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陷阱”是什么“陷阱”？

——兼与复旦大学范勇鹏研究员、中央党校李海青教授商榷

潘知常  米斯茹  许敏球 阮立  张蓓

十年后的回眸：再说“塔西佗陷阱”

——兼与复旦大学范勇鹏研究员、中央党校李海青教授商榷

潘知常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导师

最近几年，我在2007年出版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2016年再版）中提及的“塔西佗陷阱”持续热议！

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讲话中的正式提及，以及后来被列入我们党、我们国家要着重避开的“三大陷阱”之一，更是令它炙手可热。而且，就在我撰写本文的时候，又看到在我们国家影响至高的紫光阁微博也已经在讨论它。

另一方面，又必须说，十几年中，尽管已经引发了大量的对于它的讨论，但是，却也确实存在着相当的误导、误解。例如，把它表面化为公信力的问题，或者庸俗化为政府公关、媒介应对问题，等等。还有，就是对于提出这一定律的误导、误解，例如，有人就认为，提出这一定律其实并不重要，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例如，他本人就可以轻易地从司马光的“马光曰”那里借鉴并提出几十个定律，如此等等。

这样一种情况，无疑就使得长期以来始终保持沉默的我本人无法再继续沉默下去，也不得不打破沉默并参与到持续至今的热烈讨论中来。

首先，当然是要回答“塔西佗陷阱”的提出是否轻而易举的问题。我知道，个别人之所以要这样说，无非是要否定提出者本人的学术贡献。可惜，对于学术贡献的问题，最为重要的却是学术成果的影响社会的深刻程度，而这所谓的影响却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情，无疑并非个别人所可以轻率评价的。何况，倘若没有提出者在2007年的提出，在当今的中国，应该是还没有“塔西佗陷阱”这个定律的出现；其次，塔西陀是生活在公元55年左右的人，迄今已经将近两千年，但是，“塔西佗陷阱”却是2007年才被提出，两千年左右的时间，全世界毕竟始终都没有人提出过“塔西佗陷阱”这个定律。由此来看，现在在中国能够提出这个定律，而且被公认，被引起热议，应该说，无论如何，都应该被视作当代中国给予当今世界的一个贡献！

而且，即便个别人出于自己的种种考虑，无论如何都固执地坚持否认上述贡献，那也没有什么关系。那么，他自己不妨就出来做个示范，不妨也从两千年前的名人那里借鉴一句话，来提出一个“陷阱”、一个定律试一下？或者，干脆就从998年前的司马光那里借鉴一句“马光曰”，来提出一个“陷阱”、一个定律试一下？

事实上，只要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十年前，我在提出“塔西佗陷阱”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对塔西佗的原话加以引用，而是存在着一个从“现象”到“定律”的提升、提炼，使其从一种人生的感叹深化为一个政治学、政治传播学的定律。其次，还存在着一个从‘词语“到”话语“的演进。本来，塔西佗的话只是一种可以表达不同内涵的词语，但是“塔西佗陷阱”却并非如此。它已经有了某种理论的支撑，也已经成为某种价值观念的体现，

也因此，针对有人认为“塔西佗陷阱”的发明权应该属于塔西陀的说法。著名出版人、上海学林出版社的前社长、《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的责编曹维劲先生就曾经公开回应过 “人们常说，自然科学家的贡献应该是以他们的科学发明来衡量他们的科学贡献。其实，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家的贡献，也应该如此去衡量。如同发明一个学科、一种科学理论一样，发现与概括出一个科学定律，同样也应该被视为一个重要甚至重大贡献。可能有人会认为，既然是塔西佗讲的话，贡献应该是塔西佗的。这里须分清塔西佗原话与“塔西佗陷阱”的区别。这类似于著名的“马太效应”。“马太效应”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一则寓言：“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但是，学术界则把“马太效应”的提出与命名归功于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默顿。罗伯特·默顿归纳的“马太效应”为：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鉴于同样的道理，将“塔西佗陷阱”这一政治学定律的概括、提出与命名归功于中国学者潘知常，在我看来，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曹维劲：《“塔西佗陷阱”是塔西佗发明的吗？》，《解放日报》2017，8，19日）

何况，还必须指出的是，“塔西佗陷阱”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民族对于历史与未来的深刻洞察，无论如何都不是塔西佗的那句话本身所能够体现的。在“塔西佗陷阱”之中，已经加进了对于人心向背、对于公权力等的深刻剖析，更加进了对于历史与社会的大量实证剖析，必须强调，倘若没有这些，那么两千年前的塔西佗本人的那句名言的起死回生无疑是不可想象的，“塔西佗陷阱”的提出无疑是不可想象的，“塔西陀陷阱”的进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视野、进入国家的战略决策也无疑是不可想象的。

具体来说，在引用塔西佗的原话的前后，我对于“塔西佗陷阱”就同时已经下过两个定义。第一个：“在专制社会之下的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就是一个贪污、腐败的社会和政府，不贪污、不腐败就不可能发财。何况，‘升官’就是为了‘发财，‘争权’也就是为了‘夺利’。皇帝如此，官员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这个定义，是我在引用塔西佗的原话之前就指出的。它意味着：一个社会：第一，假如它的政府是一个贪污、腐败的政府，而不是站在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边；第二，假如它的“皇帝”、“官员”以及“所有人”都“升官”就是为了“发财”、“争权”也就是为了”夺利“，而从不考虑共同的根本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无疑，这样的一个定义，已经根本不是塔西佗的那句话所可以涵盖的，而且，它即便是被放在十年后的今天，也还仍旧是基本正确的。第二个定义，则是在引用了塔西佗的原话之后才下的，我指出：所谓“塔西佗陷阱”，指的是任何政府一旦“从根本上逆历史潮流而动不惜以掠夺作为立身之本的时候，这个政府不论做好事和做坏事，其结果最终也都是一样的，就是；乱世。”应该说，这个定义，已经根本不是塔西佗的那句话所可以涵盖的，而且，它即便是被放在十年后的今天，也还仍旧是基本正确的。

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无可否认， “塔西佗陷阱”提出了十年，在国内的著名报刊上绝大多数都是正面肯定的与积极支持的，很少看到明确反对的文章。无可否认，这意味着这个定律已经深得人心，也已经无法否认。但是，最近终于出现了明确反对的看法。在2017年12月17号的《人民日报》上，就有两篇意见不同的文章。一篇是复旦大学范勇鹏研究员的文章：《用中国话语解释公信力问题》，还有一篇是中央党校李海青教授的文章：《“陷阱”一词须慎用》。

无疑，文章中的讨论都是积极的。但是，也不无费解之处。

例如，文章指出：“‘陷阱’一词须慎用”，但是，我们知道，在全国率先提出要避开“三大陷阱”的，恰恰是国家的最高领导，全国人民则都只是在热烈讨论和深入领会这“三大陷阱”。现在这两位作者却提出要“慎用”，请问：作者究竟是在要求谁“慎用”？

文章还指出：“近年来涌现出不少‘某某陷阱’的说法，很多本就来自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如果我们盲目加以运用，就容易造成思想混乱。”但是，就我所见，国内经常讨论的，无非就是“三大陷阱”，而且都是国家最高领导率先“运用”的，我不知道作者所说的“盲目运用”是否是指的就是这“三大陷阱”？如果是，那作者是否是在批评国家最高领导提到的这“三大陷阱”在“造成思想混乱”？如果不是，那么倒要请作者指出，国内还有哪些“陷阱”在被“盲目运用”？

再以“塔西佗陷阱”为例，作者指责：“不应随意引用或引申这类可能存在误导的理论或概念，来简单对应分析和描述我们国家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更不能把它当作必然的政治学规律。”可是，国内的“塔西佗陷阱”的成为”热词“，众所周知是在国家最高领导2014年引用过它之后，那么，现在作者却批评它“存在误导”，那么，言下之意，是说它误导了谁？是误导了国家最高领导吗？而且，既然它是“似是而非的标签”，那么国家最高领导为什么会在正式讲话中引用它？看来作者是在暗示自己甚至比国家最高领导都要高明啊。

还有，文章认为“塔西佗陷阱”是针对当代中国现状的，并且因此而提出：“塔西佗陷阱”解释不了当代中国的现状。甚至还喋喋不休地介绍了一通中西政府的区别的常识。对此，我需要简单回应的是：“塔西佗陷阱”不是针对当代中国的现状而提出的，它针对的是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的某一特殊阶段、特殊状态。正是因此，它才被人们逐渐公认为是一个由中国人提出的定律。当然，因为“我们国家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特殊性，当代中国显然并不属于这一特殊阶段、特殊状态。也因此，最高领导在提及“塔西佗陷阱”的时候，才专门指出：“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而我在提出“塔西陀陷阱”的时候，也主要是针对中国历史上的短命王朝、历史兴废，而从来没有针对当代中国。这也就是说，“塔西陀陷阱”对于当代中国，主要是一种警醒作用，因为当代中国无疑并未置身于“塔西陀陷阱”之中，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却不能因此就否定“塔西陀陷阱”的学术价值以及提出“塔西陀陷阱”的重要意义。因为，尽管在当代中国“塔西陀陷阱”并不存在，但是在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中，“塔西陀陷阱”却毕竟屡屡存在。而且，正如最高领导所警示的：为了避免”霸王别姬“的出现，我们现在频繁提及“塔西陀陷阱”出现的可能，应该也是完全必要的。由此看来，国内目前频繁讨论的“塔西陀陷阱”，也主要是在“避开”的意义上，是在强调不要落到“霸王别姬”的意义上。遗憾的是，上述两篇文章却根本没有看到其中的根本区别，明明主流的、主要的思考谈的都是中国不存在，都谈的是“避开”，他们两人却闭目不见，偏偏要一棍子打死，非要说谈及“塔西陀陷阱”的主流的、主要的思考都是认为“塔西陀陷阱”在当代中国也是存在的。这种为了批判别人，就先给别人戴一个他们自己臆想出来的帽子的做法，在“文革”以后的中国，实在是已经很少见到了。在批评别人时，为什么不去认真阅读别人的文章，即便是“奉命”而仓促写作，从事实出发应该也是最最重要的吧？！

总之，两位作者爱国之心固然可嘉，但是关公战秦琼式的做法却实在不敢恭维！

而且，作者似乎是很有自信，动辄指责别人是在用西方话语解释中国，可是却根本没有弄清楚，“塔西陀陷阱”针对的是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也是在解释世界，我们中国无疑也在这一历史之内，在世界之内，因此，在总结全人类、全世界的历史规律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借助于中国话语，但是，无疑也可以借助于西方话语，衡量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有足够的概括能力，在这个方面，“塔西陀陷阱”虽然是借助的西方话语，但是，它的概括能力无疑早已被雄辩的事实证明是完全足以胜任的。

顺便提醒一下，根据米斯茹博士的统计：关于“塔西陀陷阱”，在搜索引擎“百度”上输入该词，相关结果显示约569，000个（截止到2017年12月23日）。在百度新闻的高级搜索上显示标题中含有该词的有711篇②；在“人民网”有591 篇有关“塔西佗陷阱”的页面；“中国知网”为244条。而且，自2011年始，“塔西佗陷阱”这一名词就成为媒体的热点词汇。尤其是2014年被最高领导人提及后成为网络热词和各级领导干部在论著和讲话中经常提及的关键词，并且被广泛运用于：大国崛起中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现代传媒对社会群体的引导、政府如何应对新媒体的传播以及基层治理的困境等人文社会科学诸多方面。再据“超星发现”软件统计，目前，该词已被广泛应用于政治、法律；文化、社教；经济；哲学、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延伸到环境科学、安全领域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为此，我不得不说，“塔西陀陷阱”尽管起源于民间，但是在十年中却早已被广泛接受、广为传播，其中包括了许多著名学者的正面讨论，对于这一“热潮”，两位作者似乎不宜轻率地以“随意引用或引申”、“造成思想混乱”来轻易否定。认真研究学术的显然不仅仅只是你们两位作者，那么多学者的文章、那么多人的热情参与，难道就偏偏是十年后的你们两位作者竟然是正确的？而其他那么多学者都是错误的？也许，这两位学者的学术水平非常之高？也许，这两位学者尽管过去并没有专门去研究过“塔西佗陷阱”问题，但是却仍旧可以一出手就挽狂澜于既倒、就可以一出手就比其他那么多的认真研究了“塔西佗陷阱”问题的学者们都要强？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能，但是，确实也还存在着一种相反的情况，就是完全不可能！

幸而，关于“塔西陀陷阱”的讨论无人可以阻挡，也无疑还会继续深入，是非曲直，也许五年后、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才会有定论，现在我们谁都无法做出结论。但是，有一点却是可以做出结论的，上述两位作者的文章已经作为十年中首次出现的明确反对“塔西陀陷阱”的代表作，留在了关于“塔西陀陷阱”的讨论的学术长河之中，而且会被后人频繁提及。这一点，已经是两位作者无论事先是否预想到也都永远无法更改的历史事实了。

其次，要回答的是“塔西佗陷阱”何谓？

在我看来，简单而言，所谓“塔西佗陷阱”，应该是指的任何政府、任何领导人，作为公权的代表，必须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必须紧跟时代大潮，否则，就会丧失民心，就会怎么都不行，就会无论怎么努力、无论怎么夙兴夜寐，最后都仍旧以失败告终。

显然，在这里，人心向背，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当下被很多论者片面关注的“公信力“问题，其实只是“塔西佗陷阱”所涉及的表面现象，也只是失去人心的必然结果。

由此，我们必须说，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塔西佗陷阱”无疑是十分深刻。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所以，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仍然是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但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改善并不是全部，人心向背也不仅仅决定于这一点。发展了，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因此，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

请注意，上述讲话中的“群众”、”公权力”、“人心向背”、“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精神失落”都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对于“塔西佗陷阱”的深刻揭示。

而就我自己而言，在2007年正式提出“塔西佗陷阱”这一定律的时候，所关注的，也主要是公信力背后的公权力，主要是人心向背。也因此，当时我所侧重的，也是“公权”、“公天下”、“公共权力失范、公共产品匮乏、公共社会萎缩”、“利益共同体”等重要问题。而且，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都并非只言片语，而是《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而且书中的文章都是在网上广泛流传的）这本书中的相当多的篇幅。现在来看，显然如果我当时不是用一本书中的大量篇幅来讨论，并且完全把这个问题阐释清楚了，后来“塔西佗陷阱”也就不会被逐渐注意到，更不会形成热点。

具体来说，正如我在《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中所揭示的：类似怎么都不行以及无论怎么努力、无论怎么夙兴夜寐最后都仍旧以失败告终这类的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实在是屡见不鲜。“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播下的是龙种但是收获的却是跳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都是对于这类现象的描述。洪武18年(1386年)，朱元璋也曾经不禁感慨:“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良，任用既久，俱系奸贪。”以致，他悲怆之极地发出绝世浩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这则可以看作是为这类现象所提供的具体注脚。

在这个意义上，这类现象就类似物理学中所谓的“黑洞“。根据现代广义相对论(GR)的描述，在宇宙空间中存在的一种质量相当大的天体，也就是黑洞。黑洞是由质量足够大的恒星(25倍太阳质量以上)在核聚变反应的燃料耗尽死亡后，核心物质发生引力坍缩而形成。黑洞的引力场是如此之强、引力势更如此之深，就连光也逃逸不出来。无疑，“塔西陀陷阱”其实就是这样的黑洞。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对此一无所知，甚至早已心如古“阱”，不惜坐“阱”观天、或者落“阱”下石、有的已经泯然堕落为市 “阱”小人、市 “阱”之徒、市“阱”无赖、有的站在陷阱的边沿却乐不思蜀？有的“坐阱观天”竟然茫然不知。

“塔西佗陷阱”的关键，是公信力背后的公权力所导致的人心向背。这意味着：国家政权的公共属性不容忽视。国家之为国家，必须要为所有人提供象征着公平和正义的公共产品。比如说，政治要廉洁，法律要严明 ，教育要平等，医疗要保证，住房要透明……而且人人都能够平等地享受。起码，所有的人都要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住得起房、死得起人。而这就必须固守两大原则：其一，是“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的原则，亦即当个别人利益增加时，所有的其他人的利益不能受到损害；其二，是“卡尔多改进”（Kaldor-Hicks improvement）的原则，亦即少数人富起来的同时如果出现了多数人穷下去的状况，国家就必须强迫少数人拿出一部分收入来，给多数人以补充。

至于相反的情况，则是公权力的萎缩甚至丧失。公权力成为了一家之禁脔，并且独私一人一姓，这就是所谓的“家天下” 、“私天下”：“以我大私为天下大公”，而且，“始而惭焉，久而安焉”（黄宗羲：《明遗待访录》）于是，公共权力失范、公共产品匮乏、公共社会萎缩。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社会腐败、制度腐败；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少劳多得、多劳少获、劳而不获；起点不公、机会不公、规则不公、结果不公……百姓无辜被鱼肉，自由、平等、公义则无处可寻。结果，所有的人都开始对自己的“劳”与“获”无限困惑：“多劳”竟然没有“多获”，“少劳”竟然“多获”，“多劳”竟然“不获”，“不劳”竟然“而获”。当次之时，毫无疑问，“塔西佗陷阱”就会应运而生。政府无论做好事和做坏事，其结果最终也都是一样的，

那么，何以一旦失去了人心、一旦丧失了公权力，就怎么都不行以及无论怎么努力、无论怎么夙兴夜寐最后都仍旧以失败告终？在我看来，则主要是因为：

首先，是必然导致权力中心，而权力中心的反面，则是公平正义的消失。“升官”是为了“发财”，“争权”也是为了 “夺利”，皇帝如此，官员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结果，则是权力支配一切，对权力的信任、对人治的信任超过了对于公平正义的维护。于是，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易·系辞下》）强权和暴力成为了统治手段，流汗不如流血、发展不如暴力，既然巧取豪夺更加有效，全社会也就没有人再想埋头从事生产创造。

而且，因为公权的萎缩已经切断了所有的发展机遇，因此也极大地提高了所有的发展成本，同时，公权的萎缩也完全敞开了暴力的通道，因此也最大地降低了暴力的成本，这使得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发展的成本最高，暴力的成本最低。结果，暴力就成为这个社会能够“活着” 乃至“快活”的唯一的通道。因此，唯一的生存途径就是：全社会的所有人员都设法组成不同的获利集团，以便放大自己的力量，以求在“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中分一杯羹。换言之，作为草根，我自己显然根本无法与统治集团利益相争，可是一颗汗珠摔八瓣的辛勤劳作，也无非只是为自己进一步地被盘剥制造理由，那更得不偿失。于是，要想生存，可行的方式就只剩下一个：我也可以效法统治者，也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结成小集团，然后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或相对稀缺性的资源，去合法地掠夺或者伤害社会与他人，并且借助这种方式来获利。显然，这无异于在社会这艘大船即将沉没的时候挺身而出，不惜以凿沉这艘大船的方式来渔利，但是却又丝毫不去顾及这艘大船本身的死活。例如，我们在《水浒传》中就看到：大宋王朝派了16个中上层军官去围剿梁山，可是他们却没有一个不投降的，忠于朝廷的人竟然是零。再看看书中出现的朋友结义、主仆组合、兄弟搭档、夫妻合伙、家族联手的形形色色方式，其中可曾有一个知道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何物吗？他们唯一关注的就是自己能够不受他人的伤害但是却可以伤害他人。结果，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一个“黑洞”，借用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深刻剖析的：“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和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绝对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而一旦进入这种"黑洞"状态，“明君”与“昏君”的区别也就毫无意义，“清官”与“贪官”的区别也毫无意义，大宋最终的坠入“塔西佗陷阱”，也就成为必然。

权力中心，使得皇帝这个中国社会的掠夺者从来就不关心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再生产，也不关心社会财富的交换，而只关心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可是，究竟掠夺到什么程度才是社会所可以承受的？究竟掠夺到什么程度才不至于导致“土甭”和“瓦解”的乱世？应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高明的政治家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一方面，是皇帝及其家族的“欲壑难填”，皇权的权力是无限权力，专制社会是一个无限政府，他们的掠夺欲望是没有办法克制的，只有不断地去满足；另一方面，则是百姓的民不聊生。战国人李悝在魏国主持变法时，曾算过一笔帐，这笔帐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影响：一夫挟五口，种田100亩，亩产1.5石，计150石。可是，具体的开支是什么呢？李悝接下来又列出了一份开支表：租税：十分之一，15石；剩余135石；口粮：每人每月1.5石，全家全年90石；衣服：每人每年300钱，全家全年1500钱，折合粮食50石；祭祀：每年300钱，折合粮食10石。结果，开支缺口为15石。（《汉书•食货志》）当然，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情况各有不同，但是，说当时的百姓生活水平大体是在15石上下浮动，我想，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这样，问题也就十分明确了。掠夺得少了，皇帝及其家族无疑绝对不能接受，可是，掠夺得多了，百姓又明显无法承受。何况，如果只是皇帝及其家族的横征暴敛，那么，危机毕竟还是可以预测的，因此也是可以预防的。而中国社会的危机的不可预测以及无法预防之处在于：在中国，这个所谓的横征暴敛恰恰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横征暴敛。这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一个事实：抢劫资源，掠夺社会资源，是唯一的生存选择。它的成本最低，利润最高。掠夺社会资源而不是想办法生产社会资源，是这个社会成本最低，利润最高的方法。这样一来，所有人就成为了所有人的吸血管，但是所有人却通通不是所有人的输血管；所有人也就成为了所有人的绞肉机，但是所有人却通通不是所有人的生长机。显然，这样的社会的灭亡，应该是指日可待。

其次，是囚徒困境。公权力的丧失，还必然导致全社会的高度的利己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的出现。当此之际，所有的人不论被动抑或主动，都将进入所谓的“囚徒困境”。也因此，就必然导致所有人的不得不进入的“双输”、“全输”的结局，导致全社会的逆反馈和逆淘汰的恶性循环的出现。这种情况下，不论好人或者坏人，都会被拖入残酷无情的“利益最大化”的血腥漩涡。它使得每一个人都不得不以也必须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别人。我不择手段和先下手为强只是因为担心你不择手段、担心你先下手为强。但是你不择手段是因为什么呢？恰恰是因为担心我不择手段、因为担心我先下手为强。难怪《红楼梦》中的探春会发现：“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也难怪《红楼梦》续书中的林黛玉会宣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那么，退出这种“囚徒困境”呢？无疑绝无可能。因为在公权力丧失之后，任何人想退出都是不可能的。退出竞争就意味着死亡和毁灭。因为你没有地方可躲。所有的人都是“先下手为强”，都是“防人之心不可无”，都是把别人视为自己潜在的敌人和未来的敌人，所有的人也绝对不会相信你的退出，而只会固执的认定为“卧薪尝胆”。这样一来，任何人也就只有坚定不移地一条路走到黑，坚定不移地通过不断使坏来战胜对手和保存自己，绝对不能允许别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并且绝不回头。

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团伙”或者“一盘散沙“状态，就是这样出现的。正如司马迁总结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结果因为利益各自不同，1+1+1+1+1+1竟然<1，甚至等于零。本来，团队建设是要1+1+1+1+1+1>6，甚至大于10 ，可是，这就需要通过利他来利己、需要与人为善，需要把“我”变成“我们”，需要协同共赢、需要竞合，但是，现在却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正如兰西奥尼在《团队协作的五大障碍》中发现的：团队协作的瓦解的程序是缺乏信任——惧怕冲突——欠缺投入——逃避责任——无视结果，其起点，就是缺乏信任。每个人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结果，就必然是：相互欺骗、相互投毒。于是，我得你失、我失你得、我全得你必然全失、我全失你必然全得的相互猜忌、拼抢，就只能导致全社会的一次次的血腥洗牌、一次次地沉入深渊。它的残酷程度，我们可以以《诗经》里那令人毛发耸然的八个字来形容：“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第三，是高成本运行。《红楼梦》中的探春曾经感叹：“外头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小姐，何等快乐，殊不知我们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厉害”(第71回)。这句话总结得十分经典！公权力的丧失所导致的权力中心和囚徒困境必然还会导致全社会的高成本运行，以及与之相应的最低回报。这与正常社会的低成本运行与最高回报恰成反比。这是因为，在权力中心和囚徒困境情况下，每个人都会觉得 “太累”。确实，每个人都在以最坏的恶意推测别人，都在勾心斗角，都在你争我夺，都在拉帮结派，都在结党营私。为了最大限度地谋求个体的生存机遇，没有谁能够保全清白之身，没有人可以保全干净之手，每个人都各怀鬼胎，各谋私利，都不惜诉诸阴谋，诉诸背叛，诉诸投机，诉诸所有能够想象得到的无耻的方式，处处都是战场，事事都是武器，人人都是敌人，时时都有阴谋，刻刻都有罪恶，天天都在为了避免“后下手遭殃”而“先下手为强”。不管是“治人”者，还是“治于人”者，置身其中的，全然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排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嫉妒，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怨恨，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争斗。《水浒传》在写刘高陷害花荣一章的结尾写过两句诗：“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这意味着：被人害者往往又是害人者，所有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罪犯，都是同谋，都是覆灭的根源所在。这样，尽管他们的表现有所不同，但是那只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已，尽管他们都以为丧钟不是为他而鸣，但是，其实丧钟却恰恰是为他们所有人而鸣。于是，所有人的天赋，所有人的精力，所有人的时间，所有人的财产，所有人生命创造的能力，都在这种互相猜忌的内耗中被虚掷，被浪费，争斗的结果则是满盘皆输。

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苛政猛于虎、十羊九牧，层层加码、税外加税、费外有费。以及所有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额外设置的种种与邻居为壑的关卡。叠床架屋的政府机构、人浮于事的办事规则，名义百出的政出多门，搞不完的章、跑不完的路、叫不完的申请、进不完的门，求不完的情……就是这样出现的。甚至“宰相门前七品官”。于是，社会运行成本高到了令人咂舌的地步，正常状态下，挣一百块钱就可以用九十块钱来投入再生产，但是现在却挣一百块钱就却必须用九十块钱来维持社会的运行，这样一来，社会发展就成为“坏的社会发展”。而且，社会也因此而失去了对于危机即将到来的应有的敏感。一时，这高成本其实也无异于扬汤止沸，最终，这个“坏的社会发展”迟早将会蹈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综上所述，“塔西佗陷阱”的最终结果，一言以蔽之，可以称之为：零和博弈。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无论如何努力，最终的结果都早已命中注定，那就是：归零！这就是《史记》中说的：“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也是《红楼梦》中的探春预言的：“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71回）无疑，“自杀自灭”的结果，必然是、也只能是：“一败涂地!”！

泰坦尼克号的设计师在遇难前曾经抱歉而言：“我没能为你造一艘足够坚固的船”。借用这句话，我们现在则可以说：“塔西佗陷阱”最终所导致的，正是再也无法为社会“造一艘足够坚固的船”。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

第一，关于“塔西佗陷阱”，很多人都祝贺说：这是南京大学百年来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的又一次引起国家最高领导人乃至全国各界高度重视的一项人文社科成果，因此，它如何如何。对此，我完全不以为然。长期以来，我对借助重大项目、科研奖励以及领导批示来包装自己的做法，一直就颇有非议。因此，我也不会特别看重国家最高领导人乃至全国高度各界高度重视这类的事情。在我看来，学术的标准就应该是学术自身的，没有必要借助外力，哪怕这个外力是来自最高领导。也因此，相比之下，我更看重的是2017年6月8日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在长安讲坛上发表《“四个陷阱”的历史经验与中国发展面临的长期挑战》的报告中的评价，他说：与其他几大陷阱相比，“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都有相应英文表述，都是西方人的发明。不同的是，“塔西佗陷阱”只有中文表述，外文中没有对应的概念。因为它是中国人的发明。对此，韩文秀副主任认为：“中国学者作出这种概括有其道理，具有原创性，开了风气之先。如果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则可以看作中国学者对于社会科学世界的话语体系的一个贡献。”在我看来，这个评价倒是十分恰如其分。

须知，当今中国学界的几乎全部的学术话语往往都是“舶来品”，也都是西方原创性学术成果的消费者，而缺乏自己的学术话语，无疑，者也正是西方学者往往指责“中国不会生产思想”的一个理由。这就正如约瑟夫·奈所言：“我们可以创造能够在全世界进行传播的词汇和理念，这样的‘实力’就可以称作‘软实力’”，在信息时代，“话语成为软实力的货币”。显然，我们国家还缺乏这样的“货币”、这样的软实力“。而且，在能够贡献出自己的学术话语之前，中国也没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国。而一个国家在世界学术话语的版图中所占的位置的大笑，也正是判断这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大小的标志。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学术话语权。一个国家当然不需要学术话语的霸权，，但是却需要相应的学术话语权。为此，我们亟待去抢占世界学术的制高点、亟待去掌握学术话语的主动权，也亟待去打破西方的学术话语的霸权。在这方面，“塔西佗陷阱”的应运而生，无疑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始，也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的具体象征。

第二，我必须强调，对于“塔西佗陷阱”，事实上直到2016年我才开始出面回应。何以如此？当然是因为对于那些学术界外的热情反应，我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必要为之所动。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自己都实在安静不下来了的地步，因此，如果一定要我对“塔西佗陷阱”的阴气热烈关注说一句感想，那么，我要说的是：我为自己没有因此而花费纳税人的一分钱而自豪。相对于那些花费了纳税人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项目而言，“塔西佗陷阱”的影响告诉了我：真正的学术发现究竟是来自何处。顺便说一句，对于那种在拿项目之前就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会做出什么发现的做法，“塔西佗陷阱”的影响无疑也是一个讽刺！例如，我二十八岁的时候提出了生命美学，但是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它会怎么样，只是因为它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因此就大胆地说了出来，仅此而已。可是，借助范藻教授登陆国家图书馆的查询结果，却不难看到：在随后的三十三年里，生命美学在国内已经有众多学者参与了讨论，三十三年中，这些学者们一共出版了58本书，发表了2200篇论文（2014年林早副教授在《学术月刊》也曾经撰文做过类似的介绍），对比一下实践美学的29本书、3300篇论文，实践存在论的8本书和450篇论文，新实践美学的8本书、450篇论文，和谐美学的12本书、1900篇论文，应该说，这绝对是我三十三年前的时候所根本无法想象得到的。在那个时候，我所想到的，仅仅是“言自己所欲言”。再如我在近十年中的对于《红楼梦》的关注，我一直也认为只是因为自己的想法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因此就大胆地说了出来，仅此而已。但是，2016年在著名的今日头条文化频道依据全国六亿电脑用户的大数据调查中，我却被评为全国关注度最高的五位《红楼梦》研究专家之一。应该说，这绝对是我十年前的时候所根本无法想象得到的。在那个时候，我所想到的，同样仅仅是“言自己所欲言”。“塔西佗陷阱”的问题也是如此，当时我仅仅因为自己的想法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是感动了我自己的，因此，就大胆地说了出来，仅此而已，至于别的什么什么，我真的从来就没有想过；至于今天所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那在当时也是根本无法预测的。我不知道，这样一点点体会，是不是可以算得上是一点学术研究的心得与发现呢？我只能说，各位自己去想，我在此不予置评。

最后，还要强调一下：“塔西佗陷阱”，是我在十年前出版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中提出的（我在该书的后记里介绍过：其中关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文稿是根据2003年的讲座整理的，现在我一般都说是2007年提出，则是因为应该以公开发表为准），而且，也就是在2007年，我还在网上被评选为“影响中国的百名公共知识分子”，因此，我关于“塔西佗陷阱”的思考在随后的时间里能够引起关注，当然不是偶然的。不过，关于“塔西佗陷阱”，我十年前的想法毕竟已经距离现在有十年之久了，因此其中一定有一些不够周延之处，但是，出于尊重历史，我现在的对于“塔西佗陷阱”的阐释也还是以十年前的阐释为基础的，因此，即便是在本文中，我也还是大体依据我十年前在《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中所阐发的对于“塔西佗陷阱”的基本思考，当然现在是刻意把这些十年前的思考集中了起来，也力求使之更有条理，但是，我同样刻意地没有以现在的思考为主。这一点，务必敬请谅解。因为“塔西佗陷阱”毕竟已经进入了学术史，因此，即便我今天重新去阐释它，人们更关注的，可能还是我在十年前对它的阐释。而且，就目前而言，就我而言，当然也更希望人们能够具体地、全面地了解，关于“塔西佗陷阱”，十年前，在孤独地艰难探索的路途上，我究竟是怎么说的，以及，我究竟说过些什么。

“塔西佗陷阱”的前世今生

米斯茹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博士生；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 讲师

【摘要】

近年来，一个“政治学定律”：“塔西佗陷阱”在各类期刊和各级领导人讲话中被频繁提及，甚至引起了最高领导的关注和引用。通过查阅文献，笔者发现“塔西佗陷阱”并不是由塔西佗本人总结，而是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潘知常教授在著作和公开演讲中首次明确提出的。难能可贵的是，潘知常教授的贡献不仅在于最早（2007年）从浩如烟海的古代西方论著中原创性的提炼出“塔西佗陷阱”这个术语，更在于为中国乃至世界提出了破解这个千年陷阱的解决之道，即“只有跟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站在一起，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才会有公信力，这才是关键。”应该说，这是潘知常教授对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的贡献，更是中国学界对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一大贡献，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自觉和文化自信。

【关键词】

塔西佗陷阱  潘知常  公权力

自2011年始，“塔西佗陷阱”这一名词成为媒体的热点词汇。尤其是2014年被最高领导人提及后成为网络热词和各级领导干部在论著和讲话中经常提及的关键词。它被广泛运用于：大国崛起中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现代传媒对社会群体的引导、政府如何应对新媒体的传播以及基层治理的困境等人文社会科学诸多方面。据“超星发现”软件统计，目前，该词已被广泛应用于政治、法律；文化、社教；经济；哲学、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延伸到环境科学、安全领域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这些论著中，对该名词都追溯到塔西佗本人，并概括为：“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曾先后做过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行政长官和外省总督等，并出任过古罗马最高领导人——执政官。他在总结自己执政感受时曾谈过一种现象：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这个现象后来被称为‘塔西佗陷阱’”。似乎这个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塔西佗陷阱”这一名词的提出者。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作为热词的“塔西佗陷阱”

在搜索引擎“百度”上输入该词，相关结果显示约569,000个（截止到2017年12月23日）。在百度新闻的高级搜索上显示标题中含有该词的有711篇②；在“人民网”有591篇有关“塔西佗陷阱”的页面；“中国知网”为244条，其中不乏硕士论文和为数不少的核心期刊论文。据“超星发现”软件统计，有关“塔西佗陷阱”这一名词的研究论述主要涉及政治、法律等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并被广泛运用于：“现代传媒对社会群体的引导”、“政府如何应对新媒体的传播”以及“基层治理的困境”等方面。核心期刊论文的议题主要围绕：“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历史学家”、“政府”、“社会管理”、“政府公信力”、“突发事件”、“信任”、“自媒体”等展开。

在中国知网中能查找到的最早的主题含有“塔西佗陷阱”的文章为：孟耀军，《远离塔西佗陷阱——坚持理性司法与应对涉法舆情的思考》。而“被引量”最高的三篇论文分别是：《自媒体时代政府如何应对微博传播中的“塔西佗陷阱”》、《流言、意见的流通与Web2.0环境》和《如何走出“塔西佗陷阱”》。杨妍的文章主要探讨了自媒体时代，政府如何应对微博传播中的“塔西佗陷阱”。作者对这一名词的论述为：“在进入中国社会后，原意被概括为 “塔西佗陷阱”。当前“塔西佗陷阱”普遍被认为是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而引起人们的厌恶。”④《流言、意见的流通与Web2.0环境》一文的表述为：“塔西佗曾经这样谈论执政感受: “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的得罪人民。”这个卓越的见解后来成为政治学的定律之一:“塔西佗陷阱”。⑤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葛晨虹在《如何走出“塔西佗陷阱”》中提出每个公共权力代言人慎待自己的公共话语权：“‘塔西佗陷阱’作为西方政治学的一个定律，用在政府公信力问题中，可表达为，当政府不受信任的时候，政府怎样做都会受到公众的质疑和批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处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点位置，就好比多米诺骨牌中最顶头的那一张。⑥除学术期刊论文外，主流媒体的报道中也有相似论述，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追尾出轨事故发生后，铁道部门处理问题的方式，所采取的一些救援手段，对事故原因的语焉不详，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的话语引起普通民众、甚至主流媒体的质疑。“塔西佗陷阱”这一名词呈现出爆炸性增长。7月25日播出的《新闻1+1》节目引用专栏作家宋石男的博文，提到要摆脱塔西佗陷阱就必须深入调查事故真相，坦然道出事故。任何的遮掩或回避只能激怒民众，加深裂痕。”⑦主流媒体，尤其是视听媒体的关注和传播使得这一概念得到了普及。人民日报2011年09月15日刊登的白剑峰的文章《医生为何总被质疑》：“百姓逐渐对医生失去了信任，甚至产生了严重的情绪对立。一旦发生纠纷，医生自然就会被“千夫所指”。这就是“塔西佗陷阱”，即当一个部门或群体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⑧ 2012年09月03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李小三”的评论文章：《珍惜群众的信任》。其中谈到“他（塔西佗）在总结自己执政感受时曾谈过一种现象：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这个现象后来被称为“塔西佗陷阱”。⑨笔者发现，在近两百篇文献中，涉及到“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时大多把它表述为：“西方政治学的一个定律”以及“这个卓越的见解后来成为政治学的定律之一”等。而东北师范大学李鸿文教授曾在《谁的塔西佗陷阱？》一文中指出：“我翻检手头有限的资料，比如塔西佗的《历史》、《编年史》，没有发现这句话（不是‘发现没有’），在有关罗马的史料林林总总大约三十多本专著中，也没有找到相关表述。后来又特意请教了两位在美国名牌大学教授政治学的学者，请求他们帮我找到出处。他们一头雾水，说这个‘塔西佗陷阱’让人晕眩，因为他们从没听说过。”那么，这一被学者们公认为“政治学定律”的概念最早是从何而来的呢？

二、“塔西佗陷阱”是塔西佗本人提出的吗？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还原论的角度对“塔西佗陷阱”进行关键词拆分。首先来看“塔西佗”其人。塔西佗（Tacitus，约公元56-118年）“是公元1-2世纪罗马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白银时代拉丁文坛(the Silver Age of Latin)最出色的文法修辞学家，同时兼领文学家、史学家、演说家、政治家以及道德家等多重身份从事史学撰述活动的，他的传世之作共5部” 。杜德勒（Donald R.Dudley）在专著《塔西佗的世界》（1968）中认为塔西佗史学具有深厚宏阔的道德叙事背景。塔西佗的《历史》( Historiae)一书大约完成于公元109年，在这本书中他提出：罗马上一任皇帝尼禄死后，下一任皇帝迦尔巴下令杀了一个叛将和一个可能叛变的将领卡皮托。由于罗马人对这个新皇帝不满，“一切东西都是可以出卖的……他（迦尔巴）的奴隶则贪婪地去争夺那些能够大发横财的机会，因为在这样一个老皇帝的统治之下，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是十分自然的”，因此“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根据知乎网的翻译，这句话的英文表述为：Both executions, however, were unfavourably regarded; indeed, when a ruler once becomes unpopular,all his acts, be they good or bad, tell against him.塔西佗的这一观点在英国的培根那里得到了发扬：“就像塔西佗说的：当政府不被喜爱的时候，好的行为也和恶劣的冒犯一样了。”到此为止，我们发现不管是塔西佗本人还是大文豪培根都只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上。他们既没有将这一现象与“陷阱”一词结合，提炼到概念的高度，形成广泛流行和传播的“定律”，也没有给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和解决之道。

在两千多年的风云变幻中，这一现象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始终存在，却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更没有人将之推升到人类知识共同体的高度。那么，是谁将古今中外的惨痛历史教训加以总结，将类似现象提升到定律的高度，最早创造性地提出了“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又是谁提出了避免陷入“陷阱”的放之四海皆准的解决之道呢？

笔者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按关键词“塔西佗陷阱”查找，发现该词最早在网络上进行传播的时间是2007年8月9日天涯社区转载的一篇名为“潘知常《三国演义》：问天下谁是英雄(转载)”帖子：“在专制社会之下的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就是一个贪污、腐败的社会和政府，不贪污、不腐败就不可能发财。何况，‘升官’就是为了‘发财’，‘争权’也就是为了‘夺利’。皇帝如此，官员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塔西佗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古罗马的执政官塔西佗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一个专制社会也是这样，当它从根本上逆历史潮流而动不惜以掠夺作为立身之本的时候，这个政府不论做好事和做坏事，其结果最终也都是一样的，就是：乱世。”

对此，学林出版社原社长曹维劲在2017年08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中指出潘知常教授是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学者。他在《“塔西佗陷阱”是塔西佗发明的吗？》一文中指出：“究竟是谁把塔西佗的这句话总结、概括、提升为一个政治学的定律的呢？不少人都在追根溯源，最终有人发现、并在网上提出：这是一位中国的美学教授——潘知常的贡献。而且，潘知常教授的这一贡献，就发表在其《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中。”据查证，该书自2010年开始，陆续被包括硕士论文、核心期刊在内的学术文献作为参考文献引用，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这本书中，首次用加注引号的方式提到了‘塔西佗陷阱’这五个字：“在专制社会之下的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就是一个贪污、腐败的社会和政府，不贪污、不腐败就不可能发财。何况，‘升官’就是为了‘发财’，‘争权’也就是为了‘夺利’。皇帝如此，官员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

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潘知常教授的论证逻辑为：专制社会下的政府贪污腐败，官员升官争权都是为了发财夺利，而不去考虑社会的共同利益，这一切举动人民看在眼里，自然不会跟当权者站在一起。一旦出现了这种现象就会是无论当权者怎么说怎么做老百姓都不会买账，最终结果就是出现乱世。而塔西佗的话说了两千多年，却一直未得到西方世界足够重视。潘知常教授对中国古代历次腐败政权失败原因进行总结，得出陷入“塔西佗陷阱”就会亡国的定律，从而对中国乃至西方国家提出警示。

现象

结果

成因

定律

塔西佗

政府不受欢迎

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

无

无

潘知常

在专制社会之下的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就是一个贪污、腐败的社会和政府，不贪污、不腐败就不可能发财。何况，‘升官’就是为了‘发财’，‘争权’也就是为了‘夺利’。皇帝如此，官员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

从根本上逆历史潮流而动不惜以掠夺作为立身之本的时候，这个政府不论做好事和做坏事，其结果最终也都是一样的。

中国社会的公权到了《水浒传》时代已经被降到了最低点。一个泱泱大国，到了宋朝时为社会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已经接近于零了！那种接近于零的状态下的社会和政权当然完全是不堪一击的，也是任何一个外族都可以把它灭掉的。因为，所有的人都不愿意为那样的王朝效命了。

公天下、公共权力失范、公共产品匮乏、公共社会萎缩

必须站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站在一起，政府要永远跟老百姓站在一起，要顺应时代潮流。不能是家天下，而应该是公天下。一个社会公权是所有人的，社会就有希望。

从上表可以看出，塔西佗在著作中提到的那句话和潘知常教授提出的作为定律的“塔西佗陷阱”的本质区别。塔西佗的论述到结果为止，而潘知常教授的论述则是从现象、结果、成因最后总结提升到中西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定律，将之赋予了一种理论的支撑和价值观，从而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而且，符号学理论中，将生成性伴随文本分为：前文本、同时文本。“在文本生成过程中，各种因素留下的痕迹，称作生成伴随文本。前文本（pre-text）是一个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对此文本生成产生的影响……称之为前文本，是因为此种影响必然在这个符号文本产生之前。……前文本是文本生成时受到的全部文化语境的压力，是文本生成之前的所有文化文本组成的网络。”任何一个“炙手可热”的“热词”的出现，都有其特定的社会语境。尽管它的创造者、提出者也许借用了某位历史名人的原话，但是，由于在其中已经注入了更多的创造者、提出者的个人色彩，因此，创造者、提出者的历史地位就绝对不容忽视。毕竟，没有后来的创造者、提出者，也就没有某位历史名人的原话的脱胎换骨、凤凰涅槃。“所有的符号文本，都是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这种结合，使文本不仅是符号组合，而是一个浸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构造。”例如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的雏形是《圣经·新约》中“马太福音”讲到的“凡他有的，还要再多加给他；凡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走。”揭示了财富累积愈多增长愈快的现象。“在1968年，美国科学家莫顿(Robert K. Merton)首次正式提出‘马太效应’这一概念，并用社会心理学对马太效应给予解释。这一效应也普遍适用于很多领域。”莫顿阐释出了以马太名字命名的一个“炙手可热”的“热词”，并借助社会心理学对其作出了更为深刻与全面的解释，没有他，就没有著名的“马太效应”。同理，“塔西佗陷阱”这个“炙手可热”的“热词”，也是潘知常教授在塔西佗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描述基础上的建构式发明。在建构的过程中，潘教授从历史、社会的维度加入了人心向背、公权力的深刻思考，使之成为得以迅速传播的热词和链接政界、学界、百姓的纽带。因此，可以肯定的说，“塔西佗陷阱”这一定律的发明是南京大学的潘知常教授对于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三、“塔西佗陷阱”究竟是指的什么？

必须强调的是，潘知常教授的贡献不仅在于最早（2007年）古为今用地从浩如烟海的古代西方执政官的论著中提炼出“塔西佗陷阱”这个术语，更在于为中国乃至世界提出了破解这个千年陷阱的解决之道。遗憾的是，目前，在各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上发表的会议、期刊文章在提及“塔西陀陷阱”时绝大多数只关注到了表面，即公信力的缺失会导致陷入“塔西佗陷阱”，而对公信力的成因则语焉不详。其实，潘知常教授早以在著作中鲜明地阐明了他的观点：只有跟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站在一起，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才会有公信力。

总书记2014年在兰考的讲话中也提到了“人心向背”这个关键词，十九大报告中更有203处提到“人民”，43次提到“群众”，可见本届政府是何等重视人心向背问题。的确，只有站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边才能得民心，才有公信力！而“如果我们党不能自己解决自身的矛盾和问题，长期积累下去，那就要发生我说过的霸王别姬的问题了，那就不是一般的被动，而是为时已晚了。”总书记指出：“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习总书记的讲话掷地有声，如果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就不能得人心，两极失落就不能强大。对此现象，潘知常教授在10年也给出了明确的回答： “任何公权必须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也必须紧跟时代潮流，否则，就会丧失民心，就会怎么都不行，因此，人心向背才是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说，“人心向背”是因，“公信力”是果。解决了因的问题，果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现象层面，而应该深入思考：“一个大国崛起的真正原因，应该是民主、自由、公平、正义。而且，一个大国崛起的关键还应该是：从私权走向公权。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靠的是从私权走向公权，靠的是从‘家’走向‘国’”。潘教授曾以《水浒传》为文本，在著作中从正、反两方面详尽地阐释了公权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的公权到了《水浒传》时代已经被降到了最低点。一个泱泱大国，到了宋朝时为社会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已经接近于零了！那种接近于零的状态下的社会和政权当然完全是不堪一击的，也是任何一个外族都可以把它灭掉的。因为，所有的人都不愿意为那样的王朝效命了。”潘教授在著作中反复论证了“公权、公天下、公共权力失范、公共产品匮乏、公共社会萎缩、人心向背”等重要政治学概念，而这些概念也是完全符合习总书记和我党其他一些领导人的讲话的基本精神的。

更为重要的是，潘知常教授在著作中还为我们画出了理想社会的蓝图：“通过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和包容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从而获得生存的机遇。可那是因为有爱、有信仰、有美，也是因为有生存的快乐。”

在谈到利益共同体时，潘知常教授也谈到：历代王朝的更迭都是因为公权压缩，私权膨胀，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社会不公……百姓民不聊生，最后自由、平等、公义则无处可寻。宋代被异族所灭的根本就是“自由、平等、公义无处可寻”。而要破解这个陷阱就“必须站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站在一起，政府要永远跟老百姓站在一起，要顺应时代潮流。不能是家天下，而应该是公天下。一个社会公权是所有人的，社会就有希望。”

这样，正如H.西蒙指出，“发现定律的过程是以经济的方式把一组经验资料重新编码的过程，或识别资料中模式的过程。” “定律的发现以发现者手中掌握资料为前提，但是资料并不会引导一个科学家自动地去发现一个定律。”潘知常教授在塔西佗著作的前文本的基础上，对现象进行“重新编码”，建构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科学的定律，这一发现的参考系是公权、公天下、公共权力、公共产品、公共社会以及人心向背。而这一切，无疑都是塔西佗原话的内涵的丰富与深化，而这，也正是潘知常教授对于“塔西佗陷阱”的命名的题中应有之义。

2017年6月8日，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在长安讲坛上发表累题为《“四个陷阱”的历史经验与中国发展面临的长期挑战》的报告，其中提到，中国作为大国崛起之路不平坦，在发展的道路上要克服若干“陷阱”，“塔西佗陷阱”就是其中之一。但与其他三大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都有相应英文表述不同的是，“塔西佗陷阱”只有中文表述，外文中没有对应的概念。对此，韩文秀副主任认为“中国学者作出这种概括有其道理，具有原创性，开了风气之先。” 无疑，这是作为学者的潘知常教授对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的重大贡献，是在大国崛起之时中国智慧“走出去”的道路中坚定的一步，是对社会科学世界话语体系的贡献，体现了中国学界的学术自觉和文化自信。

引用：

[1] http://cppcc.people.com.cn/GB/n/2012/0903/c45853-18899395.html

[2] http://news.baidu.com

[3] 孟耀军.远离塔西佗陷阱——坚持理性司法与应对涉法舆情的思考[J]中国检察官，2010年10月

[4] 杨妍.自媒体时代政府如何应对微博传播中的“塔西佗陷阱”[J]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5期。

[5] [11]陈力丹.流言、意见的流通与Web2.0环境[J].现代传播.2011年12月。

[6] 葛晨虹.如何走出“塔西佗陷阱”[J]决策.2011年11月。

[7] 林晨音.三套防撞车系统为何全失灵?http://video.sina.com.cn/v/b/57392508-1642877311.html）

[8]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5683933.html

宋坤钰，风险收益关系和马太效应研究（D），复旦大学，2012年。

[9] http://cppcc.people.com.cn/GB/n/2012/0903/c45853-18899395.html

[10] 葛晨虹.如何走出“塔西佗陷阱”[J]决策.2011年11月。

[12] 李鸿文.中国青年报[N]2011年11月02日02 版。

[13] 褚新国.塔西佗史学思想研究[D]博士论文.复旦大学.2006年。

[14] 塔西佗.历史[M]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7页。

[15] 培根.论说文集.选自培根/弥尔顿著.培根论说文集即新特兰蒂斯弥尔顿论出版自由与教育[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

[16] http://bbs.tianya.cn/post-no01-353019-1.shtml

[17] https://www.ddvip.com/weixin/20170819A02D1600.html

[18] [24] [25] [26] [27] [28]潘知常.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M].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5，46，111-120页。

[19] [20]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3页。

[21] 宋坤钰. 风险收益关系和马太效应研究 [D]，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22] 习近平.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8月27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

[23] 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

[29] Simon.H.Models of Discovery.Dordrecht:Reidel，1971.

[30] 邱仁宗.论科学现的模式[J]自然辩证法研究.1986.01。

塔西佗陷阱：历史与现实

许敏球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7级博士

潘知常教授提出的“塔西佗陷阱”，近年来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关注度和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回顾“塔西佗陷阱”的传播过程，可以发现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术概念阶段。2007年潘知常教授在其著作《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中首次提出“塔西佗陷阱”这一原创性概念，此后一些学术论文和媒体报道中也出现了这一概念，使其逐渐为人所知；第二阶段是政治课题阶段。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了“塔西佗陷阱”。此后“如何避免‘塔西佗陷阱’”，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政治课题。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三大陷阱’，即表现为外部忧患的‘修昔底德陷阱’、内部挑战的‘中等收入陷阱’、政府与群众关系的‘塔西佗陷阱’，这些都是发展起来以后必然要面对的历史性课题。”可见从中央到地方，避免“塔西佗陷阱”都是从政者十分关心的一个课题。第三个阶段是大众热词阶段。在第一和第二个阶段，随着媒体报道和研究者的增多，“塔西佗陷阱”的关注度持续升温，但它依然称不上是一个大众热词。直到2017年下半年，随着数起舆论聚焦的新闻事件发生，“塔西佗陷阱”得到了爆炸式的传播，走进了大众视野，成为网络热议的流行语。《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7日也用第五版整版的篇幅来讨论“塔西佗陷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塔西佗陷阱”的“热度”。

“塔西佗陷阱”能够形成这么大的影响，说明这一概念本身具有强大的概括力、解释力和传播力。对于这一概念，各种解释、阐述、讨论众说纷坛，但对一些基本问题，却缺乏足够的研究。本文将针对“塔西佗陷阱”的三大基本问题，即什么是“塔西佗陷阱”、为什么会出现“塔西佗陷阱”、如何避免“塔西佗陷阱”，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什么是“塔西佗陷阱”？

要讨论“塔西佗陷阱”，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塔西佗陷阱”？目前关于“塔西佗陷阱”流传较广的一个定义是：“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由这一定义出发，目前关于“塔西佗陷阱”的讨论往往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公信力问题；二是由其引申的媒体公信力问题。

然而“塔西佗陷阱”是否就是一个关于政府公信力、媒体公信力的问题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追根溯源，回归到潘知常教授最初提出的概念上来。

潘知常教授在《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中，是以《三国演义》开篇所讲“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切入点，来阐述古代中国“乱世”的成因时提出“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塔西佗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古罗马的执政官塔西佗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一个专制社会也是这样，当它从根本上逆历史潮流而动，以掠夺作为立身之本的时候，这个政府不论做好事和做坏事，其最终结果也都是一样的，就是：乱世。在这种情况下，古代中国‘一治一乱’的分合之道也就最终得以形成。”

进一步研读《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会发现潘知常教授是通过大历史的视角，来阐述古代中国为什么始终跳不出“分”与“合”、“治”与“乱”、“盛”与“衰”的怪圈，而这个历史的怪圈的发生机制，就是“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的最终落脚点，是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直接关系到的是社会稳定和政权存续问题。“塔西佗陷阱”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当一个政府不代表、不保护人民的利益，那无论它多么强大，无论它如何努力，社会的稳定也不可能长期持续，政权也不可能长期存续。”而社会稳定与政权存续，无论古今中外，都是政府最重视、最关注的几个问题。也正因此，“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不管是从历史的维度，还是从现实的维度，不管是从中国的维度，还是从世界的维度，都具有独特的价值。

弄清楚了“塔西佗陷阱”是什么，对于围绕它的各种讨论就会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比如关于“塔西佗陷阱”与“公信力”。“公信力”是“塔西佗陷阱”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如果认为“塔西佗陷阱”只是一个关于公信力的问题，只是围绕如何增强政府公信力、如何增强媒体公信力来讨论“塔西佗陷阱”，实际上是将“塔西佗陷阱”的丰富内涵窄化、表面化了。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塔西佗陷阱”是这样说的：“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所以，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仍然是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但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改善并不是全部，人心向背也不仅仅决定于这一点。发展了，还有共同富裕问题。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了，能得人心吗？因此，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段讲话，有几层非常重要的含义：首先，当今中国没有出现“塔西佗陷阱”，“没有走到这一步”，但是我们要避免“塔西佗陷阱”；其次，谈“塔西佗陷阱”，不仅是谈公信力问题，更是谈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谈人心向背的问题；第三，谈“塔西佗陷阱”、谈群众关系、谈人心向背，归根到底，是谈如何更好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也即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这三个方面，也是我们今天讨论“塔西佗陷阱”必须把握的几条重要原则。概言之，我们应当从一个更加具有历史纵深感、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性的广阔维度来看待“塔西佗陷阱”，既要认识到“塔西佗陷阱”是对历史定律的精辟概括，对当今中国依然具有很强的警示意义，也要认识到当今中国并未落入“塔西佗陷阱”，我们的研究指向应当是如何避免“塔西佗陷阱”、如何做到长期执政。同时我们应当采取一种由表层到深层的视角来看待“塔西佗陷阱”，公信力、信任度、舆论场等问题是“塔西佗陷阱”比较容易被感知到的表层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自然有其意义和价值所在，但若要全面地阐述“塔西佗陷阱”，则必须更深入一步，进入人心向背、社会稳定、政权存续等更加深层次、更加根本性的问题，剖析“权力失范——治理失灵——社会失序——政权失却”的关系，才能真正解释清楚什么是“塔西佗陷阱”，真正理解“塔西佗陷阱”何以能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政治课题、何以能形成如此强大的影响力。

二、为什么会出现“塔西佗陷阱”？

明晰了什么是“塔西佗陷阱”，随之出现的就是第二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塔西佗陷阱”？潘知常教授在《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中，从皇权的无限扩张、搏命集团（掠夺集团、获利集团）的产生、离心势力的成长、人性向恶的鼓励机制、公权的萎缩等角度进行了非常精辟又非常精彩的论述。潘知常教授还从囚徒困境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洞察力的观点，那就是，古代中国不仅是一段“治”与“乱”交替循环的历史，它还是一个“零和博弈”不断重复的历史。“《三国演义》不就是‘三输’？三国皆输。”从“零和博弈”的视角，我们会看到，古代中国是一个没有赢家、各方皆输的历史：“塔西佗陷阱”带来政权无法长期存续，作为统治阶层的获利集团自然输了；“塔西佗陷阱”带来社会无法长期稳定，流离失所的普通百姓更是输了。

之所以会出现“塔西佗陷阱”，一言以蔽之，就是：无公心、无公权、无公民。在古代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是出于公心，追求和维护公权力；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代表民众的利益，保护民众的利益和权利。

具体而言，可以发现三个“无限度”：

一是公权的无限度私有化。政府的权力，本来应该是一种公权力，它应当用以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应当用以为社会提供各类公共产品，应当用以为本国人民谋求福祉。然而虽然有“天下为公”这样的口号，古代中国的皇权却是极度私有化，国家变成了“家天下”，公权变成了完全的私有物品。谁拥有了皇权，谁就拥有了无限大的权力，所以皇权成为各方政治力量追逐和争夺的对象，正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中央政权一旦出现问题，拥有夺取天下的野心或资本的势力，就会觊觎皇权，“彼可取而代也”，而这些势力没有谁从内心里希望天下安定，除非天下归于己手，即潘知常教授所阐述的“离心势力的成长”，这就从根本上为社会的难以长期稳定、政权的难以长期存续埋下了祸患。

二是统治阶层对底层民众的无限度掠夺。皇权之所以是一种无限权力，就在于它可以无限度地对社会、对底层民众进行掠夺，而不用担心受到任何惩罚。对皇权的争夺，本质上是对掠夺权的争夺。民众只是作为被掠夺、被奴役的对象而存在，是一种“物”，而不是“人”，不是作为拥有权利、拥有利益诉求的主体而存在，更不可能参与社会的治理。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提出的“合法伤害权”概念，则进一步揭示出，除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各级官吏也可以动用国家机器合法地侵害普通百姓。也就是说整个统治阶层，从上到下，层层对底层民众进行盘剥，从而使数千年历史中的中国底层百姓，始终挣扎在温饱线乃至生存线上。一旦突破了底层百姓的承受极限，社会就处于崩溃的状态。潘知常教授对“治世”与“乱世”的本质进行了深刻解读：“如果有一个强人或者强力集团出现，就会出现‘分久’之后的‘合’甚至盛世——不过实际上还仍旧是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一人之世’。如果没有一个强人或强力集团出现呢？那当然就会出现‘合久’之后的‘分’甚至‘乱世’——这是一个无‘人’（人民、人性）之世。而无论是‘一人’之世，还是无‘人’（人民、人性）之世都绝对不是‘有些’之世，更不是‘全体’之世。”也就是说，不管在乱世还是治世，“人民”都是缺位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三是无限度的暴力升级。公权的无限度私有化，和统治阶层对底层民众的无限度掠夺，带来的结果就是无限度的暴力升级。一方面，要想夺取皇权，只能通过暴力，并且这种暴力要比现有统治者的暴力更强大。另一方面，皇权要防止被夺取，只能不断强化自己的暴力；皇权要维持对民众的无限掠夺，也只能通过不断强化自己的暴力。这就导致两个结果：其一是古代中国的王朝更迭，往往都是通过大规模暴力的方式，每一次都是摧毁式的“重启”，不断地“从零开始”；其二是统治阶层和底层民众之间，没有缓冲的空间，没有回旋的余地，没有对话的可能，处于一种刚性的关系之中，一旦关系破裂，面临的就是双方的暴力冲突，从而导致社会动荡乃至政权更迭。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应当是各方力量的凝聚，从上到下形成一种强大的“向心力”。然而由于这三个“无限度”，古代中国却出现了多种“离心力”：统治阶层之间，为了各自的私权和私利，彼此是离心离德的；统治阶层与底层民众之间，只有掠夺与被掠夺、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彼此又是离心离德的。这样在统治阶层中间，会有“弃船心理”，各方考虑的不是政府、国家这艘“大船”能行驶多久，而是自己能够谋取多少私利，而一旦这艘“大船”面临挑战或出现问题，就考虑弃船逃生、另寻他主，有的甚至还会“凿船”；在底层民众中间，则会有“看客心理”，认为政府与我无关、国家与我无关，对社会变革乃至异族入侵都只是旁观、围观。这样整个国家就呈现出“一盘散沙”的局面，难以凝聚起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管帝王如何革新图治，不管能臣如何进行“变法”，也只能维持王朝短时间内的兴盛，社会的稳定始终难以长期持续，政权始终难以长期存续，于是历史就又开始了新一轮“治”“乱”交替、“零和博弈”的循环，这就是古代中国一次又一次掉入的“塔西佗陷阱”。

三、如何避免“塔西佗陷阱”？

讨论了为什么会出现“塔西佗陷阱”，接下来就进入了第三个基本问题：如何避免“塔西佗陷阱”？

今天的中国并未出现“塔西佗陷阱”，但对这一问题加以警示，依然十分重要。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是破解“塔西佗陷阱”最为成功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中国特色的科学路径：“把分散的民众聚合为政治性的人民，并把人民的政治性与政党的阶级性关联起来，在政党与社会之间建立政治共同体；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关联起来，在政党与社会之间建立利益共同体；把革命的愿景与党的纲领关联起来，在政党与社会之间建立命运共同体。”这就把以往政党（政府）与民众的“离心离德”，变成了“同心同德”；把以往的“一盘散沙”，变成了牢固的“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强调“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强调“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实际上都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人心向背。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解决好了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塔西佗陷阱”，因为民众会自发地拥护政党（政府），整个社会会朝着一个正向的、向上的方向努力，社会的稳定、政权的存续也就有了稳固的根基。

然而我们也需要警醒，人心向背是处于变化之中的，政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也是处于变化之中的，“长期执政”更加需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保持清醒的头脑。如何避免“塔西佗陷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这里简要地谈几个方面：

一是要增强公共产品的供给。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这些本质上都是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一个合格的政党（政府），一个能够得到民众支持的政党（政府），一个能够长治久安的政党（政府），一定是一个能够提供好的公共产品的政党（政府）。

二是要增强民众的安全感。十九大报告中首次将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并列，这是非常重要的。获得感、幸福感的前提，是安全感。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安全需求是除了生理需求之外的第二层次需求。回顾中国历史，中国普通民众作为被掠夺的对象，安全感是极为匮乏的。安全感不仅包括社会秩序，还包括社会治理、社会保障等方面，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安全感，还包括精神、心理层面的安全感，不仅包括对现实的感受，还包括对未来的预期，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加以提高。

三是要增强制度对权力的约束性。权力失范是导致“塔西佗陷阱”出现的重要因素。在当今的中国，当然不可能再出现公权的绝对私有化，但是也要防止公权私用、防止公权滥用，这都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制度来加以约束。同时还需要“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因为这种利益集团很可能成为人民利益的损害者和掠夺者，这也离不开制度的约束、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督体系的建立。

“塔西佗陷阱”中舆论公信力来源与危机

阮立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博士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讲师

摘要：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潘知常教授提出的“塔西佗陷阱”概念，近年来被习近平总书记以及党和政府各级领导反复提及，也是学术研究和媒体报道中的热点概念。本文探讨了"塔西佗陷阱"的历史范例以及新时代下舆论公信力的内涵、来源与现实危机。

关键字：塔西佗陷阱；公信力；群众路线；舆论

古罗马执政官、历史学家普布里乌斯·克耐力乌斯·塔西佗在《历史》一书中提出:“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 他做的好事和坏事会同样引起人们的厌恶。”他的这一观点在英国的培根那里得到了发扬：“就像塔西佗说的：当政府不被喜爱的时候，好的行为也和恶劣的冒犯一样了。”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潘知常教授2007年在公开演讲中将塔西佗的论述与社会政治相结合，首次提到“塔西佗陷阱”这个概念，潘知常教授的这一贡献，最早发表在其《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之中。自2011年始，“塔西佗陷阱”这一名词成为媒体的热点词汇。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中也特别提到了“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他对我党目前存在的一些脱离群众的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指出：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在此之后“塔西佗陷阱”迅速成为网络热词和各级领导干部在论著和讲话中经常提及的关键词。2017年11月20日，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在省发改委调研，把“加强对如何跳出三大陷阱的研究思考”问题提了出来，表示 “要把江苏放在世界发展的大格局下来审视，找准特色优势和短板不足，特别是要加强对如何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这三大陷阱的研究思考。”

“塔西佗陷阱”作为一个定律，并不是针对当代中国问题而言，正如习总书记所言，当代党和政府并未置身于“塔西佗陷阱”之中，这是毫无疑问的。“塔西佗陷阱”的价值以及潘知常教授提出“塔西佗陷阱”的重要意义，是它作为一个定律，是广泛适用于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的，是对人类历史和社会科学话语的一个重要贡献。也因此，考诸史料，屡屡可见“塔西佗陷阱”的存在。

以法国路易十六时期的历史为例。

公信力的风险，归根到底是“民心向背的危机”，一旦失去民心，政府的危机公关、舆论引导和公信力都变为流于语言和表面的“空中楼阁”，随之陷入“塔西佗陷阱”的这么一个对于政府是很难面对的政治局面。因为一旦进入陷阱，就意味着政府失去了公权力，失去了对群众的影响力，而这时即使是一些看似荒诞不羁的谣言就能摧毁群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激发起对政府和社会都是毁灭性的事件或是灾难。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兴起。诚然，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自有其根本原因，是法国社会长期以来积攒的社会问题的总爆发，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不过大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却可以归结在法兰西王国在革命前的最后几年里深陷“塔西佗陷阱”所导致。

法国大革命的最初导火索是1785年爆发的“项链事件”，事件过程众说纷纭、曲折离奇，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叫让娜·德瓦卢瓦·圣雷米的骗子，想方设法进入宫廷接近王后安特瓦内特，并雇佣与王后长相相似的妓女妮科尔·勒盖·多利娃，去欺骗王后的追求者罗昂枢机，并让罗昂枢机购买了一条价值高达两百万里弗的钻石项链，最后将项链出售成功骗得巨款。这个并不算很高明的骗局最终在1785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当天，由于当事各方的当面对质而被爆出。

法兰西王室为了维护王室和王后的清誉并没有及时将事件内情公之于众，结果一个单纯的诈骗案件在社会上被反复扭曲炒作。而在18世纪逐步成熟完善起来的民间报纸笔下，王后的形象被描绘成行为轻浮、无限贪婪、生活淫荡甚至干预朝政的无耻妇人，民望一落千丈，成为法国群众厌恶的对象，而国王路易十六在这个事件中支持王后并试图为其辩解的行为则被理所当然的视为胆怯、懦弱甚至是男性生理机能缺失的无用之人。

最终法国最高法院判决骗子让娜·德瓦卢瓦·圣雷米终身监禁，包括罗昂枢机和被雇的妓女在内的其他人无罪。迄今为止，多数历史学家在研究当时史料时也倾向认为王后安托瓦内特在事件中相对是清白的，罗昂枢机也只是单纯被骗，而骗子妮科尔犯有诈骗罪并因此受罚，这也符合当时法国最高法院的裁决。

但舆论却因这次审判变得十分亢奋。由于王室深陷“塔西佗陷阱”，没人相信王后在项链事件中是清白无辜的。在民众的心目中安特瓦内特王后“红颜祸水”，是全法国第一坏女人，王室和政府所做的一切坏事都必与她有关。女骗子妮科尔第二年在国王反对者的帮助下逃出监狱并在英国出版回忆录，继续大肆诋毁王后，法国民众几乎没有人认为那是虚构杜撰的。当时的法国，年年对外用兵，国库空虚，政府债台高筑，国王反对势力强大，社会阶级矛盾突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当常年在灾荒、兵祸、失业中煎熬的法国人民得知贵族阶级竟如此奢靡，价值两百万里弗的奢侈品随意被骗子骗走，人民对王国的不信任化为了愤怒。

在小报舆论和谣言中所勾画的奢侈铺张、爱慕虚荣的王后形象，正好迎合了愤怒的法国人的心理。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的几年，钻石项链事件损毁了法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声誉。安托瓦内特王后更加不受欢迎，各种恶毒谣言四起，进而影响了路易十六国王的威望。舆论甚至编造了王后流传后世的轶事，“当大臣告知玛丽，法国老百姓连面包都没得吃的时候，玛丽天真甜蜜地笑道：‘那他们干嘛不吃蛋糕？’”其实这句话原自卢梭的《忏悔录》，讲的是另一位法国王后的事迹，然而当时的法国人因为不满而将此故事强加在安特瓦内特王后身上，她至死也未能摆脱这一系列负面的印象。

此次事件之后，推开了法国社会革命的第一块多米乐骨牌，法国王室的尊严和道德代表形象被完全打破，原本支持国王的普通民众不再对其抱有幻想，国王已经完全不能影响他的臣民。法国大革命期间吉伦特派领袖雅克·皮埃尔·布里索事后曾经表示，“事实上，王室已经一败涂地了，它的贪婪和虚弱暴露无遗”。从此，最反对王室的报纸和鼓动家，获得民众最多的认可，国王的政敌和各级政府机构不断对抗国王的命令，民众对君主制度的仇恨和蔑视情绪逐步失控，直至化为行动。

1788年6月7日，在Grenoble市，人民们第一次集结起来反抗国王统治，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并向前来镇压的王室军队投掷砖瓦，史称“砖瓦之日”；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正式爆发，反对国王的巴黎市民攻下了巴士底狱，同年10月5日，爆发了“凡尔赛妇女大游行”，法国妇女攻击凡尔赛宫，劫持国王和王后；酿成这件大规模民变的直接原因，实际上主要在于对三条谣言的煽动性报章报道的传播：雅各宾派领袖马拉主持的《人民之友》大肆宣扬国王将命令王室军队进攻巴黎，迫害群众；革命派德穆兰创办的《老科德利埃报》鼓吹国王想调动军队围困巴黎，并切断粮食来饿死巴黎人；其他各种小报也都在哄传国王对革命军携带的蓝白红三色旗不敬。而这三条谣言事后都被证明是革命派别有用心虚构的，但巴黎人民当时普遍的是毫不怀疑，这也就正说明了，陷入“塔西佗陷阱”的王室是何等的虚弱，人心对其是何等的背叛。最终在1793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安特瓦内特被革命派和巴黎市民以“叛国罪”送上了据说是由他亲自设计的断头台。

路易十六统治的最后几年，法兰西波旁王朝陷入了如假包换的“塔西佗陷阱”，公权力丧失，社会极其脆弱，随着自然灾害或经济危机到来，法国人民就立刻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本该忠于王室的军队拒绝镇压，革命中生命成为了最不值钱的东西，国王王后、贵族官僚、普通民众都朝不保夕。法国大革命的事实很好的证明了，国家政权一旦陷入“塔西佗陷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就无论怎么挣扎都会走向毁灭。因为，在“塔西佗陷阱”中，一些看上去绝不可信的谣言，政府都没有辩白的余地，民众都会无判断力的盲目追随，最后导致国家、政权、民众的共同崩溃。

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封建专制体系在路易十四时期已经发展到极致。贵族利益集团把控国家政权之为自己谋利，社会两级分化严重，民众对封建专制体系的不满。其后，尽管王国内上至路易十六国王、各级贵族，下至资产阶级、普通民众都在采取各种手段摆脱危机，路易十六虽然试图用进行修修补补的社会改革来争取民心，试图挽救波旁王朝这条将沉的破船，但已经毫无作用。路易十六直至走上断头台都没有弄明白，他在位的十数年间，曾任用正直能干的大臣，努力进行社会改革、缩小贫富差距，限制利益集团，对下层民众不断退让，给予权利和民主。但这一切努力在“塔西佗陷阱”中都注定是劳而无功。

当温和的改革措施失败时，充满了暴力血腥的法国大革命就来到了。而由资产阶级和民众对法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革命，却又由于雅各宾派专政以及后来的革命大屠杀，终于使得法国大革命变成了血腥、屠杀和残酷的代名词。

这就是陷入“塔西佗陷阱”，公权力丧失，民心丧失的后果；仅仅是失去民心并不是“塔西佗陷阱”的核心内涵，整个社会离心离德、各阶级所做得一切挽救的努力都付诸流水；改革或是革命，无论怎么做社会都无可避免的滑向最终崩溃，这才是真正的“塔西佗陷阱”，而在这个崩溃的社会中，无论个人品德如何，要想生存下去就只能是人人都以邻为壑，人人都从国家中谋取自己的私利，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没有赢家、全是输家”的零和博弈之中。

法国社会和民众经过长达100多年的大革命的血腥洗礼，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被杀得白骨累累、血流成河，最终悟出了跳出“塔西佗陷阱”的方法，那就是建立法兰西共和国，确立民主共和的制度，只有完善制度建设才能走出“塔西佗陷阱”，而这些这种顶层设计式的制度建设就是要建设一个高回报、低成本的国家，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国家制度。这种制度如果引不起人民的共鸣，必将无法继续深入进行下去。

值得深入思考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塔西佗的著作备受推崇，究其原因，塔西佗的作品中有着自己明确的政治倾向，就是反对帝制，推崇共和。因此在“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孟德斯鸠等著名思想家，都把塔西佗当作反对专制制度和暴君的榜样。塔西佗名著《演说家对话录》反映出塔西佗对罗马帝国时期君主专制体制的反对。而结合《历史》一书中“塔西佗陷阱”相关内容的上下文可以发现，“塔西佗陷阱”描述的罗马皇帝处死犯人的情形，是帝制时期、罗马帝国所特有的，而非古罗马共和时期的现象。也就是说，塔西佗认为在罗马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制度下，也就是真正让人们拥有言论自由的社会，这种社会是不存在“塔西佗陷阱”的基础的。雄辩术在罗马帝国时期衰落，是因为在专制制度下言论受到控制，取而代之的则是诡辩术和溜须拍马，这种风气下统治政权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施行什么样的政策，民众都会给以负面评价，罗马帝国就会逐步走向衰亡。因此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卡尔·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也引用了塔西佗的观点作为全文的结束语：“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无疑并不存在“塔西佗陷阱”，但是却也存在着避开“塔西佗陷阱”的问题。

对此，笔者认为：踏踏实实走好群众路线，认认真真为人民服务，才能避免落入"塔西佗陷阱"。

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紫光阁》杂志社微博在评价热词“塔西佗陷阱时”指出：“面对突发舆情事件，因自身能力不足、错过发声最佳时机，政府部门在舆论风潮面前往往陷入百口莫辩的窘境…表面看是公关技巧欠缺，根子却是脱离了人民！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塔西佗陷阱”的讲话更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一脉相承。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一共提到203次“人民”，43次“群众”，18次“民生”，2次“公信力”和1次“人心向背”。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赋予其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坚定自信，也体现了居安思危，对党的执政基础的危机意识。尤其是报告中的那句警告：“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时刻提醒着不能忘却古语有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而公信力的来源是什么？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心向背”四个字，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一个政权或者政府，如果不让人民满意，不为人民服务，不站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边，不顺应时代潮流，就会导致如潘知常教授首次提出“塔西佗陷阱”概念时所说的“公共权力失范，公共产品匮乏，公共社会萎缩”，就会陷入一个说什么都没有群众相信、做什么都对无用的“黑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参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在引用了“塔西佗陷阱”之后也指出：“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底更首次对外表明：“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李克强总理也在多个场合提到，本届政府的所有工作，都要自始至终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支持不支持、答应不答应”作为政府各项中做的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这说的其实也是“人心向背”。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2015年更是“首论中共‘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办好中国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这就正如潘知常教授所说，任何公权必须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也必须紧跟时代潮流，否则，就会丧失民心，就会无论怎么做，无论做什么都不行，因此，人心向背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只有重视“人心向背”，时刻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持一致，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才会保持公权力，才会具有公信力，也才能够成功地避开“塔西陀陷阱”。

参考文献

1.塔西佗.历史[M]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7页。

2.培根.论说文集.选自培根/弥尔顿著.培根论说文集即新特兰蒂斯弥尔顿论出版自由与教育[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

3.潘知常.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M].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4.《习近平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08/c_128206459.htm，2015年9月8日

5.《你了解江苏省委书记提到的“塔西佗陷阱”吗？潘知常教授来划重点啦》，中国江苏网，http://jsnews.jschina.com.cn/jsyw/201711/t20171121_1207447.shtml

从“塔西佗陷阱”谈政党宣传的公信力

张 蓓

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

政党宣传本质上是政党为实现政治目标而向民众展开的信息灌输行为，目的是引导民众的意识行动朝自己设定的政治目标发展。具有公信力的政党宣传是塑造政治认同，提升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渠道。反之，则易招致民众的厌倦，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一、何谓“政党宣传的公信力”

“公信力”是来源于西方传播学的一个术语，意指对某件事情具有责任性、说明性和接受质询的义务。在本文的语境中，“政党宣传的公信力”指政党的宣传取得民众信任的能力，抑或民众对政党宣传的心理认同。“宣传”诚然是单向度信息传输的过程，然而意义的共享则是双向互动的模式。民众对于政党宣传的接受并非完全取决于宣传的技巧，更多则是基于自身的价值观与社会心态。李普曼早已意识到人性中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缺陷，——普通人总是根据刻板印象来认知世界。所谓“刻板印象”是在语言、文化、个人阅历等影响下，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对外界世界的固定看法。人们对于信息的处理并非基于白板一块，而是根据已有的印象进行判断。他将这种认知图式精辟的概括为：“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1]框架理论证实，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存在媒体传播框架和受众接受框架，两个框架之间互相独立又互相依赖。[2]不过，相对于媒体传播框架，受众的接受框架更为主观，往往受一定的社会心态与情绪支配，简单即时的反应多于理性独立的思考。上述理论表明：对于政党的宣传，社会公众有三种选择的倾向：拒斥、接收、接受。对于宣传者而言，若要让民众在信息接收的过程中接受意识形态的召唤，努力提升宣传的公信力是不二法门。

二、政党宣传的公信力与 “塔西佗陷阱”

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政党对宣传的重视。政党宣传被视为政党为争取合法性和稳定性，应对风险的重要利器。然而回顾20世纪政党宣传史，宣传并非总是发挥积极的效能。失败的宣传不但削弱政党统治的公信力，甚至有可能加速政党的灭亡。极权主义政党的宣传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难得的案例。本文语境中的“极权主义政党”特指统治德国第三帝国13年的纳粹党与统治民国22年的国民党。极权主义无疑是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个最大的谜。尽管此前有种种极权主义的思想和种子，但只有到了20世纪，它才以政党的形态真正开花结果。极权主义政党声称要在人间建立“社会工程”，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自然对现实世界进行任意的改造，宣传在改造现实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宣传是极权主义政党发展壮大的主要手段，极权主义政党把宣传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如此重视宣传的政党，宣传却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对于这一悖论，“塔西佗陷阱”提供了强大的解释力。

古罗马历史学家普布里乌斯·克耐力乌斯·塔西佗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曾出任过古罗马最高领导人——执政官。他在《历史》一书中总结自己的执政感受时谈过一种现象：“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会同样引起人们的厌恶。”[3]英国哲学大师培根进一步阐释了塔西佗的思想：“就像塔西佗说的：当政府不被喜欢的时候，好的行为也和恶劣的冒犯一样。” 2007年，中国学者潘知常教授在《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中将这一洞见首次提炼为政治定律，命名为“塔西佗陷阱”，以此阐释古代中国“乱世”的成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塔西佗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古罗马的执政官塔西佗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一个专制社会也是这样，当它从根本上逆历史潮流而动，以掠夺作为立身之本的时候，这个政府不论做好事和做坏事，其结果也都是一样的，就是：乱世。在这种情况下，古代中国‘一治一乱’的分合之道也就最终得以形成。”后来，潘教授在《十年后的回眸：再说“塔西佗陷阱”》进一步阐释了他对“塔西佗陷阱”的理解：“在我看来，简单而言，所谓‘塔西佗陷阱’，应该是指任何政府、任何领导人，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必须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必须紧跟时代大潮，否则，就会丧失民心，就会怎么都不行，就会无论怎么努力、无论怎样夙兴夜寐，最后都仍旧以失败告终。”[4]此后，“塔西佗陷阱”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学、管理学、传播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各级领导人甚至最高领导人在不同场域提及与使用。

一般而言，判断理论优劣的标准有三：其一是理论的解释范围。解释范围越广泛的理论越是好理论。其二是理论的精确程度。解释越精确的理论越是好理论。其三是理论形式的节俭性。结构越简约的理论越是好理论。作为政治定律的“塔西佗陷阱”，不仅具有深刻明晰的“理论硬核”，更为重要的是，它的解释力突破时空的拘囿。在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中，多少短命王朝、历史兴废难逃“塔西佗陷阱”。这一定律对所有政府、政党、公权力的政治运行提出了警醒。因此，它无疑比那种仅仅只对某一具体现象有解释力的理论作用更大、应用范围更广。

对于极权政党的宣传而言，“塔西佗陷阱”就像一道魔咒，使其无一例外的跌入阱底。“塔西佗陷阱”揭示，尊重民意是一切公权力顺利运行的基本前提，而极权主义政党宣传的特点则表现为对民众的极端鄙视。首先，极权主义宣传通过垄断社会的信息系统，使用大众传媒、社会组织、文化艺术、政治运动等方式，营造一个相对封闭的虚拟环境，封锁民众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将某种“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民众的头脑中。由于极权主义运动存在于非极权主义的世界包围中，因此它被迫开动宣传机器以对付外部的非极权世界。在极权主义的宣传中，事实往往遭到了极端的嘲弄。宣传不是基于事实，而是企图通过宣传去裁剪外部事实。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对这一宣传现象做出评价：“使群众信服的不是事实，甚至也不是编造的事实，而是一种他们在其中成为组成部分的系统一致性。”[5]但是，维持这个一致性系统的成本太过高昂了，某一方面稍出差错，整个宣传体系必将崩溃。其次，“撒谎”体现极权政党的宣传对民众智识与心理的鄙视。撒谎是它惯用的技术。在极权主义者看来，多数民众更容易受到他们深层次感情本能的支配，不能理性地或自主地进行判断，因此更容易成为谎言的受害者。但谎言终究会被揭穿，宣传的公信力则荡然无存。30年代，国民政府对“苏区”进行信息封锁，并妖魔化宣传。但随着勇敢的外国记者、“延安记者团”采访苏区，民众了解到了苏区军民融洽的关系。许多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奔赴延安。此外，这种宣传还是“反人性”的。极权政党宣传终极目的是追求高效率的国家动员，这种宣传技术给予民众自由选择、自由表达的机会非常有限，它不允许有多姿多彩的人性的存在。因此，哈耶克指出：“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里，完全改变了宣传的性质和效果的事实是：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协调起来超着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并造成了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6]蒋介石统帅的国民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意在通过规训国民的身体，塑造符合现代国家动员所需的均质化的“人口”，忽视了社会变迁的成功取决于人们自发的愿望。尽管国民党的宣传组织不遗余力地强调自上而下的“教化”，但那些苦口婆心的训令在民众耳朵里仍不过是流于空泛的道德说教，而与自己的生活并无切实的关联。

极权主义政党的宣传对民众的鄙视，使其根本无法实现创建者设立的目标。它不真实、鼓励虚伪，宣传与事实形成了一种颠倒的关系。久而久之，宣传日益招致民众的厌恶，宣传的公信力丧失殆尽，形成恶性循环，必然迈入“塔西佗陷阱”。

三、走出“塔西佗陷阱”：事实比宣传更重要

政党的宣传如何避免“塔西佗陷阱”？宣传学家埃吕尔注意到，宣传需要与事实保持一致：它“不可能战胜那些过于印象深刻和确定的事实”。[7]中国民间俗话说得好：“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其实，“塔西佗陷阱”也道出了宣传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一个政府、政党丧失民心，不管说什么，做什么，最后都仍旧以失败告终。

凡是成功的政党宣传无不意识到这一点。“请看事实”，是毛泽东宣传思想中的名言。毛泽东一贯主张，宣传要用事实说话，“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1926年，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在参与起草的《关于宣传决议案》写道：一个政党，只对“有利于群众的理论和主义”进行“抽象宣传”，还不能造成一个“群众的党”；“唯有从事实上表示某党对民众的工作，才能造成一个群众的党”；才能“使群众相信本党确能为他们在实际上谋利益。”[8]抗战时期，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 “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9]毛泽东的这一宣传思想也是中共中央的共识。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强调：“共产党要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单靠党的宣传鼓动是不够的，必须使他的一切党员在实际行动中，在每日的斗争中，表现出他们是群众的领导者”[10]朱德认为，尊重事实，依靠真理的力量，胜过一切虚妄的宣传。1940 年，朱德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指出: “我们拥有真理，同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使群众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认识到我们正确，所以群众是拥护我们的。”[11]同年，朱德在延安在职干部学习周年总结表彰大会上十分自豪的表示: “今天的顽固分子，天天在那里歪曲现实，对我们大肆攻击，但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并不为他们所欺骗；相反的，共产党人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正因为我们所讲的道理是最能反映客观现实的，是最真实的最正确的。”[12]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这样评价中共的执政与宣战，“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因而能够夺取政权。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妇女得到共产党的热情关怀和物质照顾，所以参加了革命。共产党是靠踏踏实实争取人心，而不是靠任何夸夸其谈的政治哲学获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是靠唤起人民内心的希望、信任和爱戴，不是靠空谈大道理赢得人民对他们事业的支持。”[13]从实际情况看，共产党在此方面确实做得相当出色，这使其在与国民党的宣传交锋中总是占据上风。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深化土地改革，建立合作社，彻底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由于共产党真正解决了广大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坚定地为农民谋利益，因此，赢得了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坚定支持。在党的征兵宣传动员中，各地农民踊跃参军，使得共产党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同样赢得了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爱国人士的广泛赞誉和拥护。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与共产党的喉舌《新华日报》为争夺“中间势力”笔墨交锋。事实证明，绝大多数民主党派最终放弃对国民党的幻想，毅然北上。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的又一例证是知识分子的动向。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选出第一届院士81人，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者9人，滞留国外者12人，逝世1人，其余59人都选择留在大陆。[14]诚然，共产党宣传的成功离不开严密高效的宣传组织，信仰忠诚的宣传干部，灵活、接地气的宣传技术，但宣传的技巧并不是促进政党执政公信力的充分条件。反之，政党宣传的公信力则一定是基于政党执政为民。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经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遵循执政规律，坚持执政为民，“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方针、路线、纲领、政策以及实际作为获得民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党的宣传事业自然事半功倍。

一切失败的政党宣传，从根本上讲，与宣传本身无太大关系。执政若不能取信于民，对民众的利益诉求不作为，甚至与民争利，尽管手中掌握着强大的宣传工具，所倡导的价值体系也不能获得民众的信服。在这方面，国民党宣传的失败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证。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各级官僚利用公权力疯狂掠夺胜利果实，层层对民众进行盘剥，以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正如杜聿明所说：“人家共产党自有一套主张，懂得发动民众，争取民心。我们懂得什么？还不是大家都想着发财！” 国民党离开民权主义，离开民生主义，统治大失人心。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尽管它创建了完善的宣传组织、定制了详细的宣传纲领，其官方喉舌不停地摇旗呐喊、粉饰太平，但民众仍是充耳不闻，宣传的效果事倍功半。更有甚者，执政失去民心，宣传不仅不能挽回败局，还会起到反作用。任何细心的民众都会发现在这个体系中新闻是被操纵的。新闻不是告诉民众真相，而是服务于宣传。民众不再相信官方的新闻报道，不再把它作为可靠的信息来源。人们会认为由宣传所操纵的新闻媒体含有大量的虚假成分，由此产生了一种被操纵、愚弄的感觉，从而对公权力日渐疏离。更严重的问题是，宣传从未得到它所渴望的只有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民众。相反，它促进了伪善。在苏联，民众在严格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公众场合处处注意与党的思想保持一致，不发表与官方看法不一致的言论。回到家里则与亲戚朋友阅读非法出版物，议论时政，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形成特有的“夜间人”现象。冈特·古则把东德描述成一个“匿栖社会”。“人们找到了一些他们能做喜欢之事的角落，相对来说摆脱了党和国家的控制”[15]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一书认为，失去民心的宣传只能“制造的是只会装样子的公民”，“人们假装相信，而政府也假装相信人们已经相信了。”[16]。民众在强权之下假意奉承，说着违心的话、做着违心的事。但这一现象只是人性脆弱的表现，面具戴久了也是要拿下来透透气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体系面对的只能是崩塌。唐太宗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用在这里恰到好处。

说到底，决定政党宣传公信力的因素不是技术性的宣传技巧或策略，而是社会的公平正义与日常生活中的民心向背。“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与人民的利益保持一致，政党的宣传自然具备公信力；失信于民，宣传的公信力也会随之荡然无存。事实是“道”，宣传是“技”，“道”若不行，“技”也无济；事实是“皮”，宣传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借用《圣经》的隐喻，脱离事实的宣传，如同建立在流沙上的房子，根本无法抵抗暴风雨的肆虐。人心的向背决定政党宣传的公信力。要避开“塔西佗陷阱”，事实对民心的导向无疑胜过一切。

参考文献：

[1]、李普曼：《公共舆论》，阎克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2]、Den McQuail,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2005),p.511.

[3]、普布里乌斯·克奈力乌斯·塔西佗：《历史》，王以铸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页。

[4]、潘知常：《十年后的回眸：再说“塔西佗陷阱”》

[5]、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时报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496页。

[6]、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147页。

[7]、兰德尔·彼特沃克：《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张洪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19-220页。

[8]、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4页。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10]、《中国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7页。

[11]、朱德：《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 352 页。

[12]、《朱德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71页。

[13]、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邱应觉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587页。

[14]、邸利会：《中研院：那一年的选举》，《新华文摘》 ，2009年 ，第98-101页。

[15]、兰德尔·彼特沃克：《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张洪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23页。

[16]、兰德尔·彼特沃克：《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张洪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