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产生于犹太人中的基督教在向西欧传播的过程，是一个经过了非常复杂而又充满血腥气息的过程。在基督教进入西欧以前，组成欧洲的各种族人大都有自己的信仰，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便是证明。而基督教是经典的一神论宗教，皈依它的信徒，除了上帝之外，不得再信仰任何的神明，连祭祀自己的祖先都不允许。所以基督教传进欧洲大陆之后，与当地人的精神信仰产生冲突就是必然的了。在基督教进入欧洲开始的时代，欧洲当地的政权是掌握在信仰“本土神灵”的人手中的，因此，这种信仰的冲突也就必然要经受住权力作用下的暴力的考验，这就是大量的基督教传教士和当地的信徒被关押、被屠杀的原因。“罗马的监狱里又一次挤满了基督囚徒，为基督而牺牲的人，血流成河。”①

基督教在欧洲扎下根，除了靠基督教徒的忍耐力量和所付出的鲜血的代价以外，还有一种方式，那就是用刀和剑迫使当地人皈依基督。“所有西北欧洲的世界在9世纪都是新旧信仰之间剧烈冲突的战场。这些国家都是全部在刀剑之下皈依了基督教。”②这时的基督徒虽然成为迫害者，但那血腥气则是一样的。

有一个疑问是需要说明的，那就是在残酷镇压的血光之中，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欧洲人能够接受基督教义，或者说能够引起那么多欧洲人的兴趣，不畏牢狱，不惧死亡，皈依到基督的教义里呢？首先，那个时候的欧洲正处于各种族王国之间连年的征战之中，不停的战争使人们生活在惊恐和困惑之中，他们需要精神的慰藉和对未来的希望；其次是经过多年的征战，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已经在欧洲大地上失去了传人，人们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蒙昧之中。这正像中国的三国两晋时代。权力的争夺使得整个大地变成了一个硕大的坟墓，遍地尸骨。在混乱中，人们开始对曾由官方倡行的儒家文化进行了反思，引出了对老庄学说的兴趣，进而出现了“尚通脱”的文化。鲁迅先生说：“慷慨就因为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③所以，尽管那个时候基督徒不断地受到迫害和屠杀，但人们还是愿接受它，因为他是那个时代里“光明和学问”的代表。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传道者信仰的力量。在基督教传播欧洲的整个过程中，有无数虔诚的基督教传教士，受信仰力量的驱使，怀着救济苍生，播布光明，拯救罪恶的信仰，不畏血泊，坚持不懈地传播“福音”。基督教教义本身就有一种牺牲自己，救赎兄弟姐妹的力量，耶稣自己就是要用他被钉上十字架这一行动来救赎世界的。所以，从某种方面来讲，越是艰难困苦，经受的磨难越是深重，传教士们信仰的力量便越是坚定。这也是基督教为什么能够在血风腥雨之中仍能迅速传播开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前些时曾读到一篇文章，一个人深入到了云贵高原的腹地，为那里山水之险恶，生活条件之艰苦而感叹不已。但他更为感叹的是，在这样的险山恶水之中，清朝后期仍有一些欧洲传教士放弃了相比之下优越的生活条件，深入到这里传播教义。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中世纪之初欧洲传教士的精神了。也正因为这些原因，欧洲的一些王权人物，最后不得不接受了基督教。

基督教在西欧的合法化，是公元311年。在这一年，曾经对基督徒迫害最惨烈的皇帝伽莱乌里斯，在临死之际下令对基督徒准予宽容。他在遗命中以皇帝名义保证基督臣民“自由表达思想和集会不受干扰”。此后，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君士坦丁大帝颁布了《宽容法》，基督教从此成为欧洲大地上的合法宗教。然而，这个被后人高度赞扬的法律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极深的交易。“把教会的全部敌人交给我吧，我将给你天堂。与站在一起，把不赞成我们教义的人打倒；我们也将与你站在一起，打倒你们的敌人。”④

公元325年，基督教世界的的全体主教在尼西亚召开了第一次主教会议。它标志着基督教及其教会正式走上了人类事务的舞台。随后，这个“国际性”的主教会议召开了多次，并在会议的指导下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组织，基督教开始由一个倍受迫害和压迫的宗教，逐渐萌发并朝着它的理想王国迈进。这时的基督教，已经发展成了具有会吏、神甫和主教的完善组织。随着基督教合法地位的确立，其教义在欧洲大地上迅速传播，“到了五世纪，基督教世界已经变得比以前任何帝国都更伟大，更坚强和更持久，因为它不仅是强加于人的一种东西，而且与人的思想交织在一起了。”⑤《英国百科全书》在“教会史”中形象地描绘了基督世界的内部特点：“它全然是由广泛分散各地的会众集合而成，但被认为是同基督合一的团体，一同皈依上帝的一个民族。这个理想的统一表现在许多方面。各基督徒社团之间的互相往来是很活跃的。旅行的基督徒一定会收受到他们同教信徒的热情欢迎和款待。各教会之间使者和书函自由往来。传教士和布道士来往各地络绎不绝。各种各样的文献，包括福音书和使徒书信在内，流传很广。因此，统一的感觉在各方面得到了表现，基督教世界广泛分隔的各部分的发展，多少接近于一个共同的形式。”

这种“统一的感觉”不仅来自共同的信仰和形式，而且还得到了权力的支持和帮助。与皇权达成了“协议”的基督教，在这个时候又变成了“异教徒”的迫害者，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英格兰，异教徒的庙宇被强行折毁；在罗马，丘比特的庙被关闭，古罗马信仰的经典《古罗马神言集》被付之一炬，“到了5世纪上半叶，克莱索斯沱大主教便毫不夸张宣称，古代作者和哲学家的书籍已经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⑥在文化与信仰上进行异端迫害的同时，这时的基督世界已经开始构筑一个世俗的权力世界。“教会和其它组织一样，犹如一个村庄，一个部落和一片森林，必须有一名总指挥，一套明确的法规和细则，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一切宣誓效忠教会的人就等于宣誓尊敬总指挥，服从法规。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根据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自试其法，从教会滚出去。”⑦按照这样的精神和法则，基督世界里的教会日益强大起来，逐渐成为一个统治着整个欧洲的精神帝国。在格列高七世任教皇时期（1073—1085），教皇的权力达到一个高峰，当时，教皇因锡封权问题与法国皇帝享利四世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斗。皇帝企图废黜教皇，但教皇开除了皇帝的教藉并解除了隶属他的诸侯的效忠的义务。结果，迫不得已到卡诸萨堡向教皇悔罪。皇帝身着麻衣，赤脚在该堡庭园的雪地里等候赦罪达三天之久。而随后的十字军东征，更为教皇检验和扩大自己的权力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在十字军东征之前，有一位隐士名叫彼得，他在欧洲讲述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基督徒到耶路撒冷去朝拜，但在那里他受到了勒索，暴行和有意的残害。彼得走遍了法国、德国，到处在街头、教堂或市场上大声地宣传这个故事。就在这个时候，东方的拜占庭帝国受到了突厥人的攻击，向罗马教皇发出了救援的呼号。这正好给了教皇在全基督教世界进一步明确其领导地位的机会。于时教皇向他的信徒们发出了讨伐“异教徒”和号召，结果是一呼百应。1092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十字军之所以能顺利组成，充分表明欧洲已经有了一种共同的精神，有了一种共同的文化基础。在以后的七次东征过程中，教皇不仅确立了他在欧洲精神领袖的地位，而且确立了他在世俗世界中权力地位，他通过为各国皇帝举行加冕礼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太上皇”。他可以对那些不服从教皇意诣的国王给予开除教籍的处分。1177年，皇帝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在威尼斯跪在教皇亚历山大三世面前，承认他精神上的无上权威，并向他宣誓效忠。

更为重要的是，教会系统所设想的“确立总指挥，制定法规和细则，不服从总指挥的便从教会中开除出去的理想”，也在世俗社会上得到了实现。到了十二世纪，教会垄断了社会上的大部分权力，首先它牢牢掌握着对教义的解释权，这就等于教会变相地掌握了立法的权力，因为基督教已经成为“国教”，成为意识形态的独尊。其次是它拥有自己的法庭，不但神甫的案件归教会法庭审理，而且修士，学生，十字军人，寡妇，孤儿和无依无靠的人都归他管理。再者，教会不但有巨额的各种事业收入，而且还向臣民收取一种“什一”教税。这样，以教皇为首的教会，已经成为欧洲大地上的一个庞大的精神帝国。

由基督教会的兴起，使我们不得不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教会为什么要不惜牺牲——牺牲信徒的生命和异教徒的生命——来构建一个基督教世界。这就要从它的教义说起。按照乔?韦尔斯的说法，“耶稣的宗教是宗教的宗教，它揭示了所有宗教的本义，即人类原本是一体的，爱是人类共同发展的本源”。基督教不仅坚信和宣扬爱的力量，而且为人们设计了一个天国。天国里没有特权，没有折扣，也没有借口。凡是被上帝接纳进天国的人，上帝都一律看待，毫无区别，因为他的爱是不分高低的。而对于耶稣来说，他创造的教义，又很容易从中产生出政治意图来。因为“无论他的天国是在什么地方，在人们心里建立到什么程度，那么外在的世界就会革命化并更新到什么程度”。这种思想在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有着明确的表达，他使人们认识到把世界建成一个神学的，有组织的天国的可能，他说，这是“天命”注定的信奉者的精神社会。实际也正是如此，乔?韦尔斯在分析了教皇的朝廷之后说：“教皇背后有一群红衣主教，神甫和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就是在最黑暗最纷乱的日子里，他们也从来没有完全丧失了神圣世界统一主权的眼光，即圣奥古斯丁所表达的，基督和平遍及全球这个非常崇高的思想”。

本着这一“非常崇高的思想”，乔?韦尔斯肯定了人类的这一愿望：“迟早人类必将实现普天下的和平。这个普天下的和平有必要采取一种政府的形式，那就是说，一种护法组织，用‘宗教的’一词最好的意思来说，即一种统治人类的政府，通过人人都受教育，在思想上协调一致，而对人类历史以及人类前途和命运抱有共同看法来进行管理的政府”。无疑，这个理想也多多少少正是西欧教庭的理想，而且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找到了这个“统一的看法”，那就是耶稣的教义。

但是，这个有着“非常崇高的思想”的努力，最后还是失败了，他们失败的脚步是几乎是与他们迈上权力顶峰时同时开始迈出的。1302年，意大利人博尼法斯八世教皇与法国国王发生了冲突，正当他要颁布开除国王教籍的法令时，被国王的代理人逮捕了。虽然两天后被释放回了罗马，但很快又被阿西尼家族的人拘捕。几星期后，这个可怜的老人死在了阿西尼家族人的手里。由此开始，教庭进入了分裂、合并、分裂的时期，教庭再也没有了力量在欧洲大地行使他“神圣”的权力了，它的威力就此衰退了下去，直到1439年，教庭再次发生分裂，从此一蹶不振，由权力的王国退回到“精神牌坊”的位置上去，这个欧洲大地上的“千年帝国”开始为新的时代所代替。

尽管这一切都已成为遥远的历史，那曾经闪耀着人性光芒，同时建造了人间地狱的帝国；那个曾有着坚定的精神信仰和祟高思想的帝国；那个曾经不可一世，有着无上权威的帝国，为什么终于走向了败落呢？现在想来仍然使人叹息不已。

首先，精神上的垄断使他们成了政治上的垄断者。而这种垄断使他们忘却了祟高的理想，由上帝的使者变成了使者的上帝。教皇们在垄断了教义的解释权之后，便开始扼杀一切与他们的解释不一致的意见，非常自然地由垄断者变成了独断者，直至最后成为独裁者。到了13世纪，这种独断发展到了极致，他们设立了异端裁判所，对所有那些与教皇意见不一致者，对教义有自己的理解者施以烈火和苦刑。这种行为发展到最后，竟然失去了理智，对科学也施以火刑，伽利略之死就是证明。到后来，教皇已由原来因坚定的信仰而扼杀异端变成了为维护自己的权威而封杀一切信仰的自由。

与精神和文化上独断一样，他们开始谋求经济上的利益。教会除了享有巨额的事业收入之外，还向臣民收取教税。这些收入使得教皇过着整个欧洲最奢华的生活。而生活上的腐败更使他们越来越远离那些命苦的信徒，最后，以教皇为首的整个教庭，已经由祟高理想的推动者、实践者，变成了一个贪婪地追逐和攫取世俗利益的集团，以至于到了16世纪，教庭竟公开在欧洲大地发行一种赎罪券，以为炼狱中灵魂所受的种种痛苦可以用金钱来赎买。

不仅如此，他们开始自己给自己许以特权。首先是教皇拥有了超出法律以外的权力，他可以按个别情况而置教会法规与不顾，他可以允许一个人娶两个妻子，他可以解除任何人的誓约。这样一来，“就是承认所实施的法律并不是必要和固有的公正根据。”⑧到这时，教皇已经把受托行使的管辖权看成了他自己的东西了。那些教士和神甫们也享受着免税的特权。如此以来，那些曾经单纯而虔诚的信徒，在教皇和一些教士和神甫的贪婪腐败行为面前，渐渐地清醒过来。他们发现，那些曾经许诺他们，按照他们宣扬的教义修行便可以进入天堂的人们，正在拼命地使他们一步步走向现实的地狱。而一旦失去了教徒的信任和追随，那个“非常崇高的理想”自然也就从耀眼的高处坍塌下来了。

在分析为什么由“非常崇高的理想”而演变成了腐败的现实时，乔?韦尔斯主要归究于那红衣主教和教皇们。他说：“到了他们成为红衣主教或教皇时，他们一般都是老人了，习惯于为眼前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不再有纵观世界的眼光。他们不再想到天国在人们的心中建立；他们所看到的是教会的权力。他们甚至准备同人们心里的仇恨、恐惧和贪婪，讨价还价来保障这个权力。正因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大概暗地里也在怀疑他们庞大和精致的教义结构是否统统健全，所以，他们不容别人加以讨论。他们不能容忍别人的提问和异议，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所信仰的宗教有深切的信心，而正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为了政策上的种种原因，他们需要人们的顺从。”⑨由此，乔?韦尔斯认为“教会很大部分是由于选举方法的不善而没有完成它的世界使命”。这些未必是确切的原因，但读来却是发人深思的。

阅读书目：

①《宽容》，（美）威廉?房龙著，中国民族摄影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片；（下同）

②《世界史纲》，（英）乔．韦尔斯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下同）

③《鲁迅全集》，卷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一版；

④《宽容》，同上；

⑤《世界史纲》，同上；

⑥《宽容》，同上；

⑦《宽容》，同上；

⑧《世界史纲》，同上；

⑨《世界史纲》，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