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权以后，曾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场运动是建国前文艺界知识分子改造活动的延续和扩大化，建国前中共在文艺界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活动，又与20世纪初的“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在精神血脉上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对建国前中共在文艺界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活动的学理依据进行分析，便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脉动。
在全部文学活动过程中，创作主体无疑起着核心的作用，因为作品毕竟是作家精神劳作的结果，其面貌和艺术水平也完全是由作家的世界观、艺术素养和创造能力决定的。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分析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时，首先把文艺家的世界观（思想）改造即把他们的“立足点移过来”列为头等重要的问题，也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作家的世界观是支撑作家人生和艺术信仰的基点，其形成和发展既有历史、文化、社会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又有作家个体生活实践经验作基础，要改造它，短期内很难奏效，靠发号施令甚至强制性推行的方式更是适得其反。然而，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所谓“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宏伟目标终究难以实现。因此，《讲话》强调，“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1]，那道理也正在这里。
自“五四”新文化革命以来，文学发展和思想启蒙一直紧紧联结在一起，文艺家也一直处于思想启蒙者的位置。这种思想启蒙的结果却是收效甚微。个中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旧中国教育水平普遍太过落后，知识传播的范围十分狭小；另一方面是因为启蒙者所传播的文化理念、话语的言说方式以及他们的情感和立场，离民众的实际的生活（物质的和精神的）太远，现代生活与文化理念无法深入人心。就连最易走进民众的文学都一直停留在象牙塔中，不难想见当时思想启蒙影响的圈子会多么小。在此情形下，思想启蒙运动即使不被战争的进程人为地打断，几十年内恐怕也不会有明显的效果。在《讲话》之前，文学界就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在1938年《七月》杂志社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奚如提出，要坚持现实主义的路，重要的一点是“首先理解中国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语言，感情，希望。如能做到这一点”，文学才能真正走向大众化，并“为识字的人民大众所爱读，能理解”，他们所主张的思想才能为大众所接受。[2]1939年，齐同在《大众文谈》的文章中指出，如果“提倡‘大众文艺’的人自己还不免是‘小众’”，那么他们的思想“多半是走不出书斋来的”[3]。同年，冯雪峰在一篇谈“艺术大众化”的文章中也提到，知识分子在大众化运动中还要求得自身的改造，因为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大多接受的是“西欧和苏联的革命思想与艺术之可贵的影响”，“但多少还缺乏在广泛大众中之艺术的生根，同时大众中生长的现实的高贵而丰富的要素，并未被我们先进革命艺术全部地获得”[4]。但是，上述见解毕竟只是专门针对文艺大众化问题而发，因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讲话》却是代表了共产党文艺政策和法规的文本，其重要性和影响自然非前者所及。而且，《讲话》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建立在民族解放和未来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上的，它所论述的思想改造也是从一般知识分子范围上来说的，其深度和范围都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艺术问题，而具有了思想史的意义。
在《讲话》之后，许多文学理论家开始专门探讨创作主体（主要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作家，当时的文艺界把他们笼统地称之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这当然是《讲话》精神的延续和发展。集中说来，他们探讨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改造知识分子作家思想的依据，二是知识分子作家在社会生活中所应该处的位置，三是对知识分子作家角色的重新定位，四是改造的目标即知识分子作家的归化方向。
一
对于主体进行思想改造的依据，存在着这样几个方面的分析。
一种分析是从知识分子作家出身及由此产生的性格因素，论证了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就出身而言，黄药眠认为“大多数的中国作家一向生长在贵族的、或富裕的家庭，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经验，生活趣味都是和新兴的劳动者群距离得非常之远”[5]，因此，“如果我们想把这些贵族出身的文士转变成近代的文艺战士，那我们就得首先把他们的思想转变过来，并由思想的转变他才能够转变生活的态度，向新生活的道路上迈开他的第一步。如果离开了思想上的教育，光去提倡生活的改造，情操的改造，那完全是空谈和”左”倾的高调，而且这样一来，事实上，也就会使我们放弃了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6]所以，“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必须回到下层群众中去学习，去充实自己改造自己，直到它的理论和生活能贯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说他是搞通了思想”[7]。他还从作家出身所形成的性格因素，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进步性与落后性”，申述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是有他的进步性同时又有他的落后性的”[8]，就进步性而言，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找不到他们的位置，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左”倾的”，“反帝反封建的”[9]，但是，由于他们中“大多数出身于中上的家庭，生活比较优，因之在政治上也就比较动摇不定”[10]，“一般而言，在革命阵营中，知识分子是有其动摇投机的特性的”[11]。
黄药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文学家，深知思想改造的复杂性，认为这种改造行动不能用政治手段去解决。他在《思想和创作》一文中指出，“对于那些在文艺上有相当成就而在思想上还不够正确的作家们，我们所采取的态度，不应该是用‘意识之棒’去敲击他的头颅，而是应该更多注意这些作家的生活，精神的成长，从艺术之完整性上，从服务于最大多数的人类的立场上，去更多做些功夫”[12]。黄还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上一些不适当的提法表示了异议，提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见解，“现在有许多朋友提倡改造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无条件投降等，我想，如果能把中国知识分子底生活特点，心理状态，以及思想演进的过程加以具体的研究，是一件极有趣味的事情”[13]。黄氏此言很有建设性，可以设想，建国后中共高层领导如果采用这种思路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不但会对文艺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而且也会避免那场“反右”扩大化的悲剧。果真如此，那么这种研究就不仅仅“是一件极有趣味的事情”，而是一种对文艺史和思想史的发展都会产生积极影响和效果的学术活动了。
另一种分析是从知识分子作家的生活方式和由此产生的生活态度，论述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合理性。
知识分子（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是精神领域里的生产者，一般说来，他们喜欢并追求一种相对独立的生活环境，以此求得自由思考的空间；他们骨子里都有或多或少的精英意识，不大与水平比他们低或他们认为“不入流”的人交往；其生活状况由此也极易陷入下述情形：耽于空想、疏于行动，沉迷于思想的概念世界、相应脱离大众的生活实践。项黎（胡蝇）的《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也正是以此立论，阐述知识分子生活的苍白、缺乏对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的感悟。项黎认为，真实的生活应当是感性的生活，这种生活应当“是以听觉来接触五声，以视觉来接触五色，以嗅觉来接触五味，并且以敏感的心来接触七情的。真实的生活是有着对友人的爱，对仇人的恨，是有着大欢喜，大悲哀，大快乐，大愤怒的。真实的生活是这样的色彩缤纷的生活”。他指出，知识分子的生活由于脱离了火热的生活实践，于是他们的“思想就成了空洞的，浮游无根的东西”，这种“思想成为了围墙，把自己和其余的人隔绝了开来”，在此情形下所形成的知识分子的性格，有着巨大的缺陷：“沉迷于他的远大的理想，却对于日常生活毫不感到兴趣；空说着救人救世的主义，却对于邻人的苦痛无动于中；阐扬着改造全世界的计划，却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一件新鲜的事物毫不关心；发挥着自由平等的主张，却对于自己的太太也是一个独立的人这件事从来没有感到过”，因为他以为自己“已经从理论上给一切不幸的人找到圆满的出路了，他就可以不必理会任何个别的不幸的人了”。项黎批评知识分子“不是生活在生活中间，而是生活在思想中间”，“用脑子来生活得太多”，而“用四肢五官和心来生活得太少了”，他“茫然地追寻伟大的”东西，“却不去注意眼前的周围的生活”，在这种状态下，知识分子的生活无疑“已经死亡了”[14]。
于潮（乔冠华）甚为赞同这种观点，他在《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一文中，同样批评知识分子“思想得太多感觉得太少”，认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不但要求一种观察研究，实事求是的对事的工作精神（现实主义），而且要求一种注视现实，关切人民感觉世界的对人的生活态度（新人道主义）。要认真的改变这一个世界，就得要深切地感觉这一个世界”，他提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关键在生活态度”[15]。
于潮在后来继续发挥了这一观点，阐述了对知识分子进行生活态度改造的必要性。他在《方生未死之间》中分析说，“五四运动开始为中国知识分子解除了旧礼教的枷锁，忽视了改造中国知识分子生活态度的重要；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仅是要解除他们的旧礼教的枷锁，而且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态度；我们要改造中国知识分子，我们要改造人”。他在这篇文章中，再次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关键“是在生活态度”。于潮也论述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困难性，指出改造和转变知识分子思想的困难在于，“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建立一个健全的理论态度易，建立一个健全的生活态度难；建立一个健全的抽象的理智态度易，建立一个健全的具体的感情态度难；改变他们的思想易，改变他们的感情难”，“要他们在理论上同情人民大众易，在生活上‘用心去同情’人民大众难”，因此，在改造和转变知识分子的思想过程中，“‘心的教育’是这改造过程的最后一环”[16]。
项黎和于潮的分析，确实道出了知识分子性格上的特点和弱点，他们所批评的知识分子性格上的弱点，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的确大量存在着，对此毋庸讳言。恰如于潮所见，要改变知识分子性格上的这种缺陷，的确不太容易。因为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是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发展和形成的，因而要改变它也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有大耐心，花大力气，费大时间。《讲话》所谓“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17]，也正是缘此而发。对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的这一特点，可以说是当时文艺界的共识。黄药眠在《知识分子和个性解放的问题》一文里就说到，“知识分子改造”，“要完成这个任务”，“还需相当长的时间”[18]。
还有一种分析，是从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角度，阐述了文学艺术脱离工农兵大众的原因，并从40年代作家队伍成分的构成状况，提出了知识分子（作家）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雪苇在《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一书中指出，五四时期，“文学是被安置在现实的社会人生上面了，但是没有具体的方向，对我们这时代，这社会以及社会里的这些‘人’，都没有具体的认识，这就是‘五四’先驱者们的一般限界”[19]，而在以后的发展中，“整个左翼时期，文学‘为工农’问题没有得到实际的，彻底的解决：第一，对左翼作家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性，没有提出自我改造，根本对于这一点没有自觉的理解”，“小资产阶级观点、感情、趣味普遍的在作品里存留；因此第三，就没有产生真实的写工农兵的作品”[20]。雪苇还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榨，广大劳动大众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1940年代虽然是以工农联盟为主导力量的新民主义革命的时代，但表现这一时代的作家却几乎“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以上”，即“时代是工农兵的时代，唯一写手却不能不是‘素味平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便是问题的实际，也就是问题的症结”，“因此，我们新文学的建设工作，不得不全部放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作家身上，而且非放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作家身上不可”[21]。
既然“新文学的建设工作”“非放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作家身上不可”，那么作家的思想改造就是历史必然且是唯一的选择。为此，作家“非从里到外来个‘脱胎换骨’式的变化不可，而且‘责无旁贷’，因为此刻并没有别的料子”[22]。雪苇指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一切小资产阶级观点和感情都得改变”，“第二个是语言问题要克服，要学习用他们那一套来抛弃知识分子的这一套；第三个是一切作风甚至日常生活习惯都要改变，要和他们在日常生活上不发生冲突，被他们看待‘顺眼’。诸如此类的一些改变，就不得不引起整个自身底深刻的与全面性的变化”[23]。雪苇的意思很明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一种自我的精神改造，其实质就是要使作家在思想、情感、话语方式甚至生活习惯等方面归化工农兵大众，主动认同工农兵大众的价值观念。雪苇强调，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正确理解、正确掌握、因而能正确表现工农兵人物的目的”，换言之，“自我改造不外是为了完成文学写作上的任务，其目的并不在自我改造本身”[24]。
“自我改造不外是为了完成文学写作上的任务”，这也是《讲话》的初衷。可惜，由于”左”倾因素的影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政治色彩在后来逐渐加浓，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越来越超出文艺领域的范围，把知识分子的情感问题升级为对新生政权的政治态度问题，使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建国后文艺界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导致大批作家艺术家罹难，就是这一问题畸形演变的结果。
二
对文学艺术家的角色位置的思考和定位，构成当时文艺界探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又一重要问题。
于潮从思想史的角度，说明知识分子在传统历史中，始终疏离于劳动人民之外，其思想不入于儒，则入于道，不是心系庙堂，就是寄情山水。他们对劳动人民的生活缺乏关心的态度，因为在本质上他们不属于劳苦大众一族。“一般的说，中国士大夫在过去向来分成两派：在朝的庙堂之士，在野的山林之士，儒家学说支配庙堂，道家的思想支配山林；在朝时儒家，在野时道家，儒家道家相互为用，本无轩轾。不过，从另一方面看，道家无形的影响却有甚于儒家有形的支配”。于潮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在推翻旧的文化体系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五四运动批判了儒家，放走了道家”[25]，故此，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骨子里仍然难以祛除两眼向上、脱离大众的痼疾。
于潮之论是比较符合中国文艺史实际的。因为在中国传统艺术史上，道家思想对艺术家精神的影响，确实要比儒家大得多；“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对道家思想也确实只字没提。道家的无为思想，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也不乏拒绝和统治者合作的一面，但在这种心态支配下的知识分子，由于其“万事不关心”的出世生活态度，只顾逍遥游于自己的精神天空，而对地上的劳动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这样就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了统治阶级事实上的支持者和合作者。此外，知识分子虽然缺乏“恒产”，并以此有别于那些始终权柄在握的统治者，但他们总是有机会跻身仕途，即使在被逐出庙堂之后，也往往是“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26]，或“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27]。即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始终停留在统治阶级一面，即使在某些情况下，知识分子被逐出统治者享祭的殿堂，似乎一下成了“多余者”，但在实质上他们仍然是统治阶级中的成员，只不过暂时成了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因而，在思想感情上他们也不会想劳动人民之所想，在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更不可能和劳动人民相一致。
胡风对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和立场问题，做了专门的分析。胡风指出，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就一直没有脱出帮忙或帮闲的身份”，“在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士或儒生的，他们最高的人生理想要约地表现在‘学而优则仕’和‘劳心者治人’这两条经典里面……就是一生做不到仕或治人的地位的三家村老夫子罢，他所信奉所宣传的依然是治国平天下那一套意识，他所追求所赞颂的依然是能仕能治人的那一种地位”，而“到了所谓海禁大开，知识分子就以学校出身为标准了……所谓混资格，混文凭，以致镀金镀银的说法所表现的心理，实际上都不外是为了取得待价而沽的身份罢了”[28]。胡风认为，在现代社会，“世界上决没有不发生客观效用的专门学识或专门技能”，任何种类的知识都“决不会不是对于某一社会层的服务的”，“专门家或专门人才还没有能够离开政治的人事关系而以专门见重的地步”。胡风认为，在知识分子中间，也有少数人站在人民的立场，代言人民的愿望，走上“对于统治者的坚决的反抗而与人民的要求相应”的道路。在现代知识分子中间，除了少数的叛逆者，“许多知识分子从人民的立场或接近人民的立场不几回合就转变成了积极的反动者”。概言之，知识分子在统治者和人民大众之间，“不倾向于彼即倾向于此”，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29]。
胡风发表这篇文章时，正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家在文坛上非常活跃的时候，因此，该文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对于人们廓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家在政治上给人们带来的一些错误认识，具有很大的帮助。在胡风的这篇文章中，隐含着两个逻辑推论和一个结果。逻辑推论之一，就是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没能彻底站在人民大众一边，他们在思想上和情感上更多地倾向于统治者一方，从古到今皆是如此；逻辑推论之二，就是知识分子在政治道路上走不通中间路线，要么与人民为敌，要么与人民为友。其逻辑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未来文化建设事业中，必须改造（知识分子）作家。
在胡风的论述中，有一点需要人们给予注意和反思，那就是“不倾向于彼即倾向于此”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当然是面临生死抉择的战争环境下的产物，在战争年代自有其合理性所在。因为在敌我双方的生存斗争中，任何一方在政治意识上的迟钝和麻痹，都可能为敌所用，并被对方置于死地。故此，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理论，其是非判断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以政治立场和倾向为标尺，也在情理之中。抗战初期，郭沫若著名的论断“对于抗敌理论嫌其单纯，嫌其重复的那种‘反差不多’的论调，或故作高深或高尚的理论以渡越流俗的那些文化人，事实上是犯着了资敌的嫌疑”[30]，就是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典型体现。不过，这种思维方式会产生一种相当可怕的逻辑结果，即“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解放后，整治胡风的人遵循的也就是这种逻辑公式，这大概是胡风所始料未及的。在某种意义上，胡风个人蒙冤也确实带有“请君入瓮”的悲剧意味。
1940年代末，即共产党在夺取全面胜利的前夕，对作家（包括一般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探讨更加集中和明朗化，从许多文章的标题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1949年1月，由光华书店出版的夏征农著《新形势下的文艺与文艺工作》一书，第六章《文艺工作者的自我改造及其前途》，就是专门分析新形势下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的。同年5月，香港求实出版社刊印的黄药眠的《论走私主义的哲学》一书，第一篇同名文章里，用了两节文字专门探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第一节的题目叫做“中国知识分子的进步性与落后性”，第四节则名为“知识分子和个性解放的问题”。同年9月，上海永祥印书馆刊印的司马兰火著《新民主主义文艺的实践问题》，第二章《论作家自我改造》，也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文字。同年，中国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编印的《文艺卅年》一书，其中的所有文章都是围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一问题来谈的。这一点也能从文章的题目中看出来：《追形势》（杜埃）、《谈知识分子的包袱》（韩北屏）、《眼睛向下》（秋云）、《来个思想翻身》（李门）、《跟上现实的脚步》（丹木）、《检查自己》（薛讪）、《新中国与职业作家》（公木）。
理论是实践的意识形态反映，从当时现实的需要出发，红色政权为了增加自己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必要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认识，而在认识问题上最容易存在分歧的人中间，无疑是以文学艺术家为代表的人文知识分子。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探讨，只不过是为了扫清政治发展道路上的思想障碍，这也是共产党为在将来巩固自己作为执政党的地位、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思想所采取的一个必要的步骤。从人类发展历史上看，任何一个阶级在夺取政权前，都要通过相应的舆论伸张本阶级夺取统治权力的合理性，而在夺取政权以后，首先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统一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观念，申述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者的思想，知识分子又是思想和观念的生产者，在未来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如果与之相匹配的主流意识形态竟然是与工农大众格格不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它所表达的观念代表的竟然是无产阶级以外其他阶级的利益，那岂不是滑稽而荒唐的事情？这才是要从思想上改造知识分子的实质性所在。
三
知识分子需要来一个彻底的思想改造，这在1940年代的人们看来已经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了。与此相应，对知识分子的地位也需要重新定位。在这一问题的看法上，当时的文艺界主要是按照《讲话》所暗示的一个标准来看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的，“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即作家（知识分子）的思想格调和趣味实际上比工农大众还要低。在此情形下，作家（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的角色发生了彻底的颠倒和移位，他们由旧时代思想的启蒙者，易位为新的时代和形势下的被启蒙者。
中共执政前夕，在这一问题的探讨上，“左”的成分越来越重，知识分子被定位为具有“旧社会的各式各样的弱点与毛病”与“劣根性”的“寄生虫”[31]，并被警告“应该记住自己的弱点，时刻警惕自己的包袱和尾巴”[32]。他们已经由原来作为统战的对象，变为彻底的被改造的对象。夏征农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满身满脸都是龌龊”，所以“在革命的进程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只能是从属，只能是工农兵的服务员，而且只有这样，革命对伍中才有他们的地位”，这就指定了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阶层中的位置。他还提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时时洗脸抹身，自己洗，让群众帮助洗，让党帮助洗。只有这样经过不断的改造，才能希望改变成为一个合格的服务员”[33]。夏征农是当时中共高级文艺宣传干部，他的看法，应当说代表了中共高层领导者的意见，或者说体现了中共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主张，是有相当的权威性的。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在当时红色政权及未来新的国家政体内所处的被启蒙和被改造的位置已经相当明确了。历史仿佛漫不经意地和知识分子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昔日因“劳心”而跻身于“治人”者阶层，今日恰因为“心”的问题而成了以往“治于人”的“劳力者”改造的对象。解放后进行的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至此已初露端倪。
由知识分子所处的位置不难看出，他们的归化方向或者说出路别无选择，那就是无条件地投身于工农大众的生活实践中去，接受他们的生活观念、他们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标准，并把自己的个性收敛，使之融汇于工农大众共同的生活习惯之中。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作家的个性化问题。
在战争年代，更需要一个统一的集体意识以加强群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文学艺术领域，强调艺术表现的非个体化倾向也是顺应当时的社会潮流的。延安整风时期，周扬在此方面发表意见说，“解放个性曾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中心主题，起了它在反封建的思想革命上的巨大作用，但是现在却早已不是易卜生主义的时代了……个性应当从属于集体，最好的个性是应当集体性表现得最强的”[34]。尊崇集体理性、排斥个人本位，这在中国本来就有着强大的传统，因此，文学艺术领域中对作家个性的排斥和压抑不但没有遭到反对，反而得到许多文艺界人士的拥护，这一情形在1940年代末表现得尤为突出。杜埃在《追形势》一文中提出，知识分子进行思想自我改造的“第一步，恐怕就是要向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坚决地告别，建立一种在新的工作环境下有纪律性的紧张而严肃的生活方式，任何的散漫，松懈，安闲，享乐，小天地，个人主义的爱好，都将不适宜于新环境下的工作要求”[35]；薛讪在《检查自己》中强调，知识分子“应该非常严厉地规定自己……去除掉个人主义的一套”[36]；公木在《新中国与职业作家》里说，“在新社会里，思想的指导是集体主义，创作方法是新现实主义，作家的任务是在于自群众中发掘一切新英雄主义新人道主义的优良品质，藉自己的作品将其加以表扬从而又回到群众中去，教育群众。”[37]凡此种种，都把集体意识视为作品创造主体所必须遵从的首要社会规则。
对集体意识的强调不仅表现在对作家个性的要求方面，也表现在对文学本身的定位和文学批评的标准等方面。楚阳在《文艺创作与生活实践》中提出，在新的社会环境里，“文学再不是自我的表现，而是时代的表现，也再不是个人的事业，而是民众的事业”[38]。由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中提出，“作家的真实感受”，“只有和广大群众的感觉取得一致时，艺术才具有其客观的真实性”，该文还提出，当时文艺界在“思想上的混乱状态，主要即是由于个人主义意识和思想代替了群众的意识和集体主义思想”[39]。刊发该文的杂志《大众文艺丛刊》是中共高级领导人周恩来亲自过问的一家左翼刊物，它的倾向基本上可以体现出中共的文艺政策导向。在集体本位彻底取代了个体本位的情形下，以张扬个性为特点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法，自然没有了容身之地。浪漫主义在40年代渐至悄无声息，由此便可以得到理解。
40年代文艺界对创作主体的角色问题的反思和讨论，就外部因素而言，它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客观需要，就内在因素而论，则是文艺家追求新生的自觉追求。这不仅是文艺家摆脱以往的生活观念和文学观念、树立新的世界观和文学观的基本前提，也是他们创造新的文艺形态的基本前提。我们在对这种反思和讨论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还应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在这种讨论过程中，大部分理论家只是强调工农大众的进步性，而忽略了他们身上所存在的缺陷，那就是他们承袭的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中的毒素。用胡风的话说就是，“他们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和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40]。可惜，胡风这一认识不仅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同，而且还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
其次，在这种反思过程中，有的理论家演绎《讲话》里的有关观点和说法，过于夸大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们的缺点，抹煞了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贡献和作用，否定了他们追求进步、积极靠拢工农大众的历史，这种定性在客观上会挫伤他们继续追求进步的积极性，无疑也会引起他们在思想上的抵制情绪，使得作家的思想改造在实际结果上很可能适得其反，或至多收到一些表面的效果。作家周立波和何其芳在延安整风时期所作的检查，就是典型的例证。周立波在《后悔与前瞻》一文的前半部分说，“在过去，我到过前方，也到过乡下……是‘做客’……我敬爱战士，但止于敬爱，对于他们的生活，心理和情感，我是毫不熟识的”，这实际上不过是对《讲话》中所谓文艺家对工农兵大众“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的说法，作一次现身说法的注脚。而在最后所说的“我走了错误的一段路……后悔已无及。我只希望……到群众中间去，脱胎换骨，‘成为群众一分子’”[41]，更是带有政治表态的成分。何其芳在《改造自己，改造艺术》一文中说，“严格地说来，我自己就是一个文艺还没有真正成为我的行的人。我一直还没有用正确的态度搞过文艺”[42]。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作家本人的创作历史，因而其态度的真实性也大可怀疑。
再次，过于强调集体性而排斥和压抑作家的个性，在客观上是不利于艺术创作的。因为，艺术创造是最为个体化的精神创造活动，强求一律地让作家顺从工农大众的生活习惯、完全放弃自己的个性和审美选择，同时又要求他们创作出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无疑于要求鸡生出鹅蛋来。解放后，曹禺创作水平下降、沈从文封笔改行之类的情形，显然与此有关。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不存在异见。胡风的看法就是与此相反的意见之典型的一例，只不过这种声音在当时过于微弱，难以产生相应的影响。尽管如此，它还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另外一个视角。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1948）一文中指出，虽然“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但是，“第一，由于中国社会近几十年的激巨的变化，知识分子有不少是从贫困的处境里苦斗出来的，他们在生活上和劳苦人民原就有过或有着某种联系。第二，在这个激巨的变化里面产生了民主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知识分子有不少是在反叛旧的社会出身，被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斗争和社会斗争所教育出来的，他们和先进的人民原就有过或有着各种状态的结合。第三，他们大多数脱离了原来的社会地盘……变成了所谓下层知识分子，从小资产阶级变成了劳力出卖者，不得不非常廉价地（有的比技术工人还不如）出卖劳力，委屈地（所学非所用）出卖劳力，屈辱地出卖劳力，在没有所谓职业保障的不安情形下出卖劳力，这就击碎了他们的愿望或幻想……有可能正视以至走向广大人民的生活或实际斗争，有的甚至是抱着狂热的渴望或带着真实的经验，也就是和人民结合的内容的。那么，就这样的具体内容看，说知识分子也是人民，是并不为错的。这样才能理解知识分子革命性的物质的根源”[43]。此外，胡风还指出，在中国最初的思想革命中，正是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输给无产阶级，给他们带来了指导自己政治斗争的理论武器。随着革命的深入，无产阶级的觉悟提高了，“人民的力量强大了，但知识分子却是思想主力和人民之间的桥梁，开初是唯一的桥梁，现在依然是重要的桥梁。那么，就这样的具体内容看，可以说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先进的”[44]。
胡风的分析立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实际，而不是带有很大随意成分的定性的评判，这就比当时一般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和分析更为符合事实，也更能让人信服。而且，把知识分子视为人民的一部分，而且是具有先进作用的一部分，是胡风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理论家的深刻之处，这一认识远远超出了当时文艺界一般人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只是这种思想在当时根本不为人注意，如果它能够被中共上层人物所接受，建国后的“反右”悲剧也许就不会出现了。
注释：
[1]、[1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814页。
[2]《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座谈会记录》，《七月》，1938年第3卷第1期。
[3]齐同：《大众文谈》，《理论与现实》创刊号，1939年4月15日。
[4]冯雪峰：《关于“艺术大众化”——答大风社》，《抗战文艺》，1939年第3卷第9、10期合刊。
[5][6]、[7]、[12]黄药眠：《思想和创作》，《论约瑟夫的外套》，香港人间书屋，1948年8月，第63——64、66-67、70、66页。
[8]、[9]、[10]、[11]、[13]黄药眠：《中国知识分子的进步性与落后性》，《论走私主义的哲学》，香港求实出版社，1949年5月，第1、2、3、4-5页。
[14]项黎：《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中原》创刊号，1943年6月。
[15]、[25]于潮：《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中原》创刊号。
[16]于潮：《方生未死之间》，《中原》，1944年第1卷第3期。
[18]黄药眠：《论走私主义的哲学》，第14页。
[19]、[20]、[21]、[22][23]、[24]雪苇：《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光华书店，1948年4月，第8、26-27、61、63、74页。
[26]范仲淹：《岳阳楼记》。
[27]《庄子·杂篇·让王第二十八》。
[28]、[29]胡风：《关于“善意的第三人”》，《逆流的日子》，希望社，1947年3月，第157、158页。
[30]郭沬若：《抗战与文化》，《自由中国》第3号，1938年6月20日。
[31]韩北屏：《谈知识分子的包袱》，《文艺卅年》，中国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编印，1949年，第86——87页。
[32]、[35]杜埃：《追形势》，《文艺卅年》，第83页。
[33]夏征农：《新形势下的文艺与文艺工作》，光华书店，1949年1月，第44页。
[34]周扬：《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此文原刊于1942年7月28日《解放日报》），《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海洋书屋，1948年2月，第24页。
[36]薛讪：《检查自己》，《文艺卅年》，第100页。
[37]公木：《新中国与职业作家》，《文艺卅年》，第104页。
[38]《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论文集），上海新生书局，1949年6月，第20页。
[39]《文艺的新方向》，《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3月。
[40]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希望》，1945年第1卷第1期。
[41]周立波：《后悔与前瞻》，1943年4月3日《解放日报》。
[42]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1943年4月3日《解放日报》。
[43]、[44]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全集》第3卷，第525——526、526页。
原载《思想文综》2005年第9辑
