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谁能代表国民党正统，谁才有可能被视为孙中山的继承人，这对其能否“名正言顺”地拥有最高领袖地位、建立起稳定的统治至为重要。
有论者称：“建党的第一代领袖去世后的权力继替问题”，将“导致党的裂变”。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的这种派系冲突即已显现，只是因为孙中山在党内具有无人挑战的地位，才使这种派系斗争得以缓和。然而孙中山生前并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他一去世，领袖权的继承问题在国民党内马上浮出水面，各派政治势力经过反反复复多次冲突，始终都没有很好地解决。
在国民党内，资格最老、同孙中山关系最深的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三人。特别是胡、汪两人地位相当：胡汉民在孙中山北上时代理大元帅职务；汪精卫随孙中山北上，在孙病逝前曾负责起草“总理遗嘱”。后因汪精卫得到廖仲恺、许崇智等人和苏俄的支持，当选首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取代胡汉民代理的大元帅一职。但这尚未引起党内的分裂。
至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只能说是“后进”。国民党一大时，他连代表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进入党的核心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以后，他从黄埔军校校长起家，透过他掌握的这支“党军”，在东征陈炯明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军的行动中表现突出，逐步引起党内高层的注意。
陈独秀曾有一段名言：“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统一，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加紧了内部的团结，这是一个公例。”对国民党来说，其内部派系矛盾的起伏，几乎都反映了这一“公例”。虽然党内的正式分裂始自孙中山去世，源于继承权之争，但并没有形成流血冲突。而当国民党由“革命策源地”广东一省走向全国，成为国家执政党的同时，它的内部分裂即演变成巨大的武装冲突，特别是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常常是一派以在野的地位，公开领导其他派系反对当权派。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汪精卫、胡汉民在党内地位最高，但后起的蒋介石倚仗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又利用汪、胡二人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强权统治。在此期间，三人的分合关系，经常保持着二对一的局面，二对一者始终取得优势。蒋的地位也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而汪、胡二人则分别以党内元老的地位辅佐蒋氏对抗另一方。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首先因是否坚持“容共”问题，导致高层分裂为两派。以汪精卫、廖仲恺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实行与共产党合作的路线，被视为党内“左派”；而坚决主张反共的国民党元老林森、邹鲁、谢持等人形成党内右派。这一派在党内虽然享有很高地位，但并没有多少实力，不足以同广州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相抗衡。而此时的胡汉民在政治上更接近右派。
汪精卫、胡汉民两人间真正的分裂，则是由廖仲恺被刺案引起的。
1925年8月，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遇刺身亡。当时，廖仲恺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汪、胡，一人身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广东省财政厅厅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因他支持孙中山生前提出的容共政策，被视为国民党左派领袖。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顿使国民党“陷于危疑震撼的境地”。汪精卫更将此比喻成“丧了慈父，又丧了最亲切的兄长”。廖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召开临时会议，决定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廖案及应付时局。
特别委员会经过几天的调查，确信暗杀廖仲恺的主谋是国民党右派团体“文华堂”，其主要成员有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等人，因此人们自然认为胡汉民与廖案难脱关系。尽管汪精卫称“胡先生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付法律上的责任”，但胡汉民从此威望大损，难以安居广州。9月15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请胡同志往外国接洽。以非常重大任务付之胡同志之手……对于胡同志并无任何芥蒂”。就这样，胡汉民被以赴莫斯科考察为名逐出广州。在同一天的会议中，汪精卫还借口声援五卅惨案，以中常会的名义决议派林森、邹鲁率广州国民政府外交代表团北上。汪氏又顺利地将坚决反共的林、邹二氏逐出广州。
在处理廖案过程中，蒋介石同汪精卫始终密切合作，翦除异己。虽然汪、蒋和许崇智三人同为特别委员会成员，但实际上特委会完全被汪、蒋二人所控制。汪氏借此打击胡汉民，蒋氏则将矛头对准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特委会在侦办廖案期间，发现许崇智部下有与廖案主犯通谋及勾结陈炯明，危害广东国民政府之罪嫌。蒋介石以此为借口打击许崇智，逼迫许氏辞职出走，并将许部“全被缴械”，军队部分改编为第一军第三师。
这是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的第一次大分裂。从此形成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控制中央政权；而谢持、邹鲁、许崇智、林森等一批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元老，于同年底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不久又在上海成立同广州相对抗的中央党部。此时，尽管胡汉民和西山会议派同被汪精卫打击，但胡对西山会议派的行为并不认同。胡氏一生坚持国民党的“法统”，有着极强的党性。当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国民党，否认广州中央的合法性时，他毫不犹豫地站在广州中央一边。这也正是他在国民党内始终拥有一定政治号召力的原因所在。
在这次国民党内的分裂中，蒋介石可以说是最大的受益者。他全力支持汪精卫，打击胡汉民，赶走许崇智，从此成为党内真正的军事领袖。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当选为中常委，一跃而为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
国民党的第二次分裂，是1926年3月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逼走汪精卫，并在苏俄的支持下，戴上了北伐军总司令和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的桂冠。同年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到11月9日率部进入南昌，北伐军出师刚好四个月，攻占了两湖和江西三省。
随着北伐军事的突飞猛进，原来隐藏的矛盾也不断暴露出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为了限制蒋的权力，积极展开恢复党权运动。在此期间最活跃的人物“自然以孙哲生和邓择生是两颗亮晶晶的明星”。孙科的政治立场原本倾向西山会议派，邓演达则是著名的左派，同时孙、邓二人又都是广东人，而在反蒋这一点上，两人立场完全一致。
武汉时期的孙科似乎给人一种相当左倾的印象，但其真实心态并非如此。当时，陈公博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分裂，特意从江西到武汉找到孙科，开门见山地说：“局面太坏了，我们应该想出一个办法。我现在急于要知道的，这里局面是不是给共产党操纵？”孙科的回答异常干脆：“哪里干到共产党的事，这是国民党本身的问题。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国民政府必须迁汉，才能表明蒋介石服从中央，才能免去党的分裂。”陈公博又找顾孟馀，“孟馀的议论竟直和孙哲生相同”。孙科的上述言论颇能代表当时国民党内，特别是粤籍党内高层干部对蒋介石不满的普遍心态。一方面是对蒋的专制不满，另一方面是内心的不服。
1927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颁布一系列决议限制蒋的权力，同时还极力鼓吹“迎汪复职”，希望通过汪精卫来抗衡蒋介石。而汪精卫自海外返回上海后，并没有同蒋介石达成一致，于4月5日悄然奔赴支持自己的武汉。4月12日，蒋介石被迫另立门户，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蒋虽然军权在握，但鉴于自己在党内的资望不够，拉出正在上海赋闲的胡汉民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宁汉对立的局面由此形成。
宁汉分裂，最终以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而结束。此时支持南京政权的胡汉民也随同蒋一同下野。不久，汪精卫率武汉政府公开反共，与南京政权合流，并吸收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中央党部，合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行使中央职权。会议还决定，今后所有决议“不采用表决手续，以全体一致为原则，避免多数压制少数之嫌疑”。三方推定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32人为特别委员会委员。
特别委员会的成立，表面上结束了国民党内自孙中山逝世后引发的分裂状态，使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结合成一个新的中央机构，借此消除各方歧见。但党内的矛盾并未真正消除。汪精卫原本希望趁蒋介石下野之机，通过宁汉合流，重掌国民党中央大权。然而，事与愿违，特委会的成立等于宣告他这一企图的失败。胡汉民更因汪精卫的反复无常，拒绝同汪相见。对此结果，汪精卫自然心不甘情不愿。李宗仁曾评论道：
在特委会成立后，西山派声势大张。原来希望在蒋中正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兆铭，在特委会成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今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他原为特委会的发起人之一，到特委会成立以后，汪氏却一变而反对特委会。汪派人士也纷纷离开京、沪。
此时汪精卫依靠的武装力量，主要是驻军武汉的唐生智和张发奎部。汪精卫首先动员唐生智“东征”南京，失败后又鼓动张发奎回师广东，驱逐桂系李济深、黄绍竑，推陈公博为广东省政府主席。恰在此时，共产党利用张发奎率主力离开广州同桂系作战之机，发动广州暴动，公开建立苏维埃政府。尽管张发奎立即率部返回，将共产党暴动镇压下去。但“广州暴动后，全国舆论大哗，粤人身受切肤之痛，群起吁请讨伐。张发奎、黄琪翔固罪不容究，而汪兆铭尤为众矢之的”。这实际上是将汪推上了被告席，汪精卫被迫再次出洋。
1928年1月，国民党为了顺利完成二次北伐，恢复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但蒋此时的地位仍不稳固，虽然中山舰事件后，蒋一度行使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当时的蒋介石相当自负。从国民党粤籍元老程天固的一段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蒋氏的心态：“国民政府出兵北伐初期，蒋氏耀武扬威，大有继承总理之大志。由渠于印发个人革命史之小册子一事可以见之。该册子之字里行间，排挤胡、汪二氏，原欲借此压低彼二人在党之声誉和资格，以为自己争长之武器。册中引用总理平日闲谈，对汪、胡二人之评批，一则曰：‘汪氏做事多拖泥带水，不能彻底，故他只长做和事佬。’二则曰：‘展堂个性倔强固执，故对事多有不够豁达之嫌。’蒋氏引述总理之批评，其作用如何？明眼者自能了解。闻戴季陶见了这册子之立论太过露骨，立劝蒋氏收回，不可发送。我当时收到一份，后来询及同志中，收到者甚少。此当是戴氏劝他之结果，因戴氏与他友善，他每以师长称之。”
蒋介石自第一次下野后，渐渐明白了一点：在“老一辈同志”眼中，“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在国民党内，此时的蒋介石仍无法代替汪、胡的领袖地位，这也是他第一次被逼下野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最有资格同蒋介石谈“党纪”、“党权”，而又敢于同蒋争“党统”的并不是那些地方实力派，而是党内同蒋派平行的胡派、汪派、太子派及西山会议派等政治派系。
1928年8月，蒋介石完成二次北伐，实现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随着北伐的胜利，国民党一跃而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但军事的胜利并没有带来政治的统一。各军事集团间的明争暗斗仍在不断加剧。此时，蒋介石心里十分清楚，只有争到国民党的领导权，才意味着真正取得对全国的统治权。而胡汉民所标榜的“以党治国”，正是他最需要的。为此，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接受了胡自欧洲寄来的《训政大纲》提案。胡汉民也启程回国，于月底抵达香港。当时，广东军政要员陈铭枢、陈济棠等百余人到港迎候，劝胡留驻广东主持广州政治分会，与南京“分治合作”。胡汉民为了实现自己“以党治国”的理想，坚持予以拒绝。他明确表示反对地方分权，力主取消各地政治分会，并公开声明：“余在粤组织政府说，全非事实。政治分会为过渡办法，现已入训政时期，无存留之必要。”这颇像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自海外返国，过香港时不愿在广东主持小局面，径直北上的情景。
胡汉民的政治主张正好符合蒋介石实行中央集权的愿望。羽翼尚未丰满的蒋介石，还需要胡汉民这块“党”的招牌，为他实行武力统一“正名”；胡汉民则希望依靠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完成统一，最终实现自己倡导的“党权”高于一切的政治目的，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他们都主张建立中央集权，消除地方军权，但双方对集权的理解，却存在重大分歧，胡主张集权于党，“以党治国”，蒋则着重于独握军权，指挥一切。
此时，在野的汪精卫则联合各派反蒋势力和地方实力派，以反独裁相号召，同南京政府对抗。虽然自1927年国民党实行“清党”后，党内各派在反共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支持汪精卫的改组派，仍被一些人称为党内“左派”。其实，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完全不同。他们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同时又认为国民党必须通过农、工及其他群众团体加强同民众的关系。他们宣称必须要有这样的群众基础，才能阻止国民革命成为官僚和军阀的牺牲品。以蒋介石、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主导派，则反对社会革命和民众运动。但此后无论党内“左派”还是“右派”，自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因意识形态引起的政治纠纷几乎很少见，各派系之间最大的矛盾是权力分配问题，可以说无所谓“左派”、“右派”之纷争，在形式上主要表现是“反蒋”还是“拥蒋”。汪精卫甚至一度同与自己政见长期对立的西山会议派合作，导演了一出“扩大会议”的闹剧，最终以蒋胡合作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而告结束。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暂时震慑住了一切敢于公然违背南京中央政权的地方军事武装，他自以为羽翼已经丰满，国内已没有敢于公开同他抗衡的力量。因此，他根本不可能将自己掌握的军权，交归胡汉民所代表的党权指挥。蒋、胡矛盾不可避免。1931年2月，因约法之争，蒋介石将胡汉民扣押于南京汤山，终于酿成新的宁粤对峙事件。
当蒋介石先后排斥汪精卫、囚禁胡汉民，以孙中山继承者、国民党正统自居时，几乎所有粤籍党国要员，竟能够暂时放弃一切政治立场主张之争和派系恩怨，团结一致，共同反蒋。他们首先取得广东实力派陈济棠的支持，进而带动各地方实力派的陆续投入。
宁粤对峙的爆发，完全超出蒋介石的预料。蒋介石在南京一次“晚宴党国重心”时曾无奈地向众人表示：“不应以一二人之离异而致消极，为其无粤人汪、胡即不成党之奇言所惑。”没有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国民党“即不成党”，在今天看来的确是“奇言”。但当蒋介石面对“党国重心”道出此言的那一刻，在很多当事人看来这并非“奇言”，而是理所当然的事实。面对来自党内的强大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一改以往对异己势力武力讨伐的做法，主张政治解决。此时留在南京支持蒋的党国元老，主要是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等几个江浙籍要人。当时北方政治势力就有人指出：“此次粤方事变，乃粤、浙两方势力之冲突。”桂系领袖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国民党自有史以来，粤籍要员最具畛域之见，其原因或者是由于方言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平时虽互相猜忌，然一有事变，则又尽释前嫌，作坚固的团结。”
广东正式树起反蒋旗帜后，成立了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设常务委员五人：邓泽如、邹鲁、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秘书长梁寒操。广州国民政府同样设常务委员五人：唐绍仪、古应芬、邹鲁、汪精卫、孙科，秘书长陈融（祖籍江苏，生于广东），国府之下仅设外交、财政两部，分别任命陈友仁、邓召荫为部长，傅秉常、吴尚鹰为次长。他们都是清一色的广东人。甚至在反蒋联盟建立初期，“在一次非常会议开会席上，有人提议要说广东话，不准讲其他方言”。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党内元老对蒋氏自许领袖的不满和不服：国民党是孙中山缔造的，还轮不到蒋介石来继承领袖地位。
就在宁粤对峙期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局势下，国民党各派系之间不得不暂时放弃内争，以蒋介石再度下野为条件，实现宁粤和解。1931年12月，粤方最终在蒋介石下野后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上，成功将孙科推上行政院长的高位，暂时建立起一个以粤人为主的中央政权，一时满足了粤人党内正统地位的愿望。当时党内就有人将这次内阁更迭视为“中国的两个经济势力——江浙帮和广东帮的斗争”。
新选举的内阁14名成员中，粤籍人士占了9人。孙科内阁中唯一一位浙籍成员朱家骅，获任后立即通过宋子文电询蒋介石“可就职否？”蒋复电表示：“对骝先兄就职否，弟无成见。但以后教育，中央如无方针与实力为后援，则徒供牺牲，殊为可惜耳。”朱家骅得到蒋的答复后即向中政会提出辞呈，最终放弃了教育部长之位。时任内政部参事的龚德柏回忆，孙科组织广东人内阁，不只更动部会政务官，连事务官都更动。他认为这简直不是合作，而是广东派征服浙江派，故愤而辞职。
但孙科内阁成立后，并没有形成汪精卫、胡汉民合作的新局面。事情很快就因胡拒绝同蒋、汪合作共同对抗外辱，同时汪、胡历史积怨未泯，而最终形成蒋汪合作的新局面，迫使孙科内阁仅坚持了一个月即垮台。1932年1月28日，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的当天爆发了淞沪事变。为了对抗日本的军事侵略，蒋介石同原本反对他的地方实力派领袖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陈济棠等共同加入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此后，胡汉民虽一度控制两广并不断发表反蒋言论，但他所领导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在名义上仍隶属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孙科也很快返回南京，就任原为胡汉民担任的立法院院长。而长期被排斥于国民党统治核心圈外的西山会议派大都重返中枢。
自1925年孙中山去世到1932年蒋汪合作政权成立的数年间，国民党内围绕继承权之争不断。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民党发迹于广东，也造就了一批粤籍党国领袖。在孙中山所倡导的国民革命的短短数年间，国民党迅速由广东一省统一全国，这也无形中增强了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孙中山革命继承者意识。不过，由于汪精卫和胡汉民二人不能精诚合作，始终有一人支持蒋介石，也使蒋依靠军权逐步获得南京中央政权。但每当党内“新进”蒋介石欲以军权独自代表国民党正统，并企图同时抛弃汪、胡二人时，就会立即引起党内各派势力的大团结，并两次逼蒋下野。不可否认，国民党内广东元老的唯一正统观念，是形成党内派系斗争的重要因素。但随着国家的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中心由珠江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粤方的力量已无法同掌握全国政权多年的蒋介石相抗衡。此后，国民党暂时确立了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