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五台县人杰地灵，佛教名山——五台山钟灵毓秀，此地近代以来名人辈出，徐向前、阎锡山就是其中的侥侥者，二人分属敌对营垒，但就历史地位而论，都堪称翘楚。被民间称为“山西王”的阎锡山年长，是旧政权在大陆最后一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晚生18年的徐向前则是新政权的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十大元帅之一。说起来有意思，阎锡山还是被徐向前在解放战争中赶出山西的。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五台县还有一位名扬中外的卓越人物——徐继畬，论起来，他还是徐向前的宗亲。据五台县《徐氏宗谱》考察，徐继畬其实是徐向前的高祖（徐继畬为五台徐氏第十五世，徐向前为十九世）。徐向前当为徐继畬这样一位先辈而骄傲，徐继畬更为徐向前这样一位后代而自豪。在我国近代历史上，五台徐氏之徐继畬和徐向前，如同两颗明星，光照千古，辉耀山河。
身世及任职
徐继畬（yú，音“余”，毋与“畲”混），字松龛，清乾隆六十年10月（1795.12），生于代州五台县（今属山西省忻州市）一个清贫的士宦之家。《清史稿·徐继畬传》称：“继畬父润第，治陆王之学。继畬承其教，务博览，通时事。”徐继畬曾随其父寓居京师，师从《红楼梦》著名续作者高鹗等人，受过良好教育与传统熏陶。他于道光六年（1826）参加殿试，得中进士，列榜二甲（山西籍仅止三人），且为朝考第一，时称“朝元”，“以著作名世者，唯先生一人”。朝考文题为《政在养民论》。徐继畬认为，“古圣人陈谟赞化，不曰治民，而曰养民，养之云者，养其身，并养其心。……其养民之身，不啻自养其身，而疾瘼之无不周知。养民之心，不啻自养其身，而慆淫匪彝之无不规於正。……若夫管商之权谋，富国而不知富民，固不足以言养。汉之文景，亦庶几矣。而厚其身，未正其德，于养之义，犹未尽也。”（《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方闻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页30-32。以下只注《年谱》与页码）风华正茂的徐继畬刚刚迈入仕途，即传承了自古以来的民本主义传统，成为新一代士大夫的立身从政之楷模。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他在文中强调的是“养民”，而且是“自养”，而非皇权统治长期强调的“治民”与“牧民”。他批评了管仲、商鞅“富国而不知富民”，只不过是政客的权谋；同时对西汉的“文景之治”只做到了“厚其身，未正其德”，表达了“犹未尽也”的遗憾。徐继畬殿试中榜第二年，因父亲病故，丁忧在籍，整理其父遗著《敦艮斋遗书》。该书以心灵自由为主旨，深入批驳了宋元以来的官学——朱熹理学，极富创意地将人心、人性的独立自由历程，表述为由坎到艮的历程。“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与由乎天，立由乎人。人事无穷，而此为先。”徐继畬在编纂《瀛环志略》过程中，所表达的世界观与人类观与此不无关系。
道光十年（1830），徐继畬服阙期满后，进京候旨，授翰林院编修。道光十三年（1833），补陕西道监察御史。此时的道光皇帝，意气风发，励精图治，当他收到徐继畬的奏疏后，“称善再四，风示有位”，“海内翕然想其风采，以为贾生（西汉名臣贾谊）、陆宣公（中唐名相陆贽）复出也。”（《年谱》，页54）此后，徐继畬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历任陕西道监察御史、广西浔州府知府、福建延建邵道、广东盐运使、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广西巡抚、福建巡抚等职。在其从政后期虽曾为封疆大吏，担任过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要职，但却仕途坎坷，屡遭贬黜。直到去世的前几年，才重获起用，任太仆寺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兼总管同文馆大臣等。十九世纪上半叶，腐朽封闭的满清王朝面临欧风美雨的强烈潲击。从徐继畬的任职经历来看，除了陕西道监察御史等少数几个职位，徐继畬始终身处海防前哨。这使他更为直接地感受到外国列强对这个外强中干的老大帝国的威胁。
禁烟对策
19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英国资本为了打开我国海关大门，改变对其不利的贸易局面，开始对我国实施罪恶的鸦片贸易。如何应对这种经济侵略，满清君臣忧心忡忡。当时，朝野上下对禁烟存在两种主张，即“严禁派”与“驰禁派”。道光二十年（1840），徐继畬时在福建汀漳龙道任上，撰写了一篇《禁鸦片论》，详细论述了“鸦片之害与禁治之方”。他谴责英国是“犬羊之族，不知信义，唯利是图，处心积虑”，目的在于“剥我元气而富强其国者”。他认为禁烟办法有三：一曰“杜来源”，一曰“绝兴贩”，一曰“严吸食”，并把重点放在重惩吸食上。对于吸食者，其治理顺序是，“先贵而后贱，先富而后贫，先内而后外，先豪猾而后良弱”。如此，“外以伐强寇之阴谋，内以消奸民之反侧，所诛者少，所全者众，愚以为弥大患于无形，而复凋敝之元气，计无有良于此者。”（《年谱》，页347-350）基于对西方列强和闽粤民风的了解，他主张既要杜绝鸦片贸易对我国民众与贸易的危害，又要防止激起既得利益群体的叛乱与哗变，也要避免外国列强寻衅滋事发动战争。他的意见仍然属于“严禁”一派，但其思路更为理性、更为周详，强调重点、强调顺序、强调策略。在当时国力孱弱，无力御敌的情况下，他的意见更为稳妥。然而，他的建议并未受到清廷的重视。
1839年8月，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对英国向我国输入鸦片的非法贸易行径采取了严厉措施，勒令外国烟商交出鸦片，并在虎门尽行焚毁；1840年1月，为制裁英方的非法贸易行径，下令永远断绝与其贸易，并将在华英人驱逐出境。满清朝廷的这些措施，在历史教科书上通常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同年4月，英国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决议，决定对华采取军事行动，战争由此而爆发。
抵抗英军侵略
英国远东舰队在对我广州沿海发起进攻的同时，当年4月，其军舰又沿海岸线北上，驶入福建穿山洋，福建沿海发生骚动，“民心惶骇，一日数惊，文武官中有将家眷偷送出城者，百姓纷纷多有逃亡之意。”徐继畬在家书中写道：“当此危难之际，正当捐糜图报。逆夷叵测，事无了期，与此土为安危，与此城为存亡，以八字自坚曰：‘竭力尽心，听天由命’，如是而已。”（《年谱》，页80）他等于向家乡父老表达了为国捐躯的坚定意志。
史载，“海疆事起，敌舰聚厦门，与漳州隔一水，居民日数惊。继畬处以镇定，民赖以安。”（《清史稿》卷422）史书记载过于简略。7月，英军凭借坚船利炮攻占厦门后，时任汀漳龙道道台的徐继畬督率兵勇昼夜防守近在咫尺、一水之隔的漳州，誓与城池共存亡。徐继畬向家人写信道：“城如不保，陈忠愍公（隋朝的陈启泰）祠内，吾尽节处也。”（《年谱》，页81）他为其刚刚出生的女儿取名为“漳生”，以志其赤诚的爱国保土之心。徐继畬沉着备战，亲自调集民兵，采集大木排，桩塞镇门各港口，指挥军民共同扼险固守。英军得知福建沿海预有防备，未敢侵扰。转向驶离。
翌年（1841）8月，浙江定海、镇海等地接连失陷，葛云飞等爱国将领英勇殉国。徐继畬目睹清军惨败，他总结失败原因时指出：“我之官兵则承平日久，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此其所以败也。”（《年谱》，页79）他慨然长叹道：“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逆夷所困，致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年谱》，页80）其忧愤之情溢于言表。
鸦片战争结束后，徐继畬升任福建巡抚。他看出“英酋心怀叵测”，“往往声东击西，言此意彼”。他认为，“防之于后，不若制之于先”，“切勿恃其平日安静，致有猝不及防之患”（《年谱》，页113）。于是，他着手修建炮台，加强险要防卫，随时准备迎击入侵之敌。道光三十年（1850），英军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妄图挖掘台湾基隆附近的煤炭资源。徐继畬“备文照复，正言拒止”，并秘密行文台湾淡水同知曹士桂，“纠合各地士民，公同查禁，并刊立禁碑，严密防范”（《年谱》，页160）。禁碑现存台北市公园博物馆大楼前右对面，是徐继畬保护国家资源的有力证据。
从徐继畬在鸦片战争爆发后的政策主张与应对策略来看，人们无论如何得不出徐继畬是一个对西方列强奉行“妥协”、“卖国”政策的“投降派”的结论。
编纂《瀛环志略》
道光二十三年（1843），时任福建布政使的徐继畬晋京述职，道光皇帝询问海外形势与各国风土人情，他具所知答对，道光皇帝遂责成他纂书进呈。由此可以理解为，徐继畬编纂《瀛环志略》，其实是皇帝亲自交办的任务。返闽后，他并未对外人提及此事，只是日夜留意，随时采访，广征资料而已。徐继畬不懂外语，也没有受过历史、地理方面的专业训练，为了取得信实的材料，他不耻下问，常向底层的当事人求教，并广泛接触英、美等国的传教士、领事人员和商人，如饥似渴地探求域外知识，思考西方国家走向强盛的原因。
在此之前，魏源曾遵林则徐之嘱编纂一本《海国图志》，徐继畬认为，“魏默深海国图志引证浩博，洵为巨观，唯其中舛误亦复不少，如以瑞典与瑞士相混，大者如此，著述之难精，盖可知矣。”（《年谱》，页90）不特如此，《海国图志》甚至认为，世界地理区域划分，应当是《西游记》中的“四大部洲”（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南赡部洲、北具庐洲）的范畴，西方把世界“强割”为“五大洲”（亚、非、欧、美、非），并不符合“梵典”。正是这些，促使徐继畬下定了编写一本更加接近当时世界真实情况的地理著作的决心。
徐继畬深知，了解外国事务，地图是至关重要的，“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大块有形，非可以意为伸缩也。泰西人善于行远，帆樯周四海，所至辄抽笔绘图，故其图独为可据。”（《瀛环志略》自序）自此，他十分注意搜集外国人绘制的地图及地理资料。1844年，徐继畬分管福建财政与通商事务，常与外国人打交道。此时，英国驻厦门首任领事记里布为其推荐了一名翻译，此人即美国传教士雅裨理。雅裨理向徐继畬提供了与世界历史地理有关的统计资料，并为其搞到一幅西方人绘制的地图，且帮徐继畬用中文标注了地名。徐继畬后来专门谈及此人，“米利坚人雅裨理，西国多闻之土也，能作闽语，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然匆卒不能详也。”（《瀛环志略》自序）多年后，雅裨理也谈到他对徐继畬的印象：“我们多次见到布政使阁下。……他是我迄今见过的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中国人。”（《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德雷克著，文津出版社，1990年，页29）
一个偶然机会，徐继畬得到一份赠礼——英国驻福州领事阿礼国送来的一个地球仪，并向他提供了若干地理和历史资料，这使他喜出望外。阿礼国的夫人后来又为他绘制了一张世界地图，按照徐继畬的要求，她把图中英国、法国和俄国控制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用不同颜色区别开来。一位英国传教士乔治·史密斯这样写道，徐继畬“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他对西方地理和政治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吃惊。”“在对世界各种各样的情况的了解上，……该省代理巡抚（徐继畬）都远远超过当地政府其他任何官员……他比他的国人要进步得多。”（同上书，页33-34）
道光二十四年（1844），《瀛环考略》初稿完成。此后，他继续采访，补充疏漏，使《瀛环考略》日臻完备，最后定名为《瀛环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初刻于福建抚署。该书图文并茂，互为印证，对世界各大洲之疆域、种族、人口、沿革、建置、物产、生活、风俗、宗教、盛衰，皆言之颇详，亦间有议论。该书收入地图共42幅，除日本、琉球图外，基本采用了西方人绘制的地图。他在《瀛环志略》自序中叙述了该书的整理写作过程：“……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輒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1843）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瀛环志略》，上海书店，2001年）
《清史稿》卷422称，“继畬初入觐，宣宗询各国风土形势，奏对甚悉。退遂编次为书曰瀛环志略，未进呈而宣宗崩，言者抨击及之。”徐继畬一定非常遗憾，1850年，《瀛环志略》正式刻板付梓，恰逢道光皇帝驾崩（1850），上谕变成了遗嘱，供货方失去了订货人，至少失去了最高层的政治屏障与权力支持。
美国学者龙夫威（又译“德雷克”）意味深长地指出：“当马克思发表了他那震撼全球的宣言的那年，在另一个世界的徐继畬也完成了他的《瀛环志略》，并异曲同工地指出：英国‘其商船四海之中无处不到，大利归于商贾，而工则贫’。”（《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页110）在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方面，《瀛环志略》与《共产党宣言》存在一致性。二者的区别在于，《共产党宣言》已在论述世界市场的形成，《瀛环志略》在告诉国人“天朝”之外有一个更为广大的世界。《共产党宣言》的出版震撼了资本主义的欧洲，《瀛环志略》则在皇权专制的大清国激起了层层波澜。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启蒙宣言书，《瀛环志略》具备鲜明的觅新知于域外的理性精神，徐继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尽可能准确、详细地向国人介绍外部世界的情况，使此书以高出同辈之上的独特见识，而大大区别于其他同类著述，堪称“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
正因如此，《瀛环志略》一出世，褒贬并起，毁誉丛生，一方面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另方面又受到国内守旧势力的极力诋毁。曾任福建巡抚的刘鸿翱赞誉此书，“幸车书大同之世，扬志诚配天之烈，诚言地球之指南也”。曾任福建道员的鹿泽长则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问题：“徐中丞著瀛环志略，……于国家抚驭之策，控制之方，实有裨益。”（《年谱》，页106）晚清名臣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中说：“往时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夷情，筠仙（即郭嵩焘）归自海上，亦震诧之。”中人首任欧洲使节郭嵩焘“初亦以先生书述英法诸国盛强为过，及使英与人书叹曰：“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年谱》，页107）康有为17岁时“涉猎群书，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圆。”才“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年谱》，页322）梁启超年十八，在沪始见《瀛环志略》，“始知五大洲各国”。后又论曰：“鸦片战争役后，……徐松龛继畬始著瀛环志略。……当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同上）《瀛环志略》所介绍的知识，所开阔的视野，客观上促进了维新变法的实践。阎锡山极力推崇徐继畬这位乡贤，辛亥革命后，阎锡山通电全国的电文中有：“窃读乡先正《瀛环志略》一书，每思航海西渡，考察拿破仑、华盛顿之战绩，研究卢梭、孟德斯鸠之法理。有志未遂，……负笈日本，矢精卫填海之心，坚愚公移山之志。”（同上）
政制评论风波
鸦片战争后，国人编纂的有关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影响较大的有两部，一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一是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清代学者王韬曾这样比较：“此二书者，各有所长，中丞（徐继畬）以简胜，司马（魏源）以博胜。顾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综古今之沿革，详形势之变迁，凡列国之强弱盛衰，治乱理忽，俾于尺幅中，无不朗然如烛照而眉晰，则中丞之书，尤为言核而意赅也。”（《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363）可以看出，王韬对《瀛环志略》评价更高。
其实，《瀛环志略》优于《海国图志》，有两个根本之点，那就是突破了传统的华夷观念和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瀛环志略》对外国政治制度的介绍是史无前例的。尤其是在介绍欧罗巴（欧洲）及亚墨利加（北美）诸国时，不仅涉及古希腊、古罗马的政制，也涉及当时的强国英吉利与佛郎西（法兰西）。特别是对于满清帝国当时最直接、最凶恶的敌国——英国的介绍，也使一些保守人士难以接受。“英吉利，欧罗巴强大之国也。”（《瀛环志略》，页224）“英吉利之人，身材长大白晳，须发与晴或黑色、或黄赤色，心计精密，做事坚忍，气豪胆壮，为欧罗巴诸国之冠。”（页239）“都城有公会所（议会），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上院），一曰乡绅房（下院）。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议员）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页235）在介绍日耳曼、瑞士等国时，书中使用了一些让守旧人士难以接受的评述，比如，“日耳曼为欧罗巴适中之地，似中国之嵩洛，其人聪明阔达，西土以为贵种。……殆西土王气之所钟欤！”（同上书，页156）比如“瑞士，西土之桃花源也。……惜乎，远在荒裔，无由渐以礼乐、车书之雅化耳。”（同上书，页161）仅止这些尚不足以引起保守人士的群起攻击。
该书对外国政制介绍最多、评价最高，引起非议最多的，莫过于对于米利坚和华盛顿的评论。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高度评价美国创立的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盛赞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丰功伟绩。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陈胜、吴广），割据雄于曹刘（曹操、刘备），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駸駸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同上书，页277）
米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同上书，页291）
《瀛环志略》介绍并推崇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开国领袖，可谓石破天惊。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徐继畬对美国政制与华盛顿的认识，有两种渠道，一是那位美国翻译及其他外国人士提供的资料、介绍的情况；二是他自己在无所凭借、无所参照、无所体验的情况下综合各方信息独立得出的结论。如是前者，就今天来看，说明这些外国人士提供的资料基本是靠谱的、客观的；如是后者，这显然反映了徐继畬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的远见卓识。
《瀛环志略》一经出版，便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在福州出初刻本时，“甫一付梓，即腾谤议”。徐继畬的朋友张穆曾经提醒徐继畬：“本朝舆图必应那（挪）居亚细亚图之上，……春秋之例，最严内外之防。执事以控驭华夷大臣而谈海外异闻，不妨以彼国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论，进退抑扬之际尤宜慎权语助，以示区别。……前明徐、李止缘未洞此义，遂而负谤至今。”（《㐆斋文集》卷三）张穆为徐继畬置中国地图於亚洲总图之下而担心。须知张穆并非守旧人物，而是一个杰出的地理学家。
清廷的一些守旧官员激烈攻击徐继畬，痛骂他身为朝廷命官，公开赞美外国元首，影射抨击天朝制度，与西洋传教士沆瀣一气。有史料称，宣宗“命纂为书，书成曰瀛环志略。未进呈而宣宗崩。言者摭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而删‘西方’二字劾先生，欲中以奇祸。”（《年谱》，页111）保守派文人史策先认为，该书“立论多有不得体之处。……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予初见此书，即拟上章効之。旋知已为同事者所纠，奉旨议处，书版饬令毁销。”（《梦余偶钞》，近代史资料，1980年，页219）他似乎未能站到诋毁徐继畬的第一线感到几分遗憾。
对徐继畬抨击最力者，莫过于晚清守旧官员兼文人李慈铭，徐继畬被撤福建巡抚，李慈铭因之幸灾乐祸：“阅徐松龛太仆继畬《瀛环志略》……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泰西诸夷酋，皆加以雄武贤明之目。佛英两国，后先令辟，辉耀简编，几如圣贤之君六七作。又如曰共主、曰周京、曰宸居、曰王气、曰太平、曰京师。且动以三代毫岐洛邑为比。于华盛顿赞其以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所有，直为寰宇第一流人。于英吉利尤称其雄富强大，谓其版宇直接前后藏。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其褫职也以疆事，而或言此书实先入罪案，谓其夸张外夷，宜哉。”（《越缦堂读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页480-481）用现在的话说，李慈铭担任御史期间，表面上是尽职尽责，其实是以“找茬”为乐趣，史书说他“性狷介，又口多雌黄”，整天在朝堂上抨击、参劾同僚，“大臣则纠孙毓汶、孙楫，疆臣则纠德馨、沈秉成、裕宽，数上疏，均不报（皇上不予理睬或采纳）。慈铭郁郁而卒，……”（《清史稿》卷486）
在一片谤议声中，只有王韬了解徐继畬的用意或心理：“中丞（徐继畬）莅官闽峤，膺方面之寄，蒿目时艰，无所措手，即欲有所展布，以上答主知而下扶时局，而拘文牵义者动以成法为不可逾，旧章为不可改，稍有更张，辄多掣肘，中丞内感於时变，外切於边防，隐愤抑郁，而有是书，故言之不觉其深切著明也。”（《弢园文录外编》，页363）
1858年8月31日，马克思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社论——《鸦片贸易史》。文中尖锐批评了当时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页587）
神光寺事件
道光三十年（1850），在福州发生的神光寺事件，成了守旧官员收拾徐继畬的导火索。是年6月，一名英籍传教士与一名医生，在英国驻福州代理领事金执尔的要求下，经候官县令批准，入福州城内神光寺租屋居住。徐继畬得知此事，立即饬令英人搬出神光寺，但金执尔却借故拖延。
此时，曾经的禁烟英雄林则徐病休在籍。他对徐继畬的处置措施颇为不满，在他的策动下，福州部分士绅蓄意扩大事态，一面满街张贴文告挑起事端（“某日定取夷人首级”），一面虚张声势雇集水勇准备动武。其实，在英人看到文告要求当局提供保护之时，徐继畬将计就计，“逼使”两个英国人很快搬出了神光寺。
林则徐对徐继畬并未放过。适值道光帝驾崩、咸丰帝继位的当口，林则徐利用清廷官员的权力之争，特别是利用守旧人士对《瀛环志略》一书的不满，挑动一些福建籍官员“致信京中，嗾令弹射，于是攻之者一学士、两御史，八月一旬之内，连奉寄谕三次”，又是“抚驭无方”，又是“袒护属员，徇庇汉奸”（《年谱》，页191、192），对徐继畬交章弹劾。
年轻的咸丰帝被这些奏折搅昏了头脑，先后责成前后两任闽浙总督刘韵珂、裕泰查实此案。前任闽浙总督刘韵珂于道光三十年（1850）8月20日上奏，在处置英人入住神光寺一事上，查知“徐继畬办理此事，不动声色，暗中筹划，……所办极为合宜。”他在奏折中批评林则徐等人“但知情关桑梓，不顾安危之大局。”刘韵珂反驳有关徐继畬“庇护汉奸”之说，“徐继畬虽至愚，谅不屑为此。”他反驳徐继畬“回护”下属之说，“徐继畬查照条约办理，并无错误，因何回护？”并将其对徐继畬诬告之处一一予以驳斥。（《年谱》，页186-188）
咸丰元年（1851）3月22日，新任闽浙总督裕泰上报调查结果称，徐继畬“复奏此案，尚无不实，亦无掩饰情弊……实无措置失宜，及迁延消弭之处”，且福州口岸“通商以来，……民夷贸易互通，自此均极相安，绅者亦无异说。”（《年谱》，页190）不仅为徐继畬澄清了事实，为其洗刷了罪责，而且客观、公正地汇报了徐继畬主闽期间的政绩。然而，也许由于信息传递太过迟缓的缘故，就在同一天，清廷竟以“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为由，革去徐继畬福建巡抚之职，剥夺了他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徐继畬从封疆大吏一举贬为太仆寺少卿，这个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竟然成为一名真正的“弼马温”，且是副职。
在鸦片战争中，徐继畬奋力抵抗英国侵略者，直接领导了反击英军对福建的进犯。在神光寺事件中，徐继畬基于对外情与内情的了解，不以微小事端酿成外交冲突，其对策是无可指责的。倒是林则徐顽固强调华夷之辨、一味坚持即刻驱离的思路，只会轻启边衅，引发战争。这其间，徐继畬曾与友人谈及事件之原委：“今年夏间有夷人租住城内寺屋一事，事本微细，……从容劝谕，本可了结。乃巨绅林少穆（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声势汹汹，几致酿成大事。”徐继畬认为，“英夷今年正在上海投文，天津赴诉，方欲挑衅生端，不可使之借口，劝绅士从容图之，大拂林少翁（则徐）之意，……”“英夷此时，并未露蠢动形迹，今忽先自张皇，是召之来攻，大为失计，不肯附合其说，愈得罪林少翁。”（《年谱》，页191）
徐继畬被革职进京，咸丰皇帝问及林则徐为人时，徐继畬对林的评价是客观的：“忠正，唯不悉外情，致误事机。”（《年谱》，页194）咸丰帝深为赞同。事后，咸丰帝对廷臣说：“徐继畬乃老诚人，何谓欺诈？”（同上）并指示他随时可以向朝廷提出建议。
翌年（1852）4月，徐继畬考虑咸丰帝登基不久，随即递交《三渐宜防疏》，一曰“土木之渐宜防”，二曰“宴安之渐宜防”，三曰“壅蔽之渐宜防”。其主旨是建议皇上防微杜渐，防范大兴土木，劳民伤财；防范养尊处优、骄奢淫逸；防范拒谏饰非，堵塞言路。咸丰帝看后，大为赞赏，“上特旨置之座右，时时省览。一时忠谠之声，满于辇下。”（《年谱》，页196）
神光寺事件，反映了我国长期以来的对外心态，有些观念至今仍是问题。一、是否进入国境的外国人都是侵略者和敌对势力？二、一味排外是否就是毋庸置疑、理所当然的爱国行为？三、强硬对外是否比理性对外更加爱国？神光寺事件如何解决，在职的徐继畬与赋闲的林则徐，二人之间只是心态不同、职责不同、应对策略不同，并没有什么抵抗与投降、爱国与卖国的区别与对立。我国近代史专家袁伟时曾经提出过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的问题，并就开放与爱国、排外与爱国进行过专门论述（《晚清大变局》，线装书局，2014年，页48、93、98），书中的论述对象也正是林则徐模式与徐继畬、郭嵩焘模式之间的对比。
贬黜岁月
然而，那些守旧官员仍然不肯放过徐继畬，又弹劾他在巡抚任内逮捕罪犯迟误。徐继畬终于被逐出官场，削职为民，凄惶孤独地返回了故乡，从此开始了长达13年的乡居生涯。美国学者龙夫威指出：“由于徐继舍和西方的联系，一个世纪以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才发现，徐继畬早已认识到，任何一个企图跨越中西文化之间的鸿沟，向国人阐明西方文明的现状和动态的人，都是要冒被当作乱臣贼子的风险的。”（《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页42）龙夫威在对徐继畬的长期研究中，他的思考逐渐深入到中国的基本国情。
徐继畬仕途的中断，表面看，是因其处理福建的外交事务所引起，但在前后两任闽浙总督刘韵珂与裕泰都曾上书朝廷，为之澄清与辩白的情况下，仍然受到错误严肃。其中的深层原因，人们知道那就是如何看待《瀛环志略》的文化价值问题。最根本之处是他在书中触动了朝廷上下已经朽枯、已经僵化了的“华夏中心”、“华夷大防”的政治和文化禁忌。保守派只不过以神光寺事件借端生事，蓄意挑衅，挟嫌整人而已。中国进入近代史，似乎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歌颂朝廷是为政治坚定，批评外国才是政治正确；倡导西学是为数典忘祖，赞美外国就是汉奸卖国。
恭亲王奕作为满清皇族，也算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人物，他也对当时朝野上下弥漫着的封闭僵化的思想与观念忧心忡忡：“西洋各国，雄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六）这也正是他通过两宫皇太后使得徐继畬垂暮之年再得重用的原因之一。
1852年末，徐继畬从四川直接返回故乡。然而，这个曾经的东南富庶之区的封疆大臣，竟然没有足够的余钱在故乡置办房屋和土地。倒是在四川担任主考官期间积攒的俸禄，才买下10亩地并盖了几间屋。
没有了公职，徐继畬也未能安享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的隐居生活。一年后，捻军抵近山西。徐继畬作为有名望的乡绅，又奉命组织民团抵抗叛军。徐继畬此时已年近花甲，要组织筹款、训练、侦察、协防等事宜，在南太行的崇山峻岭中行走，的确勉为其难，两年之后他终于因病辞职。
为了养家糊口（毕竟他有一个八口之家），1856年，他应邀到平遥的超山书院担任主讲。这个已遭贬黜的前官员，仍然心系朝廷。1858年，徐继畬听说首都缺粮，他竟然拖着病弱之躯，给朝廷写了一封建议书——《筹运西米策略》（即进口外国大米）。这样的文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遭到非议。有人对他的行为表示不解，他解释道：“不知其心头眼底，有‘死不瞑目’四字念念不忘也”，“欲效一喙之忠，竟无上达之路。”（《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页142）按照孔子的教诲，他本来应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他仍然认为，“唯此热血未寒，寸心不死，心中有欲吐之数言，关系安危大计，此言朝达宸枫，夕依秋柏，毫无遗憾。”（同上书，页143）诚可谓“位卑未敢忘忧国”。
在此后的几年里，他除了担任平遥超山书院的山长，还通过担任家庭老师、给人撰写墓志铭、家谱序等，挣点外快以贴补家用。在这期间，他还从事了许多学术研究与诗文创作，完成了《后汉书批注》、《两汉幽并凉三州今地考略》、《沿边十郡考略总论》等学术论著，并按自己的观念重新编纂了《五台新志》。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1848年的独立纪念日，美国政府决定在首都建造华盛顿纪念碑，向全球征集纪念碑刻与捐赠。1853年，由大清国宁波府与在地美国传教士署名，将徐继畬著述的《瀛环志略》评论美国政制与华盛顿总统的一段文字刻成石碑运往美国。这块石碑嵌在华盛顿纪念碑的第十层，碑文用端正的楷书汉字写成。由此，徐继畬成为外部世界的知名人士，后来甚至名列《世界名人录》。然而，这一切，身处三晋僻居之地的徐继畬并不知情。
在徐继畬回籍闲居的十几年里，他曾经效忠过的大清帝国发生了重大变故。咸丰十年（1860），由于英法两个强盗的贪得无厌，加之咸丰皇帝措置失宜，英法联军攻占首都北京，不仅抢劫焚毁了耗费巨额民脂民膏打造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而且与外国强盗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他当时并不清楚，由于清政府在这场被后人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疆域辽阔的大清帝国，竟然被来自北方的侵略者沙皇俄国侵吞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他当然也不清楚，奕詝这个曾经励精图治的年轻皇帝，竟然“驾崩”于逃亡之地——热河避暑山庄。
画像赠送仪式
清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同治皇帝载淳登基时只是一个五岁半的孩子，朝廷事务一开始决于两宫皇太后。在咸丰一朝经历了来自中外的狂风暴雨的冲击之后，清廷想起了徐继畬这个最早熟悉“夷情夷务”的老臣。同治四年（1865）农历闰5月，年逾古稀、身体病弱的徐继畬，接到皇帝让他即刻赴京的圣旨。他“不敢复辞，勉强扶病入京”。1865年10月，皇帝颁布谕旨，任命徐继畬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通称大臣），协助恭亲王奕处理外交事务。这年冬天，又授予其太仆寺卿之职，徐继畬这个曾经的副“弼马温”，不仅复职，而且终于转正。
1866年，为适应洋务运动的发展与对外事务日益复杂的需要，总理衙门重新刊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这部命运多舛的世界历史地理名著，成为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的“标准本”，此时距此书初刻，已经18年；较之日本1859翻刻此书，也已迟了7年。曾任户部尚书的董恂为之作序，“独服膺吾松龛先生瀛环志略一书”，其书“泱泱乎大风，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特不解当年见是书者，何以不尽谓然。”（《年谱》，页273）
1867年2月25日，应恭亲王奕的请求，皇上颁发圣谕，任命徐继畬以总理衙门大臣的身份兼职新组建的同文馆总提调（总管大臣），并免除其刚刚担任的太仆寺卿。同文馆是为培养熟谙国际事务与外交人才创立的教育培训机构。同文馆总提调实质上是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校的首任校长，这意味着，正是从徐继畬开始，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初创时期。
1867年10月21日，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卸任之前在北京举行仪式，向徐继畬赠送了一幅仿作的乔治・华盛顿的画像。仪式经过精心安排，出席仪式的有清廷总理衙门的官员，接任的美国驻华公使卫廉士等人。
蒲安臣在致词中高度赞扬中国文化：“你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是许多发明创造的母亲。造纸，印刷术，瓷器，指南针，火药，以及‘人民是力量的源泉’的格言，都是中国人民发明的。”接着他以较大篇幅阐述了中美两国的相通性：“你高度赞美过的华盛顿的经历和品格，与你们的国民有许多共同之处。象中国人民一样，他以农业为荣；象中国人民一样，他热爱和平，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才投入战斗；象中国人民一样，他坚信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由呼吸新鲜空气的平等权利；象中国人民一样，他坚持孔子在2300年前就提出的一个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华盛顿对这一伟大真理不仅不予否认，而且坚决肯定。”（《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页166-167）
徐继畬在致答词时，感谢美方向他赠送华盛顿的画像，同时指出，华盛顿“已成为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的贤德，已经成为联结古代圣贤和他以后各代伟人的一条纽带，因此，必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同上书，页168）
1868年3月29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评论，将徐继畬称为“东方伽利略”，文章称，随着《瀛环志略》的诞生，从此“中国历史悠久的地志体系，被这位东方伽利略改革了……对中国人来说，研究夷人历史，肯定险象环生，而这位地理学家，正直勇敢，不怕重蹈伽利略的覆辙”。
1869年3月27日，徐继畬以年老的名义辞职。他最后ー次返回自己的出生地。1873年徐继畬庆祝了他中举60周年，朝廷授予他饰有红宝石顶珠的头品顶戴。1879年3月30日徐继畬在家中寿终正寝，享年79岁。
结语
徐继畬的一生，作为官员，政声清廉，端严持重；作为学者，学养深湛，思想深刻。一生仕途，前期一帆风顺，后期坎坷蹉跎，但其结局是圆满的。就其学术而言，曾对中国和日本等国的近代发展历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然而，如同其生前遭遇的文化环境一样，一百多年来，古老中国的改朝换代，几番兴亡，潜存于国人内心深处的文化情结，并没有多少变化，这就是一百多年来我国发展进程脚步蹒跚的文化机理所在。虽然表面上事件不同，对象不同，口号不同，但一仍旧惯的文化心理与思想意识仍然蹈常袭故。这也是我国近代以来所有的变法、维新、改革、发展，进展艰难、成效不彰的内在原因。
1949年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徐继畬显然不可能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文革”中他很滑稽地沦为法家人物，似乎属于历史的误会），真正关注徐继畬其人及其《瀛环志略》，应当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不仅学术界推出了大批研究成果，即使国外的研究成就也受到了重视与关注。美国学者龙夫威的《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出版后，就曾引起徐向前元帅的注意，徐向前对此很感兴趣，曾专门让秘书郭春福将军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阅读。徐向前晚年还多次听取徐继畬研究的情况汇报，为徐继畬纪念馆、徐继畬研究会、《徐继畬全集》等先后题字，并欣然担任忻州市徐继畬研究会名誉会长。
1998年6月29日，正在我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对北大师生发表演讲称：从我在华盛顿特区住所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上有一个小石碑，上面刻着赞颂美利坚的话语：美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话并非出自美国人之口，而是由中国福建巡抚徐继畬所写。1853年，中国政府将它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我十分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克林顿还特别指出，这块汉字碑是“150年前美中两国关系沟通交往的见证”。
即使在当时，知道徐继畬其人的，也大多限于学界与地域（山西忻州）。正是通过克林顿访华的新闻报道，更多的国人才得知，早在100多年前、在中美交往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位率先开眼看世界的伟大爱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