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2016年《财新周刊》第40期

外包，就是把先前自己承担的业务，交由外部承接者去完成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著名经济学家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Helpman，2002；2005）指出，外包涉及到研发、采购、制造、组装、营销、物流和售后等各个环节和流程的活动，它盛行于诸多行业。但外包并非当今独有的现象。诺奖得主诺斯所提到的中世纪欧洲的包工制（putting-outsystem），就是工场主向不同家庭分派加工任务的一种外包结构。美国建国初期的帆船制造商，把帆的生产发包到苏格兰，而帆生产所用的材料则来自印度。

外包也并不只是涉及生产活动。18世纪末英国政府把运送“犯人”到澳大利亚的事务外包给船队。如今，作为苹果的接包商，和硕和富士康代工iPhone组装；云南一些花卉研发公司把种植业务外包给花农，实现分工双赢；利丰集团承接美国零售商的服装订单，而它作为次级发包商，再从全球数千家制衣厂商中，挑选接包代工者。

笔者认为，发包方把原为内部一体化的某些业务或环节分离出来，交给市场中的接包商去完成，从而可聚焦核心业务、提升专业化水平；而这种“分离”活动的市场化则意味着，发包方与接包方形成一种分工结构。可是，一体化生产转变为外包分工生产的原因是什么？伴随外包结构的出现，资源配置、生产效率、市场容量和人均真实收入将有何变化？这些内生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交易费用和学习成本将怎样决定和影响这些关系？

一些相关文献启发了笔者的研究思路。言培文及其合作者（Jensteretal，2005）将“做”与“买”的专业化选择关联于外包的含义。杜姆伯格（Domberger，1998）强调，外包的起因主要是业务职能的专业化。笔者认为，生产者在决定产品或服务是自己生产或提供，还是从市场上购买时，就决定了自己的专业化水平；而外包中的交易各方的充分专业化则意味着他们在市场的分工，因此从一体化向外包结构的转变，反映了经济组织的变迁。杜姆伯格还说明，企业外包生产业务意味着其业务范围的缩小。笔者认为，这种决策就是经济活动种类的聚焦。它正是杨小凯（Yang，1988；2001）强调的专业化经济的本质。

但在什么条件下产生专业化经济、形成发包方与接包方之间的分工？笔者的研究思路将围绕这个焦点展开。杜姆伯格在文中也隐含表明，发包方与接包方在专业化水平上有交互作用。笔者认为，这种交互作用必定需要从均衡视角去探索外包的性质。杜姆伯格的观点也包含市场容量这一需要内生处理的变量。笔者强调，需要将专业化和市场容量同时纳入到一个均衡模型中进行分析，才可厘清这些内生变量间的网状关系。重要的是，这个模型还需要引入交易费用和学习成本，因为它们将决定和影响专业化水平和分工的结构型态。简言之，超边际方法适合作为研究工具。

尽管交易费用与企业理论可揭示外包特征的某些侧面，但由于缺少专业化内生变量，因此不能探索外包的分工性质。而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Helpman，2002）的新古典均衡模型，聚焦于专业中间产品的管理与搜寻成本之间的冲突，对比分析了一体化和外包。但因其所使用的边际分析方法，需要回避非连续性的专业化变量，由此导致无法揭示一体化向外包转变的经济拓扑性质，进而无法分析专业化所带来的发包方和承接方的生产效率提升、中间产品与最终品的市场容量增加，无法分析这些内生变量间的网络正反馈，更无法分析外包对经济演进的含义。此外，现有的超边际模型尚未探讨与外包相关的劳动力转移和宏观含义。

笔者发展了一个简洁的超边际均衡模型，填补相关理论的欠缺。这个模型把专业化水平处理为内生变量，引入迂回生产最终品所需要的研发服务和中间产品，基于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权衡冲突，以一体化结构作为参照系，探究了外包结构发生的分工机理。

笔者模型显示，研发和最终品的综合交易效率的充分改进，将同时提升研发和生产的专业化水平，推动最终品生产的市场分工，从而促进一体化向外包转变；而伴随这个结构变迁，研发和生产效率提高，研发、生产和交易的关系链延伸，产品和研发的市场化程度提高，交易规模扩大，人均真实收入增加。模型也揭示，若生产和研发在一体化结构的成本过高，则惟有外包取代一体化，方可使分工所产生的回报，在扣除过高的成本所导致的损失后，仍可获得净收益。模型还发现，研发和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生产效率和市场容量，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将在分工网络的正向反馈机制中，彼此促进、共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