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至1937年，随着日本加快侵略步伐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对日政策、是应战还是“和”，摆在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的面前。与此不可分的，是他如何处理与其政敌汪精卫的政治关系。以行政院长一职为中心，包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在内，双方之间发生激烈的权力争夺，汪精卫遭到挫败。学界分析了蒋汪之间的分分合合与关系破裂，笔者也曾研究汪精卫在1932至1933年权力斗争下的“政治病”，但是对1935至1937年对日问题下的蒋汪权力之争尚无较为深入的探讨。因此，本文下面加以分析。
一、第一阶段，从汪“暂行备位”到请辞“本兼各职”而与蒋长行政院展开权力之争。
曾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蒋廷黻指出，汪精卫以和战问题作为争权夺利的手段，在1932年担任行政院长前“要求对日作战，以增加政府的困难”，上台后“又要大家维持和平”。1935年夏，日军制造胡恩溥、白逾桓事件，强迫国民政府接受《何梅协定》，华北危局严重，国民党内响起了改变对日妥协政策、汪精卫辞去行政院长兼外长职的呼声。于是，汪精卫跑到青岛“疗养”，接着以“华北外交屈辱，备受国人指摘，中央亦多不满”而提出辞职。教育部长王世杰在其8月9日日记中记载说：“汪院长赴青疗养后，病状本已渐减；据赴青省视诸人言（褚民谊、陈公博等），原已确定本月中旬返京就职。惟近来在京中央执委及党员，颇多恐慌；惧汪返而对日屈服政策将更变本加厉。因是中央政治会议于本月七日会议开会时，覃振、石瑛、王陆一、焦易堂多人均主张设置外交委员会，以免外交大权之集中一人，并主张汪辞外交部长兼职。次日汪即由青电国府主席及中央执行委员会，辞院长及外交部长等职。”
对此，蒋介石指责汪精卫“之思想与行动，幼稚如此，可叹！”他一度认为对日本的侵略已无迁就之余地，研究汪精卫“坚辞”后之“善后办法”，认为“政府不改组，金融无法措施”，因此着手“政府改组之准备”。随即，他认为对日政策一时还“不可骤变，故对内对外政策，惟留汪为惟一枢纽”，还需要汪精卫“暂行备位”。他“忠告各委员，消除意见，以固中央”。因此，国民党中央“挽留”汪精卫，汪“当然默许”。
所谓“暂行备位”，就是汪精卫只是暂时继续担任行政院长；一旦国民政府改变对日政策，他“暂行备位”也就到期。日本在《何梅协定》签订后推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分裂华北。在这背景下，国民党自11月1日至6日、11月15日至23日、12月3日至7日接连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届一中全会。其中，五全大会最为关键，蒋介石思考：“此次大会，必使对倭外交，得到相当之作用，而挽救华北，为惟一要旨。”基于此，他在大会上“一字一句”宣布了“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相应地，国民党政府的组织与人事必然要调整，汪精卫去职行政院长兼外长是必然的。
蒋介石原计划9月召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随即“以剿匪与善后皆无头绪”而决定“索性展期至11月1日”。全会召开前夕，他研究“组织政院之准备与人事之安置”，打算安排汪精卫“为监察或考试院院长”，指责汪“当倭事，已失其常态”，“事事丧权辱国”。在蒋介石还在思考如何解决撤去汪精卫行政院长之职的难题时，汪在全会开幕之日被抗日爱国志士枪伤；这给蒋介石自然而然去掉他提供了机会，国民党元老邹鲁等人致电胡汉民指出：全会期间，蒋介石“决心抗日”，汪精卫“已辞职”，于右任、孙科、居正、戴季陶、陈立夫、陈果夫等“一致反对汪精卫”，蒋介石表示“汪如果决不复职，亦不勉强”。但是，汪精卫并不甘心，对蒋介石言：“吾两人之感情，有否恢复？能否谅解昔时误会？”他并利用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对蒋介石施压，邹鲁致电胡汉民指出：“汪突反职，由汪运动广田向蒋说话。现孙、于、居、戴及二陈仍力进行逐汪迎胡。蒋亦恨汪借日压己。六中全会时决改组政府，各方盼兄归甚切。”蒋介石在11月6日全会闭幕词中有意强调：虽然“衷诚盼望”汪精卫“早日康复，仍为党国继续努力”，但是“每一个同志均须以总理及先烈遗留之精神来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四届六中全会闭幕不到十天，五全大会即于11月15日正式召开。11月16日，汪精卫由于“还没有恢复康健，不能出席”，只能委托蒋介石“代为报告政治工作”。邹鲁等人指出：汪精卫“欲恋栈”，曾与蒋介石“切商”，但是蒋“炳定抗日方针”，“去汪以明对日态度”。冯玉祥也指出：蒋介石对两广表示“日一定抗，而政府也一定改组”。因此，五全大会尚未结束，汪精卫于11月21日“不别赴沪”。到沪后，他于12月1日“即向中央辞去本兼各职”。
孔祥熙也“对行政院长职，急思尝试”。他联合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促汪精卫去职。这对蒋介石产生了一些影响，他一度认为孔祥熙继任行政院长“亦一道也”。随即，他思考是否仍由汪精卫继续担任行政院长，而以孔祥熙调任监察院，但是因担心影响法币改革而未决定。最终，他决定自己出任行政院长，在与冯玉祥谈话中强调：“为行政院部人选与我之行藏以及国家利害甚费踌躇，如我果藏，则我利而国害矣，况无可藏之理乎。”即将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对预定担任政务处长的蒋廷黻指出：“蒋即将出任行政院院长。”在这情况下，汪精卫的企图落空，他12月4日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称：“调治尚须时日，背间一弹迄未取出。”12月7日，五届一中全会决定：国民政府主席仍为林森，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曾经考虑通过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实行总统制。他思考：其一，总统虽然“对议会负责任”，但是“有解散众国会之权”。其二，五院院长“对总统负责任”，“应皆由总统提出国会通过，不必由国会选举”。其三，总统“统率全国陆海空军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其四，“总统任期定为六年”。总之，他强调“此时宪法，于总统职权，应有解散议会与任免五院院长之权”。他满意地认为“研究总统制与内阁制及王权之运用较有心得”。但在两广反对下，他只能“谦忍虚心”，以谋“粤方对大会共同一致，不加异议”。这就是说，蒋介石出任总统的时机并不成熟，只能出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还考虑是否实施总裁制。四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他研究“中央组织是否改革”“中委名额与党章”“中央党部制度改正”等问题。全会决定，“以后党政大计的进行，应留待第五次代表大会来讨论”。五全大会召开前夕，蒋介石考虑“党政制度已到改革之时否”，决定“修改党章与组织法，当以运用党政于两年内不受阻碍为主旨”。11月16日，五全大会讨论是否实施总裁制，不仅汪精卫，就是孙科、邹鲁等人也“反对修改党章总章”。邵元冲就此指出：“所谓领袖集权制之意见，约可分为总裁制与主席制二种，若此二种，均不采用，则仍用常务委员制，此事尚须征求介石意见。”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不修改总章”，“领袖问题不准提出”。11月17日，他表示：“中央干部中，用总裁名义，恐易滋误会，以不用为宜，如事实有必要，则至多用常务委员会主席名称。”
既然不能推行国民党总裁制而只能实施主席制，蒋介石就提出“中央主席之权不必规定刚性”。上面已经提到两广方面提出驱汪迎胡的问题，蒋介石折中处理，11月30日预定推举胡汉民为中常会主席，汪精卫为中政会主席，“以为本党复合之张本”。他讨论汪精卫为中政会主席“动不动的问题甚久”，邹鲁、居正等人“很有话说”。蒋介石指责邹鲁“藉抗日为名，逼迫中央”，指责西山会议派“只知争权夺利”，他已“让与一切权利”，而西山会议派“犹以为未足，而必阻碍大计，反对国策”。12月7日，五届一中全会决定：以胡汉民为中常会为主席，以汪精卫为中政会主席，蒋介石为两会之副主席。
总之，随着华北局势的恶化，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必然发生变化，权力格局相应地变化。
其一，蒋介石权力地位的加强是必然的。蒋介石总结1935年“成功之特点”时提到，“完成本党全国代表大会，改组行政院，团结内部”。显然，他认为既“团结”了胡汉民、汪精卫，又实现了权力改组。他强调：四届六中全会、五全大会、五届一中全会“实为三个最大之难关”，他“忍受复忍受，悲痛又悲痛，幸得免于横决，而达成第一步本党复合之目的，期待一致对外之功效，无论以后之成败如何，而党国与个人之历史实划一新时期，则可自许也”。他自称：“推胡汉民、汪兆铭为党政各主席，本身愿任其副，委曲求全，苦心孤诣二语，自谓足以当之。”他又称，他并非“降尊就屈，委曲其全”，“实为应势顺时一定不易之常理。非此不能救国，更无以妥内”；并称“早有此意而时机未至，今则时已成熟顺理成章非实施不可也”。陈布雷指出：蒋介石任中常会、中政会“两会之副主席，兼行政院长”，“遂躬负党政军重责于一身”。
其二，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是必然的。蒋介石在五全大会上发表“最后关头”演讲后，冯玉祥指出，“大家向认为最后之时机，蒋之为行政院长，即最后时机，而打仗已有把握，并且确实抗日”。蒋介石要求：基于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请大会授权政府，在不违背方针之下，政府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此非常时期外交之需要，政府势必竭诚尽能，对全党负完全责任”。大会“全场一致起立接受”。在五届一中全会决定蒋介石担任行政院长时，孙科、邹鲁、居正、于右任、冯玉祥联名致函他“须定一抗日之步骤，否则成何会也”，他表示“和平要有一定限度。一旦有需要，行政院必须领导全国军民作重大牺牲”。1936年1月16日，他宣布：“现在政府订了一个对日的外交政策，就是对日作整个的交涉，解决一切纠纷，不再和他零零碎碎枝枝节节的谈判。本人身任行政院院长，一定负起这个责任。”他以张群担任外长负责交涉，陈仪就此指出：蒋介石做了行政院长，“决心要与日本政府作最后一次的亲善交涉的尝试”。
其三，汪精卫去职行政院长兼外长是必然的。蒋介石1935年12月16日宣誓就任行政院长时称：“因汪前院长健康尚未恢复，本人与各部长官今日勉就新职。”如果不安排汪精卫集团骨干成员顾孟余职位，则“政府中汪氏方面并无一席”。蒋介石12月12日致电顾孟余：“今已发表兄为交通部长，部务不可一日无人，请兄即日莅京面商一切。”但是，顾孟余在蒋介石就任行政院长之前一日即12月15日到沪。1936年1月9日，蒋介石要求汪精卫催顾孟余“即来京”。1月13、26日，又多次致电汪精卫催促顾孟余“即日来京就职，千万勿延”。但是，一直到来年汪精卫回国，顾孟余“迄未就职”。
在邹鲁反对汪精卫为中政会主席时，汪精卫“因用手术取子弹受创，新发胆囊炎，颇剧”。接着，协助汪精卫办理妥协外交的外交部次长唐有壬12月25日被爱国志士刺杀身亡，这沉重打击了汪精卫集团：张治中得报消息后“大笑”，李烈钧称“中国还算有好人”，邵元冲谴责唐有壬“助汪精卫媚敌，丧权摇动国本，今日伏诛，其死已晚，犹恨国家不能明正典刑也”。胡适指出：汪精卫与唐有壬不听其多次劝告“退出外交部”，“就死在对日外交之上！”蒋介石称：“汪精卫被刺，幸未致命，而唐有壬卒致殒命矣。”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终以老先生们之不赞成”而“不能不忧郁以去”，其对中政会主席一职“亦经辞去”。
蒋介石“既任行政院长，对内政锐意刷新，对国防积极准备，对经济加紧建设。对财政金融亦预作非常时期的筹划，而对日外交则多方运用彼国文治派与反军阀之力量，使与侵略暴力相抗衡，务期充分争取时间以达我建国自强之目的”。此外，行政院权力与前大不相同：其一，“所有中央各部会、省及特别市的重大事务都要经行政院通过，各部长、省主席及特别市市长的公文都要呈行政院院长”。其二，厘清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职权。1936年1月9日蒋介石与翁文灏言定：“（一）禁烟及治‘共匪’事仍归原机关办；（二）行政督察专员及其他行政事件均归行政院办。”
二、第二阶段，汪从秘密赴欧到设法回国而与蒋展开权力之争。
汪精卫并不甘心失去权力，到沪后观察局势如何变化以定行止。蒋介石就职行政院长后曾考虑：“倭寇最怕者，是否为余个人问题？”“余如下野，能否暂懈其侵略野心？”他多次致电汪精卫，“甚念”其“今日尊恙如何”“病况如何”，要求“每日电示”。他于1936年1月5日亲自赴沪探视汪精卫，1月26日又派黄绍竑到沪“请其来京一谈”。汪精卫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一则以所谓“病情未告痊愈”，更以所谓“环境险恶”，于2月19日“严守秘密”，不得不从上海启程赴欧“就疗”。行前，他声称“并不放弃对国家的责任”，并声明“何时病愈，何时归国”，但是“如果外交紧迫，则不待病愈，当随时归国尽力”。这样，他就强调了要利用日本问题“随时归国尽力”。不过，其留在国内观察局势变化的妻子陈璧君，3月15日不提中日问题而仅提：汪精卫“计划在德国停留一段时间进行治疗，完全康复后才返国”。
尽管邹鲁等人代表两广参加了五全大会，但是如上指出，蒋介石既想“复合”胡汉民又想维持对汪精卫的“团结”，因而以两人分别担任中常会、中政会的主席，两广方面对此并不满意。因此，与南京形成对立的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并未撤销，胡汉民1月19日从国外到香港后拒绝蒋介石“沪上会面，相偕入京”的要求。在3月14日的日记中，蒋介石指责胡汉民“谋乱，犹不知悔悟”。陈璧君见此，建议汪精卫联合两广倒蒋，汪精卫回电强调“若联西南以倒蒋，是尽毁数年来立场，我决不为”，提出“我归国迟早，以困难缓急为准，不知其他”。这样，他不提“病愈”问题，所谓“困难缓急”当指日本侵华步伐。
在汪精卫忧虑何时返国争权时发生了两广事变。5月12日，胡汉民因脑溢血去世，两广失去“西南的物望”。5月26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西南执行部的名义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6月1日，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呈请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抗日；随即，通电全国北上抗日。蒋介石分两步解决两广事件：第一步，在6、7两月里一面作好军事部署，一面成功策反陈济棠手下大将余汉谋和广东空军，解决了陈济棠；第二，接着与桂系谈判，至9月达成和解。
汪精卫支持蒋介石处理两广事件，于7月13日指示其集团成员，称“对两广之假名出兵，十分痛恨”，因此支持蒋介石“仍本数年来息内战之方针”，促两广“觉悟，俾五全大会所定方针，依序进行”。蒋介石多次电促汪精卫返国，汪也想乘机返回，但是陈璧君从蒋介石解决两广事变的步伐中认为时机并不成熟。6月5日，汪精卫致电陈璧君“拟最近船归”，因为“事变如此，若尤计较个人进退、工作效能，我必在海外急死”，而且“置身国内，比较可以尽力”。6月8日，他又称“如坐针毡”，既然蒋介石“电促”，就计划6月16日返国，“否则下月必归”。7月18日、20日，陈璧君两电汪精卫报告蒋介石顺利解决陈济棠，要求“莫又动归意”，特别强调“十月前万不作归计”。蒋介石解决陈济棠后到广州善后，于8月20日致电汪精卫：“弟前日来粤，诸事已渐复常轨。望兄早复康健，提前回国为盼。”8月26日，陈璧君致电汪精卫，称虽然蒋介石要求“提前回国”，并“已察及何时首途”，但是“归期应视困难及健康，如肝肿重归来何必”。综合来看，汪精卫曾计划6月中旬、7月回国，陈璧君则强调10月前不能返回，汪精卫利用两广事变返回的企图落空。
在解决两广事件过程中，对日问题又出现在国民政府的面前。6月3日，陈璧君报告汪精卫“各报均载华北必不免一战”，汪精卫当即回电要陈璧君转张群，表示“弟正因各报所载日夜挂心，得电至感。仍盼随时电示”。言下之意，汪精卫借口华北局势紧张回国。6月7日，蒋介石考虑7月10日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解决对日和战问题。他在全会上解释了“最后关头”：“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陈诚指出：“此言容忍到了极限，就是抗战决心付之行动的时候。”但是，蒋介石还企望和谈，强调“最近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因此，陈璧君6月16日就致电汪精卫：“（一）蒋、张群正积极与日本办外交，十一月归绝不宜，十二月至好，万望采纳此末次请求，于国情外交均有重要关系。票已购，可退去。（二）戴季陶归来后，已遍传兄十一月初启程，对友对敌，均非至妥。（三）十二月德、意邮船均可，仍以德为佳。开行日期可预告。”于此，她在强调10月前不宜归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只能在12月回国。汪精卫设法回国是要争夺权力，因为国民政府计划11月召集国民大会选举总统。为什么要求汪精卫12月才回国，陈碧君未说明，仅言：“万里外事，兄既不知，又不能详告，今非至急时，莫乱动及小不忍。”不过，从下面来看，她又告知汪精卫在选举总统时回国为宜。
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的过程中考虑行政院长和总统职位问题。就行政院长职位来说，蒋介石5月31日思考“行政院院长之资格规定”，认为“不使元老与资深者负行政直接之责，实为安固国本之要道”；这就排除了汪精卫再次担任行政院长的可能性。政学系头子张群打算出任行政院长，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6月23日对政务处长蒋廷黻指出张群“可任行政院长”。副院长孔祥熙也想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8月10日痛骂他“不顾国体，辞极严厉”。
就总统职位来说，蒋介石意识到自己出任的时机不成熟。在6月18日与《字林西报》记者的谈话中，他强调实行宪政是必然的：“中国国民党认为非全国一致，不足以救国，故决定召集国民大会，颁布宪法，交还政权于国民，由国民选出政府，以代替训政时期之党治，此乃本党之公意”。但是，他“切实声明绝不愿为总统候选人”：一方面，“党内任何人脑中均未想到总统等等之问题，盖今日只有大家能负责任，守纪律，而且要肯牺牲其个人一切之权位与利禄，祛除自私自利之观念，方足以救国。”一方面，由于“总统在职务上必须长住首都，而不能轻易远离也”，“余确知余个人对于新中国建设最善之努力，在能亲自考察国家真正之需要而实行之。余不愿此种特殊之贡献为职务所剥夺”。此谈话发表后不久，流传着两广方面“提出以王宠惠为行政院长，汪精卫为总统之说”。
陈璧君注视着上述问题的变化，并依此提出汪精卫回国争当“领袖”的时间。8月24日，她致电汪精卫，一方面称“总统权限问题将视人选而定，宪法亦将以此为转移”，一方面建议汪精卫“宜在大选开始前动身回国，十月太早，但不宜在大选（后）。如大选延期，自应随之展缓”。8月28日，她又电汪精卫提出：“中日未有战祸前，兄之归期终以十一月大选时为最宜。何时归，当永（仍）居于自动地位，莫被动。”她还提出：“兄非被放逐，故何时归，当自动，不必须人电邀，以此时绝非最后牺牲时也。”在蒋介石9月6日考虑“正副总统之人选”之后，陈璧君等人于9月21日致电汪精卫：“除外交危急、健康许可外，先生归期应有两种打算：甲、如在十、十一月回国，即应决心参加国民大会，拿出领袖态度，对于国家大计据理力争，绝不客气；乙、如在闭幕后动身回国，则可表示国家负责有人，对蒋先生及国民大会极端信任，态度比较大方，并有回旋余地。”这两种打算中，他们当然倾向前者，要求汪精卫“回国即须立行入京，不容在沪徘徊，否则易着痕迹，并失国民同情”。
接着，陈璧君等人转到日本侵华步伐问题上来。他们认为蒋介石无法处理对日交涉，有可能要求汪精卫回国负责。在9月25日电中，陈璧君转述了蒋介石9月22日通过张群致电汪精卫询问“何日可归国”，要求“速回”；并说军事委员会和社会上盛传“蒋已电汪归，举为总统”。她认为：由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不愿再与张群交涉”，日本政府训令他留在南京与蒋介石“接续交涉”，因此蒋有可能要求汪精卫来负责。汪精卫也收到张群的来电；张群询问他是否收到蒋介石9月22日之电，称中日谈判“不欢而散，局势异常严重。当此艰危之际，深望钧驾从早归国，用慰喁望也”。陈璧君等人还注意到意大利人主办之《大沪晚报》载称，日本政府宣布“中日问题，张群无全权，不与交涉，即起用某氏，若无全权亦不与之交涉。”他们认为“某氏，意似指”汪精卫。可见，无论是从召集国民大会选举总统的角度，还是从对日交涉的角度，汪精卫集团一度认为汪精卫有当选总统或重任行政院长之可能。他们要求汪精卫“安心静养”，“如无重大变化，仍照屡电所陈时间归国”，即11月“大选”之时。不过，他们的野心很快破灭。
在选举总统问题上，蒋介石一面塑造自己“唯一”的领袖形象，一面决定延期召集国民大会，断绝汪精卫的奢望。就前者来说，陈璧君10月1日就国民党筹备庆祝蒋介石50寿辰一事，致电汪精卫指出：“筹备万寿庆典、铸铜像、征文，赞扬本党惟一领袖之丰功伟业。”就后者来说，她向汪精卫报告了中常会的讨论情况：10月8日，因“国选因手续赶不及，内部竞争过剧”，中常会“开会讨论有延期三月至五年（月）说”；10月15日，决议延期举行国民大会，蒋介石“以各方情势及恐国民大会无利于己”而同意。孙科集团人物、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对陈璧君明确称：“汪先生身体不佳，在三五个月，尚以完全留欧医治为要也。”
就借口对日交涉而掌握实权来说，汪精卫的企图也落空。在10月3日电中，陈璧君称日本政府决定依据“实行亲日政策”“解决中日间各悬案”“反日抗日之根本的取缔”三原则，“与蒋开始直接交涉”。即是说，日方仍然企图对蒋介石直接谈判施压。10月5日，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告诉陈璧君，他已对川越茂指出，“以蒋先生英明果断，对日外交必有办法，不但我个人极端信赖，极端乐观，即汪先生当日赴国外养病，必俟蒋先生肯任艰巨，国家负责有人，而后行，亦此意也”。陈璧君认为高宗武似闻汪精卫“有回国息”而“特来敷衍”，因而建议汪：“依据现势可知我辈不主张即归，非专为先生打算，实为国家打算，因中日问题已至不能再拖之时。现蒋直接当冲，不能不求解决办法，其对自己力量宜和宜战，估计亦较清楚。如先生归来，蒋必立即避开，且不表示真意，中日僵局永难打开，国家前途危险甚矣。”
总之，蒋介石一方面顺利处理两广事变和延期召集国民大会，一方面以张群出面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谈判，致使汪精卫11月回国争权的企图化为泡影。于是，陈璧君重提6月16日安排的归期，于10月9日致电汪精卫称“兄归期已代决定十二月德国船”，强调“迟早均不宜”，但是“如中日决裂则例外”。
中日决裂虽有可能，但是汪精卫集团发现日本还暂时无法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1月，日伪军队进攻绥远东北地区，傅作义率部奋起抵抗，绥远抗战爆发。汪精卫计划1937年正月回国，陈璧君等人则认为，虽然绥远抗战爆发，但是“现日本政府及关东军以五师维持伪国治安，防俄、防义勇军尚感不足，如日本政府及驻屯军主张不参加，关东军似无动员参加绥远战事可能”，因此绥远战事“虽不能于短期结束，现时亦尚不致惹起中日大战”。他们提出：“正月归与二月归不过一个月之迟早”，最好乘坐2月12日的意大利船，3月8日可到。陈璧君接着在1936年12月7日、8日两电中进一步强调：“绥远最近三数月必无战事，可放心治病”，“乘船二、三月较佳”。这样，陈璧君将汪精卫启程回国日期从1936年12月改为1937年2、3月；这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有关。
西安事变的发生，使汪精卫集团认为夺权时机到来，因而调整了汪精卫回国时间，汪也“闻讯驰归”。在1936年12月13日电中，陈璧君对汪精卫强调“兄为朋友、为党，均应即归。惟莫因急而致病，反不能治事”。针对有人认为汪精卫“因病不能归”，陈璧君“说时至今日，汪先生知之，必力疾起程”。12月14日，汪精卫回电陈璧君“不问中央有电否，我必归”。同日，中常会电促回国，汪精卫复电“遵即力疾起程”。12月22日，他从意大利热那亚乘船启程，通电声称“中国之奋斗有赖于蒋介石先生之领导，吾人当力谋其安全与自由之恢复”，他回国后“当与诸同志一致努力，以期挽回此危局”。他还在路程中，得知蒋介石12月26日回到南京已“恢复自由的消息”，但是只能“继续旅程”。蒋介石的经济顾问何廉指出：汪精卫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就给国内打电报，说他马上要回南京。这在表面看来似乎是件好事，好像他要回南京来支持政府，实际上他要回来夺权。汪系分子在南京为他不动声色地进行幕后活动”。
汪精卫即使赶回南京，也不能利用日本之手重任行政院长。西安事变发生当日，中常会、中政会联席会议决定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院长。蒋介石回南京后，孔祥熙12月28日“辞代理行政院长职，自本日起院发公文用蒋名义”。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询问翁文灏“行政院人是否更动”，蒋介石12月29日要翁文灏回答：“行政院人选并不更动。”国民党中央决定：一致慰留蒋介石“辞”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12月30日，孔祥熙指示翁文灏：“在蒋请假期内，行政院发文用‘行政院长蒋中正假，孔祥熙代’。”
尽管如此，汪精卫集团仍然“力图出组行政院”，蒋汪之间发生两场争夺。第一场发生于1937年1月，“此时蒋先生正辞院职，有人拟议由汪先生继任”。蒋介石曾对汪精卫的连襟褚民谊表示切望汪“能早日来都把晤”，但是在汪赶回南京前于1月2日“返乡休养”。汪精卫集团注视着蒋介石的举动，谷正纲、王懋功等人于1月11日致电汪精卫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前政局在酝酿中，如张继、王宠惠等迭飞奉化，及张厉生召集各地党部负责人员开密会等，似均于政局有关。本日盛传王宠惠有长行政院说”。汪精卫1月14日抵沪，停留几天后于1月18日赶到南京。他声称，本打算病愈才回国，西安事变发生时还拟赴英治疗胆囊炎，但是“因忧急国事”而返国；因为未“病愈”，“所以到了上海后仍不得不继请德医诊治”。他在1月23日行政院及各部、委员会、署的欢迎会上演说“反对独裁”。德国政府发现：“汪精卫全文发表了关于法西斯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专制民主的文章。其内容系坚信：中国在拒绝了法西斯主义等等之后，只有继续发展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才有可能达成民主。”这就是明确向蒋介石争权，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指出：这“与汪的固有立场相符”。这对行政院产生了一些影响，孔祥熙谈话“表示行政院主官或须全体辞职”，他本人“拟辞财政部长”。
汪精卫的活动遭到蒋介石集团和国民党元老的反对。张继批评汪精卫“应该少说话，不可过于热中（衷）”。孔祥熙批评汪精卫集团“请汪回来，为联日”；另有人强调汪精卫须“少说话，须消极，更须对外交改变态度，不可有亲日之说”。王世杰直接对汪精卫强调“对日外交应坚定”，因此“行政院院长仍应促蒋介石先生继任，否则政院不能支配军事军人，政、军将永呈分立状态”。更有人强调：汪精卫要注意“与蒋先生更亲密合作，必能有助于大局。更应注意者勿再首肩党国之重任，因上次之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正当外交棘手之际，危困重重”，“一般人不察，以为汪之失政。今若再为冯妇，必将旧事重提，转为不美”。蒋介石本人指责汪精卫不自量力，“只知争权利，此国之所以乱而不能平也”。他决定对汪精卫“应示以恳切”。于是，汪精卫1月24日至27日“特来奉化”见蒋，结果如时人指出，汪精卫“以前年之受各方责备，早已有相当觉悟”，故此次与蒋介石商谈“即主张政府依旧不予改组，是其不愿再为冯妇正彰甚明”。1月28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央开谈话会，称蒋介石“近来病况大好”。
第二场发生于1937年2月至4月。汪精卫在与蒋介石面谈时“甚注重经济”。蒋介石予以回绝，认为“汪先生要办经济事业，必被人欺，应实告之”，感叹“精卫甚欲主持经济，其实非其所长，可知人事甚难安置也”。他思考如何“对汪安慰与出路”，一度打算安排其任监察院长，但是随即认为不妥。于右任2月18日“辞监院”，蒋介石“亲函慰留”。
汪精卫看不上监察院长职位，仍然觊觎行政院长之职。2月12日，蒋介石思考“行政院长问题”。2月24日，冯玉祥透露“某为汪先生要当行政院长事，很疚心”。除孔祥熙外，其他一些有力人物也想出任行政院长。张群于2月22日提出辞职外长，由王宠惠3月3日继任，冯玉祥透露王宠惠“还要兼行政院，不知真假”。此外，“宋子文看大家有误会他的事，所以亦不愿即作行政院长也”。鉴于这一系列问题，蒋介石4月2日“决定告假，推王宠惠代行政院长”，孔祥熙作为特使到英国参加英皇的加冕典礼。孔祥熙“不愿奉使赴英”，但是因为争取英国支持抗战的重要性而不能不一行。何廉分析蒋介石这些措施指出：张群辞去外长职而将担任中政会秘书长，由于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随同副院长孔祥熙赴英，其职务由魏道明接任；“这是自然的，因为魏和王宠惠关系密切，而新任外交部长将代理行政院长和副院长的职务，院长仍在休假，副院长有任务去了伦敦。”何廉进而指出：“尽管有了这些变动，政府真正的实权和以前一样，仍掌握在委员长手里。他要求辞职，但未被接受，只是给假去休养。”通过这种安排，蒋介石再次挫败了汪精卫出长行政院的企图。
综上，汪精卫赴沪后观察局势变化，发现政局不利于自己而只能赴欧“疗养”。到海外后，他研究国民党内局势和对日关系的变化，寻求返回争权的机会；无论是两广事件还是西安事变，都成为他利用的对象。他自信：如果多数人想起他担任行政院长时“困守空城，安定时局不是容易”，则“我归后或可做事”。他虽然利用西安事变返回了，但是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其阴谋落空。尽管如此，他还是同蒋介石争夺行政院长职位。蒋介石让王宠惠代理行政院长，挫败了汪精卫的企图。此前，陈璧君对行政院参事陈克文等人感叹汪精卫左右“无几人有能力可以助其作事者，殊可痛心”。王宠惠代理行政院长后，陈克文为汪精卫愤愤不平，指责王宠惠“欲在政院树植势力”，秘书长魏道明“过去政绩甚劣，操守尤坏”。汪精卫无可奈何地称自己“现在在政治上，专做解决问题的工夫，比从前做行政院长好，不必忙于公文和人事”。
三、第三阶段，汪从“回任”到失权，蒋介石以非常机构实现全面控权而展开斗争。
以政治地位与蒋介石抗衡，“只有汪胡两公能之”。胡汉民去世后，汪精卫“为今之硕果”。1937年1月下旬蒋汪两人的溪口会谈，实际上为新的权力格局达成妥协。在挫败汪精卫多次夺取行政院长职位企图的过程中，蒋介石终归要安置好汪精卫。
如前指出，蒋介石安置胡汉民、汪精卫分别担任中常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赴欧“疗养”后，中政会主席之职有无人代理并不重要，因为蒋介石担任副主席。鉴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扣留，中常会于1936年12月23日决议以林森代中政会主席之职，并以居正“补常务委员兼代常务会议副主席”。居正之代理，在蒋介石回宁后自然取消；而林森之代理，就给汪精卫提出了问题。汪精卫在赴欧时就提出连中政会主席职也辞去，回到上海后又提出要辞去此职。蒋介石考虑还是安排汪精卫担任为宜，王世杰奉令见汪精卫指出：“汪先生不必再辞中央政治会主席职。”有人强调：汪精卫既然不能重任行政院长，“不若即以政治委员会主席之隆高地位赞助一切之为得策”。于是，国民党中央于1937年2月15日决定汪精卫“回任”中政会主席。不过，蒋介石对汪精卫担任此职务的权力作了限制：虽然汪精卫心腹曾仲鸣接任陈布雷之副秘书长职，但是蒋介石安排张群担任秘书长，陈公博嘲笑张群走了“秘运”。
在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蒋汪之间出现一种微妙的政治现象，即：蒋介石推举汪精卫出任中常会主席，汪精卫则为国民党中央修改对蒋介石“辞呈”的答辞。蒋介石曾考虑以胡汉民去世为契机，于1936年7月“取消中央常会主席制”，但终未采行。汪精卫回到南京后，蒋介石1937年1月25日考虑“党主席之推汪”。全会召开前，蒋介石2月11日思考“中央主席辞职推人问题”，2月14日又思考“辞常会副主席”并“推汪任常会主席”。全会召开期间，蒋介石2月16日思考“内政外交常会主席与外委长、主任各人选”，2月18日“预定提汪精卫为中常会主席”。显然，汪精卫在得不到行政院长职位时企图出任“党主席”，蒋介石也打算推举他担任。但是，汪精卫不可能得到此职。在2月19日的会上，蒋介石“为推汪任常会主席事，甚费周折”，“各常委商酌甚久，均有难色”，居正“且对汪明白表示，谓同人等之所以不赞成汪先生再任常会主席，实因汪先生病体初愈，恐以甫愈之身未能胜任，转致有累”。2月20日，蒋介石“邀居正、张继等商谈推汪为常会主席事，终未能得若辈西山会议派之同意”。他指责“老派自尊不识大体，只有捣乱，可痛也”。
与此同时，蒋介石以西安事变“承受党国付托，谬膺军政重寄，责任所在，无可旁诿”，而向五届三中全会请辞“本兼各职”。冯玉祥感慨，蒋介石“动不动即辞职”，2月20日“又写亲笔信辞职”，但是“愈辞愈不准”。汪精卫为国民党中央修改慰留蒋介石稿子，“改的稿子很好”，“如措国家如磐石之安，登人民于衽席之上”。冯玉祥指出，蒋介石“辞职”之一大原因为“常委主席已知汪先生而不成”。林森指出“我只知道介石非辞职不可，无法使此会平安过去”。即是说，蒋介石不能不以“辞职”为手段，使五届三中全会得以顺利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主席团在全会闭会前夕即2月21日签字退还了蒋介石的辞呈。显然，通过推举汪精卫为中常会主席和以“辞职”为手段，蒋介石达到了目的。他与林森、吴稚晖商议“拟设一国防委员会，推汪为主席，介石为副主席，既可少数人议事，又可维持介石推汪为常会主席事”。这个国防委员会取代了1936年7月设置的国防会议，以中政会主席、副主席分任主席、副主席。它发展成为后来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蒋介石的独裁奠定了基础。
汪精卫得不到“党主席”一职，口中“虽唯唯，而心中未尝不愤愤也”。在1937年3月4日中常会上，汪精卫指责：“常会太无人负责，一人不来，大家都不来，如此下去，不堪闻问”；又称：“三全决议案不可不行，尤其是中常、中政二会中委到会听讲报告的事。”是日，中常会“规定了常委办公时间二、四、六”，汪精卫宣称“决定后之案送去给蒋先生再决一次为好，因他不当主席也”。居正说：“介石是请汪先生作常委主席，因恐有人反对故未成。”冯玉祥评价：“我看汪先生深有以党中之老资格，要夺到办事之权也。”这样，蒋介石6月1日宣布“身体康复，恢复行使职责”。汪精卫则于6月17日因“疲劳过度”而“复突患脉搏中歇症”，6月18日“全身皮肤发炎，恐肝病复发”。
《盛京时报》8月1日宣称：“最近国民政府首脑部间和战两派之对立，具有具体的条件，呈微妙之动向。”蒋汪两人在7月28日平津失陷后的发表的言论，的确体现了两派之对立。7月29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我政府对日之限度，始终一贯，毫不变更，即不能丧失任何领土与主权是也。我国民处此祖国之存亡关头，其必能一致奋斗到底！余已决定对于此事之一切必要措置，惟望全国民众沉着谨慎，各尽其职，共存为国牺牲之决心，则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我也。”汪精卫则演讲宣称：“牺牲两字是严酷的，我们牺牲自己，我们并且要牺牲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号召“全国一致，急起抗战”。汪精卫则宣称：“此次廿九军之失败，可得一证明，证明‘日本只能威懗（吓），而不能真正作战’一语完全谬误，此语实亡国之论也。”针对汪精卫的言论，蒋介石8月1日在中央军校纪念周上强调：“今后我与敌已势不两立，我存则敌亡，敌存则我亡，共存共荣已成为决不可能之事。”他有意地指出：“人人皆易中倭寇之奸谋，惟我决不上当。有我生存一日，倭寇决不能遂宰割我中华民族之愿。”汪精卫则于8月3日演讲声称：“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
到日军侵占上海、进军南京之11月至12月，蒋汪战“和”之争更加明显。11月20日，蒋介石批评“老派与文人，心皆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11月21日，汪精卫公然宣称“两害必取其轻，主和也”。12月中旬，蒋介石批评“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此时如和，无异灭亡”，汪精卫却“甚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以为掩护，此为不可能之事，彼竟作此梦想”。
随着这种战“和”之争，汪精卫企图夺取行政院长职位；这在日伪舆论反映出来。8月1日，《盛京时报》宣称：蒋介石“为全国澎湃之抗日气势所趋，乃声明对日决一死战”。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程潜两人则认为以“现在战备，终难维最后胜利”，因此“须极力避扩大，讲和平手段，最少限度，容忍日本侧之要求”。“一时蒋介石下野，图国力之充实”，成为国民政府的重大问题。这样，日伪鼓吹蒋介石下台，汪精卫上台。8月2日，《盛京时报》声称，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于右任、孙科、陈绍宽、张嘉璈等要人7月31日下午召开国民政府全体会议决议：（1）“对党、政、军三机关，实施全国的战时体制”；（2）“凡关于军事、外交其他一切军机事项，临期应变措施，专委蒋介石处理之”；（3）“汪精卫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担任最高领袖之责”。对比蒋介石“本日会客，对外交战务筹划实施，几无暇晷”“晚傍访汪谈外交”的日记，这几项措施似乎可信，反映蒋介石享有临机处置权。《盛京时报》则称：所谓战时体制，是蒋介石专门负责军务，而“党务以汪精卫为最高责任者”；由于“蒋介石专任军务起见，事实上对汪精卫委任行政院院长职务”，“汪精卫将于日内正式就任行政院院长”。
但是，汪精卫未能在“日内”重任行政院长，日伪舆论几日后又开始蛊惑。8月7日，《盛京时报》宣称：“国民政府部内，现有断行改组行政院、组织举国一致内阁等主张，渐次有力化。据传，其战时内阁行政院院长推汪精卫任之，企图与广西派完全妥协，以期彻底的全国合作之趣旨，其内阁部内，添加共产党或人民战线派代表之方针。”出任华北伪政权财政官员的李景铭在其日记中称：“传中央将联合共产党人民战线派，组织联合一致内阁，彭德怀、张学良均奉命入京，以汪为行政首领。此事或可实现，但于对日开战问题仍无裨益。”日伪一方面非常关注国共两党、以及蒋介石与桂系的联合抗日，一方面宣称汪精卫会出任行政院长。
针对汪精卫的企图，蒋介石考虑改组行政院，权衡新政学系、CC系之关系后决定以孔祥熙接任行政院长；汪精卫闻之“甚忧郁严肃”。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国民政府与五院院长或副院长合并办公”。12月14日，张群召集陈立夫、张厉生、翁文灏等人“商研政府改组办法”，“拟自任行政院秘书长，而不设副秘书长”。12月29日，孔祥熙“征求对于政府改组案之意见”。12月31日，国防最高会议决议孔祥熙为院长、张群为副院长，陈立夫为教育部长，翁文灏为经济部长。汪精卫非常失望。他借对日军相继侵占上海、南京发表评论，以“沉着坚决”的语气声称：“从前城池失守，应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观念；今道德观念不同，故仍愿留此有用之身，为国尽力。”言语之中，汪精卫已透露出了卖国投日的打算。
在以孔祥熙继任院长、改组行政院的过程中，蒋介石还采取两项重大措施。
第一，设置陆海空军大元帅，蒋介石成为实际上的国家元首。
蒋介石曾打算在1937年秋将国民政府主席制改为总统制，但是林森自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以来“极为各方所推重”，蒋介石虽为“极负重任之领袖”，“然以我国之崇尚老成”，不能不慎重考虑。在蒋介石8月5日思考“大本营与大元帅职权”后，中政会于8月11日决定“于战时置大元帅，代表国府主席，行使统帅海陆空军之权”。即是说，“将主席原有大元帅职权，移交蒋先生”。继之，中常会8月12日召开秘密会议，林森出面提议推举蒋介石为海陆空军大元帅；设置大本营，下设六部“分司作战、政略、财政金融、经济、宣传、国民指导等事”。蒋介石随即认为“未经宣战不必另设名目”，“只扩大了军事委员会，来对付抗战的局面”。他9月1日在国防最高会议上说：大本营组织“过重形式，现时仍以在表面上避免战争之名为宜”。因此，“只就军事委员会酌量改组”，将原拟设于大本营下的“各部纳入该会”。
第二，设置国防最高会议，蒋介石剥夺了汪精卫的中政会主席职务。
如前指出，汪精卫“回任”了中政会主席。在“以党治国”体制下，中政会负最高政治指导指责。但是在一系列重大举措上，蒋介石不会让汪精卫插手，汪精卫愤怒地指责蒋介石关于孔祥熙出访欧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秘不得与闻”。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打算在1937年秋召开国民大会时改变中政会性质，考虑“以中央政治会议为上院，国民会议为下院”。这样，中政会无事可“指导”，在日军制造七七事变后更是如此，汪精卫7月14日就指示这日中政会例会停开，因为“本周要案不多”。进而在8月12日，中常会决定中政会暂停，另置国防最高会议“为实际最高军政机关”。它“以中央常委、五院正副院长、行政院各部部长、中央党部各部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暨行政院秘书长，训练总监部总监、军事参议院院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为委员；以军委会委员长为主席，中政会主席为副主席”。可见，国防最高会议成员囊括了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首领，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任主席，以张群兼任秘书长，汪精卫以中政会主席身份任副主席。通过暂停中政会，蒋介石剥夺了汪精卫的中政会主席职务。
即使是这种国防最高会议，其运作时也要视蒋介石的需要而定。为了保密，蒋介石在决策一些重大问题时并不通过国防最高会议，像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订约之前就在国防最高会议上“未曾讨论”。因此，虽然法律上规定它“每星期开会二次”，但实际上它在成立之初“每周集会一次”，至11月“亦已一月有余未尝集会；每周惟举行其常务会议一次或数次”。虽然汪精卫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但是“其决议大部系于事后送蒋先生核行，盖蒋先生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授权，于战时主持一切党政之人也”。汪精卫对此非常恼怒，在12月3日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上宣称“中央常委及国防会议常委应共负责”。
从上可见，汪精卫只能“回任”中政会主席。他还企图出任国民党“党主席”，但是在国民党元老的反对下未能得逞。蒋介石利用推举汪精卫为“党主席”的策略，设置了国防委员会。七七事变发生后，汪精卫竭力主“和”，企图夺取行政院长职务。蒋介石一方面改组行政院，以孔祥熙接任院长。另一方面，他出任海陆空军大元帅，虽然出于对日战略考虑而未宣布，但是已享有国家元首权；设置国防最高会议，暂停中政会。这样一来，汪精卫不仅未能出任“党主席”，还丢掉了中政会主席职务，仅仅担任国防最高会议的副主席。
总之，1935至1937年蒋汪之间的权力斗争是随着对日政策的演变而展开的。在华北危局之下，国民政府尝试最后的对日交涉，即使汪精卫不被刺，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张群出任外长也是必然的。汪精卫出国“疗养”后，竭力寻找回国争权的有利时机，企图在原计划于1936年秋召开的国民大会上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领袖地位。他企图利用两广事件的发生回国，但是蒋介石顺利而很快地解决使其企图落空。汪精卫又企图利用国民大会的召开回国，但是蒋介石宣布不竞选总统，实际上暗示国民大会不会召开，汪精卫的企图又落空。西安事变发生后，汪精卫着急回国争权，但是蒋介石“恢复自由”使其非常尴尬。尽管如此，汪精卫还是企图利用日本对蒋介石的压力重任行政院长，但是在全国一致要求抗日的情况下，其阴谋不能得逞。汪精卫只能“回任”中政会主席。他还不甘心，企图出任国民党的“党主席”，蒋介石则成立了国防委员会。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汪精卫竭力主“和”而企图夺取行政院长职务，全面抗战的爆发使其阴谋不可能得逞。蒋介石改组行政院，担任海陆空军大元帅，将国防委员会发展成为国防最高会议，以此剥夺汪精卫中政会主席之职。至此，蒋介石基本上实现独裁。
之所以说蒋介石基本上实现独裁，是指蒋介石在这些权力斗争结果的基础上，在1938年采取两大措施，进一步实现独裁。
其一，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考虑：“一、在此抗倭军事时期，五院制暂停，而以五院院长为最高国防会议常务委员。二、最高国防会议，得以命令为便宜之处置。三、国民政府有紧急处分之特权。”蒋介石“对此研究颇切，自觉有心得也”。尽管五院制国民政府未取消，但是国防最高会议发展成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凌驾于国民党党政军之上，蒋介石担任委员长，享有便宜处置权。
其二，当选为国民党总裁。于该年3月29日至4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全场一致议决修改党章案”，推选蒋介石为总裁，总裁拥有“否决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有决议的大权”。蒋介石自称：“为确定党国重心，予敌以精神与策略上之一大击，不敢以谦让辞也。”这是强调针对日本的侵略。不过，更主要的将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之间权力斗争画上了句号，国民党人普遍认为“国民党十年来之内部争斗，多由于领袖之未能确立，‘九一八’后党内斗争已较少。再经此次改革，领袖制已由事实之酝酿变而为法律之承认”。由于胡汉民已去世，主要的是针对汪精卫。在酝酿召开大会时，居正提出“主张党代表大会之召集，应以推举蒋先生为国民党总裁，为其主要任务”，汪精卫须“自行谦退”，汪“笑领之”。在大会上，蒋介石“意存谦让，以汪为革命旧人，望其兼负领导革命之责”，汪精卫还是被推选为副总裁。但是，汪精卫“于接受推举之即席演说中，即有不自然之情态见于词色”。接着在4月2日蒋介石、汪精卫分别以总裁、副总裁身份招待与会代表和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宴会上，汪精卫强调实行“民主集权”，由中常会或中政会“行使全权”。陈布雷“等皆觉察之，颇引以为忧”。
作者简介：张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