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8日下午，上了一整下午课，结束已是黄昏时分，忽然有个学生跟我说：刘泽华先生在美国病逝，微信群已经传开了！我马上打开微信，原来刘先生于2018年5月8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许在美国西雅图逝世，南开历史学院微信群里已是一片哀悼！大家都沉浸在悲痛的氛围之中！悲从心来，可是，眼前浮现的却是刘先生那灿烂的笑容。大家都说刘先生是位有思想的学者，有正义感的学者，有民族国家命运担当的学者，这些都不错。在我的印象里，刘先生一直是一位和蔼的长者，一位始终将笑容挂在脸上的学者。我并非刘先生的嫡传弟子，虽然上过刘先生的课，跟他接触并不多，但就是这不多的几次之中，却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最初知道刘泽华先生的名字是在大学期间。1988年2月，我当时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四年级本科生，刚刚结束研究生考试，报考的专业是明史，导师是南开大学郑克晟先生。当时在读吴晗的《朱元璋传》，发现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为何朱元璋要以“大明”为朝代名，于是就写了一篇小文《朱元璋为何以“大明”作朝号？》，登在《中国青年报》的“历史长廊”栏目中，也就是一个“豆腐块”，但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小作，内心无比欣喜，不久就收到稿费16元。拿到稿费的那一刻，我想这是我人生的第一笔稿费，一定要买一本书作为纪念。从珞珈邮局出来，旁边就是珞珈书店，我急切地在书架上寻找。忽然看到了刘泽华先生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有老师课上曾提过刘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尽管我当时并没有读过，却留下了印象，刘先生又是南开名教授，我将书取下，原来是三联书店1987年10月出版的。书中收录了刘先生当时所发表的一些论文，我马上读了起来，很快就被刘先生思想之深刻与观点之鲜明所吸引，当即买了这本书，以作纪念。这是我特地用稿费买的第一本书，也是唯一的一本书，后来虽然拿稿费也不少，买书就更多，但是特别用稿费买书，则再也没有过。这算是跟刘先生结缘的开始。
1988年9月，我进入南开大学历史所，跟随郑克晟先生攻读明史。那时候刘先生在历史系，我并没有什么机会见到刘先生。而我生性内向，虽然敬仰刘先生，但听说他很严厉，也不敢贸然去见他。他的弟子马小虎是我们同一届同学，新疆人，读书很多，大家都很敬佩，名师高徒，此言不虚。第一学年春季学期，选修了刘泽华先生讲授的“中国思想史专题”课程，终于得到亲炙的机会。刘先生讲课带着河北特有的腔调，抑扬顿挫，很吸引人。但当时我的基础很差，更多功夫花在明史上面，对于中国思想史仅限于听课，读书不多，所以也不敢向刘先生请教，但对刘先生思想之开阔，分析问题之精审，深感敬佩。当时历史系与历史所中国史专业的同学30多人，大多选修了刘先生的课，都颇感深受教益。
时光如水，不舍昼夜。很快我毕业留校，在职读博，赴港读书。1997年春季学期，在香港科大选修吕宗力教授主讲的“中国政治制度史”课程，课程教学采取的是课堂讨论的方式。其中有一个专题是研读有关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书籍，讨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问题。刘泽华先生主编的3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与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韦政通《中国思想史》、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等一同作为讨论的对象。尽管这几种思想史各具特色，各有代表性，但因为各位作者撰著的时代特点不同，个人经历亦有别，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理解也就有差异。刘先生历经10年动乱的“文革”年代，对于现实政治有很多切身感受，他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特点的把握，感觉更为真切。尤其他指出中国古代是王权主义的社会，王权主宰着社会，更是有振聋发聩之见！他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更多是采取反思与批判的态度，时刻提醒国人，不要开历史的倒车，学术研究，经世致用，带有深刻的现实关怀，更是令人敬佩！我在阅读比较之中，更加深切感受到刘先生学术思想之光辉以及他思想背后的忧国忧民之心。
2001年春，我又回到南开任教，5月的某一天，特地去刘先生家拜访，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正式私下向他请教。我跟他提及大学时拿第一笔稿费买他书的事，他听了哈哈大笑；也向他提及在香港科大读他书的感受，他听了很高兴。他知道我在南开师从杨翼骧先生研读中国史学史，特地告诫我说：“新中国的史学很有特色，很值得研究，尤其是‘文革’期间的史学，非常值得研究，应该下大功夫。”我了解刘先生的关切，更深刻地体会他的心情。
后来又有过几次私下请教，每次刘先生都非常热情地跟我讨论，我大多是听刘先生讲。他讲话总是面带笑容，声音洪亮，河北口音，抑扬顿挫。2015年10月，刘先生80大寿，他特别邀请我出席他的祝寿大会。举行祝寿会的那天，恰好有一位大学同学来访，我只得先陪同学，晚上将同学送回宾馆，才匆匆赶到宴会厅。宴会已进行过半，刘先生与师母阎老师见我来了，非常高兴，马上把我招到跟前，阎老师特地将赠书及礼物给我。因为人很多，我只匆匆说了几句话，祝贺先生80寿辰，健康长寿。过了几天，我去刘先生家拜访，刘先生十分热情，问我在研究什么课题，又跟我畅谈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另有他人来访，我才离开，这是最后一次私下向刘先生请教。
尽管跟刘先生的交往并不多，但是他对我的影响却不小。自从认真研读他的著作之后，我深深体会到学术的意义，同时更感受到中国思想史的重要。我在自己培养学生的时候，常常跟他们说，研究史学史，如果不懂思想史，是一定做不好的，所以强调他们学习思想史的重要性。而刘先生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更是将古代士人的风范继承和弘扬下来，则是指引我今后学术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