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多边主义转向是新时期中国全球伙伴关系构建的显著特点。百年大变局加速到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多边体系面临重构，给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的稳定和深化带来机遇和挑战。中国领导人重新确立新时代背景下全球伙伴关系的目标和方向，将践行多边主义视为利益共享的理性选择、实践习得的政策偏好、多元文明的价值取向和秩序合法性的实现路径，发展出一条中国引领国际多边主义的理论进路。中国倡导的多边主义，统筹发展与安全，强调综合安全观，关注西方主导体系下边缘国家的利益和声音，追求平等均衡的南北关系。在外交实践中，中国紧紧围绕发展中大国这一角色定位，将区域作为全球伙伴关系构建的主层次，以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区域性大国和组织作为包容性治理平台的生力军，视共建“命运共同体”和提供“和平公共产品”为落实全球合作倡议的议程载体，推动多边主义守正创新。未来，中国要做国际关系规范的革新者和世界秩序和平变革的贡献者，应努力实现全球伙伴关系的“三个超越”：一是超越双边伙伴关系，建立更加立体的利益和交流网络；二是超越人为建构的区域观念，创新多边合作的机制和平台；三是超越历史偏见和文化阻隔，开启多元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关 键 词：全球伙伴关系  多边主义  发展中大国  新型国际关系  全球治理

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着力点。①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快拓展和升级双边伙伴关系，迄今已与100多个国家和(次)区域组织建立了正式伙伴关系，全方位、多层次和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初步形成。③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球伙伴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④与2014年相比，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的视野从“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提升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这意味着中国伙伴外交从优化外交布局转向了塑造世界秩序的整体构建，追寻的是世界的未来是什么，以及中国如何与一个重构的世界共处。

中国外交的变化源于其大国意识的主动涵养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客观发展。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不仅综合国力增强、世界地位提高，而且也在重新唤起大国意识和自信。重新认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是中国外交发展演化的内生动力，其外生动力则来自世界大变局。西方所谓自由秩序面临危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地位普遍增强，具有全球影响力、决心捍卫本国正当权益的区域大国不断增多，多极化国际格局加速形成。⑤面对新一轮时代剧变，中国以一个日益强大的发展中大国的身份，担负起“达则兼济天下”的责任，引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便成为新时期全球伙伴关系构建的题中之义。

多边主义转向是新时期中国全球伙伴关系构建的突出特点，也即在双边伙伴关系体系日臻完善的基础上，中国伙伴外交越来越注重从双边到多边的延展、从多边外交到多边主义的升级，以及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和区域组织在世界秩序中的角色和作用。世纪之交延续下来的“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布局观正在被平等、包容、合作的全球系统思维重塑。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是中国全球系统思维形成的重要体现。系统性思维催生系统性实践。中国基于全球共同利益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守正出新的多边主义实践，不仅有助于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塑造更加均衡的南北关系，推动世界秩序和平变革，更重要的是，将助力中国成长为一个成熟现代的大国。本文力图厘清中国全球伙伴关系多边主义转向的时代背景，阐释其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并就新秩序重构中的中国角色提出前瞻性思考。

一、全球伙伴关系构建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的多边主义转向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全球秩序的动荡和时代主题的变迁、国际制度的失灵和全球治理的危机、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治理日新月异和多重制约，以及西方对多边主义的解构和偏执，使中国在构建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时，不断面临新的课题和挑战。

(一)全球秩序面临安全与发展的严峻挑战

中国领导人思考和制定对外战略的起点是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⑥这里的“时代之变”意指“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已经发生了变化。

“安全与发展”正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世界开启新一轮动荡变革，全球秩序稳定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任务尚未完成，新的发展问题又接踵而至，全球发展赤字有增无减。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严重冲击全球减贫成果，粮食安全、难民问题、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危机不断加剧，南北“发展鸿沟”持续扩大，人类发展指数30年来首次下降，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⑦乌克兰危机引发多国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南方国家治理体系更加脆弱，政府治理能力面临严峻考验。西方国家助长发展议题的政治化和泛安全化，不仅使全球发展合作的空间进一步收窄，还阻碍了非传统安全合作在全球和区域的开展。另一方面，和平赤字加重，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一个更不安全的世界正在浮现。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和平主要依赖大国关系的稳定与合作。但随着大国地缘战略竞争的回归，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大行其道，大国关系逐步走向撕裂分化和对抗冲突，全球安全治理赤字空前高企。对于努力寻求战略自主的南方国家来说，大国竞争的战略压力和安全合作的普遍缺失，将让它们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全球和区域秩序出现难以预料的动荡风险随之增加。

(二)全球治理面临国际制度失灵的困境

20世纪以来的全球治理基于多边主义体系发展而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三大全球性经济组织是维系多边主义的制度核心。然而，21世纪以来，它们作为多边主义制度保障的作用受到严重削弱。⑧面对逆全球化、疫情、大国竞争、气候变化、战争等重大议题，国际制度在防止冲突和加强合作两个维度上均出现失灵，全球治理面临危机。因此印度总理莫迪在二十国集团(G20)的会议上断言，“全球治理已经失败”⑨。

首当其冲是WTO持续的“停摆危机”。WTO作为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中心制度，自成立以来还没有成功完成任何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谈判破裂，是全球贸易治理的重大挫折。透明度机制和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更成为国家和区域间竞争的焦点。疫情期间，WTO未能在促进医疗设备和药物的获得、提供可执行规则系统以鼓励疫苗开发和分发等问题上予以有效应对，加剧了大流行带来的危机。美国发动对华战略竞争，更引发很多学者对于贸易多边主义在“武器化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如何有效运作的担忧。⑩

世界银行和IMF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融资和债务问题上也出现了严重的能力不足和分配不均的现象，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需求难以满足，发达国家许诺的援助难以落实，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难以维持。近年来国际舆论炒作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论”，指责中国在斯里兰卡等国爆发经济危机时未能做出更大的债务减免承诺，阻碍IMF介入提供及时的金融救济。但事实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传统国际金融机构作为主要的债权人，长期以来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才是这些国家债务不可持续问题积重难返的症结所在。(11)

更引人担忧的是，联合国的权威不断遭到质疑。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终止或大幅削减对联合国基金和机构的资助，削弱了联合国维护集体安全和促进全球合作的能力。联合国在应对重大安全威胁上的缺位和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困境，更说明巩固和完善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全球安全治理势在必行。

(三)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资源和能力不足

尽管全球层面的多边治理遭遇挫折，但全球治理依然是国际社会的重大需求。为弥补全球治理消退所带来的治理缺口，抵御各种跨境安全威胁带来的现实挑战，以全球南方国家为代表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转向以区域为单位的治理，积极寻求自主的区域多边主义。区域治理因此成为全球治理的一种新的发展形态，带动多层次、多领域、去中心的治理网络出现，全球治理趋向扁平。(12)但扁平化和区域化的全球治理也面临多种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资源和能力不足，加剧了多边主义的碎片化、不均衡和低水平发展。

在大国竞争和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纷纷启动“应激性保护机制”。2019年，第34届东盟峰会正式通过酝酿近一年的东盟“印太展望”(AOIP)，并在2020年启动“东盟身份年”，强化东盟集体身份意识。(13)同样是在2019年，为避免被大国竞争战略捆绑，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决心制定一项区域战略。2022年，第51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批准通过了“蓝色太平洋大陆2050年战略”，确定将海平面上升、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区域国家的主要关切作为优先发展事项，以区域主义方式采取行动。(14)2023年5月，在巴西总统卢拉的推动下，停滞多年的南美国家联盟峰会在巴西利亚召开，与会领导人签署《巴西利亚共识》，决定重启南美国家联盟等区域一体化进程。(15)

然而，区域身份的强化并不能掩盖这些组织在资源和能力上的不足。东盟于2021年达成了解决缅甸政治危机的“五点共识”，但由于内部意见分歧，(16)加上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区域规范的制约，该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妥善解决。为此，东盟表达了希望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帮助东盟度过危机的期待，赞赏和感谢中国为推动各方对话和支持“五点共识”所做的积极努力。(17)这一事态反映了诸如东盟等区域组织在应对区域安全挑战方面的局限性。总的来说，以区域治理为主要动力的新型全球治理将给过去不具有话语权的国家更多表达自我的机会，它们可以依托新的区域身份扩展利益和提升地位，多边主义也更加地方化和多元化，(18)但资源匮乏和机构能力不足等限制，也有可能放任多边主义以一种不均衡、低水平的方式“野蛮生长”，加剧多边主义的碎片化，进而影响全球性问题的应对和解决。

(四)西方对多边主义的解构和偏执

在全球治理面临危机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围绕“多边主义”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的未来等问题展开论辩。产生这一话语“竞争性”的原因很多，诸如全球性多边组织不能适应新时代变化、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提供的本土性知识丰富但不统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传统多边主义体系的主导国美国对多边主义的认知和实践出现了重大变化。西方将中国视为意识形态敌人和战略竞争对手，直接导致它们对新旧多边主义理念和机制的解构，及其对构建反华联盟的“伪多边主义”的偏执。

二战以来的多边主义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阶段是旧多边主义，即美国主导下的为管理西方世界而建立的多边体系，是美式多边主义的传统形式。第二阶段是新多边主义，美国通过接纳其对手和容忍一些(次)区域组织发展区域多边主义，从而将多边体系扩展到非西方国家，但“美国主导”和“美国提供”的多边主义性质没有改变。第三阶段即当前处于混沌和竞争状态下的多边主义。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优先”和“退出”外交清晰表明，美国对于“美国主导”和“美国提供”的多边主义取向已发生改变。传统的多边主义概念和机制正在被解构，并用于服务西方新的战略目标——对华战略竞争。在此基础上拜登政府更进一步，纵容日本重新军事化，推动北约亚太化，构筑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四国机制(Quad)、七国集团(G7)扩大会、芯片联盟等“小集团”，以少边主义替代多边主义，在“大多边”中圈出“小多边”，并将联合国等传统多边机制改革引入大国竞争轨道，(19)试图重构一套新的美式多边主义。新美式多边主义的实质是“伪多边主义”，是多边主义话语包装下的集团思维，遵循的是排他、阵营、意识形态化的“死亡文化”(20)逻辑。美国将“竞赢中国”与维系“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挂钩，其对多边主义的认知日趋工具化和单一化。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反智主义盛行，更加剧了它在多边主义叙事和实践上的偏执性。(21)

二、中国全球伙伴关系多边主义转向的内涵和逻辑

准确把握时代大势的变化，及时转变思想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外交实践的重要经验。(22)全球伙伴关系的多边主义转向既是为了应对当今时代之变所带来的诸多风险挑战，也是中国外交逐步走向现代成熟外交的自然结果，兼具继承性和开创性。因此，界定其内涵，规范其方向，明确其路径，必须回到中国外交自身的历史逻辑和思想逻辑中去。

(一)从多边外交到多边主义

全球伙伴关系多边主义转向的核心是多边主义。其中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拓展和提升覆盖全球的双边伙伴关系不再是全球伙伴关系构建的核心任务，下一步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在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中增强中国与这个伙伴关系网络的合作韧性，确保中国对外关系稳定和国家总体安全，更加重要的是，要以新型国际关系的规范重塑世界秩序，使之更加包容和平等。因此，这就需要结合系统视角和底线思维来加强全球伙伴关系的构建和发展。其次，最有利也最有潜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是多边主义。西方主导的多边主义面临危机，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多边公共产品的需求仍然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多边主义作为一种系统治理世界事务的思想方法和抵抗西方集团思维的外交手段，势必成为全球伙伴关系构建的首选。然而，全球伙伴关系的多边主义转向并非建立在想象之中，而是植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开展的多边外交实践。其演进过程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融入联合国体系(1949-2000)。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新生政权，保障国家安全与独立，争取国际承认。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事关这三大目标的实现。面对美西方的阻挠，新中国决定以1950年申请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为开端，逐步获得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承认。(23)这一时期中国参与联合国专门机构和亚非会议的多边实践，既是为了突破美西方的遏制和孤立，也是希望联合广大亚非拉国家尽快融入联合国体系，为国家建设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代表权的决议，随后中国开启了与多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高峰期，中国外交活动的范围从此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1978年，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中国外交进行了更加彻底的思路调整，开始实行更加均衡、全面的不结盟外交。在改善和加强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中国拓展了与联合国各个机构的多边联系，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不断加强。

第二阶段是全面融入国际多边体系和开展周边区域合作(2001-2008)。进入全球化高速发展的21世纪后，中国继续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全面开启了融入国际多边体系的历史进程。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中国和美西方就如何看待中国在现行国际多边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达成共识。中国对内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对外适应西方主导的自由贸易和金融规则，加入了几乎所有的国际多边机制，并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参与者。尽管有关中国是不是“维持现状的国家”的战略辩论已经在西方出现，(24)但美国出于全球反恐需要，不仅加强了西方多边体系与中国的深度嵌入，而且容忍各种区域组织的兴起。(25)在此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利益的扩展深化促使其对周边区域合作的兴趣日益浓厚。2001年，欧亚大陆一个新的区域性多边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SCO)在中国上海诞生。中国—东盟(10+1)、东盟与中日韩(10+3)、东亚峰会(EAS)、东盟地区论坛(ARF)等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合作机制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2006年，金砖国家外长举行首次会晤，拉开了金砖国家合作的序幕。

第三阶段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和创设多边新机制(2009-2016)。以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啸为转折，中国多边外交与之前相比有了更多的反思性和开创性。2008年，G20首次举行领导人级别的峰会。2009年举行的匹兹堡峰会将G20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2016年，中国首次担任G20主席国并主办了杭州峰会。这一时期中国多边外交的主要目标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和发挥新兴市场的更大作用，因此在G20之外，中国还积极推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提速升级。与融入西方多边体系不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机制中不再是规则和制度的被动接受者，而成了制度设计和议程设置的主要参与者。2009年6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在俄罗斯举行首次会晤。2011年，南非正式加入金砖国家。2016年3月，中国倡导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在海南三亚举行。澜湄合作既是中国在周边新引领的一个次区域机制，也是对南南合作模式的一次创新试点。

第四阶段是日益清晰化的多边主义塑造(2017年至今)。美国对华贸易战掀起全球化的“存废之争”，中国明确表示支持经济全球化，并启动了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议程。2017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签署了关于给予印度和巴基斯坦成员国地位的决议。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开创“金砖+”模式，举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推动建立更广泛的伙伴关系。疫情发生后，面对国际多边主义挫折，习近平对“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多边主义、各国怎样践行多边主义”这一重要命题进行了重要阐述，提出解决世界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多边主义离不开联合国，离不开国际法，也离不开各国合作，世界需要真正的多边主义。(26)从开展全球卫生外交，到接连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中国以多边主义塑造世界秩序的目标和行动日渐清晰和确定。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多边实践表明，全球伙伴关系构建的多边主义转向并不是对西方“国强必霸”逻辑的一次印证和强化，而是植根于中国与世界多边体系的互动历史、由中国人自己书写的“新故事”。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与世界多边体系的互动进程决定了其构建的多边主义更加关注传统多边体系中的边缘国家，更加重视公平正义和平等包容，更有动力实现均衡的国际关系。

(二)全球伙伴关系多边主义转向的逻辑

中国多边实践的历史进程揭示了全球伙伴关系多边主义转向的“来路”，中国领导人在思想方法上的多边主义转变则是要解决不确定时代下中国与世界秩序演化的理论“进路”。与冷战时代不同，当今的时代变局是围绕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和区域大国而展开的，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提升推动了全球视野的形成和思想方法的转变。此时，中国领导人开始从构成秩序和秩序演进的权力、制度和价值(27)入手，思考如何与重塑中的世界秩序和平共处。

1.利益共享的理性选择

物质世界的权力变化是中国领导人在外交思想方法上转向多边主义的前提。中国共产党是唯物主义政党，在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首先考虑的是世界秩序的物质基础。习近平在2023年3月访问俄罗斯时指出，当前世界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多极化国际格局加速形成。应秉持普遍、开放、包容、非歧视和兼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实现世界多极化和各国可持续发展。(28)由此揭示了中国对于世界权力变化及其应对的基本看法。

第一，非西方国家将成为推动世界秩序演化的关键性力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自非西方，它们的身份和立场在不断加剧的大国竞争背景下日益凸显。美国将中国视为“系统性对手”，积极构建包含西方盟友和非西方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联合反华阵线。然而，无论从自由秩序内部的联盟管理还是从“印太战略”的区域国家反应看，美国的战略都没有成功。东亚问题学者康灿雄研究发现，东亚并不存在一些人所想象的多国参与的“遏制中国”同盟。(29)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自主表现和中立立场也表明，它们势必在新一轮世界秩序重构中扮演独立且重要的角色。因此，中国要维护稳定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更加重视非西方国家的力量和作用。第二，世界秩序的和平演化依赖于权力流散下的多元利益共享。权力流散作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新趋势，正冲击着美国领导的霸权秩序。摆在各国政治家面前的不是秩序演化与否，而是能否以及如何实现从单极霸权秩序向多极复合秩序的和平变革。(30)中国领导人认为，实现秩序和平变革，首先需要适应新的权力关系，进而构建一个南北国家共同参与的合作框架，推动实现多元利益的包容共享。富有效力和代表性的多边主义因此成为中国顺势而为、促进全球伙伴利益共享和秩序和平演化的理性选择。

2.实践习得的政策偏好

多边主义既是实现多元利益包容共享的理性选择，也是中国领导人在多年的国际规制实践中习得的一种新的政策偏好。它兼具西方国际规制秉性和东亚区域合作的实践属性，主张在延续现有国际规制体系的基础上创新多边主义，以弥补当前全球治理失灵和双边伙伴外交在世界秩序塑造上的欠缺和不足。

多边主义成为一种稳定持久的政策偏好，离不开中国在两条制度轨道上的多边实践。一是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制的实践，二是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两个轨道的制度实践共同塑造了中国的多边主义偏好，但方式有所不同。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制是二战以来世界秩序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是各国交流和合作的平台。国际规制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规则环境，在规范中国行为的同时也约束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助益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崛起”。因此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场合强调，要维护现行的多边主义体系，其实质就是要发扬国际规制秉性，以规则和制度为基础推动多边主义不断完善。相较于国际规制的普遍性，中国在东亚的区域合作实践推动形成了“中国化”的多边主义偏好，即更加关注多边主义的实践属性和社会属性。冷战结束后中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被建构主义学者认为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31)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区域发展出各自的本土文化、规范和多边实践，这些实践具有其“锚定”逻辑。(32)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逻辑能够适用于所有区域。因此，既要遵循国际规制的普遍性原则，维护国际多边主义，同时也要尊重不同区域的实践文化和进程，发展实践导向的区域多边主义。

3.多元文明的价值取向

世界秩序的价值取向到底是多元的还是一元的？是和而不同的还是普世的？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未来的世界秩序将以何种路径向前发展。历史证明，一元主导的普世价值推动了人类文明的现代化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但也加剧了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并且这种进步是以牺牲众多欠发达国家的主权尊严和发展权益为代价实现的。因此，当广大发展中国家呼吁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时，多元包容、和而不同的价值观日渐获得国际认同，为新秩序提供了规范来源。

中国领导人开始从文明的视角看待多边主义，还源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重大变化。一方面，西方将中国作为意识形态敌人，制造“民主对抗威权”的二元叙事。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西方渲染所谓意识形态对立只是虚假的幌子，实质是“发展与遏制发展、公理与强权之间的斗争”。(33)因此，要公平的发展权和平等的话语权，就必须摒弃一元主导的发展观、安全观和文明观，在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中实现国际关系规范革新。这与多边主义本身所蕴含的多元平等的价值内核是吻合的。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将中国人的世界观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该理念根植于可持续发展和多元平等文明观，倡导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应超越“文明冲突论”和人类中心主义，高扬生态意识，主张尊重他者，尊重差别，提倡多元文化互补，以互动、互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思维方式成就一个新的世界。(34)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的多边主义转向恰恰是这种世界观发展进化的国际投射。

4.秩序合法性的实现路径

世界秩序在权力、制度和价值上的变化，最终要落实到通过何种路径实现中国在新秩序中的合法性地位。这里的合法性地位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秩序的合法性再造，二是新秩序塑造的合法化。前者关乎秩序的重构，即哪些要件正在被“去合法化”，哪些部分需要通过努力获得合法性，后者是合法化的手段和路径。中国在这两个方面的塑造方式将决定其能否实现新秩序中的合法性地位。

对于秩序的重构，中国的观念是不存在一种秩序完全替代另一种秩序。(35)这一思想源于和合共生、阴阳相济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正因为万事万物是相互关联和补充的，便不存在一种秩序被称为“合法”，而其他秩序“不合法”。要实现一个世界各国都认为是“合法”的全球秩序，必须首先承认新秩序是复合、多元的。江忆恩认为，新的全球秩序应是复合秩序的集合，而非美国主导的单一的自由秩序。(36)其次才是改进秩序，进行复合秩序的合法性再造。基辛格认为，世界秩序的合法性建立在均势和大国协调之上，权力是秩序合法性的主要来源。(37)但按照复合多元的秩序观，大国不再是秩序合法性的唯一提供者，不同秩序的合法性来源也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大国、中小国家、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非国家行为体等共同发挥作用，构建多元伙伴关系从而实现全球善治。而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多边主义的革新。正如习近平在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特别致辞中所提出的，“21世纪的多边主义要守正出新、面向未来，既要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也要立足世界格局变化，着眼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在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38)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在推动世界秩序重构的同时增强自身秩序地位的合法性认同。

三、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的多边主义实践

在世界大势变化、历史经验累积和思想观念转变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的多边主义实践日渐充实而丰富，以联合国和国际法为中心，机制和议程为纽带，发展中国家和区域为主要方向，促进区域安全和世界和平为新着力点的实践特点日臻形成。落实到具体行动，突出表现为：以中国—东盟合作为优先方向，打造发展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聚焦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搭建兼顾包容和效力的多边合作平台；深挖区域合作潜力，基于差异性区域文明和普遍性利益关切，探索南南合作新模式；胸怀世界与未来，为发展中国家的冲突区域提供和平公共产品。

(一)以中国—东盟合作为优先方向

美国对华竞争的地缘政治重心在东亚，军事和战略性投入集中在西太平洋，导致在新的大国竞争时期，东盟的战略地位格外突出。中国将东盟视为外交优先方向，既有应对美国战略挑战的现实背景，也是中国—东盟合作不断结构化和内生化的结果。中国与东盟合作的结构化是通过多边主义方式实现的。

一是以制度和规则不断强化对东盟的战略保证。中国一贯注重对东盟的战略保证和自我约束。2002年，中国和东盟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3年，中国成为第一个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域外国家。2010年双方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后，东盟内部对华担忧有所上升，中国加快了战略保证机制建设。2013年，“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启动。2017年，“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达成。2018年，“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形成。2023年，中国重申“中方愿率先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协定书”，并呼吁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为南海和平与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二是发展战略的结构性对接，促进利益深度融合。通过对接发展战略，中国和东盟在贸易投资、互联互通、数字化转型、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公共卫生、减贫扶贫等领域合作已全面铺开。2019年以来，双方先后签署了《中国—东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中国—东盟建设面向未来更加紧密的科技创新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1-2025)》以及《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为深化中国东盟合作关系和增强区域供应链韧性奠定了利益基础。

三是夯实东盟中心地位的合法性基础，形塑中国东盟共同的区域愿景。维护东盟中心地位是中国和东盟的共同愿景。与一些国家“口惠而实不至”不同，中国不断夯实东盟中心地位的努力是切实的。近年来，中国积极探索与东盟“印太展望”的合作方式，提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东盟‘印太展望’对接合作”的建议，并全力支持东盟通过“东盟方式”处理缅甸问题，维护东盟战略自主和团结自强。(39)

中国—东盟合作的结构化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即“携手维护地区规则秩序”(40)，这不仅对于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的多边主义实践具有标杆性意义，而且让新型国际关系的塑造更具感召力和说服力。

(二)推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提质扩员

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是当今世界最具全球影响的南南合作平台，推动其提质扩员已成为当前中国全球伙伴关系多边主义构建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扩大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影响力，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41)其实践路径之一便是向更多符合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开放，将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真正反映世界权力关系变化、同时富有效力和活力的多边合作平台。

自成立以来，金砖国家一再直言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代表性不足。习近平也多次指出，金砖国家不是封闭的俱乐部，也不是排外的小圈子，而是守望相助的大家庭、合作共赢的好伙伴。2021年，新开发银行吸收阿联酋、乌拉圭、孟加拉国和埃及为首批新成员。2022年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推动第十四届金砖峰会通过《北京宣言》，宣布“通过讨论推进金砖国家扩员进程”。(42)其间，伊朗和阿根廷提交了加入金砖国家的申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埃及等多国也表示希望成为金砖成员国。在中国推动下，金砖国家加强了与非洲联盟的关系，支持非盟《2063年议程》，支持非洲通过发展非洲大陆自贸区等方式促进一体化的努力，并承诺帮助非洲加快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非洲代表性国家和非洲联盟领导国，南非接任2023年金砖轮值主席国，主导该机制关键时期的扩员议程。今年8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将在南非举行，而近期一股“加入金砖潮”已悄然兴起，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等十多个国家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另有多个国家通过非正式渠道表达了加入意愿。(43)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6月在南非出席金砖国家外长正式会晤时表示，中方全力支持南非主席国工作，欢迎并期待金砖“大家庭”早日迎来新成员。(44)金砖扩容有望为非洲国家扩大全球影响力并加强与金砖五国的贸易联系带来机遇。

继2017年首次扩员吸纳印度和巴基斯坦为正式成员国之后，上海合作组织于2022年迎来了第二次扩员。成员国领导人发表《撒马尔罕宣言》，签署关于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启动接收白俄罗斯为成员国的程序，并批准埃及、沙特、卡塔尔、巴林、马尔代夫、阿联酋、科威特、缅甸为新的对话伙伴。习近平在会上明确表示，中方支持“积极稳妥”做好扩员工作，共同创造亚欧大陆美好未来。(45)2023年7月4日，由印度主办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正式批准伊朗成为上合组织新的成员国。未来，随着伊朗和白俄罗斯“转正”，“上合大家庭”将不断壮大，从创始之初的6个成员国发展为10个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和14个对话伙伴。这将推动更多发展中大国和区域性大国与上合组织开展密切沟通与合作，对于提升上合组织的国际影响力、深化亚欧区域团结极为重要。中东国家成为8个新对话伙伴的主体，则意味着中东未来将与亚欧大陆深度整合，两个地缘板块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将不断强化，区域和平与发展有望迎来新局面。

(三)构建“中国+区域国家/组织”的多边合作新平台

区域是中国全球伙伴关系构建的一个重要层次。在与非洲、中东、南太岛国、拉美等非相邻区域交往的过程中，中国并不试图改变该区域固有的秩序和框架，也不愿以“权力制衡”的逻辑去制造区域分裂或加深区域内部断层线，以此树立和扩展自己的影响力。中国更愿意适应区域原有的结构，支持与各个团结自强的区域开展平等合作。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初期，中国多以对话伙伴身份开展与区域组织的合作，随着多边主义重要性的提升，中国开始明确以一个发展中大国的身份支持区域合作，并以“共建命运共同体”为核心议程，积极构建“中国+区域国家/组织”的多边合作新平台。

非洲是中国全球伙伴外交的重点方向。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这是中非开展集体对话和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国际对非合作的重要标杆。(46)在2018年9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非领导人一致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并通过了《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两个重要的成果文件，宣布未来三年将重点实施“八大行动”，全面加强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中非合作论坛发展由此进入新时代。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通过了新的《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推动中非合作继续提质升级。

全球伙伴外交升级还带动了中国中东合作的跨越式发展。2022年12月，习近平主席赴沙特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这次集合了中沙、中海、中阿领导人会议的“三环峰会”，是新中国中东外交的重大创举。此行达成《首届中阿峰会利雅得宣言》《中阿全面合作规划纲要》《深化面向和平与发展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文件》《中海战略对话2023年至2027年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中阿一致同意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并在中阿合作论坛等框架下加强合作。

此外，中国还与南太岛国建立了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机制。习近平在第二次外长会的致辞中表示，中方愿与太平洋岛国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47)中国与拉共体也建立了中国—拉共体论坛机制，在2021年12月举行的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上，各方围绕“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主题深入讨论，通过了联合宣言和重点领域合作行动计划。2023年5月，习近平在陕西省西安市主持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六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一致同意着眼未来，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并正式成立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48)

(四)发起建立区域热点问题的多边解决机制

在当今世界上，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安全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国家间因历史、领土、宗教、族群等矛盾所引发的冲突长期存在，加剧了区域动荡，也阻碍了全球发展目标的实现。中国一直秉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对区域热点问题保持建设性介入。随着全球伙伴外交的推进，以及全球安全赤字的不断加重，中国在区域热点问题上发声日渐增多，立场更加明确，也更加主动地从系统和长远视角出发，为区域冲突解决提供和平公共产品。

阿富汗局势在美国撤军后面临严峻挑战。为合作应对阿局势变化，中国与近邻国家于2021年9月发起建立了“阿富汗邻国外长会”机制，迄今已举行四次会议。在2022年3月中国主办的屯溪会议上，与会各方不仅发表了一份涵盖政治外交、经济人道、反恐安全等领域的联合声明，还通过了关于支持阿富汗经济重建和务实合作的《屯溪倡议》。2023年4月，中国外交部在第四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召开前，发布《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中国立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展现了积极作为的外交姿态。在《第四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撒马尔罕宣言》中，各方一致同意“加强阿富汗邻国间反恐安全合作，建立反恐统一战线”，联手应对日益严峻的反恐安全形势，并探讨区域互联互通项目与阿富汗的对接。(49)

中东局势也在深刻调整中。随着中沙、中阿、中海“三环峰会”的召开，中国加强了对中东和平建设的参与和支持。2023年3月，中国承办和支持沙特和伊朗两国在北京举行会谈并发表三方联合声明，宣布沙伊两国达成协议，包括重启双方外交关系。沙伊和解带动中东国家间的和解潮，产生了积极的外溢效应。习近平与沙特领导人通话表示，“中方愿继续支持沙伊对话后续进程”(50)。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巴以问题、叙利亚问题等多个热点问题相关方之间开展穿梭外交，表达愿为和谈提供便利的政治意愿，(51)并借助联合国安理会机制频繁发声，以实际行动支持和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结伴不结盟的外交方针。在全球伙伴关系构建的推动下，中国的“朋友圈”不断扩大，平等、开放、合作的伙伴关系网络遍布全球。然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到来，给中国全球伙伴关系带来了新的课题和严峻挑战。为了应对时代之变，中国领导人重新确立了新时期全球伙伴关系的目标和方向，将多边主义视为一种系统治理世界事务的思想方法和因应西方多边主义偏执的外交手段。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的多边主义转向，不仅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边外交实践中汲取营养，而且从构成秩序的权力、制度和价值入手，探索中国引领世界秩序和平变革的理论进路。在外交实践中，中国紧紧围绕“发展中大国”这一角色定位，将区域作为全球伙伴关系构建的主要层次，以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和区域性大国和组织作为包容性治理平台的生力军，视共建命运共同体和提供和平公共产品为落实全球性合作倡议的议程载体，推动多边主义守正创新，不断充实和丰富全球伙伴关系的实践内涵。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的动荡变革期，西方主导的多边主义秩序正在重构。中国从构建和优化全球伙伴关系的版图，转向全球视野下的国际规范塑造和公共产品提供，其背后的逻辑是中国不再是世界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秩序和平变革的推动者和贡献者。中国以发展中大国的身份定位来推进多边主义，既源于中国与世界多边体系的互动进程，也反映了中国试图以有别于西方的秩序观来塑造新型国际关系规范的强烈愿望。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突出强调以军事和安全手段维持秩序，中国则通过自身的发展推动国际秩序变革，(52)认为共赢发展才是世界和平的硬道理。中国倡导的多边主义，统筹发展与安全，强调综合安全观，注重西方主导体系下边缘国家的利益和声音，追求平等均衡的南北关系。对中国而言，想要实现秩序的和平变革，“多边主义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须。”(53)

未来，中国在新秩序重构中应努力实现全球伙伴关系的“三个超越”。一是超越双边伙伴关系，建立更加立体的利益和交流网络。全球伙伴关系构建的多边主义转向才刚刚开启，双边外交仍是主要的实践方式，很多多边主义的新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需要及时形诸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如何超越现有的双边伙伴关系，以创新实践带动理论发展，以理论发展反哺实践进步，推动合作网络更加体系化、制度化和功能化，应是未来全球伙伴关系构建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

二是超越人为建构的区域观念，创新多边合作的机制和平台。目前的区域观念大多缘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并延续至今，给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束缚、冲突和地缘政治分割，不利于它们的长期发展和安全。从中国的秩序观出发，应积极推动“陆锁国”成为“陆联国”，加强区域内部和区域间的陆海联动。这种联系不仅是物理上的互联互通，而且还需要通过创新各种合作平台、提供公共产品，为不同地缘空间下的国家解开“地缘枷锁”创造条件。

三是超越历史偏见和文化阻隔，开启多元文明的交流与互鉴。2022年3月，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邀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会并发表致辞，这是中国外长首次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会，打开了中国与伊斯兰文明交流的新路径。王毅提出，双方交往要始终坚持互尊互信、团结互助、互学互鉴。(54)这三个坚持高度强调“相互性”，意在表明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需建立在相互欣赏和相互支持的基础之上。要超越文明冲突的宿命论，必须打破思维定式，开展多元多边合作，促进人类认知进步。

一言以蔽之，面对动荡变革的新时代，中国全球伙伴关系构建需要解放思想，守正出新，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引领国际关系思想和规范的革新，做推动世界秩序和平变革的塑造者和贡献者。

论文写作得到其他团队成员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第118页。

②《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环球网，2014年11月29日，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FUd4。

③参见任远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历史发展与现实路径》，经济科学出版社，2020年。

④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二○二二年十月十六日)，载《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0页。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2023年3月22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303/t20230322_11046188.shtml。

⑥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二○二二年十月十六日)，第49页。

⑦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全球发展报告》，2022年6月，第4页。

⑧郑宇：《21世纪多边主义的危机与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8期，第138—149页。

⑨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Video Message by Prime Minister Shri Narendra Modi to G20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March 2,2023,https://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6314/Video_Message_by_Prime_Minister_Shri_Narendra_Modi_to_G20_Foreign_Ministers_Meeting.

⑩Amrita Narlikar,"Holding Up a Mirror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Lessons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ORF Special Report,No.141,June 2021,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徐秀军、林凯文：《国际经济议程政治化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10期，第101—129页。

(11)Deborah Brautigam and Meg Rithmire,"The Chinese 'Debt Trap' Is a Myth",February 6,2021,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21/02/china-debt-trap-diplomacy/617953/.

(12)秦亚青：《全球治理趋向扁平》，《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5期，第55—72页；张云：《新冠疫情下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与中国的战略选项》，《当代亚太》，2020年第3期，第141—165页。

(13)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The Year of ASEAN Identity Begins",The ASEAN,No.1,May 2020,p.28,https://asean.org/storage/2017/09/The-ASEAN-Magazine-Issue-1-May-2020.pdf.

(14)Pacific Islands Forum,"2050 Strategy for the Blue Pacific Continent",Pacific Islands Forum Secretariat,2022,https://www.forumsec.org/wp-content/uploads/2022/08/PIFS-2050-Strategy-Blue-Pacific-Continent-WEB-5Aug2022.pdf.

(15)许萌：《南美国家联盟力推区域一体化》，人民网，2023年6月8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608/c1002-40008991.html。

(16)Michelle Nichols,"United Nations Calls for Halt of Weapons to Myanmar",Reuters,June 19,2021,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un-chief-urges-general-assembly-act-%20myanmar-2021-06-18/.

(17)《2023年2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23年2月23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202302/t20230223_11030319.shtml。

(18)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袁正清、肖莹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2—159页。

(19)2022年4月，美国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第76/262号决议，规定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行使否决权后将自动触发联大召开会议的机制。此举旨在限制俄罗斯和中国。

(20)罗伯特·卡根曾指出，美国的“死亡文化”是指他们倾向于以“善恶相争”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诉诸“好战的性格”，以及为了达到国家目标青睐“胁迫”和“单边主义”而非外交和合作手段。转引自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第153页。

(21)刁大明：《美国对外政策的极化》，《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8期，第30—36页；左希迎：《美国外交政策的危机及其根源》，《外交评论》，2022年第3期，第21—47页。

(22)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9页。

(23)韩长青、姚百慧：《革命的爱国主义：中国对万国邮联的政策(1950-1951)》，《外交评论》，2009年第6期，第55—73页。

(24)Alastair Iain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Spring 2003,pp.5-56.

(25)美国对区域主义的支持一直是有选择的。出于权力、利益和偏见的原因，美国不认为欧洲以外区域组织开展的区域主义是多边主义。参见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第76—84页。

(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王毅：《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高举真正多边主义火炬》，《学习时报》，2021年7月9日，第1版。

(27)关于国际秩序构成的研究，参见贺凯、冯惠云：《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转型：一种类型化分析》，《当代亚太》，2020年第3期，第4—29页；刘丰：《国际秩序的定义与类型化辨析》，《世界政治研究》，2021年第4辑，第108—113页。

(28)《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9)David C.Kang,"Still Getting Asia Wrong:No 'Contain China' Coalition Exists",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45,No.4,2022,pp.79-98.

(30)T.V.Paul et al.,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eacefu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2.

(31)Alice D.Ba,"Who's Socializing Whom? Complex Engagement in Sino-ASEAN Relations",The Pacific Review,Vol.19,No 2,June 2006,pp.157-179.

(32)秦亚青：《多边主义：比较区域治理研究的实践视角》，《东亚评论》，2022年第1期，第9—32页。

(33)《一次世界瞩目的友谊、合作、和平之旅》，外交部网站，2023年3月22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xjpdelsjxgsfw/zxxx/202303/t20230322_11047407.shtml。

(34)乐黛云：《多元文化中的中国思想：21世纪跨文化流通十六讲》，中华书局，2015年，第1—2页。

(35)Wu Xinbo,"China in Search of a Liberal Partnership Internat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4,No.5,2018,pp.995-1018.

(36)Alastair Iain Johnston,"China in a World of Orders:Rethinking Compliance and Challenge in Beijing'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4,No.2,Fall 2019,pp.9-60.

(37)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

(3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463页。

(39)《秦刚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洪》，外交部网站，2023年3月27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202303/t20230327_11049691.shtml。

(40)同上。

(4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二O二二年十月十六日)，第51页。

(42)《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北京宣言》，外交部网站，2022年6月23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jzgj_682158/zywj_682170/202206/t20220623_10709036.shtml。

(43)黄培昭、陈子帅、尹野平：《金砖峰会前夕迎来“加入潮”，专家：象征着发展中国家合作力量增强》，环球网，2023年7月1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DWe9xjFCQC。

(44)《马朝旭出席金砖国家外长正式会晤》，外交部网站，2023年6月2日，http://bbs.fmprc.gov.cn/wjb_673085/zzjg_673183/gjjjs_674249/gjzzyhygk_674253/jzgj_674283/xgxw_674289/202306/t20230602_11089018.shtml。

(45)《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外交部网站，2022年9月16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908/xgxw_676914/202209/t20220916_10767151.shtml。

(46)《王毅：中非合作论坛引领国际对非合作》，外交部网站，2020年1月13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zfhzlt_682902/xgxw_682908/202001/t20200113_9387494.shtml。

(47)《中国—太平洋岛国合作事实清单》，外交部网站，2022年5月24日，http://new.fmprc.gov.cn/web/zyxw/202205/t20220524_10691894.shtml。

(48)《习近平同中亚五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外交部网站，2023年5月19日，https://www.mfa.gov.cn/zyxw/202305/t20230519_11080098.shtml。

(49)《第四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撒马尔罕宣言》，外交部网站，2023年4月14日，https://www.mfa.gov.cn/wjbzhd/202304/t20230414_11059107.shtml。

(50)《习近平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电话》，外交部网站，2023年3月28日，https://www.mfa.gov.cn/zyxw/202303/t20230328_11050220.shtml。

(51)《秦刚同以色列外长科恩通电话》，外交部网站，2023年4月17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202304/t20230417_11060595.shtml。

(52)杨光斌：《中国处在风险可控的战略机遇期》，《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2期，第5页。

(53)《共同谱写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新篇章——王毅在纪念不结盟运动成立60周年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外交部网站，2021年10月12日，https://www.mfa.gov.cn/wjbzhd/202110/t20211012_9552508.shtml。

(54)《王毅谈中国同伊斯兰世界交往的三个始终坚持》，新华网，2022年3月22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322/c1002-323813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