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财新周刊》2016年第46期

与独享相反的共享（或分享）模式，是当今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出现于各类行业，如租车拼车、商旅住宿、饮食配销、仓储物流、礼物饰品、教育培训、家政看护、保健卫生、技术维护、金融投资等。

然而，笔者注意到，人们往往是从消费的角度，来讨论协同（或联合）使用“共享物”的经济问题，例如从租客角度谈房屋合租、从乘客角度谈打的拼车。共享实质上是一种超越亲情和友情的“非排他性”、“非独占性”的经济行为，它不仅涉及消费方面的活动，也涉及生产和交易方面的活动。例如，东京和香港的一些写字间，白天是商贸公司的办公室，傍晚之后它又是会计事务所或其它公司租用的工作场所；再如，e-Bay为不同的买家和卖家，提供商品搜索服务，从而促成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交易。

共享活动，可牵涉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例如，一些厂家，可分别在不同时段向租赁公司承租机器设备，分享使用，进而完成生产任务。共享物，不仅仅限于机器、厂房、技术、信息和产品，还包括人力资本。例如，几个大学，同时雇用同一名教授，分享其知识财富。总之，所有经济活动，都可能存在共享。

笔者意识到，尽管共享有时具有瞬时性、一次性的特征，例如两人合买一个西瓜吃，一旦吃完，共享就结束，但共享物一般都是可重复利用的资源。例如，在Uber公司所协调的租车拼车业务中，车子的座位就是可供不同乘客反复使用的共享物。尽管有些共享物可以免费获得，例如公园的健身设施，但大多数需求方要付出代价后，才可获得共享物的使用权。这表明，共享是一种交易活动，因而共享的各方不可能回避交易费用的阻力。

但是，笔者认为，若资源没有稀缺性的问题存在，就没有讨论共享的必要性。这是因为，若一种物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则不存在共享或独享的问题。换言之，正是由于存在资源的稀缺性，才有共享发生的可能性。注意，这里所指的资源稀缺，并非是指资源短缺。资源稀缺的存在意味着共享中存在竞争。例如，在城市的交通高峰期，网上约车，通常不如其它时段顺利。

然而，共享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即物品或资源存在“闲置”。这是因为，若没有闲置，则意味着没有可供产生新价值的“分享物”。所以，稀缺和闲置的并存，构成了共享的必要性。显然，共享不太可能发生在一种颠倒的情形中，即富豪和穷人，一般不会错配为共享的需求方和提供方。进而，还可论证，若没有界定产权，则共享不出现，而以侵占或抢夺代之。

笔者认为，共享经济具有交易的拓扑性质，共享结构具有多样性。换言之，共享物的提供方与需求方，可以形成“直接共享”结构。例如，房东和租户，通过“点对点”式的搜寻并达成合约后，共同分享住房。而共享物的供需双方，还可以借助于第三方服务平台，共同形成以该平台为枢纽或中介的“间接共享”结构。例如，Airbnb公司为房东和房客提供中介匹配服务。需注意，在直接共享结构，可能出现类似于19世纪边际学派的英国学者杰文斯（Jevons，1875）所提到的以物易物中的“双向吻合”难题；而在间接共享结构，随着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等高科技的应用和普及，此难题得以破解。例如，诺奖得主罗斯（Roth，2015）提出的配对机制，有效解决了器官捐献者与患病者之间的供需难题。

笔者发现，共享，本质上是一种超越所有权和使用权之约束的诚信合作，而这种合作，与经济中的其它合作形式一样，也不可能孤立于人类相互依存的分工网络之外而存在。换言之，共享结构依附于分工网络。而分工演进，反过来，又能缓解或摆脱资源稀缺性的束缚（亚当·斯密，1776），从而产生更多可供共享的物品种类和数量。一句话，共享经济与分工网络的正向反馈机制，如影随形、相伴而生。

可以看出，在共享结构中，存在网络经济与交易费用的冲突，可是，共享经济发生的充分条件是什么呢？为什么在分工越细密、经济越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其共享经济现象出现越早、企业越强大、市场越活跃？问题的解答，对眼下的中国经济具有意义——对外搜索“共享经济的潜在需求方”，向其释放市场失衡所造成的多余资源，从而实现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