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财新周刊》2016年第48期

共享经济，并非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所独有的现象。在自给自足的乡村，邻里间轮流放养一头耕牛、各自使用它去犁地，就是一种资源共享的生产模式。从目前商界和学界的主要观点看，共享经济呈现为一种超越亲情和友情，在市场中协同消费或使用“共享物”，以共赢为目标的商业模式。它实质上体现了“分摊”经济的特征。例如，打的拼车、房屋合租，大多是出于共享者们可把各自独享所需承担的较高成本分摊掉。但共享结构形成的条件是什么呢？

而笔者认为，从分工结构与经济组织的视角看，共享无处不在。这是因为，伴随生产和交易的专业化提升，各类产品或服务的生产者-消费者，高度依存于分工网络。例如，人们在消费粮食的同时，实质上也在共享粮食生产者的专业知识；而粮食生产者本身，又在共享拖拉机生产者的专业知识；同理，拖拉机生产者在消费粮食时，也在共享粮食生产者的专业知识。显然，如果人们造拖拉机的同时，也自产粮食，即专业化水平较低、分工不完全，那么共享经济的程度就很低，甚至谈不上共享。概而言之，共享经济依附于分工网络。可是，什么因素决定分工网络的共享经济程度？为什么共享经济现象通常在信息通畅、分工细密、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涌现，并且在这些市场中，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产品（或服务）会卷入共享结构中进行交易？

与共享概念相关的早期思想，源于美国两位社会学家菲尔森和斯佩思（M.Felson&J.L.Spaeth，1978）对协同消费的分析。而相关的经济学文献，主要基于新古典框架，但数量不多。例如，麦奎尔（M.McGuire，1991）的论文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分别分析协同消费和联合生产决策的基础上，探讨了二者的均衡互动。然而，笔者认为，由于在共享结构中，消费者（或生产者）也可变为共享物的提供者（或需求者），因此这个重要的、有待探索的拓扑性质，就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力，构成了严峻挑战。这是因为，在新古典框架中，纯生产者和纯消费者的决策分析，割裂了供求的内在逻辑，进而削弱了均衡分析的内在一致性，导致其无力解释诸如共享这样的经济组织形式的拓扑性质。

近年来，涉及共享的国外研究，大多出现在生态学、心理学、法学、消费行为、管理学、信息管理等学科或领域的期刊中。然而，扫视这类文献看出，一些管理学文献为经济分析提供了有益的案例，但研究大多还处于对现象的描述和归纳层次，深入的演绎分析相当缺乏。此外，虽然搜寻匹配、多边市场、机制设计、合同与激励等理论文献丰富，可用于揭示共享现象的某些侧面，但与本文的问题没有多大的关联。简言之，现有文献几乎没有为本文问题提供解答的线索。

但笔者意识到，“共享”或“不共享”的选择，从分工网络的视角看，如同“连”或“不连”的跳跃式选择。换言之，共享现象涉及非连续性的经济拓扑变量，因此超边际方法适合作为它的研究工具。笔者在杨小凯教授（2001）的一个基于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冲突的超边际模型基础上，引入了包括交易密度在内的几个因素和变量，建构了一个新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分工网络演进的动因，尤其分析了影响共享经济程度的因素，得到了如下结论。

第一，交易效率的充分改进，将促进生产的专业化、推动经济从自给自足或低度分工向高度分工的结构演进；伴随分工演进，生产效率提升、人均真实收入增加、产品总的种类数和卷入交易的种类数增加、交易规模扩大；随着交易效率不断提高，当卷入交易的产品种类数比产品总的种类数，增长更快时，交易规模将“超比例”扩大，从而带来更高程度的经济共享。由此看出，共享程度，与分工水平及其网络规模呈正相关，分工网络规模又取决于卷入交易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规模；而这种正向机制，源于交易效率的改进。这就解释了在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共享经济更加活跃的原因。

第二，除交易效率这一关键因素，其它因素也会影响共享经济程度。产品的消费或使用代价越低，共享程度就越高；产品研发的投入越大，要求更高程度的共享来分摊和降低成本的负效应；产品的异质性越大，共享程度就越高，从而有利于从交易的分享中获得多样化消费的好处；人口规模越大，共享经济就有发生的基础；人均资源越少，将逼迫更高程度的共享，从而有利于收获多样化经济的利益，以抵消资源枯竭所造成的损失；交易密度越大，共享程度就越高、市场越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