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们知道在士兵当中有大批分裂教派的同情者，很注重宗教自由的宣传。谢·穆拉维约夫专为士兵编了一本模仿分裂派口吻的《教义问答》，在其中说明，上帝根本没有像官方东正教神父们在教堂里教导的那样，叫人们无条件地服从一切强暴之徒，“耶稣基督说，俄国人民和军人真是吃了服从沙皇的苦”。“怎样的统治才符合上帝的教义呢？那就是没有沙皇的统治。”
上帝创造的我们都是平等的。使徒也是上帝临凡、从普通人民中选出来的，而不是从显贵和沙皇中选出来的。那么，上帝不爱沙皇，上帝诅咒他们，因为他们压迫人民，而上帝是爱人民的。”为了证实这一点，穆拉维约夫从《旧约全书》中引了一段话：凡是给自己选出国王的人，上帝就不再听他的话。“那么，对沙皇宣誓是违背上帝的意志的。沙皇规定人民必须宣誓（强迫性的宣誓）就是为了加害于人民。”显然穆拉维约夫懂得，士兵起义不是为了宪法，打动他们必须要有他们能够接受的东西。
其次，由于兵制的变化，使俄国军人有了一定的特权后，就被闲置起来。但是退役贵族不可能只满足于当悠闲的领地贵族，他们的政治抱负逐渐在居住的乡间施展开来。
1775-1785年间，贵族获得了在各省等级组织参与国政的合法权利，通过资格选举获得了近1/2的县级和1/3的省级官员的权力，得到了较大的政治权力和行政管理权。它具有举行贵族代表大会、选举县省两级贵族代表以及对贵族的监护职能等等权限。因此贵族的社会与政治积极性高涨，贵族的权利意识比较明显，这是和后来的平民知识分子明显的区别。
贵族看重贵族会议的社会意义是因为它具有几大社会职能：第一，选举贵族自治机构、贵族法院的人选；第二，确定贵族团体的费用，支配和使用贵族组织名下的财产；第三，可以限制政府权力机关滥用职权，从而保证其成员免受行政机构的任意摆布；第四，摊派贵族领地承担的地方赋税，贵族会议有权限向贵族征税。可以定期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可以把贵族知识分子的声音反映上去。因此贵族的政治权利诉求意识在俄国历来是最高的，贵族与彼得堡皇权官僚政治中对立情绪也是各个阶层中最明显的。
1785年随着各省贵族协会的建立，社会舆论成为决策机关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各地出现的沙龙和小组成为贵族的舆论中心，他们对沙皇政策形成很大的挑战。
于是在俄法战争后的1814年陆续出现青年军官团体，两年后在彼得堡成立“救国协会”，1818年在莫斯科成立“幸福协会”。1820年谢苗诺夫兵团发生兵变，军事手段逐渐成熟。
1821年因在讨论是否举行武装起义时发生分歧，随后分别成立“南方协会”和“北方协会”。南方协会领导人彼斯特尔制定出纲领文件——国家根本法《俄罗斯法典》。北方协会则由尼基塔.穆拉维约夫拟定了一个《穆拉维约夫宪法》。这两部宪法都是几易其稿，总体而言后者比前者要温和保守些。
其实沙皇亚历山大对十二月党人的行动并不是一无所知，他的办公桌上就摆着《幸福协会》的章程，但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取缔它。因为从叶卡特琳娜女皇时期，政府允许“共济会”成立分会，贵族中的秘密协会就像开公司一样容易，亚历山大还曾经去旁听过，不算什么新鲜事。
其次，沙皇自己曾经“触碰”过“农奴解放”问题，发现事情远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他认为，尽管十二月党人文件中都涉及到“农奴制”问题，这些军官到最后也会无法在“底线”上取得一致，因为他们在经济利益上离不开农奴制。
俄国的1500个领主占有全国1/3的农奴，平均每人有2500个农奴，2000个领主——平均每人占有700个农奴，还有20万占有几人的小贵族。从事工商业的贵族毕竟是少数，废除了农奴制，贵族就什么也不是了。
应当承认，这一点亚历山大一世的把脉还是准确的。十二月党人的失败正是因为他们的贵族立场、贵族属性决定的。他们只想更换沙皇人选，害怕引火上身的全民暴动。
施泰因戈尔对雷列耶夫说：“在俄国不能成立共和国，革命有了这种打算必将毁灭，仅仅在一个莫斯科，准备好拿刀子的地主家奴就有9万人，而我们的祖母、姑母和姐妹将成为第一批牺牲者”。
正如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所说的：“在参政院广场上战胜十二月党人的与其说是拥有炮火的尼古拉，不如说是普加乔夫起义的幽灵，对这个幽灵的恐惧在紧要关头束缚了起义者的双手，从而永远葬送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
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借彼埃尔之口表达了对十二月党人看法，其实就是托翁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组织应该是“一个真正保守主义团体”，“以积极的美德作为它的旗帜”，这个团体将不与政府采取敌对的态度，相反地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可以不必是秘密的，它的成员可以对政府起“协助者”的作用。
彼埃尔对小说中的主人翁罗斯托夫金说：“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不让普加乔夫来屠杀你我的子女，不让阿拉克切耶夫把我送到军屯区，我们只是为了这个才相互联合起来。”
托尔斯泰认为，这种真正的保守派的秘密团体是可以得到政府方面的“善意”对待的，因为它的成员是想对政府起“协助者”作用的。这个团体以积极的美德作为唯一的口号，它的主要使命在于把一切政治上独立不羁的人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同盟。其实在《幸福同盟》的章程里就是充满了道德伦理彩色，“这是美德的联盟，这是爱+互助，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宣扬的东西。”
托尔斯泰在1868年自己起草过一个“独立者协会”章程草案。它的主要思想就是要把那些在生活上和事业活动上都不依赖政府的独立人士团结在一起，“每一个不从政府手里接受任何东西——官职、勋章、金钱——的俄国人”，都可以获准入会，凡是破坏这些要求的会员就要被开除出会。
另外，章程要求会员“从事不受政府奖励的事业，做出生活简朴的榜样，保持生活风尚的简朴”。协会并没有为自己提出任何政治性的目的，并且还认为，任何对抗政府的行动都是与协会会员的资格不相符的。用暴力方式改变俄国的政治制度，可能会引起新的普加乔夫运动，在托翁看来是很危险的。
做政府的“协助者”，这是俄国贵族中实现宪法的真实心愿。特鲁别茨可伊就说，他和秘密团体当中的一帮朋友经常谈论说，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既然经常追随沙皇的各种军事行动，那么今天在在陛下的和平建树中也应该尽力加以协助。如果说每一个人个别的协助的作用不大的话，那么用大家共同的力量加以协助就会显著的多，原因就在于，共同行动的人越多，他们的行动就一定会更加有力”。就连雷列耶夫这样坚定不渝的共和主义者也害怕人民革命和新的普加乔夫起义，他在审讯时说：“杀害沙皇，必然会引起内乱和人民革命的全部惨祸”。
1825年亚历山大猝死，十二月党人发动兵谏，4000官兵在冬宫广场上举枪盘马老半天，就是下不了决心冲进冬宫抓沙皇，最后惨遭镇压。579人被拘押受审，有5人上绞架，120多人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服苦役。
十二月党人起义极大的刺激了新皇尼古拉一世，他对贵族军人彻底失望。在他执政期间，尽可能摆脱贵族而主要依靠官僚阶层来进行统治，导致贵族的政治作用的终结。
出于对贵族的不信任，秘密警察第三厅的作用加强了。例如1827年宪兵队长给沙皇的条陈中说，“这帮年轻人，即17-25岁的贵族，绝大部分是最坏的蛀虫。在这些狂妄分子中间，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宾主义的胚胎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尼古拉用官僚来取代贵族，文官的地位才有所提高。这就造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农奴制改革前，占总人口只有1%的贵族却在当时的政治犯中占的比率高达76%。
关于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后有几个事实，后来的人讲得很少：据俄国著名社会史专家米罗诺夫所说，尼古拉一世作为一个皇帝，非常残忍地惩罚了十二月党人。但是作为一个人又体现了他的仁慈。他曾暗地里向20个十二月党人的家庭提供过实际帮助——给这些家庭发放补助金，并用国库的钱安排他们的子女进入有名望的学校学习。而当初的“法制改革先锋”斯毕朗斯基此时却完全放弃了宪政改革，成为专制君主的忠诚卫道士，他转而成为尼古拉思想的宣扬者和炮制者，也是审讯十二月党人的最高刑事法庭成员。
后人都知道，一批十二月党人与他们的贵族妻子勇敢地踏上了流放之路。但是通常都不说，那时有更多的人痛哭流涕，上书向沙皇忏悔，请求饶恕。包括很多流放者在内。“北方协会”领导人雷列耶夫是苏联时期历史书中突出的十二月的人烈士，但实际上，他当时供认了所有的细节，并向其“战友”大泼污水，请求沙皇饶恕，最后仍被处死。显然，历史远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即便如此，在俄国千年专制的历史上，十二月党人毕竟是第一次明确向专制制度发出了挑战。他们受到欧洲启蒙思潮影响，不像此前的兵变事件那样只是专制体制内的宫廷政变，也不像普加乔夫、斯捷潘.拉辛这些传统哥萨克起义那样只想用一个假沙皇去顶替真沙皇。
十二月党人希望俄国跟上西欧的启蒙步伐，开启新的道路。所以赫尔岑认为，十二月党人是“好汉、战士、预言家”。“他们以死来激励年轻的一代去争取新的生活”。他说：在俄国这块出产阿拉克切耶夫的土壤上，也“生长了12月14日的人物，长出了罗穆洛和利马斯那样吃狼奶长大的英雄所组成的行列”。
大家知道，罗穆洛和利马斯是传说中创建古罗马的两兄弟，据说他们婴儿时被遗弃荒野，由一匹母狼养大。在后来的罗马城到处可以看到两个婴儿在母狼身下吃狼奶的著名雕塑。赫尔岑使用这个典故，不仅是赞扬十二月党人的勇气，也是赞扬他们像这两兄弟开创罗马一样，开创了俄国的自由事业。
但是不知怎的，这个典故传到了中国，经过了一系列风风雨雨，“喝狼奶长大的人”就成为指滥搞“阶级斗争”的“极左”传统培养出的残忍好斗者的贬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