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财新周刊》2016年第32期

城市自形成起，尽管就有各种社会问题存在，但城市化进程难以逆转。城市“半径”为何在扩大？发达地区的城市与城市为何越来越近？为找寻答案，需追溯问题之源：城市为何存在？丰富的史料显示，随着专业化的制造活动从农业内部的分离，城市逐渐成型。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城市作为交易集散地，是分工的产物。我强调，城市是分工网络中连接生产和消费，汇集交易的枢纽。

我从经济活动区位的文献中，尤其从19世纪边际学派先驱德国冯·屠能的“中心-外围”学说中获得启发。我发现，在研究城市化问题中，如能把分工的两个视角有机统一在一个模型中，将使得分析更具逻辑性：一是工农业专业化，所构成的“生产分工”，二是工业活动向中心集聚与农业活动向外围延展，所构成的“地理分工”。我尤其认为，在众多的内生变量中，再引入“城市半径”这一变量来研究城市化，直指问题的核心。

与阿隆索的经典模型、克鲁格曼和藤田昌久等人的新古典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我的模型内生了专业化，从而能够解释城市随分工结构的演进而出现的内在机理；同时，也与新兴古典的城市化早期模型不同，我在模型的生产函数中，引入了与土地有关的“城市半径”，将其作为资源要素中的一个关键成份。我通过超边际一般均衡分析，得到了一系列结论。

第一，充分提高的交易效率，可推动工农业的生产实现专业化，导致分工结构取代自给自足；伴随分工经济的出现，城市形成；而改进的交易效率也提高了人均真实收入，推动城乡一体化。这个结论意味着，城市出现与经济发展是相伴于分工演进的共生性结果，而高水平的分工结构则来自充分改进的交易效率。这就澄清了布罗代尔观点“城市化是经济发达的起因”的模糊性。

第二，城市的形成与工业活动在中心区位的聚集，相伴而行。我发现城市最优半径与几方面的因素有关：

（1）与人口规模呈正向关系。人口规模越大的国家或地区，其城市所占面积越宽。如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大城市都较多。即便是发展中的印度、巴西和印尼，由于其人口规模较大，也有大城市。若一国人口多，却无大城市，则无法获得聚集经济的好处。

（2）与国土面积呈正向关系。地域辽阔的国家，除中国和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虽然人口不多、密度不大，但国土辽阔，也有大型城市，如莫斯科、多伦多、温哥华、悉尼和墨尔本。显然，人口少、地方大，若交易分散，则费用超高。

（3）与城市资源的固定使用成本呈正向关系。城市资源的固定使用成本越高，如东京、纽约、上海、伦敦，越需要在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开展分工，以利于分摊高昂的固定成本、收获专业化带来的回报，因而城市半径就越要大。地铁、磁悬浮、路面轨道交通、城际铁路建设所需的高强度投入，必定需要在地域面积上，覆盖足够多的人员和货物流量，从而有利于分摊巨额的沉没成本。上班族白天搭乘已延伸至苏州花桥镇的上海地铁11号线，进入上海市区工作，晚上沿线返回江苏家中休息。十几年前，广州城市半径向番禺、佛山、花都等地扩张，最终将这类外县市纳入大广州的怀抱，也是为缓解CBD高昂成本，扩大分工范围所致。类似的图景，在发达国家早已不足为奇。我认为，跨省市边界的地理分工，将是未来中国城市化趋同于国际的一个方向。

（4）与城乡的相对交易效率呈正向关系。若城乡的相对交易效率提高，则城市的半径将向外围扩张。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分别都已融合为以几个区域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星系”。基础设施的升级，交易效率的提高，使得制造业活动的地域覆盖面扩大，而城市之间距离的“缩短”，则填平了“缝隙”中的农村。

第三，城乡的相对交易效率的提高，将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集聚。换言之，城市化把农民“挤进”了城里。该结论直觉清楚：人口向交易费用较低的地方集中，划算。

第四，城乡的相对交易效率的提高，将促进城市的有效交易规模扩大。这就是为什么市场密度大的城市能够收获共享经济所带来的好处的主要原因。

但户籍制度等带来的高昂交易费用，将阻碍专业化的自由选择、扭曲分工的结构型态，严重时导致城市“空心化”，从而出现“鬼城”，对经济极为不利。如周其仁所言，降低制度费用将是中国未来经济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