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在中国学术界引起日益浓厚的兴趣。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尤其在华尔街的贪婪引发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人们将目光投向马克思是很自然的，因为马克思是最早从全球的角度审视世界历史的为数不多的思想家之一。据统计，1996年和1997年短短两年之间，仅在英国就售出将近10万册《共产党宣言》。甚至连《伦敦书评》、《金融时报》和《纽约客》这样的“资产阶级”报刊都对马克思在世界经济领域的惊人洞察力赞不绝口，以致有西方学者惊呼，冷战结束后一度备受责难的马克思又回来了。

文本解读是唯一途径

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对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界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马克思早已去世，要完整准确地继承这份价值不菲的理论遗产，唯一的途径是对马克思的有关文本进行解读。

目前学术界热议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19世纪中期形成的，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和《共产党宣言》（1848年）等著作中。

然而，由于诸多原因，通过文本解读来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会面临不少的挑战和困惑，从而使得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问题要么在过去被长期束之高阁，要么在近年来成为充满争议的课题。

作为一位著述经历比较长的多产的作者，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对同一个问题的论述并不总是连贯一致的。如其早期著作和成熟期著作对有些问题的论述就不尽相同，这种差异有时难免会导致不同的甚至大相径庭的解读。

马克思在其著述生涯中曾经担任多重角色：既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又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革命家；既是一个德国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又是一个德国文化传统的批判者；既是一个旧的理论范式的解构者，又是一个新的理论范式的建构者。这种多重角色在马克思的关于世界历史的文本中也有所体现，从而大大增加解读其世界历史观的复杂性和难度。

马克思一生博览群书，其著作涉及多学科和跨学科领域，想象力极其丰富，文风不拘一格，旁征博引，善于运用典故和各种修辞手法。这有时也给马克思的解读者造成一些困扰。

马克思的著述生涯并不是按部就班和井井有条的。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马克思留下不少没有完成的手稿，他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直到去世也没有完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马克思未完成的一部手稿，由保存下来的三本笔记构成。显然，解读未完成的手稿通常比解读完整的文本更具挑战性。

文本解读需持谨慎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被视为体现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尤其是其中的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可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为我们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遗产提供大量线索的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不少难解的谜团。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合作的产物，是一部未完成的德文手稿，原稿连总标题都没有。这部手稿内容丰富，有50印张，译成中文达600多页。这部手稿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只发表了第二卷的第四章，其余部分因遭受“老鼠牙齿的批判”而残缺不全。迄今为止问世的全文版都是经过恩格斯编辑的，最早的版本是上世纪20年代在苏联发表的德文版和俄文版。此外，马克思的字迹非常潦草，很难辨认。这对编辑工作来说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挑战。国外专门有学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文本考证。

将《德意志意识形态》准确地翻译成中文也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据我所知，目前能看到的最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文全译本还是1962年出版的，收在旧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中，距今已近半个世纪。至于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文全译本何时问世，目前有关人士的回答依然是遥遥无期。

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目的是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自己弄清问题，而不是针对特定的读者陈述和解释自己的理论和观点。在此期间，马克思正在刻意锤炼自己的文风。正因为如此，这部著作的风格与《共产党宣言》这样的面向大众的政治纲领的风格迥然不同，有些地方作者自己心知肚明，但一般读者却感到困惑。如果说《共产党宣言》通俗易懂的话，《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比较晦涩难懂，充满了德国式的思辨以及各种典故和隐喻，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手稿的有些地方写下边注。我个人的感受，读《共产党宣言》比较轻松愉快，而要从头到尾认真读完《德意志意识形态》则需要极大的耐心。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的一些术语在解读上也存在歧义，从而为重新诠释马克思的理论乃至产生新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留下了空间。

以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为例，它在德文中就有“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双重含义。日本学者望月清司就据此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在日本学术界形成了“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

1972年和1995年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都收有《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其中对“交往”（Verkehr）这个重要术语都有一个专门注释。该注释试图表明，“交往”似乎是一个马克思和恩格斯暂时使用的术语，用来代替这时还没有使用的“生产关系”这个更成熟的概念。这种解读沿袭了《联共（布）党史教程》的观点和苏联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但难以自圆其说。最近已经有中国学者对此提出质疑。

“世界历史”这个术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多次出现，但是它在西方语境和德国语境中往往具有多重含义。因此，我们在通过文本解读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的时候理应保持必要的谨慎。

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仍需深入研究

迄今为止，学术界解读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知道，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对欧洲传统的世界历史观（尤其是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的扬弃，也就是既有继承，又有批判。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并不是单一和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多重含义和发展变化的。我们还了解到，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世界历史观。这种新的世界历史观可以简单地概括如下：大工业和普遍交往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阶段，即超越狭隘的民族历史和地域历史的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的存在才能实现。

然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的许多具体内容和细节以及一些演变过程和环节仍然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之中。一些有关的重大问题也存在较大的争议。比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就值得研究，而这又牵涉到一系列其他问题，如异化问题、市民社会问题以及交往方式与生产方式的联系和区别问题等。从现代化、全球化和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也是必要的。一些沉寂多年的老问题可能再次浮出水面，如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图景中的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势必引发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新一轮辩论。此外，我们也不能回避一些西方学者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问题上提出的挑战，如所谓“欧洲中心论”问题和“东方主义”问题。

总之，要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的庐山真面目，还有待研究者结合有关的文本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更加广泛深入的艰苦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健康的学术辩论对于我们将这个课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8月15日第3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