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至今七十年了，台湾岛外的朋友，希望我谈谈五四。做为以思想家、历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够把这题目彻底的谈一谈，藉以纠正几十年来大家对五四的错误认识。
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再予以评价。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却在大江东去，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胡适、罗家伦，都是我认识的，五四时代，他们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乱飘荡之际，他们都局促海隅，无复当年了。这些雕谢了的身影，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使我在下笔时候，别有领悟。
胡适生前，我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我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写信给我，可是还没写完，他就死了。死后他的文件都被监管，不过据看过这封残信的台大校长钱思亮见告内容，并没否认我上面的论断。事实上，胡适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批评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抢青年去搞政治的举动，他怪国民党、怪共产党、甚至还提到“梁任公（启超）他们也抢青年”，言下不胜惋惜。另一方面，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引起陈独秀在台湾故旧的不满，写文章质问我根据什么证据，『确知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的“相约”？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吗？』事实上，胡适所写他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外，有一封失传了的信，便是证据。在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就收有这封信。信是写给陈独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他建议由北京同人发表一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可见大家讲好专心为中国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确是经过相约。不幸的是，这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最后终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他在南方，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觉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写信给海外同志，告诉他们“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于是，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吾党”应五四而兴，五四却完了。
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呢？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个人的解放。而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五四运动以后十六年，胡适写“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回忆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和陈独秀、钱玄同等同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启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是政治的、进而拥党自肥的、洗别人心革别人面的。在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觉下，举国若狂，认为时不我与，而要中风疾走、结党营公，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各路英雄来救国，中国是不是会更糟呢？会一定等不及了呢？戊戌政变时，与康有为同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照王照的意见，中国拖了三十多年还没亡，可是当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国而去救第二代、第三代，则三十年后，民智大开，思想解放，个人解放，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人，才是建设新中国的本钱。当然，王照这种迂腐之论，谁也不要听他的，大家都吵着说中国快亡了、缓不济急了。这种忧虑，最后使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也都投入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挂帅里。结果，经过三十年的折腾，收回了台湾，可是丢掉了大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对俄引狼入室、对日以德报怨，满目疮痍之中，右派法西斯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得到大陆。中国人付了几十年“救亡”的代价，最后，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
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为什么？因为在几十年的浩劫下，中国人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已经面目全非、奇惨无比。从外在的压力看，中国人陷入集体主义的制度下，殊少个人的自由和显示个性主义的条件；从内在的突破看，中国人中的匹夫匹妇固然氓之蚩蚩多是混蛋；至于其它出类拔萃之士，在“冲决网罗”(谭嗣同语)方面，表现得也一塌糊涂。五四于今，七十年了，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精神，又在那里？海峡东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还在国民党老神在在下，曲学阿世又阿当道，不敢攻击三民主义，有的还妄想“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海峡西岸的出类拔萃之士，虽然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有勇敢的觉悟，但是因为几十年的教条污染，这种觉悟，还处处留下污染的痕迹而不自觉。一般说来，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们跳来跳去，以为自己跳出来了，其实还在如来佛的掌心里。他们著书立说，处处不脱马克斯的心传与唯物的独断，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在争自由民主。海峡两岸的出类拔萃之士按说不该像匹夫匹妇那样混蛋，但是，他们又高明多少呢？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从事新文化运动，在标榜的项目上，虽不周全，大致不差。但是由于他们本身也在摸索中前进，所以矛盾时出。以急先锋陈独秀为例，他气壮总胜于理直。他大刀阔斧论古典主义之当废，但却同时盛誉古典主义而不自知；他明白宣布“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但却误以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他说实验哲学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并希望两者能成为联合战线，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辩证法是达尔文演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实在不是什么科学，但是陈独秀却不知道，他的徒子徒孙也不知道。陈独秀后来带头替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伟大的、无懈可击的，并且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一贯好梦。“礼记”中“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吗？“贷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吗？但是，把这么伟大的圣人才能做到的境界，施之于匹夫匹妇，又如何可行？此难怪中国人读了两千年“礼记”，结果却只能读不能行。陈独秀不知国货的共产主义不可行，反引进洋货共产主义，他的徒子徒孙且以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而几于先，再阶级专政于后，期得长治久安，殊不知此非深知马克斯者也。马克斯早在一八六五年就完成“资本论”初稿的最后两卷，但他不让恩格斯看，事实上，他在第三卷中，已经动摇了他在第一卷中劳动价值论的论据。他在一八七二年海牙大会的讲演中，也有“我们不否认有些国家如英国、美国，甚至荷兰的劳工们，可用和平方法达到目的”的石破天惊之言，可见马克斯本人，对马克斯主义，也不无疑义。恩格斯1890年写信给舒密特，提到马克斯曾自讽的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斯主义者！”由此可见，此马来头大，固有自知之明者也。如今一个世纪下来，马克斯所预言的资本主义，依然逍遥健在，而共产主义亦不得不明暗之间，走资以求繁荣，可见教匹夫匹妇去做圣人，志士仁人实有力不从心之苦。七十年前陈独秀的带头误以唯物辩证法是科学，证明了他错认“赛先生”。新文化运动人物以“冲决网罗”的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为天下倡，但他们自己，却身陷新罗网而不自知，五四之为岔路，此为最大明证。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又岂止陈独秀？他们之中，不论上层或下层，在为中国导向上面，都不难挑出毛病和笑话。例如鲁迅，在当时，他的思想竟是反对“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他不但反自由民主，并且连代议制度都反，这是什么头脑？又如毛泽东，他在中共建党筹组湖南小组的前夜，还在长沙大公报上鼓吹“湖南独立”、主张中国应“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而湖南本身，要建立“湖南共和国”，以免“湖南受中国之累”！这又是什么头脑？
这种由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给中国乱投医、乱带路的现象，在在都显示了他们的“目的热”，往往造成了“方法盲”，原因无他，他们自己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火候不无可议，热情有余，沉潜不足。当时最理智的莫过于胡适。胡适看出主义不是万灵丹，因而劝人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其眼光锐利，确在他人之上。但胡适也有他的盲点，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宣称:“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可是二十七年后，他公开忏悔了，公开忏悔他“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他说三十多年来，“极左的与极右的社会主义，拿国家极大的权力来为社会主义作实验；而两种实验的结果都走到非奴役、集中营，非用政治犯、强迫劳工，非用极端的***，没有方法维持他的政权。因为这个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大实验，极左的极右的大实验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教训。”所以大家才有以觉悟。“在外国，如在美国，现在有好几个杂志，最著名的如“自由人”(Freeman)杂志，里面的作家中有许多都是当初做过共产党的，做过社会主义信徒的，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在思想上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三十多年来世界上这几个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使我们引起觉悟——包括我个人，在今天这样的大会里当众忏悔。”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大宗师胡适，在为中国导向方面，也未尝不一时错认“德先生”，而有以误入歧途。连胡适都如此，其它优秀知识分子更可知矣！
一个多世纪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为祖国带路，试验过君主立宪、试验过开明***、试验过保皇、试验过革命、试验过勤王复辟、试验过再造共和、试验过新华春梦、试验过金陵春梦、试验过北京红楼梦。什么都试验过，只忘了试验一件事，就是帝国主义统治香港那种调调儿。结果呢，一个多世纪的比赛下来，试验出来最成功的，竟是帝国主义下的香港！香港百分之七十都是中国人，但在洋鬼子的统治下，居然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赞叹的地区，在全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它还能维持生产总值每年百分之十的成长、还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金融中心，更重要的，在繁荣以外，它给了中国人充份的言论自由。结果比赛下来，他们的“殖民”待遇，都胜过我们的“大国民”水平。连起码的自由与繁荣都远胜于中国人自己的统治，这种国耻，比香港割给英国更丢人吧？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除了“以做中国人为荣”外，其它能引以为荣的，竟不堪枚举，除了“爱国”、“民族”、“光荣”、“大义”这些引以自慰的抽象外，简直没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实绩了，做为中国人，这不太可怜了吗？设想当年道光皇帝甘心亡国，岂止香港，连整个中国都割给英国，一个多世纪下来，中国人是不是也不错呢？我看至少至少，不会比国民党统治更坏吧？当然爱国者会说:这是什么话！我们不要做亡国奴！但是，另一种声音我们也不妨想想:许多时候，做了亡国奴的自由与繁荣，竟比做一个政权的家奴还象样，这又怎么说呢？富兰克林说:“那里有自由，那里便是我的祖国。”这种声音，岂不也值得我们比比吗？
五四运动以打倒帝国主义始，以被帝国主义打倒终。我们走了七十年的远路，如今自由无缘、繁荣没份，在上者专政，在下者浑沌，所谓思想解放、个人解放，都还瞠乎其后，不知何年何月才得登彼岸而迷津。抚今追昔，真令人不禁为五四忧。也许再过七十年，我们才能真正达到新文化运动所标榜的项目。不过，先决条件是不能再走错路了，再走错路，再来个七十年也没用。那时候，我们已是世界第一贫穷愚昧之国，连帝国主义都不要我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