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财新周刊》2016年第30期

网络时代，连与不连、在哪连，加与不加、与谁加？解释这类“跳跃式”、非连续性变量的经济问题，超边际方法正好可发挥作用。例如在移动、电信或联通三网中，选择其一开户入网、签订套餐，就是一个超边际决策；而签约后，通话和上网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办事效率，则为边际问题；但未来若变更套餐，甚至换网入户，将又是一个新的超边际决策。再如在微信里是否建一个群，这是超边际决策；而群建好后的使用情况，则为边际问题。各行业中有无数类似的例子，都可使用超边际方法思考和研究。

诺奖得主布坎南及其合作者在1962年的一篇论文中使用了“超边际”（infra-marginal）一词。他认为，杨小凯在解决涉及非连续性变量的分工问题上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就是一个新颖、系统的超边际方法。有一种看法认为，因超边际是处理分工问题的方法，故它只适合于分析早期的工业革命时代的现象。但是，这种看法不正确，其原因为：首先，当今的互联网正是分工演进的一个产物；第二，超边际方法可用于分析诸多的非连续性变迁的政治、经济、历史和社会问题。

超边际现象是真实世界中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诺奖得主科斯早就有超边际意识。他在发表于1946年的论文中指出，“消费者不只是决定是否多买一件商品来满足消费，尤其还要考虑是否买这种产品，或是把这笔钱都花在别处”。这个“科斯选择”意味着，消费者先要决定买或不买的超边际决策，然后才考虑是否多买一件的边际决策。例如，鸡价涨一倍将对鸡的需求量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就是边际问题。可是，不吃鸡的人的超边际决策却是去购买其它食品来消费，因他们对于鸡的需求量恒等于零，所以去讨论鸡价变化对他们购买鸡的数量变化有何影响，就失去了意义。科斯的批评很犀利——仅仅着眼于边际分析就会带来误导。我们认为，“纯粹”的边际分析失效的情形，在真实世界中普遍存在。

可是，时隔六十多年后的2012年，科斯在其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中，仍然表达了对新古典经济学解释力的不满：“远离商业实践，与现实世界脱节”，“把生产活动边际化，整个思维陷入资源配置的框框中”，“无法为企业家和经理提供任何指导”。科斯指出，由于分工深化、贸易网络扩张、世界依存度加大，“把经济问题，仅简化为价格理论的应用分析，就很难办了”。

经济分析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寻找内生性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于寻找和解释外生性因素是如何决定和影响这些内生性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的方向。我们知道，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同事实与事实、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但它们相互之间绝不可以彼此作解释，否则就会陷入逻辑的怪圈。类似的，因数据作为一种事实或现象的表现形式，故也不可以将其直接用于解释现象的发生机理。因此，同为内生变量的价格和数量，如果相互解释，就会产生误导。然而,新古典的决策和均衡方法，却无力解释经济组织变迁中的非连续性的超边际现象，因此就有必要引入新的方法。

超边际决策，实际上就是人们经常面临的“选择”或“不选择”的问题，而选择之后才与边际决策有关。例如，你毕业后选择深造读研，或打工创业，或进政府机构，都是超边际选择；而做公务员后，能否快速高升，则取决于你在官场上的边际努力程度。你今后如考虑弃政从商；或你考虑是继续在一线城市拼搏，还是回归故里；或发财后你考虑是否移民海外等等，这都是超边际问题。

当今的互联网技术给人们做超边际决策提供了便利。为什么“滴滴”打车模式冲击了出租车？为什么京东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店面购物模式？为什么顺丰快递“缩短”了交易的距离，改变了生活模式？为什么共享经济发生在市场密度较高、分工精细的城市和地区？为什么苹果做了电脑后做手机，做了手机后做手表？互联网技术本身就是分工超边际的产物。来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假设大米既可直接消费，也可酿造酒来喝，而人们有多样化消费的选择模式：有的人既吃饭又喝酒，而有的人只吃饭不喝酒，还有的人只喝酒不吃饭。那么有多少种决策模式？而这些决策又可以组合形成多少种交易结构？每一种情形发生的条件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它优于其他情形？我们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真实世界就是一个超边际网络。世界上产品种类无数，但我们日常消费的产品种类却很有限，完全可数。我们的选择，来自于我们无时不刻的、下意识的超边际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