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韩国风”的兴起促生了中国东北朝鲜族大规模的跨国流动。不同于“韩流”对外输出服饰、音乐、影视作品等流行文化，“韩国风”特指中国朝鲜族对前往韩国务工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在韩国，朝鲜族主要从事的是困难、肮脏而危险的3D（difficult， dirty， dangerous）工作。包括在餐馆、工厂、旅店、建筑工地等打工，虽然身处底层，但这仍成为他们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积累财富和实现向上流动的有效策略。2014年，韩国移民局公布了在韩中国人的统计数据，其中中国朝鲜族为590856人。通过在韩国打工积累的存款，他们维持着留守中国农村的朝鲜族社群的日常生活，并维系着跨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由于“韩国风”的影响，留守中国的朝鲜族变得更加城市化，现代的、韩国式的生活方式得到大力推崇，消费主义在当地社会盛行。跨国务工潮也使中国朝鲜族逐渐从土地上得到释放，从原先传统的水稻农业民族变为具有很强流动性的劳动力群体。而原有的土地资源以及水稻种植技术等文化资本，从90年代初开始以土地承包的形式逐渐转交给当地汉族农民。可以说由于跨国务工，目前中国朝鲜族正处在自他们进入中国以来最富裕的时期，过着远比当地汉族优渥的物质生活。
然而与此同时，由于年轻劳动力的大量流失，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成为中国东北朝鲜族社会中最主要的成员。伴随着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以及来自韩国现代社会文化源源不断的输入，东北朝鲜族的社群关系与身份认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半年的田野考察里，笔者见证了吉林省梅河口市朝鲜族乡村的生活情况，在看似平淡的生活里，贯穿着他们模糊的自我认知及无法在地化的文化困境。而自我想象与空间想象，则成为了一种处理身份焦虑以及考量其与中国主流社会关系的手段。
谁是朝鲜族：朝鲜人的少数民族化过程
中国朝鲜族并非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而是在一个世纪前从朝鲜半岛大规模移民进入的外来民族。正因如此，朝鲜族在80年代后期开始向韩国的跨国流动才显示出了它的特殊意义--这是向着“故土”（ethnic homeland）的大规模回归流动（returning migration）；反映了他们在官方层面的“祖国母亲”（中国）与民族血缘层面的“故土”（韩国）之间暧昧的位置，与模糊的自我认知。朝鲜族在中国经历的少数民族化过程体现了国家力量的渗透和民族主义的实践。这一过程与当今他们面临的归属困境与身份焦虑相呼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改革开放后朝鲜族在中韩两国之间的尴尬处境，及其在处理与中国主流社会，和土地关系时的困难。
自朝鲜族来到中国至获得中国公民身份，并成为被官方认定的56个少数民族之一，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从朝鲜半岛向中国的移民发生在1910-1945年间。1910年，随着《日韩合并条约》签订，朝鲜半岛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失去土地的朝鲜农民被迫从朝鲜半岛迁往中国的东北开荒种田。1911-1920年，约有40万朝鲜人向海外移民，其中22万人进入中国东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也沦为日本殖民地。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关东军进一步推动日本人和朝鲜人向中国东北移民，并建立集团部落、开垦水田，为其亚洲战场提供粮食。在这一时期，约153万朝鲜人被迁至中国东北。至1945年二战结束，在中国的朝鲜人超过216万。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登记在册的中国朝鲜族共有1830929人，其中吉林省朝鲜族1040000人，居全国首位。
最早进入吉林梅河口地区的赤贫朝鲜农民，或从汉族地主手中租赁土地成为佃农，或开垦荒地种植水稻。1947年的土地改革使朝鲜农民与当地汉族贫农一样分得斗争果实。在梅河口，110万亩的土地被重新分配，华原镇铁路以北的低洼农田被分给朝鲜族村民以种植水稻，铁路以南的旱田则被分给汉族人种植。土地改革使朝鲜人在异国他乡获得了与汉族人相同的待遇，同时也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朝鲜人中的声望。
如果把土地比作共产党给朝鲜人的礼物，那么积极参加红军则是朝鲜人表达忠诚的方式和获得公民身份的条件。朝鲜人积极支援国共内战，约有65000人加入了红军--当时朝鲜族人口约为110万，也就是说6%的人都加入了前线，而超过10%的人口则在后方提供支援。所有参加国共内战的朝鲜士兵随后也全部参加了朝鲜战争。对朝鲜族进行战争动员既是国家权力渗透的过程，也是将其纳入民族主义范畴的表现。自1921年共产党成立，朝鲜人就始终是其联合的对象。1928年，共产党正式承认了朝鲜人与汉族相等的权利与公民身份，不过在1949年以前，朝鲜人拥有中朝双重国籍。1957年，国家正式取消了他们的双重国籍身份，自此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识别被正式确立。
中国朝鲜族为何能大规模前往韩国务工？
朝鲜族被纳入中国的56个少数民族至今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老一辈尤其是第一代进入中国的朝鲜族移民对朝鲜半岛仍旧保留着深厚的记忆和情感，许多人在韩国仍有在世的亲属。民族历史记忆和血缘纽带成为了80年代后期朝鲜族大规模赴韩务工最重要的文化资本。
弗吉尼亚大学的人类学教授Freeman认为，中国朝鲜族的跨国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中韩政治经济关系重构的产物。中国在后毛泽东时期对全球经济的开放，恰与工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韩国劳动力的缺乏相吻合。改革开放使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得到释放，而对于东北地区来说，作为中国曾经的重工业中心，其地理政治与军事优势在改革开放来临时未能成功转化为经济优势。计划经济下“铁饭碗”的抽离，使一大波国企工人下岗，与脱离土地的农民一样成为剩余劳动力。因而在笔者看来，在国内改革开放的“推力”和韩国经济发展的“拉力”下，改革开放后朝鲜族可能是中国包括汉族在内最具流动性的族群。除了国际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增强与国内经济变革的影响，朝鲜族的跨国流动还牵涉到他们与中国主流社会的关系、对中国土地的归属感，以及朝鲜族的历史记忆。因此朝鲜族的跨国流动是探究在国家权力之下少数民族与地方脉络关系的合适案例。
在改革开放后，梅河口华原镇同样面临着劳动力的大量剩余，人均2亩的土地仅够年吃年用，连送孩子上学都成为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随着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梅河口地区的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积极投入第三产业，朝鲜族也开始利用自身的民族文化资源寻找机遇。最初，他们在全国各地开朝鲜族饭店、卖泡菜。80年代早期，华原镇5800个朝鲜族人中，就有超过1000人外出经营食品生意。这些小生意能为他们带来1000元左右的年利润，这也是朝鲜族最早脱离土地的尝试。
到了80年代后期，一些朝鲜族人通过假结婚的方式前往韩国打工赚钱。71岁的张明华就是当年张家村里第一批去韩国打工的人之一：1985年经同村人在韩的亲戚介绍，她认识了一名愿意与她假结婚的韩国人。在支付3万元费用后，她成功嫁去韩国，并在一周后更改了国籍。之后的十年，她都在韩国的一家化妆品工厂打工，最终赚了钱回来在镇上买了楼房。
1992年中韩建交后，朝鲜族被允许前往韩国探亲。借用探亲的名义，更多的朝鲜族人开始在韩国找工作。两年后，梅河口当地政府与中介开始代办赴韩的劳务和研修生培训。华原镇镇政府还联合吉林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选拔年轻健康、年龄在18？30岁之间的青年劳动力前往韩国打工。到2014年，韩国政策允许凡中国朝鲜族都可以申请五年多次往返签证。至此，在我进行田野考察的吉林省梅河口市华原镇，共有8个朝鲜族村，5130名朝鲜族人，其中超过4000人在外打工，人口流出地主要是韩国。在韩国打工能给他们带来每人每年约十万元人民币的净利润，朝鲜族与韩国之间的血缘纽带及天然的语言优势，是朝鲜族得以实现大规模跨国流动的重要民族文化资本。
然而，对于已经在中国落地生根半世纪之久的朝鲜族来说，跨国流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与许多中国农村留守家庭的情况相似，朝鲜族的大规模流动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结构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引发了诸如代际矛盾、儿童关爱缺失，以及道德和价值观念上的困惑与混乱等问题。而跨国流动给朝鲜族带来的族群变迁相比起来却更加复杂：首先，朝鲜族的跨国流动须在中国被纳入全球资本流动和国际劳动力市场作用的背景下来理解。朝鲜族在中国和韩国之间充当着资本流通的媒介。其次，如前所述它同时反映了中国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即城乡断裂和农村发展困局之中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揭示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第三，朝鲜族的现状，是中国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与当地生活资源，及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映。同时，对于朝鲜族内部来说，还是对其地方社群关系与空间想象的展现。接下来，笔者将尝试从家庭结构、留守老人的生活，和朝鲜族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入手来讨论在跨国流动下的朝鲜族的族群变迁、身份焦虑与文化困境。
跨越国界的家庭
如同汉族的留守家庭，朝鲜族也面临赴韩务工和抚养子女的两难。为了更好地满足经济上的需求，更多的家庭选择夫妻双方共同赴韩务工。然而在增加家庭收入的同时，儿童抚养和老人的赡养问题也显得更加棘手。家中的老人尤其是女性亲属（奶奶或姥姥）成为了替换母亲角色的最佳人选。在笔者的考察中，绝大多数的家庭都选择了这样的模式来进行家庭分工，因为大部分家庭的孩子都在城市里上学，家长也都在学校附近买了楼房，所以看管孩子的老人便跟着孩子从农村迁入了城市。三代人之间的家庭关系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传统朝鲜族家庭中处于家庭结构最上层的老人，由于代替履行自己子女的父母职责，而从最上层转移到了中年人和孩童两代人之间，成为了家庭关系中重要的中间人和代理人，其职责包括抚养孩子和家庭财务管理。在韩打工的夫妻一般会定期给家中老人汇款，以保障老人和孩子的日常生活及其他消费。67岁的崔英爱对在韩子女质疑自己的消费情况表达了担忧：“我给我儿子看他的两个孩子。儿子每月往家里寄3500元作为生活费，但是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太高了，一个月3500块经常是不够用的，我又不好意思老开口多要，子女赚钱也不容易，就会经常跟邻居借，等下个月钱进来了再还回去。儿媳听说了这个情况，就很不明白为什么钱老是不够花，问我钱都用到哪里去了，让我觉得很不自在。”尽管有时候会抱怨自己承受着来自孩子的父母监督的压力，但与在农村留守独居的老人相比，仍旧可以说这些老人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接管抚养孩子的责任和分配财产的权力实现了自身在家庭中的价值。
在笔者看来，跨国家庭在流动中表现出一种“积极分裂” （active disintegration）的状态--即一方面因为空间上的距离，对留守儿童和父母之间造成了情感的疏离。许多多年未见过父亲的孩子不愿意和父亲沟通感情，而一些从小就与父母分离的孩子会认为父母是可有可无的，认为父母只要定期往家里汇钱就可以了。这可以理解为家庭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分裂。另一方面，对家庭关系的衡量并不能简单地以空间距离为标准，尽管亲子关系产生了异化，但父母总是尽其所能地维护着跨国的家庭关系，对他们来说，这种维系的途径主要有三种：通过电话与社交网络进行日常联系，偶尔从韩国回来探视，以及定期的汇款。
定期的汇款是支撑留守老人和儿童现代的生活方式，滋生消费主义和维系家庭关系的重要因素。留守的家庭热衷于使用韩国品牌的产品，并相互攀比。韩国产品覆盖了当地朝鲜族家庭用品的方方面面，从日常生活用品到衣物、保健品和家用电器，家家户户都安装了韩国卫星电视。韩国品牌往往被认为比中国品牌的产品有着更好的质量和更高的价格。因此基于对韩国的民族认同以及对更好的产品质量乃至生活质量的追求，从日常消费到休闲娱乐，使用这些进口产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生活品位上的优越性。例如，从韩国回来探亲的务工者也时常互相展示从韩国购回的奢侈品，以维持自己的“面子”。使用和展示韩国的现代商品，俨然成为朝鲜族区别于其他群体的重要生活方式，甚至不用韩国品牌的人，会被视为异类，无法及时跟进现代文化，融入圈子。相比仍旧从事农耕的汉族农民，追捧韩国文化、使用韩国现代化产品的朝鲜族已经成为了“有钱人”的代名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也使其自身被重新定义，形成了一个可视的族群边界。
老龄化的社会：孤独、疾病与土地的转让
与进城抚养孙辈的老人不同，留守农村的独居老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孙辈或在城里的寄宿学校上学，或在外地求学工作，因此他们既不承担代替母职的责任，同时也失去了掌管家庭财政的权力，在期盼逢年过节子女能回家探望的孤独中，他们更像是在朝鲜族跨国流动和家庭结构变革的过程中被遗留、抛弃了。
农村里的朝鲜族社群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留守老人生活孤独，且必须独自面对身体的病痛折磨乃至死亡的威胁。在笔者考察的张家村，留守的32人大多数年龄超过70岁。他们的子女基本都加入了赴韩务工的大军，其他少部分年轻人也在北京、上海等国内大城市工作，孙辈几乎都在市区上学。由于年轻一辈的缺席，家庭难以给老年人提供生活趣味，严重老龄化的社群为了满足娱乐需求和在突发状况发生时拥有保障，几乎在每个村都成立了“老年协会”，这也是东北农村朝鲜族最重要的社会组织之一。协会成员时常一同打门球、唱民族歌曲、跳民族舞和郊游。除了组织娱乐、社交活动和健身项目，梅河口市的老年协会甚至还为会员提供免费的丧葬服务。因为大多数朝鲜族老年人很少与当地其他族群（如汉族）有密切往来，所以老年协会几乎成为朝鲜族社区维系族群关系和文化归属的唯一纽带。
在老年协会无法组织活动的严冬，老年人只得自行排解寂寞。男性聚会吃饭喝酒，女性则做家务、看韩剧、打麻将。相比起来，当地汉族的老年协会只是一个“空壳子”。由于大多数朝鲜族老人可以依靠子女从韩国的汇款生活，他们几乎都不再从事经济效益相对低下的农业生产，在移民中国初期和建国后分得的土地也基本都转让给当地汉族农民进行耕种，对韩国现代文化的追附及更加城市化的身份认同日益替代掌握精湛水稻种植技术的农民身份，成为留守老人的文化资本。而与此同时，从承接土地到掌握原先朝鲜族的种植技术，留守当地的汉族老年人却更多地投入农事劳动，忙于生计，无暇组织娱乐活动。在朝鲜族老年协会娱乐活动更加丰富和物质生活日益优渥的表象之下，反而更体现了朝鲜族留守老人的寂寞、无助与矛盾。在对追认民族身份的希冀，对现代化生活的追求，和留守落后闭塞的中国东北农村的现实矛盾的漩涡中，朝鲜族老人的生活显得尤为空洞。当这种孤独与病痛纠缠在一起，东北农村漫长的冬天显得更加萧瑟。
在访谈中，笔者无数次听到朝鲜族老人表达对肢体病痛的恐惧及内心的无助感，心脏病、关节炎、风湿、中风等常见的老年人疾病在这里的发病率非常高。有助于朝鲜族进行跨国流动的语言优势，在留守老人这里却成为导致无法及时就医的语言障碍--除了地方领导或精英能熟练掌握汉语并流利沟通外，大部分人只能听懂一部分汉语。即便在韩国的子女会时常从韩国给他们邮寄各种保健品、药品，但这种跨国流动带来的些许支持在留守老人的实际生活中，帮助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大多数人只得默默承受家庭缺失和疾病带来的痛苦。
由于缺少子女的陪伴，老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更加被放大--受访的所有老人都觉得自己将无可避免孤独地死去，他们远在韩国的子女是无法依赖的。尽管“孝”在朝鲜族的传统文化与家庭关系中是一个核心准则，然而在这种大规模流动对传统家庭结构带来的冲击之下，处于边缘地区的朝鲜族家庭面临着比汉族更加严重的传统解构的局面。脆弱的留守老人只得彼此团结、依赖，他们是彼此的唯一保障。
除了无法从亲人身上得到慰藉之外，如前所述，这些老人传统上与土地的紧密联系也被解构了，他们并未能在中国东北农村的土地上寻得安慰和归属感，已经脱离土地的他们，成为了一群游离在土地之外的农村人口。他们放弃了水稻的耕种并将土地承包给当地汉族农民。而自朝鲜人进入中国以来，种植水稻一直是他们最主要的生存、生产方式，东北近代水田的开发也得益于朝鲜人在水稻技术和农田拓展上的贡献。而由于朝鲜族农村劳动力的极度流失，至今在笔者调查的华原镇，上万亩朝鲜族的水田已经全部转让，换来朝鲜族老人每亩每年600元的收入。
虽然如今朝鲜族与汉族承包户之间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他们选择将土地以村为单位承包给知根知底、信誉良好的汉族邻居），但由于土地转交后得以较为集中地管理耕种，机械化耕作也逐渐代替原先的手工劳作，人工成本减少，产量也得到提高。因而“东北大米”这个曾经由朝鲜族打造出口碑的文化资本和农业知识技术资源，现在也被完全转交给了曾种植旱田作物的汉族农民。种植水稻的杰出农耕技术不再是划分朝汉边界的标识，而完全被汉族重新吸纳。水田的转让也正是朝鲜族半世纪以来在中国东北无法在地化的困境缩影，是其对自己的民族身份，以及对中国土地的归属感进行重新认知的一种举措。
死亡仪式、自我认知与身份的撕裂
朝鲜族跨国流动带来的影响还表现在人们对死亡的观念上，死亡仪式的巨大转变揭露了他们与中国土地的关系和基于土地关系的空间想象--即在两个民族国家之间基于历史记忆的自我定位。
在一次关于死亡仪式的谈话中，65岁的郑成焕告诉了笔者他家里的故事：“当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弟弟坚持要把他土葬，好给后人祭拜。但是我阿姨说如今孩子们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工作、生活，他们不可能每年都为了清明节大老远回来一次。如果建了墓，那就会变成没人认领的墓地？？所以最终我们还是把他的骨灰撒到了江里。我听到老人们的说法，如果骨灰撒到河里了，就可以顺着河流进入大海，最终回到我们在朝鲜的老家。然后现在就这样形成了一个传统。”
像郑成焕的家庭这样在死后抛撒骨灰的做法在现在的朝鲜族社会中是十分常见的。从土葬向火葬并撒骨灰的转变始于中国的殡葬改革。1969年，梅河口推广火化取代土葬，但这一年朝鲜族只有10人接受了死后火化。到1984年，梅河口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行殡葬改革的若干规定》，规定要求殡葬必须执行火化，少数民族也不例外。在这一过程中，朝鲜族的殡葬改革贯彻得更加彻底--不像汉族人悄悄地在山上或是自己的田间进行土葬（埋葬尸体或是骨灰）并立碑供子孙后人祭拜，几乎所有的朝鲜族人都选择在山上或是流动的河流中抛撒先人的骨灰，此后每年的祭日和清明节，也没有了必须扫墓祭祀的习俗。不难发现，丧葬仪式的改变与朝鲜族大规模跨国流动的过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频繁的流动是造成朝鲜族积极由土葬转变为火葬并抛撒骨灰最直接的原因。由于频繁的，遍及全族的跨国流动，定期祭拜祖先墓地几乎成为一种奢望，所以必须建构一套新的文化传统来处理死亡和人与土地的关系。
在笔者看来，“撒骨灰”这一新丧葬仪式的形成至少传递着三层文化意涵。第一，它是在当地社会脉络中划分族群边界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自我分离是为了强调与当地汉族的区别，表现自己的独特性。第二，对于老一辈人，撒骨灰是从物质层面与子孙后代切断联系的形式。这解释了他们在面对死亡时遇到的处理社会关系的困难，也可以理解为在巨大的流动性之下，老人不愿自己的死亡成为年轻人的负担。第三，这也是朝鲜族与中国东北的土地切断联系的象征性手段--老人们想象在自己死后能通过时间和空间的穿梭，回到朝鲜半岛的“老家”，那个他们在一个世纪前出来的地方。换句话说，在成为少数民族的这半个世纪当中，他们未能够成功地与当地社会和中国土地建立成熟紧密的归属联系，当他们受到自身家庭频繁流动的、复杂的身份认同挑战时，他们无法不在跨国移民的背景下艰难挣扎，而丧葬仪式的改变，也只是在形式上和想象中弥合这种跨越时空的身份割裂。
那么跨境流动的朝鲜族群体究竟能否真正实现向想象中的韩国故土的“回归”？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博士李楠在她的研究中作出了质疑，在韩国务工的朝鲜族回到“故土”（ethnic homeland）之后并未受到韩国政府和社会的公正待遇--他们对人群的划分不是基于民族或血缘，而是社会阶层和技能。在韩国人眼中的“我们”并未包括从中国来的“朝鲜族”。因此在韩国的主流社会中，朝鲜族无法避免地遭受歧视、等级差异与边界的划分。因此在韩的朝鲜族同样被边缘化，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于是倾向于淡化民族认同，转而强化国家认同，称自己为在韩国的“中国人”：50岁的郑先生向笔者抱怨在韩国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他在饭店打工时老板态度苛刻，工作压力使他在一年内瘦了30斤。这使他认识到从事3D工作的中国人在韩国是不可能被认可的。
在政治和民族的双重身份（Chinese citizen and Korean nation）之下，朝鲜族似乎成为了在两个国家之间游离的、无处安放自己的群体，他们既无法融入现代韩国社会，也并未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很好地整合入中国的主流社会，在东北的朝鲜族热烈地追捧“韩国风”，而在韩国的中国朝鲜族却认识到无法融入的残酷现实，于是夹在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朝鲜族处境十分尴尬，在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中经历着无尽的矛盾与撕裂。
结语：何去何从？
自1980年代起，“韩国风”不仅造成了劳动力和资金在中国东北与韩国之间的频繁流动，更导致了朝鲜族在两片“土地”之间的彷徨与挣扎。他们最先以佃农的身份来到中国，后来获得土地，以农业生产在中国立足。然而近几十年来国际市场和国家发展带来的流动使他们可以不再依赖土地进行农业生产，在脱离土地、通过跨国务工快速向现代化生活靠拢的同时，也丧失了土地作为一种资本来源和身份归属的基础。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转变，虽然使他们完成了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现代化，却也使他们重新面临身份认同的困惑。不论是对于不能亲身回到“故土”的老人，还是通过跨国务工来到韩国的年轻一辈，虽然韩国代表了文化故乡的想象和美好生活的希望，但他们始终不能脱离中国人的身份，成为一个“真正的”韩国人。他们只能透过死亡仪式和其中蕴含的空间想象回到他们虚幻的精神家园。在这个挣扎、超离和回归的过程中，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的“家乡”，而必须实际面对夹在中韩两种文化、两个国家之中的身份和归属两难，既不能很深地融入中国主流社会，扎根于中国土地，也被韩国主流社会所排挤。这种空间想象意义中的流动，真正定义了中国朝鲜族这个矛盾的、有歧义的身份，和跨边界族群的本质。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16年6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