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年来，西方国家一直是世界政治的主导者和塑造者，全球治理体系被打上了浓重的“西方制造”印记。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西方式的治理模式弊端日趋暴露，革旧立新已成为各国普遍共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新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从性质上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新理念，既是对延续几百年的西方式全球治理观念的扬弃和超越，也是对新中国70多年来外交理念和实践的提炼与总结，同时是对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华文明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精神底蕴。充分理解新型国际关系的深刻内涵，有必要从文明的角度，特别是东西方文明比较的视野进行剖析。
个人主义是西方式国际关系治理模式的价值基础
从历史和现实看，西方式国际关系治理模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征：政治上，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盛行；经济上，全球经济体日渐被划分为中心与外围两个世界；价值观上，西式价值观和政体模式被当成“普世价值”在全球强制推销。这些治理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整个世界的失衡和失序状态。从观念层面看，西方式国际关系治理模式的思想根源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有两大思想来源。
第一个源头是基督教的宗教传统。基督教新教“因信称义”的信条明确将个人作为信仰主体，强调每个信徒可以通过信仰与上帝直接沟通，进而实现自我拯救。这种宗教信条造就的是“个人优先于团体”的个人主义意识。这种个人主义意识又衍生出“天赋人权”思想，进而演绎出“社会契约论”和“有限政府论”等种种政治理论。许多西方政治学者坚信，政府和国家的出现原本就是个人让渡自身权利的结果，而政府的目标就是更好地保护个人权利。
第二个源头是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主义传统。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教育制度的主旨是促使个人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人文主义传统在之后的启蒙运动中进一步强化。为反对天主教会的宗教控制，欧洲启蒙思想家特别强调理性精神以及展示个人才能，尊重个体价值，捍卫个人权益，其目的就是通过放大和弘扬人性和个体价值，反击“上帝至上论”及其在人间的代表——天主教会。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这种人文主义传统日趋得到强化和丰富，最终形成了以个体利益和价值为本位的自由主义学说。在近代欧洲的古典自由主义著述中，很容易看到个人主义的身影。
到了现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使这种基于个人主义的社会本体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个人被视为团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人只有在与整体的联系中才有意义。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行其道，其利益诉求日趋向意识形态领域全面渗透，个人主义日渐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
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理论假设就是“理性人假设”，其将个人视为一味权衡利害得失和成本—收益的“理性人”。正是在这种“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认为市场这一无形力量可以自发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由此出现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的价值观基础同样是个人主义。从个人主义出发，国家和政府的存在只是一种“必要的恶”，是个体为了保护自身权利，通过牺牲和让渡个人权益，以“社会契约”方式建立起来的。因此，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必须对政府的权力和功能进行严格限制，以防止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造成损害。尤其在新自由主义者眼里，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
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扩展到国际关系领域，便是将国家视为时刻考虑成本—收益的“理性国家”，将国家视为可以脱离人类社会单独存在的个体，由此使其很容易得出“本国至上”“本国优先”等一系列推论。在西方国际政治学者看来，国际政治领域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最高行为主体，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维护自身利益，为此不惜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就将国家的基本目标界定为“增加权力、保持权力、显示权力”。
从政治伦理看，将“本国利益最大化”原则发挥到极致，必然导致人类社会道德评价标准的黑白颠倒。个人主义价值观本身就具有反社会属性。在传统道德观念中，以大欺小、恃强凌弱、贪得无厌等做法都是遭人鄙弃的。但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眼里，上述种种在传统社会中应该遭受谴责和摒弃的自私逐利行为，反而被视为合理诉求。正是在这种“非道德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肆无忌惮并赤裸裸地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从“本国优先”的理念出发，衍生出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必然是崇尚丛林法则、缺乏是非观的强权政治理论。尤其在西方大国看来，国际政治历来是胜者为王、赢者通吃。为了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各国必须想方设法增强自身实力，为此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肇始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主权国家体系），被公认为西方国际关系体系形成的标志。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很明显受到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深刻影响。表面上看，该体系的认同和维系纽带是民族主义情感和“主权至上”原则，但细究下去，民族主义和“主权至上”背后的价值驱动力仍是个人主义价值观。主权国家不过是放大版的个体，民族主义不过是放大版的个人主义。
从结果看，这种个人价值观驱动下的国际关系体系前景黯淡。欧洲大陆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发祥地，但也是战乱最集中的地区。近代以来，欧洲各国秉承民族利己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相互竞争乃至相互征战，由此使欧洲大陆成为世界上战乱最频繁的地区。两次世界大战均在欧洲大陆爆发，工业革命在几百年间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几乎毁于一旦。从世界范围看，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则促使西方国家将“国强必霸”视为客观规律，将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视为常态和宿命。一旦某个西方国家成为世界霸主，便在全球推行等级性国际秩序，将绝大多数国家作为欺凌和剥削的对象。这些行为导致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始终处在战乱不断、发展失衡和价值迷茫的状态。很显然，建立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基础之上的西方国际关系治理模式，无法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提供光明前景。
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困境凸显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时代价值
西方式国际关系治理模式弊端丛生，与其赖以立身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先天缺陷直接相关。从理论角度看，个人主义方法论存在若干明显缺陷。一是它将个体视为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单独存在，忽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二是个人主义者一味强调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却无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绝大多数个人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三是个人主义者一味从消极方面理解和看待社会、国家、国际社会等更大共同体，因而不可能采取能动性的改革或革命举措来改变外部世界，进而实现个体的解放。由此不难理解，从这种存在种种理论缺陷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出发，西方式国际关系治理模式盛行的最终结果是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而这终将导致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最小化。
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日渐脱离动物的自然属性和生物本能，不断强化社会属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这更加要求在人类社会价值观中不断增强社会共同体意识。然而，个人主义价值观及其衍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恰恰是要让人类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使人类整体道德水平倒退到原始社会状态。就此而言，依托个人主义价值观产生的西方式国际关系治理模式，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方向背道而驰。这种治理模式最大的问题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个体不见社会”，因而与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格格不入。从这种偏执的个人主义出发的西方式国际关系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必然导致主次颠倒、因小失大的“合成谬误”。
鉴于此，人类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呼唤新的价值体系和治理模式。在此背景下，中华文明的时代价值日趋凸显。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未来只有走向一个“世界国家”，才能避免民族国家因追求狭隘国家利益而给人类社会带来毁灭。但西方文明不可能带领人类社会过渡到“世界国家”。他认为，只有中华文明才能为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此种思想资源。与此类似，中国学者梁漱溟在比较中国、西方、印度三种文化后得出结论：虽然当前仍是“西风压倒东风”，但未来终究是“东风引领西风”，“以心为主”的中华文明将取代“以身为主”的西方文明，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
中国是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中国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从价值观看，中华民族历来倡导的是整体大于部分、集体高于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共同体意识。由此出发，中国自古就有“家国一体”“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传统。儒家文化中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就是这种“家国一体”的典型体现。在发展理念上，中华文明强调“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共享观念，这比西方文明“赢者通吃”的价值观站位更高。
在对待异质文明的问题上，中华文明更强调兼容并蓄，更具有包容性。北京大学马戎教授曾指出，与具有一神教性质并强烈排斥异教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相比，中华文明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特质就是非无神论的世俗性。一神教文明强调征服自然界、排斥异教徒的处世理念，但中华文明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这使中华文明体现出非同一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例如，中华文明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和而不同”，因而更容易与世界其他文明和谐相处。中华文明中的理想世界——“大同世界”更是强调天下为怀、天下为公。正如《礼记》中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在新中国外交中得到进一步体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对外交往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与不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在中国看来，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如果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生活在贫困或失序状态，世界其他地区也很难安享太平。新中国成立后，在自身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不惜提供大量人力物力支援亚非拉落后地区，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世界整体”的理念。毛泽东主席曾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帮助落后国家摆脱恶性循环，就属于“作贡献”范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尤其引人关注。例如，“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这些内容不仅是对新中国外交理念和原则的继承和发扬，也与中华文明优秀传统一脉相承。
“相互尊重”原本就是中华文明对待他人和其他文明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态度。孔子特别强调“仁”在道德伦理中的核心位置，主张“以德服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主张“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和“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北宋张载也强调“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这种仁爱思想体现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就是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这是中华文明与崇尚弱肉强食的西方文明的显著区别。
“公平正义”原则同样可以在中华文明传统中找到思想源头。中华民族从天地宇宙的运行及“天人合一”中领悟自然秩序，由此使中华文明形成以民本主义为底色的公平正义思想。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强调“民贵君轻”；荀子强调“公生明，偏生暗”；《淮南子》主张“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史记》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将广大民众作为公平正义的承载主体。这种政治伦理体现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就是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
“合作共赢”更是中华文明的文化传统。中华文明历来把整个世界视为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每个个体无法脱离整体而单独存在。这种外部世界的相互关联性，决定了个人要想更好生存发展，必须与外部世界进行良性互动，由此使中国形成注重合作的文化基因。儒家文化的理想人格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并主张义利兼顾、义高于利乃至舍生取义。儒学大家董仲舒更是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传统思想体现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就是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秉持“正确义利观”，通过深化各国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分享机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正是从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土壤中孕育生长出的参天大树。
践行新型国际关系任重道远
新型国际关系既具有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倾向，也具有放眼长远的理想主义情怀。所谓“脚踏实地”，是指新型国际关系针对的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存在的种种不公平、不合理现象，因而具有极强的现实性；所谓“放眼长远”，指的是为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提供了一套体系完整、切实可行的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外交领域不仅提出了一系列新倡议，而且身体力行，采取了许多具体有力的举措，持续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安全领域，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主动参与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营造公平正义环境。在经济领域，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国际社会聚焦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力践行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用具体行动诠释合作共赢的时代精神。在价值观领域，中国积极倡导“正确义利观”，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引领国际社会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举措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框架。
需要指出的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个艰巨漫长的历史过程。这是因为，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已经运转数百年，西方自身“畏威不怀德”的状况短期内很难改变，西式价值观和治理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影响较深。当前，世界格局正处在新旧交替期，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空前激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所有这些变量，都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增添了不确定性。
面对种种挑战，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战略性力量，当前最紧迫的事情就是不断发展壮大自身，同时与世界上爱好和平、主持公道的国家和人民加强协作，切实推动和平与发展，进而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