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财新周刊》2016年第42期

笔者在一个超边际均衡模型中，引入最终品生产所需的研发服务和中间产品，基于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冲突，解答了外包结构取代一体化生产、在市场中实现“产品内分工”的动因，揭示了在市场制度优良的条件下，外包将呈现分工网络的正向反馈机制。这个模型也为理解生产者服务(producerservices)、产业链升级、商业模式变迁的经济性质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分析视角。如果拓展这个模型的分析，那么可深入探索外包活动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

第一，从模型的分析结果发现：有三种途径可改进市场的综合交易效率，从而推动研发市场出现在外包结构：一是研发和最终品的交易效率都较高；二是最终品的交易效率较低，但研发的交易效率足够高；三是研发的交易效率较低，但最终品的交易效率足够高。

这三点显示，研发市场的出现不一定意味着研发活动本身的交易效率较高，更不意味着研发和最终品的交易效率都较高。这是因为，在第三种途径，即便研发的交易效率较低，但只要最终品的交易效率足够高，仍可产生较高的综合交易效率，从而推动研发市场出现在外包结构。这些结论尤其表明，不同产品市场之间的关联度，可通过交易效率的互补性来体现和测度。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公司之间，即使在制度环境相异、交易效率水平“非对称”的情形下，也可通过外包结构来发挥相对比较优势、实现分工合作的双赢局面。

第二，从模型的分析结果也发现，交易效率的改进在推动一体化向外包转变的同时，也提高了研发从业者与产品生产者的相对数量；而随着外包结构的出现，当交易效率进一步提升，研发从业者的绝对数量将提高、产品生产者的绝对数量将下降。这个结论得到了真实世界的印证：发包方依托优良的制度环境，专业化于研发创新活动，并与外部的生产承接方构成分工，而发包方所在的国家或地区，则成为了人才不断汇集的基地。例如，高技术企业云集的硅谷就是绝佳的实例。

第三，为什么苹果公司把iPhone的组装任务外包给富士康等代工者，而不把研发设计签约给市场中的外部承接商？类似的，为什么Nike把运动鞋的生产任务外包出去，而不把产品设计、市场营销和品牌维护交给承包商去完成？换言之，为什么“反向分工”没有发生在外包结构中？

这类问题，可在笔者模型的分析结果中找到解答。笔者发现，如果最终品在一体化结构的产出对研发活动的相对弹性越大，那么这个结构向外包结构的转变，需超越的综合交易效率的临界值就会越高，从而导致公司更倾向于把研发活动内部化为“核心业务”，不让其卷入市场交易。进而言之，如果使把一体化结构的最终品产出对研发的相对弹性，用于反映研发服务在最终品生产中的贡献程度，那么这个贡献度越高，则公司越不可能将研发活动发包给外部承接者去实施。

以上分析揭示了外包的本质——“做自己的核心业务，把其余外包”。例如，高技术或品牌公司，如波音、微软、耐克和Benetton等，通常保留核心研发能力于组织内部，而把其它经济活动和业务环节发包出去。因此看出，对于发包方而言，寻找和确定自己的核心业务，将是与接包方构建市场“正向分工”、发挥相对“比较优势”的关键所在；否则，与“比较劣势”相伴而行的“反向分工”，将导致市场各方得不偿失。

笔者认为，亚当·斯密在其巨著《国富论》中有关生产模式选择的思想——“若购买一件物品的代价低于在家里制造所需的成本，就不要在家里生产”，实质上是在市场分工与自给自足之间的利益-成本做比较。这个洞见，尽管触及了外包的分工性质，但还不能为真实世界里的公司在种类繁多的经济活动中提供最佳抉择。这是因为，在价值链或价值网上，除生产活动，还存在许多的业务环节和经济活动，如研发、采购、制造、组装、营销、物流和售后等。对于不同行业的公司而言，应该外包哪些环节和流程、保留哪些活动作为核心业务，将决定公司的成败。在探索外包决策时，需要把最终品对中间产品的产出弹性与研发和生产的学习成本、中间产品和最终品生产的制度环境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行均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