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财新周刊》2016年第28期

马歇尔沿着边际学派的路径，于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开创了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学家们从此以资源稀缺性为前提开展研究，几乎将古典的斯密（1776）思想“分工是财富之源”搁置一边。杨小凯认为，研究主线脱离分工问题，并非忽视斯密，而是由于数学的进展和它应用于经济研究的滞后。基于微分知识的边际方法，适合于分析稀缺资源给定情况下的连续性经济变量。而分工网络由各种决策者构成，他们有“连”或“不连”的专业化选择。这意味着专业化等内生变量可以不连续，由此导致“纯粹”的边际方法失效。

杨小凯应用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数学新成果，突破了边际分析瓶颈，得到诺奖得主布坎南（2004）赞扬——“杨小凯提供的‘斯密镜片’让我们可观察新古典未看见的世界”。杨小凯在继承新古典的资源稀缺理念的同时，把古典的分工思想复活在一个称为“超边际-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证明了命题“分工可超越稀缺资源的局限”之合理性。

新兴古典整合了交易费用和专业化思想。它创造性地吸收了科斯（1937）关于“做”或“买”的洞见，把斯密的“专业化”处理为一个关键的内生变量，进而探索分工结构与经济组织的机理。在模型中，产品或服务的提供方式，都有“做”或“买”的两种选择：若为自产自供，则涉及专业化变量；若从市场购买，则考虑交易费用。

我认为，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在于捕捉问题之最为关键的冲突，并在参照系中发掘现象蕴藏的相对逻辑。新兴古典，正是从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的冲突入手，开启了经济组织问题分析的新篇章。其逻辑是：与分工紧密关联的专业化，可提高生产效率，即专业化和分工的回报；然而，市场分工意味着有交易，而交易有代价，即交易费用；因此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所构成的冲突，将决定分工的均衡结构——当分工所带来的回报超过交易费用所造成的损失时，经济的组织形式将向高水平的分工结构演进；反之，相反。一句话，新兴古典揭示了交易费用的经济拓扑特征，解释了分工报酬递增的含义。

需指出，新兴古典虽然聚焦于分工，但与新古典有相似性：消费上的边际机会成本，生产上的边际转换和边际替代，以及交易的均衡变量等，都已在模型中得到解释。

美国经济学家扬格（A.Young，1928）深化斯密的分工思想，强调供给和需求为一个附着于分工的整体。我们认为，只要分工存在，供需就共生性出现。新兴古典吸收了这一重要洞见，将决策者处理为生产者-消费者双重身份，在模型中加以分析。这与新古典区别开来，反映了真实世界的特征——工作是为消费，而消费则需工作。

而新古典的生产和消费理论，分别以不同约束条件下的利润和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在两个独立篇章展开论述。表面看二者仅为函数形式差异，但因其“生产者不消费，消费者不生产”的决策分析结构，割裂了供需的逻辑关系，进而削弱了均衡分析的内在一致性，不能解释分工演进。此逻辑缺陷或许来自对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魁奈《经济表》的误读，渐成学术上的路径依赖。

事实上，生产和消费统一的观点，在古典学派约翰·穆勒的父亲詹姆斯·穆勒的著作中可找到说明。而萨伊（1803）定律——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恰恰表明供需不可分。易于理解：酿酒卖，需粮食；种粮卖，需拖拉机；造拖拉机卖，需钢铁和机床。而钢铁、机床和拖拉机生产者也需消费。无数的诸如此类供需链条，将真实世界织成一张巨大的分工网络，难道不是？

新兴古典包含几层特色明显的分析。最底层刻画生产、交易和消费特征。因每种产品的供应量、自用量、需求量和专业化水平都可取正值或零，故都有“做”或“买”的超边际选择。往上一层是各专业的决策分析。每个决策单独看，类似于新古典边际决策分析。但不同之处是：供需整合的新兴古典涵盖了所有内生专业化决策。再往上是专业化决策间互动的均衡分析。因专业化的多样性可形成一系列分工结构，这层分析包括两方面信息：每个分工结构的一般均衡分析（角点均衡），即寻找每个结构出现的必要条件；所有分工结构之间的收益-成本比较分析，即超边际一般均衡分析，揭示每个结构发生的充分条件，从而解释分工演进。以上实证基础上，则为福利分析。

新兴古典超边际一般均衡，研究一系列分工结构，以揭示经济变迁。而未内生专业化的新古典一般均衡，如同对分工系列中某个外生给定的结构的分析。因此“杨小凯发展了内涵比新古典一般均衡更加丰富的分析框架”（布坎南，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