涉及“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及进出口贸易在新的政策红利刺激下有了明显提升，对转移国内过剩产能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都对“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则是其他国家对中国全方位的重新审视，从两千年的悠久文明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功经验，从儒家思想的文化遗产到世界工厂经济波动的现实冲击，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都被极度放大。“一带一路”倡议推广开来之后，有些人更加质疑中国的孔子学院是在搞“文化输出”，另外有些人则对人民币国际化抱有不同程度的恐慌和不安。在中国崛起已经是不争事实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经济的对外影响都成为“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敏感议题。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如何理解人民币的国际化？古代的“丝绸之路”可以为此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第一个历史经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有双向性，但对中国而言主要是文化输入。长泽和俊曾经指出，“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作为贯通亚非大陆的动脉，是世界史发展的中心。第二，‘丝绸之路’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第三，‘丝绸之路’是东西文明的桥梁。” 数千年来，东西方文明经由“丝绸之路”得到了持久、深入的交融，对欧亚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由此也提醒我们，古代“丝绸之路”和现代“一带一路”都是跨区域跨文化的，因而要特别注意政治、文化、宗教与经济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尽管中国传统文明曾经对欧洲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起到过相当广泛而重要的影响，然而从世界三大宗教的传播历史来看，中国在文化上更像是一个开放的接受者。而且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兴起，与“丝绸之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唐宋之前，西域各国愿意同中国合作，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初始的动因还包括谋求中国的保护以对抗游牧民族（匈奴以及后来的阿拉伯人）的冲击，文化、宗教差异和冲突已经包含在内。而后来“丝绸之路”得以绵延千年，更是和宗教文化因素有莫大关系。实际上，僧侣和朝圣者构成了“丝绸之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显、玄奘等人都在中西交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记录。“除了商人、外交人员和军人之外，还有僧侣和朝圣者也在旅途中穿过各个绿洲城市。他们在寺院中歇宿，免费吃饭，并得到旅途上所需的食物。不过，尽管某些朝圣者在一个地点住了几个月，但他们在绿洲中停留的时间终究是有限的。当他们重新踏上旅途时，前面又会有难以预测的困难。” 季羡林先生亦指出：“商人们积极出钱出物，供应僧伽。结果是佛教徒得到衣食之资，商人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甚至物质上的好处，皆大欢喜，各得其所。” 还有的学者判断汉代佛教东传极有可能是与粟特商人相伴而来的。 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与伊斯兰文明传入中国之间的关系更是有难以计数的证据。我们可以认为，宗教因素是维系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无形力量。考察古代阿拉伯国家和近代欧美国家的扩张，宗教文化都是相伴相随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全方位输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在经济输出上的巨大优势毋庸置疑，但是在软实力方面，尽管有学者和官员呼吁“建设‘一带一路’要文化先行”， 而由于传统儒家思想的中庸温和天性，中国的文明缺乏侵略性，数千年来对西方世界的影响仅仅停留在精神和思想层面，与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最终物化于人们生活方式的结果有天壤之别。可以这样说，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可以同基督教、伊斯兰教甚至佛教在跨文化背景中抗衡的力量。这恐怕是将来“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深层次之后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二个历史经验是，货币的国际化要有垄断性的产业基础。布尔努瓦（Lucette Boulnois）在《丝绸之路》一书中指出，“研究丝路史，几乎可以说是研究整部世界史，既涉及到欧洲大陆，也涉及到北非和东非。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瓷器和茶叶的外销以及鹰洋（墨西哥银元）流入中国，那么它还可以包括美洲大陆。它在时间上已持续了近25个世纪。” 这段话提到了“丝绸之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国际货币的流通。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国势衰退，加之传统上对于国家的货币主权并无概念， 西方国家的金属货币在中国市面上长期流通使用，中国货币的国际化是无从谈起的。然而从更久远的历史来看，古代中国的货币可能是当时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考古发现记载，新疆境内的遗址存有汉代大量钱币，从早期的半两钱到五铢钱直到王莽时期的大泉都有发现。另外，于阗国的货币为“汉文佉卢文二体钱”，一面有佉卢文，另一面有“重二十四铢铜钱”或“六铢钱”的汉字，流行年代约在公元1世纪到3世纪。这些证据都表明至迟在两汉时期，中原王朝的货币已经在西方国家广为流通并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货币制度。除此之外，丝绸作为实物货币，也在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颇受欢迎，“（商队）付钱的方式可以是铸币，或者如果是在丝路东段，也可以用规模统一的丝束或布匹，因此一路上不得不随身携带大量这类物品。” 赵丰在《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的研究中认为：“采用丝绸作货币，不但不用铸币，而且迫使人们消费。……丝绸的货币性抵制了银币的大量流入。在……在当时铜币贬值又不受国外欢迎的情况下，用铜币与银币抗衡显然不行，而丝绸就较好地完成了这一作用。从武周年间直到天宝年间银币与绢练的兑换率之一没变这点来看，丝绸在丝路经济中的地位确实是牢固的。” 因此，“唐代对丝路的经营不仅是政治和军事上的成功，也是经济上的成功。成功的秘诀乃在于把丝绸作为货币推向丝路，一直推到北高加索地区，丝绸还在作为货币而流通。”

两宋之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瓷器和茶叶的外销量逐渐增加，和丝绸一并成为中国大宗贸易的三大支柱。海外贸易对货币的需求更加强烈，使得中原地区的铜钱随着货船大量外流。考古学家们在今天的日本、越南以至非洲东海岸都发现了宋代铜币的踪迹。宋代名臣张方平由此痛陈“钱荒”的原因在于：“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归……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盖自弛禁数年之内，中国之钱日以耗散，更积岁月，外则尽入四夷，内则恣为销毁。” 欧阳修也发现：“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岁阑出塞外者不赀。……近岁，以疥疾乾没之为蠹，一切募民入饩牵於京师，虽革刍牧之劳，而牛羊之来於外国，皆私易以中国之实钱。如此之比，泄中国之钱於北者，岁不知其几何。”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无论是否出于自愿，宋代中国货币的国际化水平达到了历史上最鼎盛的程度。

古代货币国际流通的条件与今天不尽相同，金属货币本身具有价值，这是和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发行的信用货币制度最基本的区别。“丝绸之路”历史上中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如此之高，部分原因当然是由于丝绸和铜币的价值属性，然而货币需求才是更加本质的因素。换言之，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长期垄断世界贸易市场，为货币的国际流通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反观西方国家的英镑、美元等世界性货币的出现，也是建立在工业革命之后发达的实业基础之上的。

戴锦华谈及中国崛起的文化表达时说到：“形构之中的中国主体，意味着近乎无限的可能性，形构之中的中国主体必须是不一样的主体，它必须是传递不一样的文化，因为如果没有不一样的文化，如果没有不一样的逻辑，如果没有不一样的想象，那么中国崛起将难以持续。” 同样，“一带一路”将来要继续顺利推进，必须关注更深层次的文化经济逻辑。任何一个开放的系统都会面临信息流的输入和输出，交融既是单向的，也是双向的。“丝绸之路”的历史或许能够说明，交融的方向在某时某事上可以控制，在某时某事上又是被动接受的。但只要保持足够的开放性，被动也不全然是坏事。关键在于，我们要保持自己不一样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