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承载着人类文明变迁的轨迹。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分工的著作，但并不能否认分工在马克思理论中存在的合理价值。作为经济学和哲学视域的融合，分工是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桥梁，也是推动唯物史观纵深发展的内生动力。分工的发现使马克思找到理解人类劳动的钥匙，从而开启“历史之谜”的深入探究，为阐释社会发展规律奠定理论基础。“正是经过对分工的分析，马克思在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迈出了下一步，而且是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一、马克思分工思想缘起及本质规定性
分工是建构唯物史观大厦的基石，马克思将分工根植于历史唯物主义地基，赋予分工以哲学和经济学的双重内涵。柏拉图的《理想国》已渗透着分工的雏形，即“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这表面上将分工视为社会关系的纽带，实则是作为建构城邦的内在原则，以此实现城邦最大的善。色诺芬认为，“从事最简单工作的人，无疑能最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更多关注使用价值背后的价值变动。马克思则深入挖掘分工与生产方式的内在关联，从而深刻剖析分工的本质及发展规律。《手稿》时期更多是在异化劳动的视域下研究分工，《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基于生产逻辑对分工的深度剖析，而《哲学的贫困》意识到社会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的差异，奠定了历史性看待分工的基本视角。直到《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才真正揭示资本主义分工的生成机制与内在机理。
（一）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作为社会文明的象征，分工不是一种超历史的自然现象，而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原始社会主要是基于两性的自然分工，更多是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简单协作关系，即“每一个人为自己谋得一切东西”。随着个体封闭状态被打破，开始为满足需要而进行交换，此时分工便产生了。在氏族部落时期，分工主要因性别和年龄而产生，后来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的差异，产生了劳动工具的差别，不同部落间有了相对固定的划分。随着公社扩大和人口增加，公社之间出现一定范围的产品交换，促进了社会分工的产生。“在较早的生产发展阶段上，人的劳动力就能够提供大大超过维持生产者生存所需要的产品了，这个发展阶段，基本上就是产生分工和个人之间的交换的那个阶段。”自原始社会晚期到奴隶社会期间，自然分工逐渐被社会分工所取代，由此带来历史上的两次大分工，使畜牧业和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深刻影响分工秩序的形成。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和市场形成，产生了专门从事产品交换的商人阶级，即第三次大分工。生产力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使社会范围内形成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分工形式。
（二）分工表征劳动的社会存在形态
分工表征人的活动或劳动本身的存在形态。劳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分工的内在要求。分工意味着劳动的并存，但只有时间上的连续性而缺乏空间上同时性的劳动，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分工表征特殊劳动方式的总体，实质在于劳动的结合而非分离。作为社会劳动总体形式，分工表现为各种使用价值的总和，这更多是对分工行为的结果而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方式的总体，分工既表现为流通领域商品的多样性，也离不开每一部分特殊的劳动方式，从而构成了分工的内在属性。分工不同于协作，协作代表协同劳动或联合劳动，实质在于行动的同时性，而“分工是一种特殊的、有专业划分的、进一步发展的协作方式”，具有固定化和专业性特征。分工包含专业化的劳动组合方式，是在分前提下的内在整合，实质在于结合而非划分，分只是合的实现手段，而合才是分的最终目的。分工是以人的结合方式为基础的一种特殊协作方式，它建立在劳动基础上，是劳动的社会存在形态，也饱含劳动的分离与并存，并依赖协同劳动而实现劳动过程的整体性和连续性，从而演绎分工的本质特性。
（三）分工意指社会关系的抽象表达
分工表征不同劳动的分化与组合，但劳动背后隐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抽象表达。作为经济关系的一种外在表现，分工折射着人与自然的生产关系，也意指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联结成的社会关系。从历史上看，社会关系通过共同劳动、分工和交换等形成呈现。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交换范围进一步扩大，人们逐步摆脱最初的蒙昧状态，开始迈向文明阶段，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日益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对普鲁东抽象化的理解分工进行了深刻批判，阐释分工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内在关联。在他看来，普鲁东割裂了理论范畴与现实关系的联系，甚至不了解范畴和它表现的关系一样具有历史的暂时性，“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说明分工是一种现实的经济行为，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呈现及其抽象表达，并不具有永恒的属性和特点。作为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生产关系的产物，分工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抽象表述，而不断发展的社会关系本身也构成了分工的现实内容，从而为深刻剖析分工的本质及其内在规律奠定基础。
二、资本主义分工的内在悖论及其根源
分工在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大厦中占据重要位置，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主旨，“从分工的观点来看问题最容易理解”。望月清司将分工视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根基，以此展开分工史论的探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分工既是建立在异化劳动基础上等同于所有制形式的抽象分工，也是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现实分工，是抽象分工与现实分工的统一。资本主义分工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却走向自身对立面，演变为一种悖论性的存在，造成“历史行动的意外效果”。马克思在充分肯定分工历史进步性的前提下，剖析资本主义分工运行机理及发展规律，成为洞悉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锁钥。
（一）分工以劳动为前提却建立在异化劳动基础上
分工以劳动为前提，表征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自然无法脱离生产方式加以抽象解读。望月清司认为《手稿》核心概念是异化和分工，而劳动过程是建立在分工理论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分工建立在异化劳动基础上，甚至转变为与劳动发展相背离的力量。马克思通过对斯密、萨伊和穆勒等观点的总结，阐述分工与交换的内在关系，将分工看作异化劳动的产物。异化劳动不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而是与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分离的劳动形式，本质上是与人的类活动本身相对立的力量。“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马克思超越了国民经济学只看到需要私有财产的狭隘眼界，在对生产关系的现实批判中找到了消灭异化劳动的现实根基。
《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地平，实现了异化劳动向生产逻辑的思维转换，开始从两对基本矛盾阐释分工的本质属性。从所有制形态看，分工的各个阶段对应所有制不同形式，而所有制的演进过程折射分工水平的变化。从生产关系结构看，分工制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劳动产品分配关系，某种程度上转变为私有制的同义语。“分工起初包含着劳动条件的分配，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形式。”这揭示分工与私有制的内在联系，二者并非简单的线性决定关系，而是有着互为前提的深度契合性。“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于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分工的历史规定性，是对活动结果的一种静态表述，而分工则是活动本身的动态呈现。分工是私有制得以发展的推动力量，而私有制的产生也使分工转化为内在前提，并赋予分工特定的社会历史内涵。资本与劳动的分裂根源于分工和私有制，分工饱含着最初的分裂状态，而私有制则加速这一对立进程。正是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属性决定二者同生共死的历史宿命，只有通过否定自身才能实现自我扬弃。
（二）分工提升资本运作效率却充当精巧的剥削手段
“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主义分工以资本为轴心，服从于资本增值的内在需求。资本主义分工提高资本运作效率，提升劳动者的生产技能，使个体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但工人并未摆脱沦为贫困的宿命，反而造成“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虽然分工简化了劳动形式，但往往由于只精通某个环节而忽视整体功能，“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分工充当文明的、精巧的剥削手段，单调重复的劳动方式肢解了劳动者，造成了人的片面畸形发展。
随着分工逐步深入和资本的无限扩张，工人日益沦为资本的附属，无法摆脱陷于贫困的历史宿命。“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日益精致，同时却使工人限于贫困并变为机器。”普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把机器阶段看作分工阶段的逻辑反题。他认为，机器阶段是克服分工消极作用的结果，但仍具有双重效应：分工促进社会关系的形成，但却服从资本增值的逻辑，使工人无法规避日益贫困和沦为机器的宿命。这是由生产关系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也是资本主义分工的根源所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分工结构性冲突源于工场手工业分工与社会分工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混淆了两种分工的内在界限及其相互关系，斯密的缺陷在于“他从工场手工业分工出发考察社会分工，却没有把资本主义分工看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独有的”。社会分工以生产资料的相对独立性为前提，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集聚在资本家手中为前提，造成价值规律与生产规律的内在背离，导致资本主义分工的二律背反。
（三）分工促进社会进步却演变为不平等的深层根源
恩格斯将分工视为撬动旧世界发展的三大杠杆之一。分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也是一定阶段生产方式的呈现。分工依赖于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力的现状，而生产工具直接制约着分工的发展程度，建立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基础上的分工，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显著提升社会运行效率，从而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分工将生产者划分在某一领域，人们基于此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从而克服个体力量的单薄，依赖一种联合的共同劳动创造新的社会力量，从而推动现代工业的广泛化。随着生产力提升和生产工具的进一步改善，分工不断调整其存在样态，以适应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尤其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分工密不可分，正是依赖分工所提升的社会效率，剩余价值生产的内在机制得以维系并不断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决定个人与劳动资料的结合方式。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工被资本所垄断，服务于利润最大化和资本无限增值的内在要求，实际上内含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与对立，成为剩余价值借以发挥作用的载体。“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分工充当文明精巧的剥削手段，它加速剩余价值的积累与转换，加剧工人普遍贫困的状态，造成社会产品分配的不平等，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加剧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分工表面上是人与劳动的结合，实际上却暗含资本与劳动的内在背离，最终沦为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工具。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属性使然，资本主义分工“不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的真正发展上，而只是建立在过度劳动和工人生活的极度穷苦之上”，以牺牲人的发展为代价，表面上促进历史进步，却在现实过程中演变为社会矛盾冲突的根源。这是资本主义分工发展的内在悖论，也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分工所特有的属性，成为生产方式无法逾越的内在界限。其悖论性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唯有扬弃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所有制，才能消灭畸形发展的异化分工形式。
三、分工悖论的内在克服及其现实意义
分工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的基石，不仅是贯穿社会发展始终的劳动本身的分工，也是特定历史阶段下生产关系的产物。马克思通过对分工本质的挖掘，阐释了资本主义分工的内在悖论。它不仅是建立在异化劳动基础上私有制的同义语，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表达，充当资本增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工具，从而构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这种异化的分工注定要被克服，而资本主义分工在发展中就蕴含着消灭分工的潜在力量。但消灭分工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独特内涵，并非消灭一切分工形式。资本主义分工造就了片面发展的畸形个体，充当文明的、精巧的剥削手段和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工具。只有扬弃资本主义异化分工，才能打破资本对个体的奴役与剥削，促进劳动与分工的结合。
（一）以生产方式内在扬弃克服资本主义分工悖论
分工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合，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提升，也塑造了沦为资本奴隶的个体，使资本主义分工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悖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分工是生产资料对工人的支配，这种规定性将工人固定于特定的劳动形态，从而转变为机器的奴隶和资本增值的手段。这种异化的分工形式催生了消灭分工的内在诉求，但消灭分工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紧密联系的历史范畴。资本主义分工悖论根源于生产方式本身，是雇佣劳动所有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在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分工才会走向消亡。但消灭分工需要一定条件，不能脱离社会发展阶段而孤立存在，更无法割裂与生产关系的内在关联。只有“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才能摒弃资本主义异化分工的内在局限，使工人真正占有生产资料而不是受其支配，进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将分工根植于生产关系本身，阐释资本主义分工的内在悖论及根源，为消灭资本主义异化分工指明了方向。“一种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是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只有摆脱奴役分工的外在枷锁，破除资本主义分工的自发性，才能真正消灭异化劳动的现实基础。资本主义分工建立在异化劳动基础上，劳动者的劳动被分割成不同部分，被迫束缚在固定领域内，本质上是一种自发的分工形式，从而将人置于一种必然性的支配下。随着生产方式变革和私有制的消灭，生产资料和物质财富将受到联合起来的社会成员共同支配，自发分工终将被一种更高的分工形式所替代。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但消灭分工并非废除一切分工形式或取消各种职业划分，而是消灭奴役人的异化分工，而代之以自由自觉的劳动分工。整个社会调节生产，个人拥有相对广泛的闲暇时间，并以主体身份占有生产资料。
（二）建构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现代分工秩序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分工悖论的剖析，深刻阐释了消灭异化分工的内在机理，旨在以自觉分工实现真正意义上“自由人的联合”，从而为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提供理论遵循。但自觉分工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社会交往为基础，显然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无法满足，我们要建构与当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分工秩序。分工表面将劳动者划分到不同领域，意味着劳动的独立化，实际上却并未摆脱不同劳动之间的内在关联，本质上是一种劳动的内在结合。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分工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并在分化与整合中深刻影响人的生存境遇。吉登斯认为：“分工的发展不能单从纯粹经济的视角，而应从社会分化的视角去理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分工日益与科学技术深度融合，从而催生了社会整合的内在需求，客观上要求在“分”的基础上实现“合”的发展诉求。
“人类注定要进行一种分工活动。”因为个体不同的能力和需求决定交换的必然性，形成人与人之间广泛的分工形式，每个人在分工中获得一种劳动的归属感。这种整体联结了不同分工个体的情感纽带，构成社会团结的根基。涂尔干试图通过分化找到社会整合的内在力量。在他看来，传统社会以成员间共同的归属感来维系，而近代分工制社会以成员间的分工为纽带。“社会分工的分化必然导致社会集体意识的普遍衰减，集体意识为部分个体意识留出了地盘。”现代分工打破传统社会的机械团结状态，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共同的集体意识，但却为“有机团结”提供了发展空间，必须保持人与社会的内在张力。一般社会秩序有自发式和建构式两种形式，前者源于系统内部的一种自发力量；后者则是按照人的理性原则加以建构。哈耶克从知识分工视角阐明社会秩序问题，认为“社会秩序不仅意味着人们可以有效地运用知识，而且能够极有信心地预见从他人那里所获得的合作”。新的分工秩序的建构，既要立足于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也要激发人的主动积极性，从而不断提升个体的工作技能，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总之，分工是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历史范畴，不可能脱离生产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加以抽象解读。马克思将分工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地基，阐释了分工的内在机理及其发展悖论。作为现代文明的重要表征，资本主义分工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分工却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充当文明的、精巧的剥削手段，成为资本增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工具。资本主义分工本身就蕴含着消灭分工的内在力量，这既是分工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机理。马克思分工思想对于规避资本逻辑发展弊端、建构平等正义的现代分工秩序具有启示意义。（注释略）
来源：《南方论刊》 2023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