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社会中，各国均在体系中扮演着某种角色，并且基于自身角色定位承担着相应国际责任。尽管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商量着办，不能由一国或少数几个国家说了算，但大国的政治意愿、相互力量对比以及关系互动对国际秩序具有决定性的塑造作用，这种特殊的“秩序塑造权”同时也对大国应承担的国际责任提出了特殊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综合实力的快速增长以及利益诉求的相应扩展，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更加积极自信的姿态，提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该理念是对中国“和合文化”“天下大同”等优良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新中国和平外交实践的理论总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伙伴关系、“一带一路”等理念一道科学回答了中国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中国在践行新型国际关系理念过程中，承担了大国责任，而这些责任具有多重面向。
护持和平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国际关系之于大国关系，重在降低国际体系失序风险，维护国际安全环境的总体稳定，避免大国权力转移的不安定因素危及体系内中小国家。世界和平来之不易，维护世界和平也并非易事，其中维护大国关系战略稳定是关键。纵观历史，大国关系往往决定着国际体系的基本特性、总体状况以及国际秩序的“治乱”循环。
近十余年间，随着中国崛起进程与美国地位焦虑叠加共振，霸权国与崛起国的结构性矛盾必然导致战争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被西方舆论夸大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中美权力变化能否摆脱大国零和博弈，实现和平共处乃至合作共赢，成为影响国际格局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庄园会晤”期间，将新型大国关系科学概括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其要旨为在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的基础上，把传统“一山不容二虎”的狭隘零和思想转变为“地球足够大”的宽和包容理念，为打破“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引领发展分享发展经验与机遇
作为大国，中国肩负着推进包容性发展、努力为发展中国家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创造条件和机会的责任。中国崛起表明，发展中国家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经验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于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垄断性解释，而且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
在具体外交实践中，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与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机遇。一方面，中国致力于在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制度选择，例如，在国际层面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在区域层面建立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一系列对话机制，推动“共同富裕”理念自内而外延展。另一方面，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理念指引下，中国加大发展援助力度、加速建立经贸合作机制、促进投融资合作、深化基础设施合作、分享减贫经验，同时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强化自身抵御风险的韧性，使之走出国家“脆弱”困局。
革新规范升级全球治理制度
在国际制度和治理层面，大国责任在于维护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升级换代。就合法性而言，在国际格局“东升西落”的演进过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代表性、议价权和话语权与其日益上升的国家实力存在严重错配，国际分配正义困境使现行国际秩序的“普世主义”道德叙事愈加站不住脚。
就有效性而言，议题复杂、利益分化使多边合作机制效率低下，降低了当前国际制度解决全球治理“四大赤字”的有效性。在现行秩序合法性、有效性皆逐渐丧失的背景下，制度改革刻不容缓。然而，一些西方国家虽然不满于多边机制失灵的现状，但却消极对待国际制度的合理化改革进程。受现实主义主导的国际关系思维模式影响，这些国家为避免削弱本国既得的制度红利，一方面，拒绝在旧有制度框架内为新兴国家实质性赋权，阻挠新兴大国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进程；另一方面，以利己主义逻辑对待现行秩序，一边“不合吾意便退群”，一边转向营建排他性的小圈子，以竞争对抗定性大国关系，把小集团的狭隘利益凌驾于全人类共同利益之上。
随着西方大国逃避国际责任抱团排外的趋势加剧，中国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旗帜鲜明地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力求从理念层面改变借多边主义之名拼凑小圈子的“小院高墙”制度构建思维，代之以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普惠原则，推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与维和机制改革，为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新动力、提供新理念，使之能够更加高效地处理全球风险相互叠加的客观现实。
此外，中国还结合自身治国理政经验，根据全球治理实际需要相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积极引导创设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一系列新型合作机制。这种从“参与”到“贡献”国际公共产品的角色转变，体现了中国为世界谋福利的大国责任担当。
总体来看，面对诸多国际乱象，中方适时提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价值观念上突破了零和博弈、强权政治的陈旧思维，为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开出了“中国药方”。然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践行大国责任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注定面临重重挑战。首先，“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述仍然占据西方思想主流市场，冷战思维与单边主义持续抬头，侵蚀着各国之间的互信与合作。其次，中国面临多重国际话语陷阱。有的国家在承认中国日益上升的实力地位的同时，指责中国“未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有的国家将中国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尝试贴上“修正主义”的标签，渲染炒作中国履行大国责任的外交实践“意图颠覆现行国际秩序”。在上述话语框架下，无论中国“作为”或“不作为”，西方舆论似乎都能为之量身打造一套污名化叙事。
在此背景下，为使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在国际社会更加深入人心，中国除在国际上“行得正、站得直”外，还需进一步改善自己的叙事方式，结合领域维度、地理维度对这一理念的内涵进行更具操作性的清晰定义，增强这一理念的简明度与说服力，具体明确地向国际社会解释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究竟“新”在何处以及落实的具体路径。在努力践行大国责任的同时，中国也应量力而为，在“该负什么责任”“能负什么责任”上进行理性抉择，警惕在外界舆论影响下承担超越能力范围的责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