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整个政治思想体系包括人类自有阶级社会以来产生的所有政治思想，可以说是一个在空间、时间和意识形态上综合的体系。这个体系庞大，内容繁杂，流派很多，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和各个阶级的政治思想都是人类政治思想的组成部分。

历史的发展表明，政治思想总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经济和政治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有作为统治机器的国家权力存在，政治思想就必然会在各个不同的阶级中产生。古代中国、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希腊、阿拉伯世界、中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英国、美国和法国、十九世纪的德国、帝国主义时代的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都有其代表性的政治思想。

虽然政治思想以国家、国家权力、政府活动、阶级诸问题为主要对象，但是他们毕竟产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结构特点和时代色彩，把这一切政治思想笼统地放在一起，体系就会过于庞杂臃肿。

如苏联的两部《政治学说史》，一部由凯切江和费季金主编，一部由莫基切夫主编，这两部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体系庞大，想包罗万象，结果倒显得有点杂乱无章，浅尝辄止。莫基切夫的那本，全书共955页，其中西方从古代到现代300多页，去掉空想社会主义部分只有250页左右，占全书四分之一。而俄国部分却占139页，马克思主义部分占了390页，余页归其他。这样，只能提纲掣领地叙述，不能细致深入。

因此，总括为一个总的体系不如分几个小的体系，这样就能使研究工作趋于深入。根据具体情况，大体可分这样几个小体系：

一、马克思政治思想史，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产生、发展和传播。除此之外，有一些思想家曾宣传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他们本国的具体情况中去。虽然这些人有的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的后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的理论应该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照中得到研究。

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伯恩斯坦、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托洛茨基、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等人。欧洲共产主义的政治思想亦应重视，它是当今西方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要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上，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史自己的特点。

二、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史，研究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发展和演化。其中很大成份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思想，如康帕内拉、埃拉斯莫、莫尔、掘地派、平等派、卡贝、十九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等人也可划入这个范围。在这部分中，尤其应该研究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变化和作用。

三、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个部分包含着西方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反映和总结，也是了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的依据。要重点研究和分析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西方”这个概念比较广泛，它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不过在政治思想史上又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现在所谓西方，一般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西方政治思想史应包括资本主义产生以前西方各种政治思想和资产阶级各派的政治思想。还应注意对现代和当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研究，这是一个薄弱环节。

四、东方政治思想史，泛指东方各国政治思想，它应包括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阿拉伯伊斯兰主义、佛教思想以及近现代一些著名代表人物如甘地、黎萨尔、基马尔、尼赫鲁、纳赛尔、萨达特、巴列维、霍梅尼、卡扎菲、苏哈托等人的政治思想。这一部分与非洲、拉丁美洲部分一样，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五、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政治思想。中国政治思想是理解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历史运动的基础之一，也是我们研究其他政治思想专史的根本立足点。中国政治思想史内容丰富，材料浩繁，难度较大，包括从夏商周以来各派政治思想，如管仲、孙子、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孟子、韩非、董仲舒、柳宗元、王安石、朱熹、李贽、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胡适之等人。

六、非洲、拉丁美洲政治思想史，研究这两个区域的各种政治思想。这两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西方国家很重视研究它们的意识形态，已经出版了大量专著。许多民族政治家领导本国人民曾经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和改革，如卡斯特罗、阿连德、格瓦拉、尼雷尔等人。历史上，这两个地区也有一些明智的民族政治家，他们为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强盛提出了各种有影响的政治思想。

七、比较政治思想，是一种新的倾向，与盛行一时的比较政治学不可比拟，在西方也尚未形成体系。不过，这种倾向在发展。约翰·邓恩在《面临未来的西方政治理论》中就做了这种尝试，他在“ 民主理论” 一章中，自古泊今，分析了孟德斯鸠、卢梭、克伦威尔、梁启超、马克思、韦伯、席勒、熊彼特、达尔、李普塞、米尔等人的思想。笔者认为，把不同国家、不同人物、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中相似的政治观念放在一起，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进行比较分析，找出共性和个性、根源与历史条件，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当然，以上划分不是绝对的。同时也应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分成几部专门史，那么，在接触一部或几部专门史时容易对总的体系不甚了了，对其他专门史一无所知。在政治学的教学中，除开设专门课程之外，必须有一门综合的课程。怎样使这些专门史有机地结合起来，还有待于摸索和实践。

二

政治思想史的体系安排问题，无论对总体性的政治思想史还是上述各部专门史都很重要。整个政治思想史（或上述各专门史）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代表人物摩肩接踵。这就给政治思想史的编排提出了一个难题，究竟怎样安排才合理？综观各种政治思想史的专著，大致有分期、分派和分人三种方法，还有少数采用分书法，比较政治思想采用分专题法。本文以西方政治思想史为例，谈谈体系安排。

分期法以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一各种社会形态的更替为基础来安排政治思想史的结构，并围绕这根轴铺开内容。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研究的著作往往采纳这种方法，如凯切江和费季金、莫基切夫。国内徐大同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和谷春德与吕世伦的《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均以分期为主。有些书分期与分人界线不明，甚为斑驳，如浦薛凤和高一涵的著作。

有些采用分期法的著作却没有注意分期的特点，凯切江和费季金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西欧各国的政治学说”一章中，分四个小节：（一）西欧各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介绍，十七、十八两世纪中自然法学说是资产阶级争取权力的思想武器；（二）十六世纪尼德兰革命和古果·格老秀斯的政治观点；（三） 斯宾诺莎的政治学说；（四）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国的政治思想。分期、分派和分人混为一体，关系摆得不好，体系不严谨。

莫基切夫做了改进，加强了分期，也突出了重点。但过于强调分期性，会抹杀各个时期的重点人物，使他们的政治思想得不到充分的介绍。

分派法把各种在原理上、主张上或方法上前后有关的政治思想排列在一起。目前这种方法在西方比较盛行，普莱罗的《政治思想史》、邓恩的著作、伯基的《政治思想简史》、约瑟夫·S·卢契克的《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达洛兹出版社的《十九世纪以来的政治思想史》都采用分派法。解放前国内一些著作也采用这种方法。

普莱罗把从古至今的政治思想分成七个派别：古代公民道德、中世纪僧侣主义、君主专制主义、自由主义、政治和思想的反动、社会革命和立宪民主。每一大派之下又分小派，如在“政治和思想的反动”下分为民主化的专制主义、反革命、实证主义。这种方法可以使人看清一个流派的来龙去脉，盛衰存亡和历史演变过程。

但也有缺点：（一）不能很好地说明同一流派中各种不同思想产生的历史原因，一种思想虽然在历史上反复出现，但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意义；（二）容易混淆不同性质的政治思想，虽然它们有共同的称号，但它们的内涵却不尽相同。普莱罗在“民族主义”下安置了巴莱斯、佩基、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戴高乐，其实他们的思想很不相同。

分人法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家为依据，着重介绍他们的政治思想。这类方法过去比较常见，孟云桥、浦薛凤、高一涵、萨宾都采用这种方法。1980年印度学者苏克比·辛格写的《政治思想史》也以分人为主。这种分法可以系统介绍一位政治思想家的政治思想，重点突出。它的最大弱点是容易忽视政治思想家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客观物质社会，把人的政治思想看成是个人主观意识活动的结果。

分人法是一种通用的方法，一般采用分期法和分派法的著作，在下一个层次上往往采用分人法。

最后，还有分书法和分主题法。

分书法不多见，浦薛凤曾采用过，他在分人的结构下采用了分书法。介绍卢梭时，分为《初期著作》、《契约论》、《爱弥尔》、《山中通信》、《科西嘉宪政草案》和《波兰政制论》六节，也有独到之处。他注重介绍原著。

分主题法属于比较政治思想，如邓恩的《面临未来的西方政治理论》一书，分民主理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革命四个部分。弗朗索瓦·夏特莱的《意识形态史》（第三卷）分为进步的意识形态、人的意识形态、征服的意识形态、战争与和平的意识形态，颇象分派法，其实不然。分派法按一种政治思想流派发展的历史顺序分析各个政治思想家，而分主题法则按各个思想家的共同观念进行比较研究。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当，又有正确的观点，也有共独到之处。

上述几种方法，互有短长，不能绝对地说哪一种方法最好。因而，应有机地结合这三种方法，取长补短。事实上，许多作者写书时也兼收并蓄，既分期又分派，或既分派又分人，互为补充。本文提出下列原则：分期为纲，分人为体，分派为线。

这一原则之所以突出分期法，是因为各种政治思想都有时代性。在人类社会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各种政治思想的产生都反映了它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形态的特征和趋向。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反映了古代希腊城邦中奴隶与奴隶主、平民与自由民、平民与贵族的关系；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思想反映了教会与世俗权力、教士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反映了新生活方式的要求。

在大的社会形态中，还有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一种形成、进步和保守反动的发展过程。根据历史的演变来研究政治思想的演变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使人们能更清楚地看到政治思想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更正确地评价一种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原因和历史作用。

不过，应该使思想史有别于一般的社会发展史，政治思想史应侧重研究人类政治观念的发展，集中研究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各个时期各个阶级的主要代表人物便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对象，各位思想家又各自有一整套政治观念，这是研究的主体。

最后，意识形态是一种延续性的东西，它的产生和消失都是一个过程，不是说变就变。因此，在分期和分人两个主要方法之下，也应该注意分派法，看到历史上一种流派的前后关系、内在逻辑和发展演变，找出它的连贯性。

三

政治思想史内容极其丰富，各派人物层出不穷，如何取舍，这就提出了一个标准问题。考虑到分期为纲、分人为体和分派为线的设想，提出三条选用标准：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能动作用；如实、全面和有效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具有延续性的影响和价值。

首先，一种政治思想（或一位政治思想家）代表一定阶级的政治主张和愿望，提出这个阶级对政治、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和法律等问题的理论体系，为一定的阶级所接受，被运用来指导政治实践，以达到这个阶级的目的，从而发挥其重要作用。在历史上，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远的不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洛克、孟德斯鸿、卢梭的政治思想对英法资产阶级革命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美法宪法中都有他们思想的烙印。帝国主义时代，杜威的实用主义、凯恩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都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在东方，伊斯兰教、佛教曾在意识形态中起过那样大的作用，有的地方至今仍然如此。甘地的思想是印度反对殖民主义、进行不合作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中国的儒法两家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历史上影响之大，不可低估。

因而，研究这些政治思想，不仅研究本身有价值，而且会为了解历史和现实提供良好的基础。

其次，这些政治思想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们不仅作为理想和原则被提出来，而且作为对物资和政治生活的描述被提出来。这些政治思想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推动作用，而且在于它历史文献的作用。它们翔实地记载了各个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有的还在理论上加以论证。它们反映了人类历史重要阶段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实践。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反映了希腊城邦没落时期的政治生活。亚里士多德考察了一百五十多个城邦写成专著。洛克的思想实际上记载了1688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妥协的结局，使之成为系统的理论。这方面的例子甚多，不一一枚举。

最后这些政治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历史的价值。这些理论体系的某些部分（或全部）形式上与实际政治生活相脱离，似乎只是纯意识形态的主观构想，然而它们对社会政治思想史却有很大影响力，对政治思想史的漫长发展产生了延续性的作用。

有些政治思想在学术上自成一体，似乎不渗入现实政治生活，可它们的意义远非局限于学术范围内。柏拉图的学说就是个例子。霍布斯的学说影响虽大，但无论封建君主还是资产阶级都不欣赏他的主张。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政治哲学最为典型。以“客观精神”和“理念”为基础的政治理论是不能直接付诸实践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创造”。然而，黑格尔主义却连绵不绝，是后来唯意志主义、新黑格尔主义、人格主义等流派的一个基础。

不过，有一点必须注意，虽然政治思想会具有这种特殊性，但它们依然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只不过它们采取了更加抽象和独立的形式罢了。

当然，不可能要求每种政治思想都严格地具备这三项条件。每种政治思想往往有所偏重，其中一个方面占主导地位。因此，可以有主有次地运用这三项标准，注意每一种政治思想的特点，以一条标准为主，其他标准为辅。

四

政治思想史内容庞杂，要进行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必须寻找有效的方法。系统方法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从系统观点可以把研究对象分为实物的知识，系统的知识和元系统的知识三个层次：实物的知识是直接的、简单的知识，系统的知识是本质的、实体的知识，元系统的知识是具体的、综合的、实在的知识。

从总体的政治思想史来看，各专门的思想史（即小体系）都是大体系的组成部分，同时又与其他几个专门史有关。把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史与西方政治思想史和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史放在一起研究，能够看到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的差别与对立。每一专门的政治思想史都应放在世界总体的政治思想史中加以研究，这样才能从宏观的角度了解它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每一门专门的政治思想史来看，每一个人的政治思想是直接的、简单的材料，而同一时期其他思想家便是一个政治思想的系统。

古希腊除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外，还有赫西俄德、梭伦、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伊壁鸠鲁、西塞罗等一大批政治思想家。中国先秦有诸子百家。洛克和卢梭前后有菲尔麦、霍布斯、密尔顿、哈林顿、伏尔泰、孟德斯鸿、狄德罗、达朗贝尔等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有萨特、阿道尔诺、马尔库塞、阿尔杜塞、普兰查斯、沃尔佩等人。

如果能用系统的原则来探讨各个历史阶段政治思想家的意识形态和著作，就能找出他们的共性和个性，并找出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主要倾向，找出这些政治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其历史作用。

在一个人的政治思想中，直接论述国家及其统治活动的思想是直接和简单的对象，这也是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主要对象。

因而，研究柏拉图就要注意他关于哲学王、等级制度和统治方式的思想；研究亚里士多德就要探讨其关于中庸政体的理论；研究奥古斯丁就要分析他对教权与俗权关系；研究洛克就要注视他关于立法权与执行权的主张；研究卢梭就要认识他关于人民主权的观念；研究黑格尔就要重视其权力等级的理论；研究先秦就要注意礼治与法治之争；研究孟德斯鸠就要着眼于三权分立的原则；研究孙中山就要注重五权宪制；研究马里旦就要关注上帝主权的信仰，等等。

但是，单单研究一位思想家的政治主张，把它与这位思想家的其他思想割裂开来，往往不能全面、深入地认识他的政治思想。因而，还应探讨一个最大的系统，有时应把一位政治思想家的哲学观、伦理观、世界观，宗教观、教育观或其他观念包括进来，这样才能有系统的认识。

研究柏拉图，就应分析他的哲学观、伦理观、教育观。研究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就必须研究他们的宗教观。研究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哲学观和自然宗教观是不可忽视的。研究黑格尔，必须抓住他的基本哲学观点一一自我发展的“客观精神”。研究萨特的存在主义，对他的“自我选择”和“人道主义”必须分析，这样才能理解他所谓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政治思想。研究马尔库塞，必须重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对他政治思想的影响等等。

总之，每一位政治思想家的思想都是一个系统，它由各种不同的部分逻辑地组织在一起。在进行研究时，要注意到每一位政治思想家自成一体的系统，不可千篇一律，一个模式，做到系统研究、系统分析、系统了解。

最后，还必须对一位思想家的思想做综合的分析，也就是把他放入一个更大的系统。这个系统由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的社会条件、一定的经济地位、一定的阶级立场、在政治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对社会存在的作用构成。不应就政治思想而研究政治思想，而应把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考虑到各种可能起作用的因素进行研究，找出它存在的必然性。物质经济条件构成的综合系统，是对每一位政治思想家的研究都应注意的。

本文原载于《政治学研究》1986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