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朋友的提示，拜读了路新生先生的《台湾访学杂记》(《文汇报》2013年8月25日)。文中提到一位以“经典的消失”为题在中研院第四届汉学大会发言的教授，那就是我。不过我的论文题目是“经典的消逝：近代中国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略不同。因为是差不多一年前的事，时过境迁，路先生记忆有误，可以理解。不过他文中还讲了一些故事，大致也有些记错的地方。而记错的部分不仅涉及我，也牵涉到他尊敬的林庆彰先生，或需作简单的说明。
路先生的感觉，在台湾的学术会议上，批评和交锋似比我们的学术会议更直接尖锐。对此我也有同感。他说林先生对拙文的评论一点没说“颂扬的客套话”，而是单刀直入，给了“严厉而真切的批评”。那是他的印象。我的记忆略不同。我记得林先生开始也说了几句让人温暖的客气话，整个评论，出语相当温和。当然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或许“严厉而真切的批评”也可以是温和的。
不过路先生涉及评论中的具体问题，却不免有误。拙文确实引用了孙诒让的两封信，也说了“孙氏虽半存信心，以为‘蜡车复瓿，亦任之而已’，实亦无可如何”(路先生说“覆瓿”不当简化为“复瓿”，我也赞同。惟对史料原文，我向不代改。因不能肯定究竟是简化错了还是昔人真用了“复”字)。但拙文并未说孙诒让“作‘群经新疏’”，说的是当时有人拟汇刊“群经新疏”，向孙约稿，孙才说出那一番话。
这个小误关系不大，一般读书人都知道孙诒让并未作“群经新疏”，不易误会。但路先生说“林先生特别指出……孙的注疏经典，态度是积极而不是消极，是希望‘发展’经典而非‘破坏’、‘取消’或主观上希望让经典‘消失’”，这个记忆误差就稍大了些。因为拙文并未说孙诒让“‘破坏’、‘取消’或主观上希望让经典‘消失’”，如果林先生如此立论，岂不是信口开河，无的放矢？只能说是“严厉”有余而“真切”不足，恐怕有损林先生的形象。
实际是林先生确实不同意拙文对孙诒让书信的解读，认为这两封信具体有所针对，不是谈对经典的态度。我表示同意这两封信另有所指，但指出这仍可表述他对经典的态度。至于改编经典，我说明尽管早就存在，且有大儒为之，但历代仍有很多儒生认为经典一字不能易，至少不能割裂。而近代的处理者则分享着一个共识，即为了适应新的时代，经典必须改编。这是一个与前大不同的根本转变(若张之洞提出的缩略版“中学”，阅读内容更已无经书)。
对于经学著述的数字，林先生是先指出了《民国总书目》里经学书缺失很多，然后才说他搜罗到数目要多出不少。我对前一说表示承教，并未就书的数目作答(真要说数字，同期史学或“国学”的论著数字都更多，人尽皆知)。不过我指出：经典过去是“道”的载体，全面指导着国家、社会和人的日常生活。若仅作为研究性的对象，则与其他研究对象大致平等，实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我所谓淡出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意即指此。
这些看法，我现在仍坚持，并未改变。一般情形下，我对会议上的批评都直言作答，此次亦然。但我向不认为回应就要剑拔弩张、咄咄逼人，才算是有道理。尤其林先生比我年长，我更应表现出足够的尊敬。其实，真做学问的人，点到即明，本无须多说。或许这就使路先生产生了“虚晃一枪了事，并未就林先生的批评作正面回应”的印象。不过那时会场有好几十人，记忆的对错，当能求证。
那次会上，批评拙文的远超过赞同的。近史所一位老熟人，甚至用了“不通”或类似的评语。大体上，台湾学界的人对经典的感情超过大陆学人。尽管拙文只是描述历史现象，而不是表明对经典的态度，但不少人大概是从后一视角来解读的——“经典的消逝”这个题目，已让很多人不愉快。一位外国朋友对会场的反应表示有些不解，觉得拙文很能表现李文森所说的“历史”与“价值”的紧张，尽管那并非拙文的主旨。
的确，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价值。要说我自己对经典现状和未来的看法，我想，这或是一个求仁得仁的问题。经典的物质形态(即经书)是否存在及是否有人读，当然也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经书当作什么来读——有一般的阅读，有作为研究对象的阅读，也有想要“闻道”的阅读。如果我们及今后的人视其为“道”的载体，想要从中寻求全面的指导，经典就能回归；若反之，则“经典的消逝”就是一个既存的现实，且可能延续，不论我们是否喜欢。
不过，我在正式的学术论文中，总想要“述史如史”，尽可能不涉及“价值”层面的见解。同时，与会的拙文不足二万字，尚未完成，是标明“概略”提交的。其中不少内容仅点到为止，未及展开，或也可能因此产生一些误解。会后主办者拟将拙文收入会议的论文集，但我那时已陷入辛亥革命的研究，没有时间将其完成，故只能婉谢这一荣誉(汉学会议十年一次，能收入文集，的确是个面子)。现在看来，还是应尽快将其写完刊发。
我过去不认识路先生，当时讲完后，他特别过来致意，说了些“颂扬的客套话”。后来在酒会上，近史所一位朋友把路先生介绍给我，他又说了些类似的话。我知道在这种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算数的，现在了解到路先生对拙文的真实印象，就更佩服他当时的温婉周到了。今路先生又借林先生之口匡我不逮，更显厚意。感佩之余，借此略作说明，以表敬意。
附：台湾访学杂记
路新生
应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寿安先生的邀请，我于去年6月1日至7月31日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访学，同时出席“第四届国际汉学大会”。来自世界各地学者近三百人参加了大会，三天中每一天议程都安排得紧张而有序。首先是会后一律便当招待，只是会议结束的当晚有一场自助餐式的宴请酒会。因用餐“便当”且“自助”，行动自由，方便了学者间的互识与学术讨论，不比划定的圆桌，交流的范围只限于桌内。这样，省出的时间就可以用在学术交流上。批评，争论，思想交锋，都在坦荡、真诚中进行，绝无虚与委蛇的做派，这是这次学术会议给我留下的强烈感受。
大会开幕当天，大陆某名校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作题为“经典的消失”的“主题发言”，略谓中国近代传统经典已经淡出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从清季开始已有经典“去神圣化”的趋势。他举张之洞《劝学篇》为例，认为张对经典“损之又损”，将经书“大幅度缩编而后读之”；又举孙诒让1896、1900年的两封信中提到他作“群经新疏”是“蜡车复瓿，亦任之而已”（按，此“复”字似仍以用“覆”为妥，不当简化。“覆瓿”喻所著无价值，只能用来盖盛酱的瓦罐；“蜡车”亦义近），认为孙“半存信心，实亦无可如何”。因这位名教授谈的是与“经学”相关的问题，大会组织者便特意安排台湾经学和经学史研究的名家林庆彰先生作评论人。林先生对该教授一点都没有说什么颂扬的客套话，而是单刀直入，给了那位名教授严厉而真切的批评，指出：仅1900至1949年的经学相关著述他就搜罗到一千三百多种，更遑论“近代”？足以证明中国近代传统的经典并没有从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中淡出。林先生认为，“缩编经典”的作法也非始自近代，至少早在南宋时朱熹就如此做过，论文中缺少相关的学术史回顾欠妥；林先生特别指出那位名教授将孙诒让的两封信读“错”读“拧”了。孙的注疏经典，态度是积极而不是消极，是希望“发展”经典而非“破坏”、“取消”或主观上希望让经典“消失”。被评论者照例要作应答，但因似有“硬伤”，于是便只能以“听说（本论文）是由林先生作评论人，心中便刮起了12级台风”云云，虚晃一枪了事，并未就林先生的批评作正面回应。类似林先生那种批评时的直言不讳，大陆学界已长久不见，在台湾学界却似成为一种“风气”，在我参加过的几场学术研讨会中几乎每一场都是如此。
7月5日，承林先生青眼，让我在文哲所作一场学术演讲报告，题目是《“道问学”世风激荡下的戴学与凌廷堪》。其中我谈到“晚明东林士子首先在阳明学内部举起批判大旗，主张‘弃虚蹈实’的治学路径”云云。文哲所所长钟彩钧教授评论即一点都“不客气”，他不同意此说，认为将东林士子对阳明学的批判归为“阳明学内部”，此论欠妥，应视东林士子为朱熹一派才妥帖。这意见我虽有自己的理据不能接受，但批评的开诚布公与直白却带有鲜明的“台湾风格”。
某天会议结束后林先生请我吃饭，见到了他指导的四位博士研究生，其中有台大的两位女生。问她们的研究方向，则一位做“唐代三礼学研究”，另一位做的是“宋代的《春秋》学研究”。我知道台湾学生的就业情况并不景气，此类题目艰深冷僻，尤其于“就业”所补无多，两位女孩儿却乐此不疲，言及的论文内涵皆深刻而丰富，慢声细语津津乐道中姿态淡定而从容，看得出她们是真喜欢，这也就见出她们的所好属于“为己之学”而非“为人之学”。四位博士生举止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大方。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经典读多了学养自然增进提高，举止谈吐也就得体，这才是“由内而外”的真“美”！
当时适逢“中研院”选举“院士”，“中研院”的“现任院士”全体到席。我亲见他们主动向扫地的清洁工、看门的职员“请安”问好，丝毫没有大学者的架子。最堪寻味的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餐厅服务员竟然会很自然地向那些处于“社会顶层”的院士们问好，见不出一丁点自惭形秽的模样。这是一种人不分贵贱皆有尊严的自尊与自信。有了这份自尊与自信，也才有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可言。
在台湾访学两月，亲历的这些事情让我深切感觉到了台湾民情民风的淳朴，民众的热情、善良与人文素养之高。这一切，构成了“人”——“生”的“软环境”，这要比堆钱造桥铺路等重要得多，也“硬”得多，更难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