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财新周刊》2016年第34期

据经济统计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至20世纪末多数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劳动力占比已超过70%，而发展中国家却远低于这个比例。这一事实恰好印证了17世纪古典经济学先驱、英国学者威廉·配第的先见之明，即著名的“配第法则”——劳动力伴随经济进步，从农业向制造业，进而向服务业转移。可是，为什么劳动力随经济发展会向服务业转移？为什么发达国家已转变为服务型经济体？

要回答这类问题，就不可回避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分工。而对于分工现象，新古典边际方法“失效”，因而若追寻服务经济的问题本源，就可看出，现有文献有明显欠缺。事实上，新古典框架下的贸易理论，将贸易简化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交易，忽略了交易过程中的服务，而搜寻和议价框架下的中介模型仅聚焦于交易，又与生产活动无关，故二者都不可能解答发达国家为何变为服务型经济体的原因。

笔者先前发表了一篇有关服务中间商存在性与分工演进的论文，其中的模型刻画了交易服务的关键特征，引入了制度和服务效率参数，内生了生产和交易活动。若拓展这个模型的分析，就可探索服务经济的性质。尽管交易服务不代表所有类型的服务，但由“以小见大”的方式，把交易服务作为研究焦点，可超越服务经济这一宏大题目的困局，这有助于知识积累。笔者针对这个模型中的一个分工结构，通过一般均衡分析，得到了一系列结论。

第一，若服务业的学习成本越低，则服务业劳动力数量就越多、服务价格越低；反之，相反。例如航空运输的学习成本远高于路面运输，前者的运价远高于后者，而前者的从业人数远少于后者；再如商业平台进入门槛不高，从业者众多，服务价格低廉甚至免费。

第二，提高制度效率，将促进服务业劳动力相对人数的增加、降低服务的相对价格；提高服务效率，将促进生产者相对人数的增加、降低产品的相对价格；人均真实收入将随制度和服务效率的改进而增加；而当制度效率比服务效率的改进速度更快时，从生产部门向服务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将增加，从而经济增长将以服务业发展为导向。这证实了诺奖得主诺斯及其合作者的洞见——改进的制度能提高商贸从业者的相对数量。制度优良的环境有利于交易顺利完成，更多人愿意经商、提供交易服务，因而服务价格就越低。而若消费者在产品消费中获得了质量较高的服务，则其效用就越高，从而更多的消费者愿意与商人打交道，购买产品。而消费者本身又是其它产品的生产者，其人数越多，因而其出售的产品的市价就相对越低。在制度和服务费用较低的国家，交易中可能遭受的损失越小，因而人均真实收入相对越高。 因此，在优良的制度环境中，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与其服务业品质相互促进、共同提升。例如美、英和德等国经济发达、服务业兴旺、国民富裕。

第三，制度效率的充分改进将使得服务网络的规模对人均真实收入的水平及市场一体化的程度产生正效应。制度效率较低导致服务业劳动力少、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低，而较少的服务从业者协调较多的生产者-消费者，交易关系数就较大，因而市场松散、一体化程度低；而制度效率较高导致服务业劳动力多、占总劳动力的比例高，而较多的服务从业者协调较少的生产者-消费者，交易关系数就较小，因而市场紧密、一体化程度高。简言之，服务网络规模较小不是最佳。所以，若一国服务业落后，则市场不会持久繁荣、国民不会真正富裕。

第四，服务技术进步可提高服务的生产率，进而导致服务的相对价格降低、人均真实收入提高。例如运输革命，尤其是20世纪中期随着“集装箱化”的普及，货物处理效率提高，运费降低，贸易大幅增长。再如互联网技术激发了平台式服务，降低了交易双方的搜寻费用，冲击了店面购物模式。

第五，制度效率的改进和服务生产率的提高，将扩大服务和产品的市场容量；而服务与产品的市场容量，又随制度效率的改进，在相互促进中得以提高。这表明，优良制度本身，就如同一种能产生网络正效应的“服务品”。

第六，若需扩大产品市场容量，则需增加服务从业者，而提高服务从业者数量又取决于制度效率的改进程度。需指出，尽管市场容量与人口规模有关，但唯有提高制度效率方可使一国市场容量不受其人口规模所限。如澳大利亚、荷兰和新加坡等人口不多的国家，凭其优良制度，通过对外贸易扩大了市场范围。

笔者通过关于交易中间商的分工模型，探索了服务业随经济发展而兴旺的微观基础。该研究尤其证明了，改进制度效率才是发展一国经济的根本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