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网上有不少谈论十二月党人起义和被流放的文章，但是它们往往受过去“革命英雄主义”叙事的影响，把事情过于浪漫化。而且也很少有人发问事情的根源：为什么这支享有特权的军队，却成为“站在社会愤怨潮流最前列”（赫尔岑语）的反抗者。

虽然俄国民间对“十二月军官政变”的评价一直不低，但是拔到这么高的政治层面则来自于赫尔岑和LN。赫尔岑说：“从俄国的结构来看，贵族军官中包含着革命的酵素”，贵族是反对专制主义的，“它对政府的‘离心力’要超过农民”。LN从“革命党”的立场出发说：“1825年俄国第一次看到反对沙皇的革命运动”。因此苏联时期给予了十二月党人前所未有的评价。

准确地说，这是俄国第一次“有纲领”的兵变。但作为兵变本身它只是俄国历史上诸多兵变中的一次，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就规模来说还不如彼得大帝时期的“射击军起义”，那一次彼得一世仅在莫斯科红场上就处死了上千人。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失败后处以极刑的就达2千多人

1825年造反的那批人按职业来说全是军人，按出身来说几乎全是贵族，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高富帅”。纵观俄国史，军内最先出现“变革者”的确是一大特色。这种“近卫军支配皇位”方式在俄国屡试不爽，彼得一世、彼得的侄女安娜女王、彼得的女儿伊丽莎白女王、彼得三世、叶卡特琳娜二世都是靠近卫军发动宫廷政变上台的。

可以说，俄国史中起源于兵营的宫廷政变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俄国的19位沙皇，几乎一半以上都是靠群情激昂的近卫军拥立上位的。

这种成功的例子纠缠着所有觊觎王位的王储。虽然有时候也免不了军官会成为新沙皇用过后的牺牲品，但是前赴后继者仍然纷至沓来。靠“宫廷政变”无疑是军官实现变革的捷径。

叶卡特琳娜登基时写给她的波兰情夫波尼亚托夫斯基的信中说：“我的处境是，近卫军的一个最低级的士兵看到我以后，心里也会想，‘瞧！这就是我亲手创造的产物。’”

在俄国，“近卫军托大”是有历史传统的，甚至从彼得大帝改革起就是依赖这些“穿军装的贵族”。俄国近代历史学之父克留切夫斯基说：从彼得一世时代到叶卡特琳娜登基以来，先后替换的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是近卫军包办的，由于近卫军的介入，在37年中发生了16次大的宫廷政变，小的更不计其数。彼得堡的近卫军军营是参政院和最高枢密院的对手和莫斯科缙绅会议的传话器。

俄国的早期兵制和对外扩张的步伐，决定了贵族军人的地位。“还可以说得更厉害些：在若干时期内，彼得堡的专制君主事实上是受近卫军军官的佩剑和士兵的刺刀节制的”。“贵族等级制能用一种力量——纯属军官阴谋，来抵制专制君主的意志。贵族消极抵抗的力量有时是很大的，尤其在我国内部发展史中的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想象”。

整个18世纪乃至19世纪初都被称作俄国历史上的“宫廷政变”高发期。一般的常规是，新君上台前期，都会适当地满足贵族的一些要求，比如在彼得改革时期，贵族一下子就激增了15万人。一旦沙皇屁股坐稳，专制皇权与贵族国家的目标模式之间的矛盾上升，于是军官们就又开始新的一轮“代言人选择”。远的不说，1801年3月的保罗一世被杀就是军官密谋的结果。

军官频频造反的原因在于：首先，他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18世纪俄国的贵族等级约占总人口的1-2%，此后由于大规模征战告一段落和哥萨克军队的加入，贵族人口大幅度缩小，普鲁士式的普遍征兵制和动员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标志着传统的贵族兵制的没落，俄国从依赖贵族开始向依赖官僚阶层转变。普希金说，贵族在罗马可以成为布鲁图，在雅典可以成为伯里克利，但在俄国只能成为一名不自由的“骠骑兵军官”。

具体到19世纪初，俄法战争爆发，俄国大举征兵，兵力最高时曾达到一百万。在拿破仑战争时亚历山大一世对贵族有很多许愿，胜利以后不但没有兑现，反而变本加厉加强了控制。

十二月党人在拿破仑战争后出现有其必然性。他们起义的直接原因是1812年战争胜利后，大批军官的退役。这些军官认为自己是祖国的功勋、救星，是俄国国家和人民要感谢的英雄，是他们挽救了俄罗斯。他们在向巴黎进军过程中一路上感到了俄罗斯军队的荣耀。俄国成为整个欧洲的主人，骑着白马的亚历山大成为“神圣同盟”的“盟主”，首先要归功于浴血奋战的将士。

但是反法战争回国，欢迎他们的鲜花退潮以后，面临的是大批的军人退役，与他们原来的预期有很大的落差。在俄国文官向来低于武官，文官体制是19世纪中叶才开始强化的。

退役军官年龄年轻化，没有领地的人退役后生活无法保障，流离失所，政治黑暗，买官鬻爵。有领地者被贬或告病还乡后，厌倦宫廷的繁文缛节，回到庄园居住，而以前免交直接税的贵族也要纳税。没有退役的人则要听从“一个粗暴的半文盲”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年）的指挥。

于是走出国门的军官，受到西欧思想的影响，萌生了把俄国变成欧洲那样的国家的念头。军官们有恃无恐，认为自己是卫国战争的英雄，会受到保护而不被追究，到处发表自由大胆的意见。

十二月党人最初并不是自由主义反对派或者革命的密谋组织，他们当初并没有革命的密谋，而是想联合对政权有不满的人去反对内部的一切混乱状态。当时贵族的体制内外分野不是很明显，很多人都同意为了国家减少动荡要与沙皇进行合作，包括普希金在内很多人都认为，沙皇是“俄国唯一的欧化者”，改革要依靠沙皇。

的确早期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受他的老师和贵族自由主义者的影响，大量阅读西欧启蒙学者的著作，与他的“亲英派”朋友成立“密友委员会”，频繁商议“要对丑恶的帝国大厦进行改造”，让俄国适应时代的要求。他甚至指定拿破仑的“粉丝”斯毕朗斯基编撰《俄国民法典》，让俄国尽快走上法制之路。

亚历山大一世登基后很快废除了他父亲对进口书籍、出口以及出国的限制，实行大赦，恢复了与英国的关系，撤销了其父保罗一世时期比较活跃的政治警察局。同时在1803年颁布“自由农民法令”，农奴经主人同意缴纳赎金便可获得“解放”，大约占农奴总数的0.5%即5万人得到人身自由和土地。

但战争前夕，受国外形势和保守贵族的压力以及成为战胜国后的自负，亚历山大的思想已经发生转变。

结果打出国门的军官回国后发现，取得对外战争胜利不仅没有使沙皇向他们理想的方向转化，反而逐渐趋于倒退反动，沉溺于神秘宗教，而把一切国家大事交由“那些既无良心又无操守”的人物来支配。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制、棍棒纪律，法律界的贪污、教育界的封闭管制的愚民方针，无不令这些军人失望。

他们希望改变现状。起义的总指挥特鲁别茨可伊在审讯中说：我的“自由思想”的形成是观察俄国政治形势的结果，“俄国的情况就决定了大变革将来不可避免地一定要发生，我的这种看法是形成于：第一，下层的不满，上层的反动，以及这种愤慨的长期持续和不断增加；第二，人们对官僚阶层的贪污受贿无法制约；第三，‘军屯制’（由阿拉克切耶夫建立的兵农合一的“军垦农场”，有军屯民40万人）的建立将来总会成为爆发的导火索”。最后，是对沙皇本人的失望。

另外，十二月党人与东正教分裂派工商阶层和体制内反对派联手，使这次运动不同于以往。首先，很多军人自己就是企业家。叶卡特琳娜时代，俄国以不断延长文官的任职而缩短武官的任职来解决贵族的出路问题。1762年规定贵族退役后可在地方供职，或进入文职的行政部门，并取消包税制，使之有利于促进贵族进行贸易活动。

1765年颁布《酿酒管理条例》，该条例宣布：“除了贵族及他们的家属之外，任何人都不得从事酿酒业”，鼓励贵族经商和兴办贵族工业。叶卡特琳娜女王下令：为了使“那些私人兴办的工厂和手工业厂同样被看作是自己的领地，每一个厂主都可以自由的掌管自己的企业，而不必专门请求上级部门批准”。所以这两个阶层能够相互呼应并有充足经费。

十二月党人与发展中的工商业资本家彼拉吉舍夫、斯彼朗斯基有密切的联系，最著名的非军人密谋者之一尼.伊.屠格涅夫（作家屠格涅夫的远亲）是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诗人雷列耶夫是出版公司的企业家和“俄美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是当时俄国最大的工商业企业，俄属美洲的阿拉斯加（当时还没有卖给美国）就是由他们开发的。

北方协会的雷列耶夫同彼得堡的资产阶级集团有广泛的联系，在莫斯科与十二月党人接近的有印刷厂主和出版者塞利诺夫斯基（他是俄国第一部百科词典的出版者），被密谋者预定担任临时革命政府首脑的工程师巴坚科夫，“经常出入商人家中，因为这个阶级一般都不满于限制商业的那些规定，所以同他们往来就引起了变革的愿望。”

起义被镇压后巴坚科夫交待说，是商人教唆他从事变革的。而商人的不满则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系。有半数以上的企业主是17世纪“分裂教派”的信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